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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董级的江南名园,与5年后在浦东开门揖客的迪斯尼乐园,如果以门票收入这项硬指标来能比对的话,是没有意义的,但如果放在文化层面来考量,或许会有点意思,一老一少遥相呼应而不是相互排斥,才能体现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多样性和多元取向。
海上名园的生与死
与人们期待已久的迪斯尼乐园落户浦东的爆炸式报道相比,海上名园豫园庆祝450岁生日的消息就像一片羽毛飘落在水面上。庆祝活动包括一个书画善会百年华诞书画纪念展,一场在古戏台上的文艺演出,书画善会也在中断了六七十年后的这一天宣告恢复。
理由很简单,迪斯尼将在很多方面改变上海,而豫园,它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维护原貌是铁的原则,而要通过它来影响社会快速转型期中的人们,是不切实际的奢望。那么纪念它的生日又何有意义呢?
豫园管理处主任臧岭对记者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延续上海的文脉。
是的,豫园的存在,对上海这座现代化速度过于迅猛的国际大城市而言,不仅小心翼翼地保留了可供想象的明代士大夫生活场景,还以古典园林和明清建筑的载体,有节奏、有风度、有诗意地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消逝了的社会形态,以及主流文化的表现样式。
豫园是明代潘家造的。潘家在上海是数一数二的豪门世家,潘允端的父亲潘恩,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和刑部尚书,后来任南京工部尚书,掌管南方的工程建设。他两个儿子(另一为潘允端之兄潘允哲)也是进士出生,故而潘家有“一门三进士”之誉。潘恩辞官告老还乡,潘允端为了让老父安享晚年,从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起,在自家住宅世春堂西面建造园林。取名豫园,寓意“豫悦老亲”。建成后的豫园规模宏伟、景色佳丽,占地70余亩,园内有亭台楼阁几十幢,特别是至今完好的大假山,由明代造园名家张南阳精心设计并参与施工,这也是张南阳存世的唯一一件作品。
时人将豫园与日涉园、露香园并称上海三大明代花园,称赞它“奇秀甲于东南”、“东南名园冠”。但潘允端去世后,潘家迅速衰败,园林修缮和管理也勉为其难,明末清初,潘家后人将豫园分割后出售。此时的豫园已杂草丛生,乱石横卧,一片荒凉。正应着《红楼梦》里一句话: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坍了。
一晃到了清康熙四年(1665年),几个士绅着手修复厅堂和书院。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有几位富商接手此事,又花了20多年时间,重建三穗堂、萃秀堂、致远堂、莲厅、快楼、点春堂等楼台,为方便行事,后交给城隍庙一并管理。
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豫园之所以珍贵,盖因它经受了几次大破坏而奇迹般地复生。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国军队进入上海县城的核心地带,将西园占领后用作军营。第二次是在清咸丰三年(1853年),上海小刀会首领刘丽川和陈阿林将点春堂当作指挥部。起义军失败后突围出城,清兵涌入城内烧杀抢掠,豫园再次遭到破坏。第三次是清咸丰十年(1860年),豫园成了洋枪队的兵营,内园居然造起了西式兵房。
三次浩劫之后,废园杂草丛生,乌雀乱飞,后来整个园林被上海20余个工商行业占用,整个上海有差不多一半以上的公所设在那里。
1937年“八一三”爆发,日军向上海居民区投掷炸弹,其中一枚将园内的玉华堂炸毁。同时,方浜路(今方浜中路)至民国路(今人民路)之间地带被划为难民区。在南市的100多座私家园林几乎都在此时毁于兵燹。
建国后,亭台破旧、假山倾坍、池水干涸、树木枯萎的豫园回到了人民的怀抱。1956年有关方面在调查历史遗迹时发现
豫园内部有小刀会起义的旧址点春堂,建议加以保护修缮。同时文管会专家又建议,豫园是一座江南名园,不妨将点春堂周围的亭台楼阁一并修缮,于是修复范围扩大到整个豫园。但周边店铺林立、民居麇集的现实难以改变。
1986年,在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的提议并自荐下,分三期对豫园东部进行整修,两年后整座园林归于和谐,园景大为开阔。
豫园曾经是“三个中心”
许多人也许并不知道,豫园其实是上海昆曲的发祥地之一。明万历年间,正处在南戏(传奇)取代北杂剧,昆山腔和弋阳腔革新的时代,是我国戏曲史发展颇为重要的岁月。此时的上海,也得风气之先,大多数封建士大夫家庭陆续成立起私家梨园戏班——家乐。潘允端对昆曲也十分雅好,在家蓄养戏班,演出的戏曲,大都由南戏替代北杂剧。在潘允端亲自督导下,能演好几出大戏,并曾被县令多次借用。正是由于这种热情,潘允端成为昆剧初创时期有史料记载的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之一。
海上画派的形成与豫园也是分不开的。清末的上海,是全国画坛的重镇。当时在老城厢一带有不少书画社团存在,比如萍花书画会、飞丹阁书画会、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宛米山房书画会等。1909年豫园书画善会成立,成为海上画派的“大本营”。会员中有虚谷、赵之谦、任颐、高邕之、钱慧安、吴昌硕、蒲作英、张善孖、陆恢、王一亭等。书画善会订立章程,将各家书画陈列会所中标价出售。得款半数归作者,另一半捐会中储蓄,遇有社会慈善事宜,公议拨用。
豫园书画善会创立时有会员百人,后因前辈纷纷凋谢,会务逐渐零落。至建国前夕,以海上画派为时代一大文化符号的书画善会只让人们看到它日渐模糊的背影。
书画善会之于豫园,和昆剧之于豫园一样,都是这座江南名园的文脉所系。除了呼风唤雨的商会中心,它还是昆剧研究实践中心和海派书画家的活动中心。
也许是远离政治风暴中心,豫园在70年代初就洗去尘埃,重新开放。在最近30年来接待过的国内外政要举不胜举。据臧岭介绍,70年代,豫园的绮藻堂就接待过西哈努克亲王。朱镕基任上海市长时也在绮藻堂接待过外国元首。后来克林顿总统访问上海,特意到豫园走了走。还有卡斯特罗、罗格、巴罗佐、连战、曾荫权等都来过。“仅在去年一年,我们接待的需要二级保卫的国宾就有50多批次。明年世博会期间,我们也是上海重要的接待单位。”臧岭说。
古典园林面临的世界性难题
但是作为一个活态体现历史文化价值的景点,无可奈何的事实摆在我们眼前:每年参观豫园的游客中,70%是外宾,国内游客中又以外省人居多,上海游客很少,年轻人更少。青年人对龙墙后面的世界并不关心。
豫园的门票现在是40元,低于外省同类历史名园的收费,在南翔小笼馒头店鼎兴楼吃一客小笼也要40元,但不少游客宁可排长队吃小笼,而不愿进豫园看花戏鱼。
其实,豫园遇到的尴尬并非孤例。在国内旅游业快速发展的今天,与周庄、同里、乌镇、平遥、丽江、凤凰等古城镇等开放性景点的兴旺景况相反,历史文化名园的人气总显得不足。比如北京的圆明园,不少人总认为是乱石头一堆,没有看头。平时人气不旺,绝大多数旅游线路也抛开它走。只有今年因为海外铜兽首拍卖引起了风波,才为圆明园赢来了一些人气。同时这也得益于园方借题发挥,做了一个关于海晏堂瑰宝阁十二生肖铜兽首展览以及复制品的缘故。
扬州的何园也是历史文化名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记者看到同样人气不旺。近年来园方复制了何家太太小姐起居室的家具,并拿何氏后人、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大做文章,才有了几个亮点。
山东省潍坊的十笏园,在园林专家眼里绝对是一个宝贝,是中国北方地区具有江南园林小巧玲珑特色的园林,十分罕见。尤其是始建于明代的主体建筑砚香楼,墙壁上嵌有郑板桥、金农等著名书画家的真迹碑刻90余方。但同样鲜有人光顾,宁静安逸也许成了游客的总体印象。
苏州园林是世界文化级的文化遗产,成套门票也有不小的优惠,但近年来客流量增速缓慢。特别是去年受全球经济金融影响,海外游客骤减,今年网师园增设了夜花园,才拉回一些国内游客。而在年代更久的沧浪亭,记者体验到的景象令人伤感,萧瑟秋风之中,临一池秋水,傍几块丑石,几可用人迹罕至来形容了。
一位网民在他的博客上说:那些在一代乃至几代中国人口碑里的“名胜”们,或者还在原地踏步,或者变得面目全非,或者已经衰落式微。虽然我们的失望并不足以淹没我们游山玩水的渴望,然而面对这些光荣不再的昔日明星,只能让我们心痛并关爱着。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葛剑雄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优秀的古典私家园林,应该恢复其私家园林的功能。对一些世界级、国家级的名园,要以保护为主,严格限制参观人数,实行高票价预约参观,专业人士特约参观。一些小的园林可以由私人或机构、企业在承担切实保护责职的前提下长期租借,由主管部门定期检查督促。
然而,时代潮流已经不可逆转了。中国园林从私家花园被改造为公共空间,是随着功能转换而实现的一次美丽转身,是“庶民的胜利”。但今天它面临的普遍问题,是社会转型期中,固有文化环境、消费方式匆忙改变的结果,是“物质的胜利”。
文化的多样性与历史责任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书记处书记、研究员廖奔认为:文化遗产,是以现代社会生活作为参照物确定的概念。百年来的西方文化潮涌与现代工业文明的入主,使传统中国的自然经济状态受到极大冲击,随着20世纪后期工业化和城市化步伐的推进加剧,商业市场与消费经济的迅速崛起,传统的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科技文明与商业文明急速转型,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发生了急剧的变革,属于非物质遗产蛰伏地的旧有文化就成了最后的融冰。
这种现象也为世界上大多数文化界人士所警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描述过典型化困难局面:“随着当今世界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不计其数的文化遗产形式正面临着消失的危险,并受到文化标准化、武力冲突、旅游业、工业化、农业区缩减、移民和环境恶化的影响。”
中国园林面临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一种文明的危机。
廖奔还认为:传统文化加速消亡的结果,是它所由寄托的民族精神、民族情感、民族审美理想的淡化与稀释,必然带来民族个性的变异和扭曲、民族特征的弱化和消亡,最终引起民族文化基因的改变。
作为豫园当家人的臧岭同样感到责任重大,他在强调“在开发利用中进行保护”的同时,也认为要“不断挖掘研究与豫园有关的历史文化信息,为今天和后人研究这座园子与上海的关系服务。”近年来,豫园的领导、专家经常到外省市征集海上画派名家的精品力作,并以听涛阁为基地,与北京故宫、台北国父纪念馆、香港中文大学等机构合作,举办过数十次大型艺术、珍宝展。
臧岭说:“今天的文化环境发生了变化,吸引年轻人眼球的东西太多太多,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就可能不那么在意。不过,我发现日本、韩国的青年游客在豫园是相当兴奋的。国内青年学子,将古典园林和建筑当作学问来做的也有,比如同济大学建筑系的学生,经常在这里写生、拍照。豫园要吸引年轻人,要靠全社会的努力。当然我们也一直在思考,增加园林的文化节目与内涵。明年世博会期间我们会跟法国枫丹白露所在省搞一个抽象油画展,采用声光电结合的展示手段,这也是为了吸引年轻人的参与。”
豫园走过了450年,再过5年,上海将迎来唐老鸭与米老鼠,两种文化的并存与相容,不仅体现了上海的城市精神,也体现了不同文明的和谐。如果一个国际化大都市的文化状态为一致的现代工业文化符号所取代,那就是城市的悲剧。在保持中华传统文化方面,在体现文化多样性方面,上海负有更大的历史责任。这,也许就是纪念豫园450岁的理由吧。
海上名园的生与死
与人们期待已久的迪斯尼乐园落户浦东的爆炸式报道相比,海上名园豫园庆祝450岁生日的消息就像一片羽毛飘落在水面上。庆祝活动包括一个书画善会百年华诞书画纪念展,一场在古戏台上的文艺演出,书画善会也在中断了六七十年后的这一天宣告恢复。
理由很简单,迪斯尼将在很多方面改变上海,而豫园,它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维护原貌是铁的原则,而要通过它来影响社会快速转型期中的人们,是不切实际的奢望。那么纪念它的生日又何有意义呢?
豫园管理处主任臧岭对记者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延续上海的文脉。
是的,豫园的存在,对上海这座现代化速度过于迅猛的国际大城市而言,不仅小心翼翼地保留了可供想象的明代士大夫生活场景,还以古典园林和明清建筑的载体,有节奏、有风度、有诗意地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消逝了的社会形态,以及主流文化的表现样式。
豫园是明代潘家造的。潘家在上海是数一数二的豪门世家,潘允端的父亲潘恩,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和刑部尚书,后来任南京工部尚书,掌管南方的工程建设。他两个儿子(另一为潘允端之兄潘允哲)也是进士出生,故而潘家有“一门三进士”之誉。潘恩辞官告老还乡,潘允端为了让老父安享晚年,从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起,在自家住宅世春堂西面建造园林。取名豫园,寓意“豫悦老亲”。建成后的豫园规模宏伟、景色佳丽,占地70余亩,园内有亭台楼阁几十幢,特别是至今完好的大假山,由明代造园名家张南阳精心设计并参与施工,这也是张南阳存世的唯一一件作品。
时人将豫园与日涉园、露香园并称上海三大明代花园,称赞它“奇秀甲于东南”、“东南名园冠”。但潘允端去世后,潘家迅速衰败,园林修缮和管理也勉为其难,明末清初,潘家后人将豫园分割后出售。此时的豫园已杂草丛生,乱石横卧,一片荒凉。正应着《红楼梦》里一句话: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坍了。
一晃到了清康熙四年(1665年),几个士绅着手修复厅堂和书院。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有几位富商接手此事,又花了20多年时间,重建三穗堂、萃秀堂、致远堂、莲厅、快楼、点春堂等楼台,为方便行事,后交给城隍庙一并管理。
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豫园之所以珍贵,盖因它经受了几次大破坏而奇迹般地复生。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国军队进入上海县城的核心地带,将西园占领后用作军营。第二次是在清咸丰三年(1853年),上海小刀会首领刘丽川和陈阿林将点春堂当作指挥部。起义军失败后突围出城,清兵涌入城内烧杀抢掠,豫园再次遭到破坏。第三次是清咸丰十年(1860年),豫园成了洋枪队的兵营,内园居然造起了西式兵房。
三次浩劫之后,废园杂草丛生,乌雀乱飞,后来整个园林被上海20余个工商行业占用,整个上海有差不多一半以上的公所设在那里。
1937年“八一三”爆发,日军向上海居民区投掷炸弹,其中一枚将园内的玉华堂炸毁。同时,方浜路(今方浜中路)至民国路(今人民路)之间地带被划为难民区。在南市的100多座私家园林几乎都在此时毁于兵燹。
建国后,亭台破旧、假山倾坍、池水干涸、树木枯萎的豫园回到了人民的怀抱。1956年有关方面在调查历史遗迹时发现
豫园内部有小刀会起义的旧址点春堂,建议加以保护修缮。同时文管会专家又建议,豫园是一座江南名园,不妨将点春堂周围的亭台楼阁一并修缮,于是修复范围扩大到整个豫园。但周边店铺林立、民居麇集的现实难以改变。
1986年,在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的提议并自荐下,分三期对豫园东部进行整修,两年后整座园林归于和谐,园景大为开阔。
豫园曾经是“三个中心”
许多人也许并不知道,豫园其实是上海昆曲的发祥地之一。明万历年间,正处在南戏(传奇)取代北杂剧,昆山腔和弋阳腔革新的时代,是我国戏曲史发展颇为重要的岁月。此时的上海,也得风气之先,大多数封建士大夫家庭陆续成立起私家梨园戏班——家乐。潘允端对昆曲也十分雅好,在家蓄养戏班,演出的戏曲,大都由南戏替代北杂剧。在潘允端亲自督导下,能演好几出大戏,并曾被县令多次借用。正是由于这种热情,潘允端成为昆剧初创时期有史料记载的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之一。
海上画派的形成与豫园也是分不开的。清末的上海,是全国画坛的重镇。当时在老城厢一带有不少书画社团存在,比如萍花书画会、飞丹阁书画会、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宛米山房书画会等。1909年豫园书画善会成立,成为海上画派的“大本营”。会员中有虚谷、赵之谦、任颐、高邕之、钱慧安、吴昌硕、蒲作英、张善孖、陆恢、王一亭等。书画善会订立章程,将各家书画陈列会所中标价出售。得款半数归作者,另一半捐会中储蓄,遇有社会慈善事宜,公议拨用。
豫园书画善会创立时有会员百人,后因前辈纷纷凋谢,会务逐渐零落。至建国前夕,以海上画派为时代一大文化符号的书画善会只让人们看到它日渐模糊的背影。
书画善会之于豫园,和昆剧之于豫园一样,都是这座江南名园的文脉所系。除了呼风唤雨的商会中心,它还是昆剧研究实践中心和海派书画家的活动中心。
也许是远离政治风暴中心,豫园在70年代初就洗去尘埃,重新开放。在最近30年来接待过的国内外政要举不胜举。据臧岭介绍,70年代,豫园的绮藻堂就接待过西哈努克亲王。朱镕基任上海市长时也在绮藻堂接待过外国元首。后来克林顿总统访问上海,特意到豫园走了走。还有卡斯特罗、罗格、巴罗佐、连战、曾荫权等都来过。“仅在去年一年,我们接待的需要二级保卫的国宾就有50多批次。明年世博会期间,我们也是上海重要的接待单位。”臧岭说。
古典园林面临的世界性难题
但是作为一个活态体现历史文化价值的景点,无可奈何的事实摆在我们眼前:每年参观豫园的游客中,70%是外宾,国内游客中又以外省人居多,上海游客很少,年轻人更少。青年人对龙墙后面的世界并不关心。
豫园的门票现在是40元,低于外省同类历史名园的收费,在南翔小笼馒头店鼎兴楼吃一客小笼也要40元,但不少游客宁可排长队吃小笼,而不愿进豫园看花戏鱼。
其实,豫园遇到的尴尬并非孤例。在国内旅游业快速发展的今天,与周庄、同里、乌镇、平遥、丽江、凤凰等古城镇等开放性景点的兴旺景况相反,历史文化名园的人气总显得不足。比如北京的圆明园,不少人总认为是乱石头一堆,没有看头。平时人气不旺,绝大多数旅游线路也抛开它走。只有今年因为海外铜兽首拍卖引起了风波,才为圆明园赢来了一些人气。同时这也得益于园方借题发挥,做了一个关于海晏堂瑰宝阁十二生肖铜兽首展览以及复制品的缘故。
扬州的何园也是历史文化名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记者看到同样人气不旺。近年来园方复制了何家太太小姐起居室的家具,并拿何氏后人、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大做文章,才有了几个亮点。
山东省潍坊的十笏园,在园林专家眼里绝对是一个宝贝,是中国北方地区具有江南园林小巧玲珑特色的园林,十分罕见。尤其是始建于明代的主体建筑砚香楼,墙壁上嵌有郑板桥、金农等著名书画家的真迹碑刻90余方。但同样鲜有人光顾,宁静安逸也许成了游客的总体印象。
苏州园林是世界文化级的文化遗产,成套门票也有不小的优惠,但近年来客流量增速缓慢。特别是去年受全球经济金融影响,海外游客骤减,今年网师园增设了夜花园,才拉回一些国内游客。而在年代更久的沧浪亭,记者体验到的景象令人伤感,萧瑟秋风之中,临一池秋水,傍几块丑石,几可用人迹罕至来形容了。
一位网民在他的博客上说:那些在一代乃至几代中国人口碑里的“名胜”们,或者还在原地踏步,或者变得面目全非,或者已经衰落式微。虽然我们的失望并不足以淹没我们游山玩水的渴望,然而面对这些光荣不再的昔日明星,只能让我们心痛并关爱着。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葛剑雄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优秀的古典私家园林,应该恢复其私家园林的功能。对一些世界级、国家级的名园,要以保护为主,严格限制参观人数,实行高票价预约参观,专业人士特约参观。一些小的园林可以由私人或机构、企业在承担切实保护责职的前提下长期租借,由主管部门定期检查督促。
然而,时代潮流已经不可逆转了。中国园林从私家花园被改造为公共空间,是随着功能转换而实现的一次美丽转身,是“庶民的胜利”。但今天它面临的普遍问题,是社会转型期中,固有文化环境、消费方式匆忙改变的结果,是“物质的胜利”。
文化的多样性与历史责任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书记处书记、研究员廖奔认为:文化遗产,是以现代社会生活作为参照物确定的概念。百年来的西方文化潮涌与现代工业文明的入主,使传统中国的自然经济状态受到极大冲击,随着20世纪后期工业化和城市化步伐的推进加剧,商业市场与消费经济的迅速崛起,传统的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科技文明与商业文明急速转型,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发生了急剧的变革,属于非物质遗产蛰伏地的旧有文化就成了最后的融冰。
这种现象也为世界上大多数文化界人士所警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描述过典型化困难局面:“随着当今世界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不计其数的文化遗产形式正面临着消失的危险,并受到文化标准化、武力冲突、旅游业、工业化、农业区缩减、移民和环境恶化的影响。”
中国园林面临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一种文明的危机。
廖奔还认为:传统文化加速消亡的结果,是它所由寄托的民族精神、民族情感、民族审美理想的淡化与稀释,必然带来民族个性的变异和扭曲、民族特征的弱化和消亡,最终引起民族文化基因的改变。
作为豫园当家人的臧岭同样感到责任重大,他在强调“在开发利用中进行保护”的同时,也认为要“不断挖掘研究与豫园有关的历史文化信息,为今天和后人研究这座园子与上海的关系服务。”近年来,豫园的领导、专家经常到外省市征集海上画派名家的精品力作,并以听涛阁为基地,与北京故宫、台北国父纪念馆、香港中文大学等机构合作,举办过数十次大型艺术、珍宝展。
臧岭说:“今天的文化环境发生了变化,吸引年轻人眼球的东西太多太多,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就可能不那么在意。不过,我发现日本、韩国的青年游客在豫园是相当兴奋的。国内青年学子,将古典园林和建筑当作学问来做的也有,比如同济大学建筑系的学生,经常在这里写生、拍照。豫园要吸引年轻人,要靠全社会的努力。当然我们也一直在思考,增加园林的文化节目与内涵。明年世博会期间我们会跟法国枫丹白露所在省搞一个抽象油画展,采用声光电结合的展示手段,这也是为了吸引年轻人的参与。”
豫园走过了450年,再过5年,上海将迎来唐老鸭与米老鼠,两种文化的并存与相容,不仅体现了上海的城市精神,也体现了不同文明的和谐。如果一个国际化大都市的文化状态为一致的现代工业文化符号所取代,那就是城市的悲剧。在保持中华传统文化方面,在体现文化多样性方面,上海负有更大的历史责任。这,也许就是纪念豫园450岁的理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