人类的口语由来已久。早在文字发明以前，口头的言语就在传递信息，表达情感。祖先的事迹、民族的历史、个人的经验等，以神话、歌谣、传说诸形式口耳相传地分享和传播。这种原始的耳提面命，在传播的过程中，几经修饰和剪辑，可能叠映成一部丰富的“层累的历史”，在疑古派大张旗鼓声讨其真实性的同时，口述历史所保存的史料——如《荷马史诗》中有关特洛伊的传说——却为现代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所证实。
　　“十口相传”是为“古”，人类最初的“讲古”实践，并非着意虚构的故事，而是薪火相传的历史回声。英文Hisrory一词可追溯到希腊语词Historia，该词的词义是调查、访问和询问一位目击者。古代史学与口述史料的密切联系由此可见一斑。
　　在王国维的时代，他倡导“二重证据法”——即“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证的研究方法，对2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透视残存的实物，我们可以穿越时空，追寻那逝去的时光，重构历史的来龙去脉。但是，当事人切身切肤的经验呢，那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情感呢，那当代人最私密、最个性的解读呢……所有这些，似乎都还养在深闺，身藏幽暗之中，是宏大的历史叙事中阚如的鲜活的章节。
　　而口述历史应运而生。1938年，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亚伦芮文斯开始有目的地开创“口述历史”(Orol Hisrory)的研究。当时，他在美国采访各国难民，包括一些欧洲革命后流亡到美国的贵族，二战给个体的生命投下的阴影因之得到直接的、当下的反映。对中国人来说，哥伦比亚大学的唐德刚先生更显亲切，他通过张学良、胡适等人的口述的中国现代历史的片段，给内地的中国人带来惊奇。在撰写的千篇一律的历史面孔前，口述的历史竟然如此清新、生动。除了阐释历史事件的真相，口述历史更多的是关注个体的经验——而在记忆中复活的过去的经验，已然不是一个人的经验，而是一代人的经验；不是一代人的经验，而是许多代人积淀的经验。
　　在《胡适口述自传》中，唐德刚给我们透露了口述历史的门径和路数，也反省了口述历史的长处和陷阱。当唐德刚揣着录音设备跑到胡适公寓的时候，胡适年事已高，唐德刚想的是抢救历史——“‘胡适’的大名一天天向历史的海洋下沉之时，我们和他老人家原先很熟识的人，乘大家记忆犹新之时，写一点对他的观察和感想，实在是义不容辞的。”当时，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曾访问了中国名流十余人，因受访者的教育背景、工作习惯、故事内容各不相同，加之访问者的教育背景悬殊很大，各个人的“口述历史”的撰录方式也人人不同，有的是夫子自道的口授，有的是茶余酒后的闲谈。唐氏认为，“对话”比“讲课”更有价值。除了对话的逻辑深入，他还备有大纲，以便临时作为论题的建议。而胡适口述的内容，偏重于论学，并以在美国大学治汉学的研究生作为想象的“将来读者”。而记录“口述历史”，难免笔者有“己意出之”的地方。因为当年在国外时间居多，在对话中，胡适常常询问战时教育的状况，并鼓励唐德刚写下来，保存这些最好的战时教育史料。从胡适告知的称谓趣闻——以前的大陆时代的青年，称呼“胡适之先生”或“适之先生”：而二度访谈后，不谙古礼的台湾青年径称“胡适先生”一一唐德刚总结说，这标志了胡公一生的两个阶段：“适之先生”是开五百年文化新运的一位大师、老祖；而“胡适先生”则是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偶像。
　　借助唐德刚的经验和效果，我们大致可以这样归纳：口述历史是受访者与历史工作者合作的产物，它利用人类特有的语言，利用科技设备，双方合作谈话的记录即是口述史料，整理这些口述史料，可以得到个性化的口述历史。口述历史的功能与价值已毋庸景疑。当录音设备可以记录话语的流动，口述的历史就有章可循了；当影像的设备能够传达音容笑貌，历史类的纪录片，也一改之前一贯到底的解说，同期声的运用如虎添翼。历史无法逆转，也很难整体复原，但是。就算面对贫乏的历史影像资料，口述历史也为纪录片的表现形式打开了一扇门——透过这扇门，话语充满了生命，个体的存在和社会发展的本质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追随个体，在“大众”面前亦步亦趋，是不是就能担保成就一部优秀的历史纪录片呢?具有反省意识的马克斯·奥尔菲斯敲响的警钟振聋发聩：“如果把生活用来追随大众，你所看到的一切只能是他们的屁股。”在《悲哀与怜悯》中，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一反以往那种混合解说和资料片段的做法，而是通过一个个目击者的通常是相互冲突的叙述来凸现历史。他问了一些绝大多数人羞于启齿的问题，展示了每一个人关于历史的版本，由此，戴高乐曾经宣扬的抵抗组织反对纳粹德国的神话岌岌可危。
　　但是经历过痛苦的人们，却忘却不了他们的痛苦。作为见证人，他们站出来说话的时间不多。说话就存在，不说话就接近话语和沉默的边界。拍摄于21世纪之初的《死营革命实录》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口述历史的范本。在半个世纪以后，再去追踪昔日的集中营起义事件，影片并没有滥用似是而非的影像资料，只是把镜头对准当年事件参与者的讲述，而当年的恐惧，由恐惧产生的无畏，都坦白直陈：“——朗拿先生以前没有杀过人?……没有，我连苍蝇也没有杀过一只……是现实逼迫我们这样做，我们知道如果不行动，我们就会像其他人一样给杀死了…一死了那么多人，终于可以替亡魂报仇……我个人认为被派去杀死德军，是一种荣耀……(在集中营里)当你把一个德国士兵给杀死了，他丧尽天良，杀人无数，你当然会高兴了。”这是经历了生与死的体验，它和片尾“冗长”的死亡名单一样，令人震撼!甚至可以这么说，正是因为有了有血有肉的个体的经验，统计数据才不仅仅是冰冷的统计数据。
　　随着纪录片的平民化，摄影机的镜头越来越多地对准了普通民众一一对准被侮辱的被损害的大众，远远比对准被蛊惑被煽动的大众，更可以得到真实的保证。
　　1978年，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纪录电影《扬眉剑出鞘》：1976年4月6日，群众自发在天安门前哀悼逝世的周总理，遭到“四人帮”的百般阻挠。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不可能有影像资料，只有大量民众提供的照片。影片在表现“四人帮”对哀悼群众的迫害时，采访了部分受害群众。受访者在镜头前讲述不久前那一天自己的遭遇，每个人简要介绍自己的身份，讲述被投进监狱的经过。他们的话语不多，但是饱含着自己的血泪，而受访者在那个年代面对镜头的拘谨，更是给讲述赋予了真实的生命。
　　2007年的纪录电影《南京》，用口述历史娴熟地贯穿全片。影片中采访到的亲历者都已年过花甲，表现他们的记忆，过去就从中透露出来。他们积压心胸的屈辱，是战争留给个人的影响。讲述的事件没有重复，侵华日军的暴行却“叠加”出来了。随着问题的深入，口述者的表情、语速也在变化，或掩面而泣，或哽咽无语……那些泣不成声的讲述，那些不由自主的表情与肢体动作，更是充分地展示了历史的回响——这些历经沧桑的历史见证者，他们的讲述是又_一次痛苦的经历，记录他们延续至今的痛苦，也就是记录了战争的残酷。观众从口述者的表情和语言中体验了他人的痛苦。这样，口述历史就不是对历史的简单回忆，而是感同身受地分享他人的知识和情感体验。
　　当然，口述历史因为是通过历史当事者对自己人生经历的回忆，然后经过后期的加工、整理、剪辑完成。这样的流程本身，自有本身的局限：久远的历史事件，谁能够参与并幸存下来呢?再则。口述者可能年事已高，记忆模糊，或词不达意，或者对历史事实产生自觉或不自觉的主观“遮蔽”，为了洞悉事实，要警惕单一的受访者单一的回答，争取在多棱镜中凸现多种回忆或聚焦或矛盾的内在关系。另外，好的讲述以好的提问为前提，访谈者提出的问题不能全然按照事先的提纲，而是宣将剩勇追穷寇，把口述的历史导向深入。而影像中摄入的表情和动作，不仅增加历史信息的容量一一当前的访谈转瞬可以成为历史，还能直观地表现口述历史对当前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