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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力比知识更为重要。知识是有限的，而
想象力，则包围着整个世界……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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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在一本犯罪心理学的教科书上看到的一段话。我没有想到，爱因斯坦的话竟然会出现在犯罪心理学的教科书上。我没有想到并不是因为爱因斯坦是一个物理学家，所以不该涉足犯罪心理学的领域，而是觉得爱因斯坦的这番话，并不是在谈犯罪心理。爱因斯坦似乎是在说知识与想象力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二者之间的区别，显然，他是想论证哪一个的外延更大一些。但如果再仔细想，又觉得爱因斯坦毕竟是爱因斯坦，他虽然谈的不是犯罪心理，却已经把研究犯罪心理的思维方式也涵盖在他的范畴。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犯罪心理学告诉我们，犯罪并不一定都是由错误心理支配的行为——就如同微机软件的一种错误程序，或者说病毒;犯罪心理，有可能是一种更高级的心理活动，它的高级之处在于思维的违反常规，如果用今天的话讲，也就是不按常理出牌，这在某种意义上其实和发明创造很相近，如果人类因循守旧，循规蹈矩，恐怕直到今天仍还披着树叶呼啸在山林之间。但思维的违反常规还不仅在于意义，或者说意义也决定了结果，发明创作有可能使人类社会进步，也可能导致毁灭。由此可见，犯罪这种行为确实与发明创造很相近。
或许爱因斯坦正是基于此，才说出这番话。
但我由此想到的却是另外一个问题。这本犯罪心理学的教科书开宗明义，犯罪的本身既有社会属性，也有自然属性，如果只考虑社会属性是法律意义的事，但犯罪这种行为的主体毕竟是人，因此，也就不容忽视地还具有自然属性的层面。我不知道，当年的爱因斯坦坐在他的实验室里，是否也考虑过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我在这个时候翻看犯罪心理学的教科书是属于临阵磨枪。我意识到，我将要面对的这个女人应该不是一个寻常的女人。这个女人的不寻常之处还不仅是因为她做的这些事，当然，这些事的本身就足以说明，她有极好的心理素质，也有着超出一般人的心理承受力。更重要的是，她在短短的十几年里，竟然就从一个女人变成另一个女人，而且不是摇身一变，就如同破蛹化蝶一样自然，这其中究竟是怎样一个过程，我觉得简直就像一个谜。我必须承认隔行如隔山。警察在刑事侦察的过程中可以像抽丝剥茧一样地寻找事实的真相，而我却不行，即使对这个女人的刑事侦察已经终结，案子移交了检察院，我面对这些卷宗仍然感到不知所措。但是，正如我对刘骏警官所说，在承认隔行如隔山的同时，也要承认术业有专攻。我对刘骏警官说，我所要寻找的，是这个案子的缝隙中属于自然属性的东西。
刘警官听了，却只是冲我淡淡一笑。
他说，他的工作很刻板，与自然属性无关。
刘警官说，他的工作与自然属性无关，这一点我承认。但我已经注意到，其实这个只有不到30岁的刘警官也并非刻板得油盐不进。在见到他之前，我曾听到过一件关于他的事。在看守所里有一个40多岁的男性犯罪嫌疑人，从被关进来情绪一直很沮丧，而且经常在夜里偷偷流泪。当时刘警官负责这个嫌疑人的案子，知道他是一个单位的会计，由于认真执行上级指示，而他的这个上级又是一个贪官，就这样兢兢业业地把自己送到这个地方来了。后来刘警官了解到，这个男人经常流泪还不仅是觉得自己委屈，他的母亲得了绝症，这时正躺在医院里，已是弥留，而他的案子还不知何时能判下来，他母亲显然是等不到那一天的。于是一天上午，刘警官就把这个嫌疑人提出来，不动声色地问他哪里不舒服。这个嫌疑人不解，说自己没有哪里不舒服。刘警官用力看看他说，你如果有哪里不舒服，我可以带你到第一中心医院去看一看。第一中心医院，正是这个嫌疑人的母亲住院的地方。但这个嫌疑人很迂，仍然固执地说，可是……我没有哪里不舒服啊。刘警官无奈，只好让他回监号去了。关于这件事，我曾问过刘警官。但他只是一笑说，怎么可能有这种事，这是违反纪律的。
我是偶然接触这个案子的。我原本要写一部关于女犯在监狱生活的电视剧，这种题材对于普通人显然有些神秘。但在刑侦大队与刘骏警官接触时，他手头的这个案子却一下引起我的兴趣。刘骏警官看出我的心思，对我说，这个案子太复杂了，而且侦察过程也很曲折，你既然是要了解女犯监狱生活，就还是按原计划吧，不要碰这个案子了。但是，刘警官显然不了解我的工作。他这样说，反而更加激起了我的好奇心。
我立刻决定，放下手头的事，先探究一下这个案子。
1
……
摆在我面前的是一摞厚厚的案卷，共有六个卷宗袋。
这些卷宗袋的牛皮纸很硬，封口有白色的圆纸绊，用细细的尼龙绳缠绕着。我打开第一个卷宗袋——韩圭美，这是这个女人到案时的名字，年龄38岁。案卷记载，她来公安机关自首时，身份是何川圭美女性用品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这个公司我是见过的，曾在电视上做过广告，虽然规模不很大，由于专营女性用品，还是给人留下一些印象。但我并不知道，这个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是一个女人，而且公司雇佣的员工竟然也都是女人。
据卷宗记载，韩圭美到案前，作为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并不经常在国内，她的常住地是阿联酋的迪拜。迪拜销售各种高档日用消费品，在全世界是闻名的，而何川圭美女性用品企业一直走的是高端路线，因此在迪拜设有一个分部。也正因如此，当时的办案的刘骏警官在锁定韩圭美的具体位置之后感到有些棘手，如何让她归案，在这个问题上很费了一番脑筋。去迪拜抓捕显然不太可能，而如果通过国际刑警的渠道，也许还没有动手韩圭美就已经望风而逃了。惟一的办法就是想一个合适的借口，让韩圭美自己回来。但是，刘骏警官将这个想法对何川圭美企业的人说了之后，企业里的人却认为这样做也不太可能。韩圭美在国内的公司总部有一个副手，是个不到30岁的女孩，叫于晓晴。据于晓晴说，韩圭美一向做事很严谨，她平时回国都是事先做好周密安排的，甚至每天做什么事都有详细计划。如果突然让她回国，她应该不会回来。刘骏警官经过慎重考虑，也觉得这样的做法有些冒险。韩圭美毕竟是在境外，如果她感觉到了什么，一旦去了第三国，再想找到她就更困难了。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就在这时，韩圭美竟主动打来电话。
韩圭美是在一天下午的2点左右打来电话的。迪拜的当地时间与北京时间有四个小时的时差，这样算起来，韩圭美打电话时，就应该是迪拜的上午10点左右。在卷宗中，有韩圭美第一次打来电话时的详细记录：
请问，这里是望江市公安局吗？
对，你有什么事？
我找刘警官。
哪个刘警官？
就是，刘骏警官。
你找刘骏什么事？
我是……韩圭美。
等一等，请你再说一遍，你是谁？
我是韩圭美。
好，你稍等。
……
喂，我是刘骏。
哦，我是韩圭美。
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我在国外，听说你们找我？
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们来我的公司，我当然会知道。
对，我们找过你。
有什么事吗？
唔，想了解一些情况。
哪方面的情况？
韩女士，我们可以当面谈一下吗？
最近……恐怕不行，我事情很多。
那你看，什么时候方便？
唔……再联系吧。
等一等，这个号码，是你在国外使用的吗？
也不经常用，你们如果找我，可以试一试。
好吧，韩女士，我们等你的电话。
嗯，拜。
……
这个卷宗袋里，除了这份电话记录，还有一个报告。这份报告显然不是刘骏警官亲手写的，笔迹清晰，字体专业，比较详尽地记载了案件的整个侦察过程。
韩圭美的这个电话，让负责这个案子的刘骏有些意外。刘骏认为，韩圭美显然已知道警方正在找她，这就说明，何川圭美企业的内部已经有人向她通风报信。而警方去何川圭美企业调查时只接触过一个人，就是韩圭美的副手于晓晴。当时已向于晓晴讲清楚，警方调查韩圭美这件事不要对企业里的任何人讲。那么现在韩圭美知道了，就只有两种可能，也许是于晓晴无意中透露给企业里的人，再或者，就是于晓晴直接告诉了韩圭美。
刘骏立刻去移动公司调出于晓晴近几天的电话记录，并没发现有打往境外的电话记录。当然，没有这样的记录也不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现在的通讯联络手段很多，QQ，微信，电子邮件，只要于晓晴想与韩圭美联系，用别的方式同样也可以方便地做到。
根据这个情况，刘骏决定改变与于晓晴的接触方式。
刘骏再次见于晓晴，是将她请到刑侦大队。这一次刘骏没再绕弯子，直截了当问于晓晴，韩圭美的原籍是哪里，家里还有什么人。当时于晓晴的神情立刻有些紧张，迟疑了一下问，韩总……究竟出了什么事？刘骏未置可否，对于晓晴说，我们只是想了解一下关于韩圭美个人的具体情况，你把所知道的告诉我们就可以了。于晓晴想想说，韩总具体是哪里人，她也不太清楚，不过好像听她说起过，原籍在湖南天石县的什么地方。
刘骏立刻问，是不是在天石县水竹乡的山前村？
于晓晴听了稍稍一愣。
刘骏从于晓晴脸上的反应立刻判断出，于晓晴应该很清楚韩圭美的原籍在哪里，甚至可能知道韩圭美更多的事情。于是，又不动声色地问，韩圭美在天石的玉河乡宋屋村是不是还有一个孩子？于晓晴立刻又愣了一下。刘骏继续说，是一个13岁左右的女孩，叫宋春红？
于晓晴看一眼刘骏，摇摇头说，这个……不太清楚。
刘骏用两眼盯住于晓晴问，你真的不清楚吗？
于晓晴说，我……真的不清楚。
好吧，刘骏点头说，我们后面也许还会找你。
他这样说罢，就将于晓晴送出来。
2
刘骏这一次用这样的方式接触于晓晴，果然很快就起了作用。两天以后的下午，又是2点钟左右，韩圭美突然又从迪拜打来电话。当时刘骏没在队里。值班的刑警问她有什么事。韩圭美想了想说，请转告刘警官，我今天傍晚，北京时间5点钟左右再给他打电话。
傍晚5点，韩圭美准时又打来电话：
喂，是刘警官吗？
我是刘骏。
我是，韩圭美。
哦，我正在等你的电话。
你们找我，究竟什么事？
嗯，我们最好能当面谈。
我最近，确实很忙，抽不出时间。
韩女士，如果我们能见面，对你是有好处的。
你们去天石县的水竹乡……调查过我？
只是去了解一下情况。
了解什么？
这件事，在电话里不好讲。
哦……
所以，韩女士，我们最好还是当面谈。
我……再考虑一下。
好吧，我们等你的电话。
再问一个问题，可以吗？
可以。
你们……是怎么找到水竹乡去的？
韩女士，我已经说过了，如果我们当面谈，对你会有好处的。
好……好吧。
刘骏与韩圭美通过这个电话之后，也有一些担心。这显然是一步险棋。在这个时候，如果让韩圭美知道，这边的警方已开始怀疑她，而且已经了解到她原籍的一些情况，肯定会在心理上给她一些压力。因为在水竹乡的山前村，毕竟还有一个让她牵挂的孩子，她为了这个孩子应该也会有所顾及。不过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如果韩圭美真的置这个孩子于不顾，突然去了第三国，后面再想找到她也就更困难了。但接下来事情的发展又出人意料。韩圭美在第二天下午，北京时间4点30分左右，又一次打来电话。她这一次在电话里的声音不再像前几次那样暗含着一股锐气，似乎有些疲惫，但语气听上去仍很平静：
刘警官吗？ 我是刘骏。
我是韩圭美。
听出来了，你考虑好了吗？
我已经订好明天的机票，准备乘最早一次航班飞回北京，预计到达应该是北京时间的下午5点40分左右，在T3航站楼，你们可以去那里等我，当然，我到北京之后也可以再转机或换乘火车去望江市，到望江之后再与你联系。
好吧，我明天去机场等你。
那好，明天机场见。
刘骏接到韩圭美的这个电话有些兴奋。看来在此之前，自己对韩圭美的分析基本是正确的。韩圭美显然已经感觉到警方对她的调查已不是一般的普通调查，如果这样说，就很可能涉及到十几年前的那件事。而关于这一点，韩圭美在心理上应该是早有准备的。其实在这时，她如果选择去往第三国还是完全来得及的，但她显然舍不下在山前村那个叫宋春红的孩子。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孩子，才促使她这一次做出这样的决定。
根据卷宗里这份报告的记载，刘骏这一次去北京的首都机场与韩圭美会面并不顺利。从望江市到北京，如果开车走高速公路，在正常的情况下大约需要8小时左右。刘骏为保险起见，第二天凌晨4点就开车从望江市出发了。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车开到河南境内竟遇到了大雪，高速公路关闭了。这样他就不得不从高速公路下来，改走国道。但由于高速公路关闭，所有的过往车辆都被迫到国道上来，道路一下拥挤不堪。刘骏驾驶的虽是警车，此时不得不打开警灯，拉起警笛，可是面对挤成一团的车辆也无可奈何。这时刘骏最担心的是，如果在下午5点40分之前没有赶到首都机场，而韩圭美在飞机上这8小时的时间里思想又有了什么变化，接下来发生什么情况就很难预料了。刘骏终于想出一个应急办法。他与当地同行取得了联系。当地警方派出一辆警车，接上刘骏走另一条路，这样在下午5点之前才总算赶到北京。但刘骏来到机场才知道，从迪拜飞来的这次航班要晚点6小时。刘骏只好带着助手找一个角落坐下来，一直等到夜里12点，才终于等来这次航班。
可是在这个航班的旅客中，却并没有发现韩圭美。
刘骏的心一下又提起来。他立刻与航空公司联系，得到的答复是，在这次航班的旅客名单中没有韩圭美这个名字，也就是说，韩圭美在迪拜根本就没有登上这架飞机。她是不是在与刘骏电话后，突然又改变了主意？或者遇到了什么意外的情况？这时刘骏想到，韩圭美曾留下一个在迪拜的手机号码。是不是给她打个电话，问一问她没有乘坐这次航班的原因？但刘骏考虑了一下，又觉得这样做不妥。如果韩圭美确实被什么事绊住了，她应该主动打来电话，说明她在那边的情况。而如果她是临时改变主意，又有了别的想法，即使打电话也没有任何意义，她只要不接听就是了。这样做，也许反而更加引起她的警觉。
就在刘骏举棋不定时，韩圭美却突然打来电话。
韩圭美在电话里的声音还是那样平静。她先向刘骏道歉，然后说，她在这个上午确实已经到迪拜机场，可是到了之后才得知，这次航班要延误6小时。她平时乘飞机最不喜欢航班延误，在机场的候机大厅里漫长的等候很麻烦，所以她就把机票改签了，明天会乘同一次航班，在同一时间到达北京。刘骏接到这个电话心里才长长松出一口气。他和助手分析了一下，觉得韩圭美在这个电话里说的应该是实话。如果韩圭美真的改变主意，不想再回国，她只要从此不再跟刘骏联系就是了，没必要编出这样一套谎话，更没有必要再给刘骏打这个电话。于是就这样，刘骏带着助手又在首都机场等了一夜，又等了一天，直到第二天下午的6点钟左右，才终于等到从迪拜飞来的这次航班。
刘骏在出口拥出的乘客中，一眼就认出了韩圭美。尽管刘骏从没见过韩圭美本人，可是已经无数次看过她的照片，所以她的形像已经很熟悉。但虽然如此，韩圭美的装束和打扮还是让刘骏有些意外。在此之前，刘骏想的是，韩圭美是一个女企业家，做的又是女性用品的生意，而且长年生活在国外，应该打扮很入时，至少是一个时尚的女性。可是面前的这个韩圭美，衣着很普通，身上只穿了一件米色风衣，脚下是一双深色高筒长靴，拖着一件简单的行李，而且脸上看不出一点化妆的痕迹。刘骏看着走出来的韩圭美，又在心里判断了一下，在确信这个女人就是韩圭美之后，才走上前去。
请问，你是韩圭美女士？
哦，你是，刘警官？
对，我是刘骏。
让你们久等了。
走吧，车在外面。
刘骏这样说着，就和助手一左一右，带着韩圭美朝大厅外面走去。
刘骏在事先有些担心，韩圭美从机场大厅出来，看到来接她的是警车在情绪上会不会有些波动。但他的担心显然多余了。韩圭美来到外面看了看，然后径直就朝这辆警车走过来。刘骏直到坐上警车，心里才总算稍稍舒出一口气。但刘骏并没有感到轻松。
他很清楚，接到韩圭美还只是第一步。
刘骏已经有心理准备，韩圭美不是一个好对付的女人。首先她的心理素质很好，从她第一次打来电话就可以感觉到，她很理性，而且思路和条理很清晰，在做出每一个决定时，显然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不过如果真是这样，也未尝不是好事。她这次主动回来，心里应该很清楚这样做意味着什么，甚至已经想好，或者决定了后面要怎样做。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后面的讯问就可能会顺畅一些。但还有一点也让刘骏的心里没有把握。这个案子毕竟发生在12年前，时间已经过去这样久，很多物证都已灭失，即使没有灭失的也已经很难找到，甚至当时的目击证人记忆也已模糊不清。如果韩圭美真的承认了这件事，而在交待的过程中有所保留，或者故意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去说，一些关键性的具体细节就很难再查证了。
刘骏想到这里意识到后面的事情会更加复杂，对这个韩圭美也决不能掉以轻心。
3
刘骏虽然不到30岁，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老很多，如果说他40岁恐怕也会有人相信。他的脸色也很不好，像挂了一层灰，再配上那副永远阴沉表情，给人的感觉就更像一个警察。我曾问过他，很多人都说，警察不会笑，这是为什么。他看我一眼郁郁地说，干我们这一行的，如果整天笑逐颜开，就说明这个社会已经不再需要我们了。 我认真想想他说的话，觉得有些矫情。
我已经感觉到了，刘骏是一个很自信的人，甚至有些自负。一个年轻人，如果自信自然应该是优点，无论做什么事，只有自信才可能会做好。但自负就难说了，自负往往会让人对事物的判断出现偏差。而如果自负到一定程度，就有自命不凡之嫌了。我觉得，这个刘骏就有些自命不凡。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的自负，或者说自命不凡，也是有资本的。我曾看过一些关于他的资料，应该说，一个像他这样年纪的刑警，能有这些成绩确实不容易。
我在另一个卷宗袋里，终于找到关于韩圭美的案情记载。
据卷宗上说，事情是发生在1999年的秋天，发生地是湖南省天石县的玉河乡宋屋村。一天早晨，宋屋村一个叫宋祥生的村民去找宋金福，两人约好一起去乡里办事。宋金福的家在村外，是刚盖起的几间新屋。当时宋祥生来到宋金福的家，走进院子连叫了几声，屋里却没人应声。就在这时，宋祥生突然感觉事情有些不对。他发现宋金福家的屋门是敞开的，在门槛上，好像有一只人手伸出来。宋祥生大着胆子走过去，来到门口才发现，趴在门里地上的竟然是村里的杨二宝。杨二宝显然已经断气，在后背上还插着一根很粗的铁钎，身子下面有一滩已经变成黑紫色的血迹。宋祥生这时已经吓得头发都竖起来，他哆哆嗦嗦地迈过杨二宝的尸体走进来，又发现，在里面卧室的门口竟然还有一具尸体。宋祥生立刻认出来，这个人是杨德利，与杨二宝是堂叔伯兄弟。此时杨德利斜仰在卧室门口的地上，头上有一个血洞，流出一些红红白白的东西。宋祥生这时意识到，宋金福的家里是出了天大的事。他战战兢兢地来到卧室门口，看到宋金福的女人赤裸着身子呆呆地坐在床上，怀里抱着只有几月大的孩子。那孩子看上去应该已经死了，身体软软地垂下来。接着，宋祥生就看到了躺在床上的宋金福。宋金福也赤裸着身体，脖颈上有两处深深的伤口，肩膀和前胸也有几处刀伤，身下已全是干硬的血迹。旁边床上还扔着一把砍茅竹用的柴刀，这柴刀也已经被血染成暗紫色。
宋祥生看到这样可怕的情形再也忍不住了，突然大叫一声，转身就从屋里奔出来一直朝村庄里跑去。村庄里的人们立刻都闻声出来。宋屋村是一个不大的村落，而且在一个山岙里，地处偏僻，交通不便。这时赶来宋家的人们一见到如此血腥的场面也都吓得不知所措了。有胆大一些的人来到卧室，问宋金福的女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宋金福的女人仍然赤裸着身子呆呆地坐在床上，似乎已经说不出话。这时宋屋村的村长赶到了。村长毕竟有些见识，立刻提醒人们保护现场，只留下两个男人守在宋金福家的门口，然后让人打电话报警。
天石县警方接到报案，感到案情重大，当即向望江市公安局做了汇报，然后会同那边的警方一起赶来宋屋村。但警方来到宋家的现场时，宋金福的那个一直赤裸着身体呆坐在卧室床上的女人却已经不见了，床上只留下宋金福和那个孩子两具尸体。宋屋村的村长也感到有些奇怪，但他向警方坚称，他安排了两个男人一直守在宋家的门口，绝没有看到那个女人出来。那两个男人也向警方保证，他们的视线始终没有离开这个门口。警方经过对现场勘查，发现在宋家的柴屋里还有一个后门，这个后门可以通向屋后的竹林，在竹林里还有一条通向山下的小路。当初宋金福造这座房屋时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又在卧室开有一个小门通向这间柴屋。警方据此分析，宋金福的女人应该是从这个柴屋的后门逃走的。
警方立刻对现场进行了全面勘查。
杨二宝的尸体是趴在屋门前的地上，一只手伸向门槛的外面，看上去很可能是在临死前拼命爬着想向外面求救。他的后背上插进一根粗硬的铁钎，铁钎直径2.8厘米，应该是专门用来凿石头的工具。可以看出，凶手当时从后面将这根铁钎插入杨二宝的背上非常凶狠，用力也很大，以致铁钎从杨二宝的前胸贯穿出来。杨德利的尸体则在卧室门口0.5米的地方，距杨二宝的尸体3.6米。尸体呈侧仰状，头顶左侧有一个约4公分的条状血洞，有血和脑组织流出。法医初步推断，杨德利的头顶是钝器伤，应该是被一个沉重而且坚硬的金属条状物击打所致。警方据此分析，法医所说的金属条状物会不会就是插在杨二宝后背上的那根铁钎呢？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杀害杨二宝和杨德利的就应该是同一件凶器。倘若再进一步推测，杀死这两个人的会不会是同一个凶手？但当时在现场的一个年轻刑警又做出另一种大胆推测。他认为，如果杨二宝和杨德利都死于这根铁钎，会不会是他们两人之间相互残杀？比如，杨二宝和杨德利先是因为什么事发生了激烈的争执，然后杨二宝突然从地上抄起这根铁钎朝杨德利的头上砸去。杨德利受重伤之后拼死夺过杨二宝手里的铁钎。这时杨二宝意识到事情已经闹大，转身想逃走。也就在这时，杨德利拼尽最后的气力将这根铁钎朝杨二宝的后背猛插过去。由于他用力过大，铁钎从杨二宝的前胸贯穿而出。杨二宝借着惯性又朝门口跑了两步，然后就扑倒在地上。这时杨德利也倒下了。
这个推测似乎也合乎情理，但卧室里的床上还有宋金福和一个孩子两具尸体。法医勘验，从宋金福脖颈上的伤口看，可以初步认定是刀伤，应该就是被那把扔在旁边的柴刀所砍。而孩子的身上则没有明显外伤，从鼻孔和耳朵流出的血迹初步推断，很可能是窒息而死，而且据最先的目击者宋祥生说，当时宋金福的那个女人赤裸着身体抱着孩子呆坐在床上，这又怎样解释呢？如果这样看，这起案件就应该没有这个年轻刑警推测的这样简单了。
归纳现场情况，当时宋金福的家里一共有4具尸体，杨二宝和杨德利的尸体在堂屋的地上，宋金福和一个孩子的尸体则是在卧室的床上。宋金福的那个女人是现场惟一活着的人。那么，这个女人也就成为这个案子的关键，而且应该有重大嫌疑。但从杨德利头上的条状伤口看，如果是被那根铁钎击打所致，那么凶手就应该有相当的气力，而且这根铁钎并不锋利，能将它从杨二宝的后背插进去，又从前胸贯穿而出，这显然也不是一个女人的气力所能做到的。所以，当时勘查现场的警方据此分析，杀死杨德利和杨二宝的凶手很可能另有其人，而且应该是一个成年男性。但接下来的问题是，杀死宋金福和那个孩子的凶手又是谁呢？如果这个女人不是凶手，那么她也应该目睹了这起血案的全过程。凶手为什么单单把她留下来，没有杀人灭口，而她在血案的过程中又为什么没有叫喊呢？ 就在这时，警方又了解到一个重要情况。据最先的目击者宋祥生说，他在这个早晨来找宋金福，是因为他和宋金福在前一天约好，两人要一起去乡里的信用社办事。宋金福出去了两年，案发的前一天刚刚回来，不知他在外面做什么生意赚了大钱，这一次是带了上百万元的现金回来的。宋祥生在乡里的信用社有一个朋友，所以宋金福让宋祥生带他去信用社，想看一看以什么方式将这笔钱存起来更划算。据宋祥生说，他曾亲眼看到过宋金福的这笔钱，是装在一个巨大的棕色人造皮革提包里，满满的一大包。但是，勘查现场的警方搜遍宋金福家的几间房子，却并没有发现这个棕色的人造皮革提包。当时警方怀疑，是不是还有一种可能，制造这起血案的凶手是外面流窜惯犯，只是偶然来到这里。如果真是这样，这会不会只是一起谋财害命的案件，凶手将宋金福杀死之后，把这个装有巨款的提包拿走了？可是，倘若果真如此，案发现场的另外两个被害人又是什么关系，又怎样解释呢？
当时警方的调查，是从宋金福开始的。
据宋屋村的村长说，宋金福30多岁，独身，长年在村里游手好闲，而且此人生性暴虐，平时横行乡里，遇有赶圩的日子则欺行霸市，不要说村里的人们惧他，就是他这个当村长的也要让他几分。接着村长就说到宋金福的这个女人。村长说，这个女人叫韩桂梅，20多岁。其实她并不是宋金福的女人。韩桂梅的家就在村庄西面的山坡上，丈夫叫宋玉良，是一个残废，长年瘫在床上。韩桂梅的娘家是在水竹乡的山前村，经人介绍来宋屋村嫁给了宋玉良。关于这件事，宋屋村的人们始终无法理解，韩桂梅模样清秀，又没有残疾，怎么会心甘情愿嫁给宋玉良这样一个瘫子。韩桂梅嫁过来之后，宋玉良虽也和她生下一个女儿，但平时没有任何劳动能力，甚至连生活也不能自理，家里的事就全靠韩桂梅一个人。后来有一次，韩桂梅去山上的竹林挖笋，被宋金福撞见了。宋金福趁机在竹林里强奸了她。从此，宋金福就经常寻找各种机会奸污韩桂梅。后来索性让她白天仍在宋玉良这边干活，晚上去他的家里睡觉。韩桂梅起初不肯答应，说自己家里还有孩子。但宋金福恐吓她，说如果她不答应，他就去把宋玉良家的房子一把火烧了。韩桂梅当然清楚宋金福是什么人，知道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于是只好屈从了。韩桂梅的男人宋玉良为此痛不欲生。但是，他虽然几次想喝农药自杀，可眼看着自己的女人每晚去宋金福的家里也无可奈何。这时警方问村长，这件事村里就一直没有过问吗。村长苦笑着说，这种事说起来只是人家的私事，又是宋金福的事，村里不想找这个麻烦，也就没有多问。警方又问，现场那具孩子的尸体又是怎么回事。村长想一想说，这个孩子的事就不清楚了，宋金福出外两年多，在出事前一天刚刚回来，这个孩子只有几月大，所以显然不是他的，如果这样说，就应该是宋玉良的吧。
警方接着又询问杨二宝和杨德利这两个人的情况。但宋屋村的村长一听问到这两个人，立刻连连摇头说，这两人的事情他就不清楚了。警方当时觉得村长的话有些奇怪，杨二宝和杨德利也是宋屋村人，他作为村长怎么会不清楚呢。于是只好又去村里了解情况。据村里的人说，杨二宝和杨德利是堂兄弟，他们并不是宋屋村人。几年前，宋金福去外面游荡了一段时间，就将这两个人带回宋屋村来。宋屋村的人起初并没注意这两个人，但后来渐渐发现，自从这杨氏兄弟来了以后，村里经常丢鸡丢鸭，甚至还丢牛。杨氏兄弟来到宋屋村就住在一间闲房里，每天白天睡觉，到了晚上不知去干些什么名堂。有村人向警方反映，曾有人看见，这杨氏兄弟早晨从外面回来，拎着一些大包小包，看上去显然是一些来路不明的东西。
与此同时，警方考虑到韩桂梅临走时有可能回过宋玉良那里，于是又来向宋玉良了解情况。宋玉良的家很简陋，但很干净，里里外外收拾得井井有条。可以看出，韩桂梅将宋玉良照顾得很好，而且是一个很能干的女人。宋玉良很清瘦，大约三十来岁，由于长年躺在床上，面色发黄，身体也已经有些变形。宋玉良似乎已经知道了村里发生的事，但是对去了解情况的警方有些漠然。警察问他，韩桂梅是你的女人吗。他只是点点头，再问别的事就不再说话了。警察又耐心地问他，韩桂梅在这个早晨是否回来过。然后又对他说，如果韩桂梅确实回来过，最好如实告诉警方，这样便于调查，对韩桂梅本人也是有好处的。但宋玉良听了却慢慢闭上眼，无论警察问什么都不再说话了。当时去了解情况的警察观察了一下宋玉良脸上的表情，可以断定，韩桂梅在离开案发现场之后很可能来过这里。
法医对现场四具尸体的检验结果很快出来了。杨二宝是死于铁钎的贯穿伤，铁钎在插入杨二宝身体时刺破了心脏。杨德利则是死于头部的钝器伤。从这两人的伤情看，凶手显然具有相当的臂力，因此应该是一个很健康的成年男性。宋金福的身上有多处刀伤，但伤口都不太深，应该是被刀砍后在床上翻滚挣扎，最后致命的两刀是砍在脖颈和喉咙上。不过从宋金福身上的伤口，很难判断凶手的性别。凶手在行凶时似乎已经没有太大气力，所以每一刀砍下去都不是很准，因此有可能是一个女性，也有可能是一个已经受伤的男性。至于那个几月大的男婴，则是被活活掐死的，凶手显然非常凶残，几乎将孩子的颈椎拧断了。
法医试图从插在杨二宝身上的那根铁钎和现场床上遗留的那把柴刀上寻找指纹。但这两件凶器的表面都已涂满干硬的血迹，所以无法再提取到指纹。当时的天石县警方会同望江市警方经过反复研判，最后认为，韩桂梅是这起血案的现场惟一活下来的人，她即使没有参与行凶，应该也目睹了整个血案的过程，最重要的是，她应该知道这几个被害人之间的关系，而最后她又在警方赶到之前悄悄离开了现场。如果她只是一个受害者，与这起血案没有任何关系，她为什么要以这样的方式离开呢？而且，韩桂梅自从那个早晨离开案发现场之后，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宋金福带回的那只棕色的人造皮革提包也随之一起不见了。警方搜遍宋屋村的山上，又一直追到乡里，追到天石县城的长途汽车站，却都没有发现她的踪迹。
于是就这样，这个韩桂梅从此消失了。
4
刘骏对我说，其实干这行，比的就是想象力。
据说刘骏在中国警官大学读书时，曾是他们那一届的高材生。我不知道他读没读过爱因斯坦的这句话。如果读到过，自然无话可说，而如果没读过，说明他与爱因斯坦所见略同，也就说明他真的适合干这一行了。我觉得从相貌看，刘骏确实适合干这行。今天的影视剧中，干刑侦的警察一个个都是浓眉大眼，要么就是白白嫩嫩的小鲜肉。我这样说并不是不主张我们的警察五官端正，警察也不应该都是歪瓜裂枣，恰恰相反，一些岗位的警察在相貌上还应该有较高的要求。但是，刘骏干的这一行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是一种极特殊的职业，所以不允许在相貌上有什么特别之处，如果过于浓眉大眼，过于小鲜肉，往往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甚至是生命危险，所以，最好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如果放到闹市街上就让人再也认不出来。刘骏刚好就是这样一个人。他那张总是阴沉的脸上似乎化着迷彩，看不出任何表情，也没有任何特征。但想象力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关于韩圭美这个案子，我不知道他的想象力是否真能大于这个案中的情节。这一点就连刘骏自己似乎也没有十分的把握。他曾经对我说，其实一个人的想象力是有限的，现实中的事，往往会比想象的更加难以想象。 我翻阅卷宗之后，想找刘骏聊一聊。但这时却找不到他了。
刘骏很忙，手头一直有案子。我与他约过几次，都没有约上时间。最后一次好容易和他说好，下午三点在他的办公室见面，但我一直等到四点，他又打来电话，说情况有些变化，他实在无法赶回来。但他告诉我，他已安排好，让我去找他的助手李小重。他在电话里说，当初办韩圭美这个案子时，李小重一直跟着他，所以对当时的情况很了解。我只好又来找李小重。李小重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刚从警校毕业不久，看上去像是跟他师傅从一个模子里扣出来的，年纪轻轻，阴沉的脸上也如同挂了一层灰，看不出任何表情。李小重果然对韩圭美的案子很了解。他告诉我，其实韩桂梅这个案子已经是“死案”。所谓死案，也就是已经没有任何线索，所有的证据都已灭失，惟一的希望就是等待着被别的案子重新牵出来。而这个案子中的主要嫌疑人韩桂梅又并不是惯犯，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她再次犯罪的可能性几乎微乎其微。所以，可以说，这已经是一个没有任何希望的无头案了。
李小重说，这确实是一桩无头案。当年留下的材料并不多，除去当时的案发记录，询问宋屋村村民的几段笔录，勘查现场的文字记录和照片资料，以及法医的验尸报告，就再没有其他可供参考的东西了。12年前负责这个案子的刑警有的已经退休，有的早已调离岗位。
所以，李小重说，当时几乎无从下手。
后来刘骏终于找到一个已经退休的老刑警。这个老刑警当年经手了这个案子，因此对情况比较熟悉。据这个老刑警说，他们当时也是将这个案子搞了很长时间，但仅凭现场留下的4具尸体，而这4个被害者的身份和关系又这样令人匪夷所思，所以始终无法理出一个清晰的头绪。宋金福的家是在村边，附近没有邻居，而且法医根据死者尸体的状况推断，案发时间应该是在午夜12点左右，所以当时没有任何目击证人。这样一来，在这起血案中惟一活下来的这个叫韩桂梅的女人也就成了这起案件惟一的突破口。只要找到韩桂梅，这个案子的真相自然也就清楚了。可是这个叫韩桂梅的女人在那个早晨离开案发现场之后，就再也没有任何消息。警方采取各种手段都没有寻找到她的踪迹。所以，这个老刑警叹息一声说，这个案子也就一直悬在这里，再后来渐渐被人们忘了，也就没人再提起。
就在这时，刘骏突然想起一个人。
刘骏想起了宋屋村那个叫宋玉良的男人。宋玉良是韩桂梅的合法丈夫，而且从当年留下的资料看，韩桂梅与宋玉良结婚之后，一直对他很好，甚至在案发的那个早晨，韩桂梅临走时还曾回去看过他。而这个宋玉良又是残废，一直瘫在床上，从这一点推测，韩桂梅离开宋屋村之后会不会对宋玉良放心不下呢，如果真是这样，她一定会与他联系。显然，宋玉良没有韩桂梅的照顾，又失去经济来源，应该是很难活下去的。
刘骏这样分析之后，就在一个早晨和李小重一起开车赶往天石县玉河乡的宋屋村。但他们来到村里才知道，宋玉良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去世了，当年他和韩桂梅生下的那个女孩已经13岁，现在由宋玉良的一个堂弟抚养。刘骏仍不死心，又在村里向别的村民了解情况。据村里人说，韩桂梅自从12年前发生那件事消失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也没有任何消息。前几年曾有人传言，说这个女人已经死在了外面，有说是病死的，也有说是不知怎么死在了河里，还有人说，她已经又嫁了人，但都没有得到证实。
李小重说，这次去宋屋村了解到这样的情况，让刘骏有些沮丧。但他突然想到，韩桂梅已出走12年，倘若她已死了，自然也就无从查起，而如果还没死，或已在外面安下身，甚或又重新嫁人，很可能就会涉及到身份证和户籍等一系列问题。她的户籍会不会有什么变动？于是，刘骏立刻又来到玉河乡派出所。但在派出所仔细查阅了户籍档案，发现韩桂梅的户籍并没有迁出，也没有任何变动。于是这条路又被堵死了。刘骏这时仍然不死心，从派出所出来，他考虑了一下，又和李小重一起赶到天石县城，向当地同行了解情况，看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但是县公安局的人说，他们这些年始终没有放下这个案子，却一直没有任何进展。县刑侦大队的队长说，这12年中，到他这里已经换了3任队长，每一任队长一接手工作，第一个面对的就是这件案子，却始终没有结果。
李小重说，这天下午从天石县公安局出来，天色已经很晚。由于回望江市的路上有几个地方正在修路，来的时候就发现有汽车拥堵，于是刘骏和他商量了一下，就决定住在县城招待所，准备第二天一早再回望江市。但在这个晚上，刘骏突然又冒出一个想法。他睡到半夜腾地坐起来，对李小重说，他还忽略了一件事。李小重先是被吓了一跳，然后问他，忽略了什么事。刘骏说，他想起韩桂梅留下的那个女儿，一个女人，别的可以不顾，但自己的孩子总不会扔下不管，她这些年会不会还和孩子有什么联系。李小重听了想一想，立刻明白了刘骏的意思。刘骏又说，韩桂梅当年走时，她的这个女儿刚1岁多，她将这样小的孩子留给宋玉良这样一个瘫在床上的残废，她会放心吗？而且这个女儿是她和宋玉良一起生下的，她一定会更加疼爱，如果这样分析，在这12年中，假如韩桂梅没有死，即使她没再与宋玉良联系，对这个女儿也不会不闻不问，她一定会想办法询问这个孩子的情况。李小重这时已经明白刘骏的想法。刘骏点点头，说对，也许从韩桂梅留下的这个女儿身上，能寻找到有价值的线索。他想了一下又说，宋玉良去世后，这个叫宋春红的女孩一直是宋玉良的一个堂弟代为抚养，所以，如果了解这个女孩的情况，就要去找宋玉良的这个堂弟。
于是，第二天一早，刘骏和李小重又开车返回宋屋村。
5
宋玉良的这个堂弟叫宋玉椿，是一个40来岁的秃头男人，两个眼睛一眨一眨的很亮，看上去有些精明。他听刘骏说明来意，想了一下点点头说，是啊，春红这孩子命很苦，很小的时候家里就出了这样的事，她爸又是个瘫子，一下就没人照顾了，其实从韩桂梅一走，我就把这孩子接过来，我这里还有两个孩子，年纪都和春红差不多，两个羊是赶，三个羊也是放，虽说我家条件也不太好，还是可以有她一口饭吃。刘骏点点头问，这十几年里，这孩子的母亲韩桂梅从没来过信，或是来过电话吗？宋玉椿苦笑着摇头说，还说啥信啊电话的，这女人自从十几年前离开宋屋村，就再也没有消息，后来听人说，她好像已经死在了外面。刘骏又朝宋玉椿的家里环顾了一下，问，这孩子，现在去哪了？宋玉椿立刻说，哦，她去上学了。这时刘骏看一看再也问不出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就从宋玉良的家里出来。 李小重说，这次从宋屋村回来，刘骏一路上都皱着眉头，直到把车开回望江市始终没说一句话。回到刑侦队的办公室，他刚在办公桌前坐下，突然又站起来说，不行，咱们还得回去。李小重听了不解，说咱刚回来，又回去干什么？
刘骏说，这次不去宋屋村，去玉河乡。
刘骏告诉李小重，他回来的路上一直在想，这个叫宋玉椿的男人在说起宋春红这孩子时，脸上的神色有些不对，好像在有意想回避什么，所以关于这个女孩，还应该再详细了解一下。刘骏说，根据从宋屋村的村委会了解到的情况，宋春红在村里的学校读到小学三年级时，宋玉椿就将她转到乡里的学校去上学了，这似乎有些不合情理。刘骏对李小重说，乡里的学校，条件自然远比村里的学校要好，但问题是，宋玉椿自己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都在宋屋村的村办学校读书，他为什么偏偏要把宋春红送到乡里的学校去读书呢？据村委会的人说，当时宋玉椿的理由是，宋春红虽然不是他的亲生女儿，可是这孩子的命这样苦，所以他这个当叔叔的不能再让她受委屈。但是，刘骏说，尽管宋玉椿这样说，乡里毕竟是寄宿学校，而去寄宿学校上学肯定要多花一些钱，凭宋玉椿家里的经济条件，他怎么会有能力让宋春红去乡里读这样的学校呢？刘骏想一想又说，此外还有一点，也让人很难理解，宋玉椿让自己的两个孩子留在村里，却把宋春红送去了乡里条件更好的学校，这应该是一件很值得夸耀的事情，可是在向他了解情况时，他对此事却避口不提，这又是为什么呢？所以，刘骏说，如果这样分析就应该去玉河乡的学校，再详细了解一下关于宋春红的情况。
刘骏和李小重当即又开车返回天石县，来到玉河乡的学校。
据玉河乡学校的老师介绍，宋春红是小学三年级的第二学期转来的，送她来的是一个叫宋玉椿的男人，自称是宋春红的叔叔。当时学校告诉这个男人，乡里的学校毕竟是寄宿，虽然尽量减免学生的各项开销，但也需要一定费用，这一点家里要有思想准备。宋春红的叔叔听了立刻说，费用的事他已经打听过了，他可以承担。就这样，这个叫宋春红的孩子就正式转入乡里的学校，现在已读到小学六年级。刘骏听了想一想，对老师说，想去看看宋春红的宿舍。宋春红的宿舍很干净，而且看得出是一个人住的单间。刘骏看了有些意外，问学校老师，这样的单间宿舍学校里有多少。学校老师说，只有宋春红这一间。学校老师向刘骏解释，宋春红来学校的第一年也和别的同学一样住集体宿舍，第二年才给她安排了这样的单间。在安排这间宿舍时，学校曾征求她的意见，问她是否愿意继续和同学住在一起，还是自己一个人住。但是，学校老师说，宋春红的性格有些孤僻，平时很少和同学接近，她说愿意自己住。于是学校就给她安排了这间单人宿舍。刘骏问，别的学生也可以要求住这样的单间吗？学校老师笑笑说，当然不行，现在寄宿的学生很多，学校没有这样的条件。
刘骏不解的问，那为什么宋春红就可以呢？
学校老师迟疑了一下，似乎欲言又止。
刘骏说，这件事很重要，宋春红这个孩子，关系到一起很重大的案件，所以无论什么情况，还请校方如实告诉我们，这不仅对我们的工作，也对孩子有利。
学校老师又犹豫了一下，才说，确实有一个情况，不过学校领导一直要求保密，不准对外说出去。学校老师说，在宋春红读到小学4年级时，曾有一家城里的企业要来我们学校捐资助学。但这家企业说，他们目前的经济实力有限，暂时只能资助一个学生，等后面企业进一步发展了，再考虑资助更多的孩子。然后这家企业的代表就向学校点名提出，他们这次准备资助的学生是宋春红。后来学校才知道，这家企业资助宋春红已经不是第一次。他们曾给了宋春红的叔叔宋玉椿一笔钱。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笔钱，宋玉椿才将宋春红送来乡里的学校读书。这家企业的代表又对学校说，他们的企业一向很低调，所以不希望将这件事宣扬出去，况且现在需要资助的孩子很多，而企业目前的能力又有限，一旦别的孩子再提出这样的要求暂时还无法满足，因此这件事，只要校方知道就行了。刘骏听了立刻问学校老师，这家企业这样资助宋春红，是否与学校签有什么协议。学校老师说，与企业签的协议当然有，但既然学校领导要求保密，这份协议自然也就不便拿出来。不过，学校老师又说，协议的内容她还记的一些，大致是说，企业一次性支付学校对宋春红的助学金4万元，供宋春红从4年级读到小学毕业，包括学习用具、日常生活用品以及在学校的食宿等项开支。将来宋春红升入中学，助学款项事宜企业再与学校另行商议。另外，这笔助学金由校方负责监管。学校老师说，也就是因为有了这笔助学金，学校才根据这家企业的要求为宋春红安排了单间宿舍。
刘骏又问老师，能否说出这家企业的名称。
学校老师抱歉地说，这恐怕不行，学校当初和这家企业的协议上有明确规定，学校有义务为这家企业保密。不过，学校老师又说，这家企业将这笔助学金打到学校账上的时间她记的很清楚，是在那一年的“六·一”儿童节前一天，好像是个上午，显然，这家企业选择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把助学金打过来也是有所考虑的。刘骏听了点点头，对这个老师说，好吧，我们来学校调查宋春红，这件事也希望您不要说出去。
学校老师听了看一看刘骏，小心地问，不能说？
刘骏说，不能说。
老师问，对学校领导……也不能说吗？
刘骏说，对任何人都不要说。
刘骏这样说罢，就和李小重告辞出来。
李小重对我说，他当时感到有些奇怪。既然已经了解到这家企业，如果想知道具体情况，只要直接去问一下这个学校的领导就可以了，学校领导有义务配合警方的刑侦工作。可刘骏为什么不再问了呢？但是，李小重说，至少有一点他是清楚的，刘骏不问，一定有不问的道理。这天从玉河乡的学校出来已经很晚。但刘骏说，尽管路不好走，他们也必须当晚赶回望江市。这时李小重已经猜到了，刘骏的心里一定有事。
果然，第二天将近中午时，刘骏对李小重说，那个3年前资助宋春红上学的企业，他已经查清楚了。李小重有些意外，问刘骏是怎样查到的。刘骏笑笑说，这很简单，他今天上午给天石县公安局打了一个电话，让他们协助去玉河乡信用社查一下，2009年5月31日，有一笔4万元的资金打到玉河乡学校的账上，这笔钱是从哪里打过来的。就这样，这个企业很快就查出来了，是湖北省永昌市一家叫何川圭美女性用品有限公司打过来的。刘骏说，他在这个上午立刻又与湖北永昌市的公安局联系，请他们协查一下这家叫何川圭美企业的具体地址，现在这家公司的地址也已经搞到了。李小重听了有些不解，问刘骏，为什么对这家企业这样感兴趣。刘骏说，直觉，只是一种直觉。 接着，刘骏又笑笑说，这也是一种想象力。
刘骏对李小重说，现在企业参加捐资助学这样的社会公益活动，无非有两种情况，一是这个企业家确实有爱心，有社会责任感，企业一旦赚了钱就想回报社会;二是这个企业家在有爱心的同时，也想树立企业形象，扩大企业在社会上的影响，其实这也是宣传企业的一种手段。所以，刘骏说，无论是哪种情况，按一般常理，企业都希望在参加了这样的公益活动之后让更多的人知道自己，可是这家叫何川圭美的企业，他们资助了这个叫宋春红的孩子却不希望任何人知道，甚至还将学校有为此事保密的义务写入捐助协议，这就让人感到有些不太正常。这是第一点，刘骏说，此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据学校老师说，他们学校后来了解到，这家企业早在宋春红转来乡里的学校之前就曾去宋屋村找过宋玉椿，为宋春红捐过一笔钱，宋玉椿也正是因为拿到这笔钱，才将宋春红送来乡里的学校读书。这在表面看起来似乎很正常，一个企业决定捐资助学，自然要找边远贫困的山区。宋屋村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经济也很落后，所以这个企业找到这里资助宋春红这样一个有着特殊身世的孩子，应该也合情合理。但接下来的问题，玉河乡经济落后的村庄并不止宋屋村一个，这个企业又是怎样找到这里来的呢？而且，在去宋屋村的村委会了解情况时，村委会的人始终没有提起这件事，这就说明这家企业去宋屋村资助宋春红，并没有通过村委会，这显然就更不正常了。
所以，刘骏对李小重说，我们还要再去一下宋屋村。
刘骏和李小重这次开车去宋屋村，走的是另一条路，虽然不太好走，但绕开修路的路段，还是节省了很多时间。来到宋屋村，刘骏觉得开警车进村会让宋玉椿紧张，于是让李小重把车停在村外，然后两人步行来到村里。宋玉椿显然没有想到刘骏和李小重又来找他，两眼一眨一眨试探地看着刘骏。刘骏没有绕弯子，直截了当问宋玉椿，是否曾有一家企业来资助过宋春红。宋玉椿一听刘骏问的是这件事，越发紧张起来，连忙说是有这件事，不过这家企业两次捐赠的钱，他确实都用在宋春红的身上了，自己一点都没有私留。
刘骏听了立刻问，你说这家企业，曾来你这里为宋春红捐过两次款？
宋玉椿说是。
刘骏说，你具体说一下。
宋玉椿想想说，第一次是在4年前，一天上午，有人把电话打到村委会，说要找他。他去接电话，一听对方是一个陌生女人的声音。这女人让他到乡里去一下，她在一个饭馆里等他。当时宋玉椿不知这陌生女人找自己有什么事，连忙赶到乡里，在约定的饭馆见到这个陌生女人。这是一个城里的女人，看上去很年轻。她说话很少，只是问了一下宋玉椿家里的情况，有几个孩子，然后又逐一询问了每个孩子的具体情况，最后在详了解过宋春红之后就说，她所在的企业准备来宋屋村为贫困家庭的孩子捐资助学，现在选定了宋春红。这女人告诉宋玉椿，她先给他6千元，这笔钱主要用于宋春红的学习和生活，宋玉椿不准挪作他用。这女人这样说着就将这笔钱交给宋玉椿，然后说，她后面还会再给他送一些钱来。但是，这女人又说，捐资助学这件事不要告诉村里的人，对任何人都不要说。当时宋玉椿不解，问这女人为什么。这女人说，现在我们企业的经济实力有限，如果传出去，大家都来要求资助，企业还没有这样的能力。宋玉椿说，1年以后，这女人果然又送来1万元钱。但她这次又提出了具体要求，让宋玉椿将宋春红转到乡里的学校去读书，而且一定要寄宿。于是就这样，宋玉椿就将宋春红送去了乡里的学校。宋玉椿说到这里，又咬牙跺脚赌咒发誓地对刘骏说，他确实把这两笔一共1万6千元钱都用在宋春红的身上了，自己一分钱都没留。
刘骏听了没再说话，就和李小重一起出来。
李小重告诉我，事情到这里就已经很清楚了。于是，刘骏立刻决定，将调查方向转向这个在湖北省永昌市注册的何川圭美女性用品有限公司，而且很快锁定了韩圭美。
6
我越发意识到，爱因斯坦说的这番话看似简单，其实在犯罪学的意义上是蕴含着很深哲理的。犯罪行为的发生，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随机，二是蓄谋已久。但无论哪种情况，要想在事后逼近犯罪事实的真相，都需要超乎常人的想象力。但是，正如刘骏所说，生活中的随机犯罪可谓千奇百怪，情感，恩怨，经济，仇恨，哪怕街上碰一下都有可能酿成冲突导致犯罪，甚至可以这样说，生活的内容有多少，犯罪的可能性也就会有多少;蓄谋已久的犯罪则更是如此。正因为这种犯罪往往是一种高智商行为，因此它的可能性也就更会溢出普通人的想象力之外。不过显然，刘骏坚定地认为，自己在这方面是一个特例。
刘骏确实很自信，甚至有些自负。
此时，我还想到另外一件事。既然这个案子已经搁置了12年，而且已被大家认定是一桩无头案，为什么刘骏又重新拾起来，而且一直这样抓住不放呢？我想弄清这件事，并不是因为想把刘骏塑造成一个铁肩担道义，不负人民卫士称号的高大全式的警察，而是由刘骏，我想到了另一个人。这个人是我在读大学时的老师，姓张。这个张老师在当时教我们《数学分析》，他自己的研究方向是数论。应该说，在数论领域，几百年前的歌德巴赫和泰勒以及拉格朗日们为后人留下了无穷无尽的未解难题。但我的这个张老师，却把所有的这些未解难题统统视为己任，每天从早到晚把自己埋在数不尽的数学公式里，解开一个数论难题又一个难题，看表情就知道，他永远沉浸在抽象的世界里，似乎这就是他与生俱来的责任。
我想，刑事案件之于刘骏，或许也是这样。
我在另一个卷宗袋里，终于找到了刘骏对韩圭美的讯问笔录。从这份厚厚的笔录中可以看出，在讯问过程中，韩圭美的态度很配合。这在当时，一定让刘骏感到有些意外。我在另一份办案记录的材料中曾看到，刘骏在对韩圭美讯问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甚至关于韩圭美的态度，也设想了几种可能，而且针对每种可能都制定了相应的预案。刘骏的担忧当然是有道理的。这个案件毕竟已过去12年，当时的很多关键证物都已灭失，证人也无法找到。这一次韩圭美自己主动回来，她心里究竟是怎样想的还很难猜测。如果在讯问过程中，她对所有的事情都矢口否认，警方就会陷入被动，后面的工作也就很难再进行下去。 但是，让所有办案刑警都没有想到的是，刘骏这次从首都机场把韩圭美带回望江市，对她的讯问竟进行得很顺利。韩圭美果然是一个做事很有条理的人，而且非常理性。她这次从国外回来之前，显然已经过深思熟虑，而且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所以，她在回答刘骏的讯问时就很坦然，似乎也没想再隐瞒什么。
姓名？
韩圭美。
性别？
女。
职业？
何川圭美女性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籍贯？
……
你的籍贯？
湖南省，天石县水竹乡山前村人。
你是否在玉河乡的宋屋村生活过？
……
你与宋屋村的宋玉良，是什么关系？
好吧……我可以告诉你们。
嗯。
我就是……韩桂梅。
等等，请你再说一遍。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韩桂梅。
嗯，韩桂梅，你的态度，我们表示欢迎。
……
再问你一个问题，宋春红，是你什么人？
是……我的女儿。
你和谁生的女儿？
宋玉良。
现在你说一下，12年前的那个早晨，你是怎样离开宋金福家的？
这件事，一句话两句话很难说清楚。
为什么？
事情很复杂。我还是……从头讲起吧，可以吗？
可以。
我的家在天石县水竹乡的山前村，这你们已经知道了。我后来到玉河乡的宋屋村，是嫁过去的。关于我嫁给宋玉良这件事，当时宋屋村的很多人不理解，搞不懂我好端端的一个女孩子，为什么会嫁给宋玉良这样一个瘫在床上的残废。这件事当然有原因。但这个原因，我这些年从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过。对不起，我……能抽支烟吗？
可以。
哦……好，谢谢。
我是1977年春天在山前村出生的。听我祖母说，我出生之后接连发生了很多事，先是我祖父突然去世了，接着只过了一天，我母亲也去世了。从那时开始，我们的那个村里就接连莫名其妙的死人。后来才知道，是村里突然闹起一种奇怪的瘟疫。这时村里的人们就开始怀疑到是我的缘故。有人说我是妖孽，一出生就妨死了祖父，又妨死了母亲，接着还给村里带来这样一场灾难，妨死了这样多的人。甚至有人说，如果留着我，将来说不定还会给村里带来什么灾祸。当时我父亲听信了村里人们的这些话，就将我扔到了村外的山上。后来还是我的祖母偷偷去山上把我抱回来，我才没有被冻死。接着没过多久，我父亲也病死了。我就这样和祖母一起生活。我祖母是一个很明事理的人，她经常对我说，一定要好好读书，我只有读了书将来才可能有出路。那时生活虽然艰难，但祖母宁愿将家里的两间老屋卖了，也咬着牙让我去上学。到我16岁那年，祖母也病死了。那些年山前村的人们始终认定我不吉利，会给村里带来噩运，只是因为有祖母的庇护，我才在村里生活下来。现在没有了祖母，我知道，我已经无法再留在村里了。于是，我就在那一年秋天离开了山前村。
我先在县城游荡了一段时间。我本想找一份工作养活自己。但我当时毕竟只有16岁，身材看起来也比同龄的女孩瘦小，而且那时天石县城还很萧条，街上的商店和饭馆很少，所以，我一直没有找到工作。我在临出来时，将祖母留下的一点钱都带在身上。这时身上的钱也已经快用完了。于是，我决定离开天石县城，到外面去看看。我当时只是随便上了一辆长途汽车，并不知道这辆车要开往哪里。就这样，我糊里糊涂地来到湖北的黄门市。黄门虽然只是一个地级城市，但我那时从没出过门，县城都很少去，所以在我看来，这个城市已经很大了，马路很宽，街上的行人也很多。可是我在这里仍然没有找到工作。我说话的口音是天石县山里的土话，当地人听起来很费力，我的样子又显得单薄瘦小，所以没有人肯雇我工作。我就这样在黄门游荡了很长时间，饿了去饭馆，捡人家吃剩下的一点残羹剩饭，晚上就去火车站或长途汽车站找一个角落睡觉。这时已是冬天。我从家里出来时穿的是单衣，渐渐地就要熬不住了。一天下午，我又去一家饭馆吃人家丢下的剩饭，突然被一个男服务员揪住衣服推搡出来。我站在饭馆门口，饿着肚子越发感到身上寒冷，于是就去窗外的墙角坐下来避风。这时一个男人朝我走过来。他站在我面前，先是很认真地看看我，然后问我多大了。我告诉他，18岁。我故意多说了两岁，我在那段时间找工作已经有了经验，我知道，如果年龄小机会就会更少。这个男人又让我站起来，在他面前转了一下，然后点点头问我，想工作吗。我立刻说想，当然想工作。这男人说，你跟我来吧。他这样说着就将我又领进这个饭馆，来到后面的一个房间，叫人端来一些饭菜让我吃。我已经很久没有吃过正式的饭菜了，所以很快就将桌上的东西都吃光了。这时我才知道，这个男人是这家饭馆的老板。他告诉我，叫他明哥就可以。接着这个明哥又叫来一个女孩，带我去后面洗了一个热水澡，又找来几件衣服让我穿上。然后，他看看我，好像很满意地嗯了一声。在这个下午，我真从心里感激这个明哥。我知道，我现在有了一份工作，以后不会再在街上受冻挨饿了。但我这时并不知道，这个明哥表面经营这样一家饭馆，其实在饭馆的后面还做别的生意。
就在这个晚上，我终于明白这个明哥让我做的是什么工作了。我的第一个客人是一个干瘦的中年男人，看上去挺斯文，但力气大得惊人。他一进来就迫不及待的把我抱起来扔到床上。我当时吓坏了，一下尖叫起来。我这样一叫这个男人也慌了，连忙扑过来捂住我的嘴。我一急就在他的手上咬了一口。我这样激烈地反抗让这个男人很恼火，他立刻穿上衣服出去了。一会儿明哥来了。明哥阴着脸问我，怎么回事。我这时已经说不出话来，只是坐在床上不停地哭。明哥说，多余的话我不想对你说，你心里应该明白，你现在的工作是干什么，不过就在今天中午你还是什么样子，你当然也不会忘记，当时我问过你，是你自己对我说愿意工作的。我哭着说，我说愿意工作，可不知道是这样的工作。明哥说你以为是什么工作，只拿钱不出力吗，再说这样的工作有什么不好，你只要在床上躺一晚上，就可以挣到50元，一个月就是一千五，我这里还管吃管住，你去哪里找这样的好事，只怕在这里做一段时间，再让你走你都舍不得走呢。明哥这样说着脸又沉下来。他用手拍了一下厚厚的墙壁说，这里的房子很结实，你如果想嚷就只管使劲嚷，外面不会有人听到，不过，你如果惹恼了客人可就是你自己的事了，到时候我也帮不了你。明哥这样说完就转身出去了。 我就从这个晚上开始，在这个叫明哥的男人这里做起了这种营生。直到这时我也才知道，做这种营生有多么可怕。来这里的男人形形色色，而且什么古怪脾气的都有，他们做这种事并不是简单地做完了就走，还会提出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要求，有的要求简直让人无法忍受。还有一种男人，专喜欢在我来月经的时候做这种事。尽管那个叫明哥的男人总提醒我，一定要让客人戴上安全套，但我渐渐地还是患上了妇女病。这时我已经意识到，我无论如何都不能再在这个地方做下去了，否则我就要彻底毁了。但这个叫明哥的男人对我们看管得很严。这里有十几个女孩，我们每天白天睡觉，晚上起来做一夜生意，也有的时候白天也要接待客人。偶尔我们要出去买一些日用品，明哥也会派人跟着，而且盯得很紧。但我这时通过和客人接触聊天，心里已经有了一个计划。一次，一个经常来找我的客人又来了。他这天很高兴，刚刚买了一台新手机，一直在手里不停地摆弄。我就装作不经意的样子跟他学会了怎样用这个手机打电话。一会儿，我趁他去卫生间洗澡的机会，就用这个手机拨打“110”报了警。在这个晚上，警察很快来人将这个饭馆封起来。明哥和他手下的几个人都被带走了。我们这十几个女孩也被带去公安局。这时我已知道，这个叫明哥的男人强迫我这样年龄的女孩卖淫是要被判重罪的。于是，我向警方如实说出了自己的年龄。
我就这样被解救出来。但我不想说出自己的原籍是哪里。我已经永远不想再回那个地方。可是一个光头警察对我说，必须说出原籍，因为他们将我解救出来，一定要送回原籍才算完成了这项工作。我没办法，只好告诉他们，我的原籍是湖南天石县水竹乡的山前村。但这时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回到山前村还能投靠什么人。当初我出来时，曾经想向村里的几个亲戚借一点钱。可是这些亲戚都躲我远远的，甚至连门都不愿给我开，好像惟恐沾了我的晦气。所以这一次，我不知道如果真回到村里该怎样生活。那个光头警察还是很负责任地把我送回到山前村，而且还给我买了一些食品和日用品，又给我留下了一些钱。
但是，我家里的房子本来就很破旧，又废弃了这样久，已经无法再住了。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投靠邻村的一个远房姑姑。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远房姑姑竟然很痛快地就收留了我。她家里的经济条件也不好，只在山坡上有一块薄地，平时再编一些竹器拿出去卖。于是，我住在这个远房姑姑的家里，每天就尽力帮她做一些事。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一天，这个远房姑姑突然对我说，你在我这里住了这样久，我家里的条件你也知道，如果再多一张嘴实在养不起了。我一听她这样说就明白了，她是要让我走。但这个远房姑姑立刻说，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误会。这个远房姑姑告诉我，她这段时间一直在为我的事考虑，我这样下去也不是长久的办法，所以，她为我找了一个男人，是玉河乡宋屋村的，叫宋玉良，我如果嫁给他，也就算是有了一辈子的归宿。我当时听了真是从心里感激这个远房姑姑，所以她问我的意见时，我想也没想就答应了。可是，我后来才知道，宋屋村的这个叫宋玉良的男人竟然是一个长年瘫在床上的残废，我的这个远房姑姑把我介绍过去，从男方那里拿到了一笔彩礼钱。我知道了这件事的真相之后也就明白了，我已经别无选择。如果我不同意这门婚事，这个远房姑姑也不会允许我再在她的家里住下去，可是我在黄门市的那段经历，又让我对外面充满了惧怕。我已经走投无路了。所以，我只能同意。
让我稍稍感到一点安慰的是，这个叫宋玉良的男人虽是残废，但心肠很好，我嫁过去之后，他对我也很体贴。于是，我也就死心塌地的留了下来，决定就这样守着这个男人过一辈子了。在我嫁过来之前，一直是宋玉良的一个堂弟偶尔过来照顾他一下。我嫁来之后，自然也就将家里的所有事都承担起来。我结婚的第三年，宋玉良竟然还让我生下了一个女儿，这又是一件让我感到惊喜的事。但就在这一年，还是出事了。
那是一个中午，我去山上的竹林里挖笋。当时我正在拉肚子，一边挖笋忽然感到一阵肚子痛，于是就在竹林里蹲下来。但就在这时，我突然看到了一双男人的眼睛。我立刻认出这个男人是村里的宋金福。我当然知道宋金福是什么人，而且已经感觉到，自从我来这个村里，他经常远远地盯着我看。所以这时，我连忙起身提上裤子。但宋金福已经几步来到我跟前，他一句话没说，抓住我的裤子用力向下一拉，然后就在竹林里把我强暴了。这天从竹林回来，我没有对任何人说。我本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但让我没想到的是，从此以后，这个宋金福就经常趁我上山或下田的时候纠缠我。后来他竟然向我提出，让我每天晚上去他的家里。宋金福威胁我说，如果我不答应，他就去把我的家一把火烧了。我很清楚宋金福是什么人，知道他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于是，为了宋玉良，也为了我的孩子，我只好答应了。宋玉良还是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他虽然是一个残废，但作为一个男人也无法忍受这种事。可是他又没有任何办法。后来他曾几次想喝农药自杀，幸好都被我及时救下了。我渐渐发现，这个宋金福不仅在村里横行霸道，很可能在外面还干着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一天夜里，他突然神色慌张地对我说，他有事要出去一段时间。接着又恐吓我，他不在村里的这段时间，让我老老实实的，不准跟别的男人接触，如果他回来时在村里听到什么关于我的风言风语，他绝不会放过我。他这样说罢收拾了一下就匆匆走了。
宋金福这样一走，我的心里反而松了一口气，这样我也就不用每晚再去他那里了。但我当时还并不知道，事情没有这样简单。又过了一段时间，一天傍晚，我从田里回来，杨二宝突然在路上拦住我。他对我说，宋金福回来了，让我去他那里。我当时听了将信将疑，但还是跟着杨二宝来到宋金福的家里……
7
等一等，这时杨二宝和杨德利，来宋屋村多久了？
具体时间……已经记不清了，应该有几个月了吧。
这两个人，平时与宋金福是怎样的关系？
他们经常一起喝酒，有时，好像还商量什么事。
你感觉，他们之间，谁更惧怕谁一些？
好像，杨二宝和杨德利更怕宋金福。
你是怎样看出来的？ 有一次，杨二宝不知说了一句什么，被宋金福一拳打倒在地上，鼻子和嘴角都流出血来，杨二宝爬起来一句话都不敢说，杨德利也赶紧过来替他说好话。
杨二宝和杨德利，是哪里的人？
不知道，也没听宋金福说起过。
听他们说话的口音呢？
好像，不是湖南人。
好吧，你接着说。
在这个傍晚，我来到宋金福的家才知道，我被杨二宝骗了。宋金福并没有回来。自从宋金福走后，杨二宝和杨德利就搬到他这里来住，说是给他看家。这天晚上，我来到宋金福的家，杨德利正坐在桌前喝酒，接着杨二宝就在我的身后把屋门关上了。我立刻感觉不对劲，转身要走。这时杨德利走过来，不由分说把我按到床上，就把我强暴了。接着就是杨二宝扑上来。我就这样被他们两个人轮番强暴了一夜。后来这样的事又发生过几次。我知道杨二宝和杨德利跟宋金福是一样的人，他们什么事都干的出来，所以他们每次叫我，我都不敢不去。但后来有一次，我实在无法忍受了，于是临走时对他们两人说，你们就不怕宋金福回来，我把这件事告诉他吗？杨二宝和杨德利听了我的话立刻都愣了一下，相互看了看没有说话。我的这句话果然起了作用，这以后，他们两个人再也没有找过我。但没过多久，我发现自己怀孕了。刚开始的时候，这件事我没有对任何人说。可是后来渐渐地就瞒不住了，我的肚子一天天显现出来。杨二宝和杨德利立刻来找我。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我说什么怎么回事。他们问，这孩子是哪里来的。我说这孩子是哪里来的你们还来问我吗。他们又问，这孩子是谁的。我说，你们两人应该知道，这孩子是谁的。这时他们两人又相互看了一眼。他们当然也搞不清楚这孩子究竟是谁的。杨二宝问我，等宋金福回来，你怎样对他说？我说，我只能告诉他，这孩子是宋玉良的。但这时杨二宝和杨德利还并不知道，我这样说其实是在骗他们。宋玉良由于几次喝农药想自杀，病情日渐加重，已经高位截瘫，早已没有了生育能力。所以，等宋金福回来，我即使这样对他说了，他也绝不会相信。
就这样，我生下了一个男婴。在这个孩子三月大时，宋金福突然回来了。宋金福是在那天的早晨回村的，我当时并不知道。那天下午，宋金福把我叫到他的家里。我当时想了想，就特意将孩子背在了身上。我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让宋金福知道，在他出去的这段时间我又生下了一个孩子，这样总比他自己知道了再来问我要好。第二也想让他知道，这孩子这样小，所以我晚上不能住在他这里。果然，宋金福一看到这孩子眼就立刻瞪起来。他问我这孩子是谁的。我想了想说，是宋玉良的。宋金福听了只说了一句，你等着。然后就出去了。我当时从宋金福脸上的神情已经看出，可能要出事了，但我还没有想到会出后来这样大的事情。快到傍晚时，宋金福回来了。他显然在外面喝了很多酒，走路有些打晃，手里还拎着一只酒瓶子。他一进来就说，我再问你一遍，这孩子到底是谁的？我又说，是宋玉良的。但我的这句话刚说出口，他立刻在我的脸上狠狠搧了一掌。我被他打了一个趔趄，怀里抱着孩子一下摔倒在地上。宋金福又用力踢了我一脚，然后恶狠狠地说，你以为我出去两年，村里的事就不知道了吗，我已经问过了，宋玉良已是一个半死的男人，他还能给你弄出孩子来吗？他这样说着从我的怀里扯过孩子扔到床上，然后抓起墙边的一根铁钎就用力朝我的身上打来。我立刻疼的在地上滚来滚去，想说话却一句都说不出来。宋金福就这样打了我一阵，才停下来问，这孩子到底是谁的？我这时已经被打得躺在地上不能动了。其实我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替杨二宝和杨德利隐瞒，我没有立刻说出来，只是想让宋金福的火气更大一些。我知道，如果宋金福知道了这件事的真相一定不会放过杨二宝和杨德利，这也正是我所希望看到的。所以，我这时才对宋金福说出，是杨二宝和杨德利。接着就将这件事都说出来。果然，宋金福听了立刻气得两眼发黑，当即将杨二宝和杨德利找来。在这个晚上，杨二宝和杨德利一进门看到我这样躺在地上，立刻就明白了，连忙向宋金福解释，说这件事与他们两兄弟无关。宋金福这时已经不听他们解释，立刻拎着那根铁钎朝他们扑过去。但宋金福因为喝了酒，脚下已经不稳，他抡起铁钎朝杨德利砸过去，却没有砸到。杨德利和杨二宝连忙一起将宋金福死死抱住。可是喝了酒的宋金福一用力就将他们两人甩开了，接着一铁钎就砸在杨德利的头上。杨德利只哼了一声就躺在地上。杨二宝一见连忙转身朝门外跑去。宋金福立刻又从后面追上去，一下就将那根铁钎插进了杨二宝的后背。杨二宝跟着也扑倒在地上。宋金福杀了这两个人，坐到一边，又抓过酒瓶喝了几口酒，然后就跌跌撞撞地朝我走过来。我这时已经吓坏了，我知道宋金福肯定不会放过我。他走到我的面前，三下两下扒掉我的衣服，然后把我从地上拖起来扔到床上，就朝我的身上扑过来。但就在这时，他看到了床上的孩子。他突然抓过那个孩子，用两手狠狠掐住他的脖子。他用的力气很大，我甚至可以听到孩子脖子里的骨头被拧断的声音。就这样，这孩子叫也没叫一声就死了。我当时只觉眼前一黑。这孩子毕竟是我生下来的，而且他没有任何罪过，可是宋金福就这样在我面前把他活活地掐死了，我突然觉得喉咙里一堵，然后哇地一声就吐出一口黏糊糊的东西。宋金福扔下孩子的尸体又朝我的身上扑过来。我这时已经麻木了。我任凭宋金福在我的身上发泄之后，看着他歪在一边的床上呼呼地睡过去。也就在这时，我从床边的褥子底下摸出了一把柴刀。这把柴刀是我早就藏在宋金福的床下的。我知道自己总有一天会无法忍受这种生活，所以我就事先藏了一把这样的柴刀，我想，如果哪一天我实在忍无可忍，就用这把柴刀将宋金福劈死。我在这个时候看着睡死过去的宋金福，我觉得他简直就是一个恶魔。我本来已经有了重新开始的生活，我有了丈夫，有了自己的孩子，可是现在，这个恶魔却把我这一切又都给毁了，毁得我人不人鬼不鬼，现在，他甚至连这样一个只有几月大的孩子都不放过。我想到这里，就抓起这把柴刀用力朝他砍过去。但我这时已经被他打得浑身是伤，手上已没有了力气。我把柴刀砍在宋金福的身上，他立刻疼醒了，睁开眼刚要爬起来，我连忙又朝他的身上乱砍了几刀。最后一刀终于砍在了他的脖颈上，接着又一刀砍在了他的喉咙上。一股血沫立刻涌出来，我听到噗地一声，宋金福的两腿用力蹬了几下就咽气了…… 这就是……12年前那起血案的全过程？
是……
也就是说，杨二宝和杨德利，还有那个男婴，都是宋金福杀的？
对。
而宋金福，是你杀的？
是。
你后来又是怎样离开宋金福家的？
我杀死宋金福之后，就这样在床上呆呆地坐了一夜。到早晨时，村里的宋祥生来找宋金福。他看到这里发生了这样的事就一边喊着跑回村里叫人去了。这时我才渐渐清醒过来。我在当时突然想到，我还只有二十多岁，我的一辈子不能就这样毁了，再说我还有一个女儿，我如果就这样成了一个杀人犯，我的女儿怎么办，宋玉良已经成了这个样子是没有任何能力照顾女儿的。外面已经渐渐有了人声，可以听出有很多人正朝这里跑过来。于是，我立刻穿起衣服。我知道宋金福这次回来还带回一大笔钱，这笔钱就装在一个棕色的人造革提包里。我找到这个提包，就从后门悄悄走了。我在这个早晨已经想好，我这次要远走高飞了，但我还是放心不下我的女儿，也放心不下宋玉良。所以，我犹豫了一下就还是先回到家里。我并没告诉宋玉良刚刚发生的事，我只是对他说，我要先出去一段时间。我本打算再给宋玉良和女儿留下一些钱。但这时，我已听到警车的警笛声，于是就赶紧走了。
等一等，这里还有一个细节。
嗯。
你当时拿走的那个提包，里面应该有一百万元现金，如果一万元一捆就是一百捆，这么多钱，这样重，你当时身上又有伤，你是怎么拎走的？
是，当时确实很重，但我在镇上找了一个信用社，办了一张卡，把钱存到卡上了。
嗯……你在那个早晨走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宋屋村吗？
再没……回去过。
也没再和家里联系？
我有了企业以后，只是让人给女儿以捐资助学的名义送过一些钱，这你们都知道了。
这个何川圭美女性用品有限公司，又是怎么回事？
我离开宋屋村，先在外面漂荡了一段时间，后来就来到湖北的永昌市。我先在何川日用品有限公司里打工。这是一家港资企业，当时的规模还很小，几乎像一个手工作坊，后来公司的老板何川先生要回香港，他对我的印象很好，于是我就用当初从宋金福那里带出来的那笔钱，象征性地就把这个公司的壳买下来。为了不流失公司过去的客户，就把名称改为何川圭美。我这时……已经不想再跟任何男人打交道，所以，我就改做女性用品的生意，而且规定，我的何川圭美企业只雇用女性员工。我的事……就是这些……
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这一次，为什么决定回来投案？
因为我听说，你们已经找到了我的女儿。
就因为这个吗？
是。我不想让我的女儿知道这件事，也不想让她再……我本来已经想好，等她小学毕业，如果没发生意外的情况，我就把她接出来读中学，读大学，将来送她出国……
好吧，我现在告诉你，我们在调查时，没有惊动孩子。
谢谢……
8
我可以肯定，尽管刘骏很自信，甚至自负，但这件案子的个中曲直也已经溢出了他的想象。由此可见，当年爱因斯坦说的只是半句话，“……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可以包围整个世界。”但是，现实世界本身也是无限的。如果用数学的极限理论来说，一个无穷大是不可能包涵另一个无穷大的，这显然是一个悖论。
所以，爱因斯坦说的，应该是一个悖论。
我在离开望江市之前，接到刘骏的一个电话。刘骏先在电话里向我道歉。他说这段时间确实太忙了，所以一直没有抽出时间接受我的采访。接着，他又告诉了我一个好消息。他说，你想当面采访韩桂梅的事，我帮你联系好了，明天上午，你可以去市里的第一看守所。
我听了沉一下，说，还是……不去了吧……
刘骏不解，问为什么。
我笑笑说，发挥你的想象力吧。
他也笑了，说，我现在发现，我的想象力确实有限。
我立刻幸灾乐祸地说，好啊，你总算明白这一点了。
刘骏哼一声说，我发现，你们作家是最坏的。
我说，是啊，比你们警察还坏。
我们两人就都笑了……
想象力，则包围着整个世界……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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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在一本犯罪心理学的教科书上看到的一段话。我没有想到，爱因斯坦的话竟然会出现在犯罪心理学的教科书上。我没有想到并不是因为爱因斯坦是一个物理学家，所以不该涉足犯罪心理学的领域，而是觉得爱因斯坦的这番话，并不是在谈犯罪心理。爱因斯坦似乎是在说知识与想象力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二者之间的区别，显然，他是想论证哪一个的外延更大一些。但如果再仔细想，又觉得爱因斯坦毕竟是爱因斯坦，他虽然谈的不是犯罪心理，却已经把研究犯罪心理的思维方式也涵盖在他的范畴。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犯罪心理学告诉我们，犯罪并不一定都是由错误心理支配的行为——就如同微机软件的一种错误程序，或者说病毒;犯罪心理，有可能是一种更高级的心理活动，它的高级之处在于思维的违反常规，如果用今天的话讲，也就是不按常理出牌，这在某种意义上其实和发明创造很相近，如果人类因循守旧，循规蹈矩，恐怕直到今天仍还披着树叶呼啸在山林之间。但思维的违反常规还不仅在于意义，或者说意义也决定了结果，发明创作有可能使人类社会进步，也可能导致毁灭。由此可见，犯罪这种行为确实与发明创造很相近。
或许爱因斯坦正是基于此，才说出这番话。
但我由此想到的却是另外一个问题。这本犯罪心理学的教科书开宗明义，犯罪的本身既有社会属性，也有自然属性，如果只考虑社会属性是法律意义的事，但犯罪这种行为的主体毕竟是人，因此，也就不容忽视地还具有自然属性的层面。我不知道，当年的爱因斯坦坐在他的实验室里，是否也考虑过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我在这个时候翻看犯罪心理学的教科书是属于临阵磨枪。我意识到，我将要面对的这个女人应该不是一个寻常的女人。这个女人的不寻常之处还不仅是因为她做的这些事，当然，这些事的本身就足以说明，她有极好的心理素质，也有着超出一般人的心理承受力。更重要的是，她在短短的十几年里，竟然就从一个女人变成另一个女人，而且不是摇身一变，就如同破蛹化蝶一样自然，这其中究竟是怎样一个过程，我觉得简直就像一个谜。我必须承认隔行如隔山。警察在刑事侦察的过程中可以像抽丝剥茧一样地寻找事实的真相，而我却不行，即使对这个女人的刑事侦察已经终结，案子移交了检察院，我面对这些卷宗仍然感到不知所措。但是，正如我对刘骏警官所说，在承认隔行如隔山的同时，也要承认术业有专攻。我对刘骏警官说，我所要寻找的，是这个案子的缝隙中属于自然属性的东西。
刘警官听了，却只是冲我淡淡一笑。
他说，他的工作很刻板，与自然属性无关。
刘警官说，他的工作与自然属性无关，这一点我承认。但我已经注意到，其实这个只有不到30岁的刘警官也并非刻板得油盐不进。在见到他之前，我曾听到过一件关于他的事。在看守所里有一个40多岁的男性犯罪嫌疑人，从被关进来情绪一直很沮丧，而且经常在夜里偷偷流泪。当时刘警官负责这个嫌疑人的案子，知道他是一个单位的会计，由于认真执行上级指示，而他的这个上级又是一个贪官，就这样兢兢业业地把自己送到这个地方来了。后来刘警官了解到，这个男人经常流泪还不仅是觉得自己委屈，他的母亲得了绝症，这时正躺在医院里，已是弥留，而他的案子还不知何时能判下来，他母亲显然是等不到那一天的。于是一天上午，刘警官就把这个嫌疑人提出来，不动声色地问他哪里不舒服。这个嫌疑人不解，说自己没有哪里不舒服。刘警官用力看看他说，你如果有哪里不舒服，我可以带你到第一中心医院去看一看。第一中心医院，正是这个嫌疑人的母亲住院的地方。但这个嫌疑人很迂，仍然固执地说，可是……我没有哪里不舒服啊。刘警官无奈，只好让他回监号去了。关于这件事，我曾问过刘警官。但他只是一笑说，怎么可能有这种事，这是违反纪律的。
我是偶然接触这个案子的。我原本要写一部关于女犯在监狱生活的电视剧，这种题材对于普通人显然有些神秘。但在刑侦大队与刘骏警官接触时，他手头的这个案子却一下引起我的兴趣。刘骏警官看出我的心思，对我说，这个案子太复杂了，而且侦察过程也很曲折，你既然是要了解女犯监狱生活，就还是按原计划吧，不要碰这个案子了。但是，刘警官显然不了解我的工作。他这样说，反而更加激起了我的好奇心。
我立刻决定，放下手头的事，先探究一下这个案子。
1
……
摆在我面前的是一摞厚厚的案卷，共有六个卷宗袋。
这些卷宗袋的牛皮纸很硬，封口有白色的圆纸绊，用细细的尼龙绳缠绕着。我打开第一个卷宗袋——韩圭美，这是这个女人到案时的名字，年龄38岁。案卷记载，她来公安机关自首时，身份是何川圭美女性用品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这个公司我是见过的，曾在电视上做过广告，虽然规模不很大，由于专营女性用品，还是给人留下一些印象。但我并不知道，这个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是一个女人，而且公司雇佣的员工竟然也都是女人。
据卷宗记载，韩圭美到案前，作为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并不经常在国内，她的常住地是阿联酋的迪拜。迪拜销售各种高档日用消费品，在全世界是闻名的，而何川圭美女性用品企业一直走的是高端路线，因此在迪拜设有一个分部。也正因如此，当时的办案的刘骏警官在锁定韩圭美的具体位置之后感到有些棘手，如何让她归案，在这个问题上很费了一番脑筋。去迪拜抓捕显然不太可能，而如果通过国际刑警的渠道，也许还没有动手韩圭美就已经望风而逃了。惟一的办法就是想一个合适的借口，让韩圭美自己回来。但是，刘骏警官将这个想法对何川圭美企业的人说了之后，企业里的人却认为这样做也不太可能。韩圭美在国内的公司总部有一个副手，是个不到30岁的女孩，叫于晓晴。据于晓晴说，韩圭美一向做事很严谨，她平时回国都是事先做好周密安排的，甚至每天做什么事都有详细计划。如果突然让她回国，她应该不会回来。刘骏警官经过慎重考虑，也觉得这样的做法有些冒险。韩圭美毕竟是在境外，如果她感觉到了什么，一旦去了第三国，再想找到她就更困难了。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就在这时，韩圭美竟主动打来电话。
韩圭美是在一天下午的2点左右打来电话的。迪拜的当地时间与北京时间有四个小时的时差，这样算起来，韩圭美打电话时，就应该是迪拜的上午10点左右。在卷宗中，有韩圭美第一次打来电话时的详细记录：
请问，这里是望江市公安局吗？
对，你有什么事？
我找刘警官。
哪个刘警官？
就是，刘骏警官。
你找刘骏什么事？
我是……韩圭美。
等一等，请你再说一遍，你是谁？
我是韩圭美。
好，你稍等。
……
喂，我是刘骏。
哦，我是韩圭美。
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我在国外，听说你们找我？
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们来我的公司，我当然会知道。
对，我们找过你。
有什么事吗？
唔，想了解一些情况。
哪方面的情况？
韩女士，我们可以当面谈一下吗？
最近……恐怕不行，我事情很多。
那你看，什么时候方便？
唔……再联系吧。
等一等，这个号码，是你在国外使用的吗？
也不经常用，你们如果找我，可以试一试。
好吧，韩女士，我们等你的电话。
嗯，拜。
……
这个卷宗袋里，除了这份电话记录，还有一个报告。这份报告显然不是刘骏警官亲手写的，笔迹清晰，字体专业，比较详尽地记载了案件的整个侦察过程。
韩圭美的这个电话，让负责这个案子的刘骏有些意外。刘骏认为，韩圭美显然已知道警方正在找她，这就说明，何川圭美企业的内部已经有人向她通风报信。而警方去何川圭美企业调查时只接触过一个人，就是韩圭美的副手于晓晴。当时已向于晓晴讲清楚，警方调查韩圭美这件事不要对企业里的任何人讲。那么现在韩圭美知道了，就只有两种可能，也许是于晓晴无意中透露给企业里的人，再或者，就是于晓晴直接告诉了韩圭美。
刘骏立刻去移动公司调出于晓晴近几天的电话记录，并没发现有打往境外的电话记录。当然，没有这样的记录也不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现在的通讯联络手段很多，QQ，微信，电子邮件，只要于晓晴想与韩圭美联系，用别的方式同样也可以方便地做到。
根据这个情况，刘骏决定改变与于晓晴的接触方式。
刘骏再次见于晓晴，是将她请到刑侦大队。这一次刘骏没再绕弯子，直截了当问于晓晴，韩圭美的原籍是哪里，家里还有什么人。当时于晓晴的神情立刻有些紧张，迟疑了一下问，韩总……究竟出了什么事？刘骏未置可否，对于晓晴说，我们只是想了解一下关于韩圭美个人的具体情况，你把所知道的告诉我们就可以了。于晓晴想想说，韩总具体是哪里人，她也不太清楚，不过好像听她说起过，原籍在湖南天石县的什么地方。
刘骏立刻问，是不是在天石县水竹乡的山前村？
于晓晴听了稍稍一愣。
刘骏从于晓晴脸上的反应立刻判断出，于晓晴应该很清楚韩圭美的原籍在哪里，甚至可能知道韩圭美更多的事情。于是，又不动声色地问，韩圭美在天石的玉河乡宋屋村是不是还有一个孩子？于晓晴立刻又愣了一下。刘骏继续说，是一个13岁左右的女孩，叫宋春红？
于晓晴看一眼刘骏，摇摇头说，这个……不太清楚。
刘骏用两眼盯住于晓晴问，你真的不清楚吗？
于晓晴说，我……真的不清楚。
好吧，刘骏点头说，我们后面也许还会找你。
他这样说罢，就将于晓晴送出来。
2
刘骏这一次用这样的方式接触于晓晴，果然很快就起了作用。两天以后的下午，又是2点钟左右，韩圭美突然又从迪拜打来电话。当时刘骏没在队里。值班的刑警问她有什么事。韩圭美想了想说，请转告刘警官，我今天傍晚，北京时间5点钟左右再给他打电话。
傍晚5点，韩圭美准时又打来电话：
喂，是刘警官吗？
我是刘骏。
我是，韩圭美。
哦，我正在等你的电话。
你们找我，究竟什么事？
嗯，我们最好能当面谈。
我最近，确实很忙，抽不出时间。
韩女士，如果我们能见面，对你是有好处的。
你们去天石县的水竹乡……调查过我？
只是去了解一下情况。
了解什么？
这件事，在电话里不好讲。
哦……
所以，韩女士，我们最好还是当面谈。
我……再考虑一下。
好吧，我们等你的电话。
再问一个问题，可以吗？
可以。
你们……是怎么找到水竹乡去的？
韩女士，我已经说过了，如果我们当面谈，对你会有好处的。
好……好吧。
刘骏与韩圭美通过这个电话之后，也有一些担心。这显然是一步险棋。在这个时候，如果让韩圭美知道，这边的警方已开始怀疑她，而且已经了解到她原籍的一些情况，肯定会在心理上给她一些压力。因为在水竹乡的山前村，毕竟还有一个让她牵挂的孩子，她为了这个孩子应该也会有所顾及。不过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如果韩圭美真的置这个孩子于不顾，突然去了第三国，后面再想找到她也就更困难了。但接下来事情的发展又出人意料。韩圭美在第二天下午，北京时间4点30分左右，又一次打来电话。她这一次在电话里的声音不再像前几次那样暗含着一股锐气，似乎有些疲惫，但语气听上去仍很平静：
刘警官吗？ 我是刘骏。
我是韩圭美。
听出来了，你考虑好了吗？
我已经订好明天的机票，准备乘最早一次航班飞回北京，预计到达应该是北京时间的下午5点40分左右，在T3航站楼，你们可以去那里等我，当然，我到北京之后也可以再转机或换乘火车去望江市，到望江之后再与你联系。
好吧，我明天去机场等你。
那好，明天机场见。
刘骏接到韩圭美的这个电话有些兴奋。看来在此之前，自己对韩圭美的分析基本是正确的。韩圭美显然已经感觉到警方对她的调查已不是一般的普通调查，如果这样说，就很可能涉及到十几年前的那件事。而关于这一点，韩圭美在心理上应该是早有准备的。其实在这时，她如果选择去往第三国还是完全来得及的，但她显然舍不下在山前村那个叫宋春红的孩子。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孩子，才促使她这一次做出这样的决定。
根据卷宗里这份报告的记载，刘骏这一次去北京的首都机场与韩圭美会面并不顺利。从望江市到北京，如果开车走高速公路，在正常的情况下大约需要8小时左右。刘骏为保险起见，第二天凌晨4点就开车从望江市出发了。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车开到河南境内竟遇到了大雪，高速公路关闭了。这样他就不得不从高速公路下来，改走国道。但由于高速公路关闭，所有的过往车辆都被迫到国道上来，道路一下拥挤不堪。刘骏驾驶的虽是警车，此时不得不打开警灯，拉起警笛，可是面对挤成一团的车辆也无可奈何。这时刘骏最担心的是，如果在下午5点40分之前没有赶到首都机场，而韩圭美在飞机上这8小时的时间里思想又有了什么变化，接下来发生什么情况就很难预料了。刘骏终于想出一个应急办法。他与当地同行取得了联系。当地警方派出一辆警车，接上刘骏走另一条路，这样在下午5点之前才总算赶到北京。但刘骏来到机场才知道，从迪拜飞来的这次航班要晚点6小时。刘骏只好带着助手找一个角落坐下来，一直等到夜里12点，才终于等来这次航班。
可是在这个航班的旅客中，却并没有发现韩圭美。
刘骏的心一下又提起来。他立刻与航空公司联系，得到的答复是，在这次航班的旅客名单中没有韩圭美这个名字，也就是说，韩圭美在迪拜根本就没有登上这架飞机。她是不是在与刘骏电话后，突然又改变了主意？或者遇到了什么意外的情况？这时刘骏想到，韩圭美曾留下一个在迪拜的手机号码。是不是给她打个电话，问一问她没有乘坐这次航班的原因？但刘骏考虑了一下，又觉得这样做不妥。如果韩圭美确实被什么事绊住了，她应该主动打来电话，说明她在那边的情况。而如果她是临时改变主意，又有了别的想法，即使打电话也没有任何意义，她只要不接听就是了。这样做，也许反而更加引起她的警觉。
就在刘骏举棋不定时，韩圭美却突然打来电话。
韩圭美在电话里的声音还是那样平静。她先向刘骏道歉，然后说，她在这个上午确实已经到迪拜机场，可是到了之后才得知，这次航班要延误6小时。她平时乘飞机最不喜欢航班延误，在机场的候机大厅里漫长的等候很麻烦，所以她就把机票改签了，明天会乘同一次航班，在同一时间到达北京。刘骏接到这个电话心里才长长松出一口气。他和助手分析了一下，觉得韩圭美在这个电话里说的应该是实话。如果韩圭美真的改变主意，不想再回国，她只要从此不再跟刘骏联系就是了，没必要编出这样一套谎话，更没有必要再给刘骏打这个电话。于是就这样，刘骏带着助手又在首都机场等了一夜，又等了一天，直到第二天下午的6点钟左右，才终于等到从迪拜飞来的这次航班。
刘骏在出口拥出的乘客中，一眼就认出了韩圭美。尽管刘骏从没见过韩圭美本人，可是已经无数次看过她的照片，所以她的形像已经很熟悉。但虽然如此，韩圭美的装束和打扮还是让刘骏有些意外。在此之前，刘骏想的是，韩圭美是一个女企业家，做的又是女性用品的生意，而且长年生活在国外，应该打扮很入时，至少是一个时尚的女性。可是面前的这个韩圭美，衣着很普通，身上只穿了一件米色风衣，脚下是一双深色高筒长靴，拖着一件简单的行李，而且脸上看不出一点化妆的痕迹。刘骏看着走出来的韩圭美，又在心里判断了一下，在确信这个女人就是韩圭美之后，才走上前去。
请问，你是韩圭美女士？
哦，你是，刘警官？
对，我是刘骏。
让你们久等了。
走吧，车在外面。
刘骏这样说着，就和助手一左一右，带着韩圭美朝大厅外面走去。
刘骏在事先有些担心，韩圭美从机场大厅出来，看到来接她的是警车在情绪上会不会有些波动。但他的担心显然多余了。韩圭美来到外面看了看，然后径直就朝这辆警车走过来。刘骏直到坐上警车，心里才总算稍稍舒出一口气。但刘骏并没有感到轻松。
他很清楚，接到韩圭美还只是第一步。
刘骏已经有心理准备，韩圭美不是一个好对付的女人。首先她的心理素质很好，从她第一次打来电话就可以感觉到，她很理性，而且思路和条理很清晰，在做出每一个决定时，显然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不过如果真是这样，也未尝不是好事。她这次主动回来，心里应该很清楚这样做意味着什么，甚至已经想好，或者决定了后面要怎样做。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后面的讯问就可能会顺畅一些。但还有一点也让刘骏的心里没有把握。这个案子毕竟发生在12年前，时间已经过去这样久，很多物证都已灭失，即使没有灭失的也已经很难找到，甚至当时的目击证人记忆也已模糊不清。如果韩圭美真的承认了这件事，而在交待的过程中有所保留，或者故意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去说，一些关键性的具体细节就很难再查证了。
刘骏想到这里意识到后面的事情会更加复杂，对这个韩圭美也决不能掉以轻心。
3
刘骏虽然不到30岁，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老很多，如果说他40岁恐怕也会有人相信。他的脸色也很不好，像挂了一层灰，再配上那副永远阴沉表情，给人的感觉就更像一个警察。我曾问过他，很多人都说，警察不会笑，这是为什么。他看我一眼郁郁地说，干我们这一行的，如果整天笑逐颜开，就说明这个社会已经不再需要我们了。 我认真想想他说的话，觉得有些矫情。
我已经感觉到了，刘骏是一个很自信的人，甚至有些自负。一个年轻人，如果自信自然应该是优点，无论做什么事，只有自信才可能会做好。但自负就难说了，自负往往会让人对事物的判断出现偏差。而如果自负到一定程度，就有自命不凡之嫌了。我觉得，这个刘骏就有些自命不凡。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的自负，或者说自命不凡，也是有资本的。我曾看过一些关于他的资料，应该说，一个像他这样年纪的刑警，能有这些成绩确实不容易。
我在另一个卷宗袋里，终于找到关于韩圭美的案情记载。
据卷宗上说，事情是发生在1999年的秋天，发生地是湖南省天石县的玉河乡宋屋村。一天早晨，宋屋村一个叫宋祥生的村民去找宋金福，两人约好一起去乡里办事。宋金福的家在村外，是刚盖起的几间新屋。当时宋祥生来到宋金福的家，走进院子连叫了几声，屋里却没人应声。就在这时，宋祥生突然感觉事情有些不对。他发现宋金福家的屋门是敞开的，在门槛上，好像有一只人手伸出来。宋祥生大着胆子走过去，来到门口才发现，趴在门里地上的竟然是村里的杨二宝。杨二宝显然已经断气，在后背上还插着一根很粗的铁钎，身子下面有一滩已经变成黑紫色的血迹。宋祥生这时已经吓得头发都竖起来，他哆哆嗦嗦地迈过杨二宝的尸体走进来，又发现，在里面卧室的门口竟然还有一具尸体。宋祥生立刻认出来，这个人是杨德利，与杨二宝是堂叔伯兄弟。此时杨德利斜仰在卧室门口的地上，头上有一个血洞，流出一些红红白白的东西。宋祥生这时意识到，宋金福的家里是出了天大的事。他战战兢兢地来到卧室门口，看到宋金福的女人赤裸着身子呆呆地坐在床上，怀里抱着只有几月大的孩子。那孩子看上去应该已经死了，身体软软地垂下来。接着，宋祥生就看到了躺在床上的宋金福。宋金福也赤裸着身体，脖颈上有两处深深的伤口，肩膀和前胸也有几处刀伤，身下已全是干硬的血迹。旁边床上还扔着一把砍茅竹用的柴刀，这柴刀也已经被血染成暗紫色。
宋祥生看到这样可怕的情形再也忍不住了，突然大叫一声，转身就从屋里奔出来一直朝村庄里跑去。村庄里的人们立刻都闻声出来。宋屋村是一个不大的村落，而且在一个山岙里，地处偏僻，交通不便。这时赶来宋家的人们一见到如此血腥的场面也都吓得不知所措了。有胆大一些的人来到卧室，问宋金福的女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宋金福的女人仍然赤裸着身子呆呆地坐在床上，似乎已经说不出话。这时宋屋村的村长赶到了。村长毕竟有些见识，立刻提醒人们保护现场，只留下两个男人守在宋金福家的门口，然后让人打电话报警。
天石县警方接到报案，感到案情重大，当即向望江市公安局做了汇报，然后会同那边的警方一起赶来宋屋村。但警方来到宋家的现场时，宋金福的那个一直赤裸着身体呆坐在卧室床上的女人却已经不见了，床上只留下宋金福和那个孩子两具尸体。宋屋村的村长也感到有些奇怪，但他向警方坚称，他安排了两个男人一直守在宋家的门口，绝没有看到那个女人出来。那两个男人也向警方保证，他们的视线始终没有离开这个门口。警方经过对现场勘查，发现在宋家的柴屋里还有一个后门，这个后门可以通向屋后的竹林，在竹林里还有一条通向山下的小路。当初宋金福造这座房屋时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又在卧室开有一个小门通向这间柴屋。警方据此分析，宋金福的女人应该是从这个柴屋的后门逃走的。
警方立刻对现场进行了全面勘查。
杨二宝的尸体是趴在屋门前的地上，一只手伸向门槛的外面，看上去很可能是在临死前拼命爬着想向外面求救。他的后背上插进一根粗硬的铁钎，铁钎直径2.8厘米，应该是专门用来凿石头的工具。可以看出，凶手当时从后面将这根铁钎插入杨二宝的背上非常凶狠，用力也很大，以致铁钎从杨二宝的前胸贯穿出来。杨德利的尸体则在卧室门口0.5米的地方，距杨二宝的尸体3.6米。尸体呈侧仰状，头顶左侧有一个约4公分的条状血洞，有血和脑组织流出。法医初步推断，杨德利的头顶是钝器伤，应该是被一个沉重而且坚硬的金属条状物击打所致。警方据此分析，法医所说的金属条状物会不会就是插在杨二宝后背上的那根铁钎呢？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杀害杨二宝和杨德利的就应该是同一件凶器。倘若再进一步推测，杀死这两个人的会不会是同一个凶手？但当时在现场的一个年轻刑警又做出另一种大胆推测。他认为，如果杨二宝和杨德利都死于这根铁钎，会不会是他们两人之间相互残杀？比如，杨二宝和杨德利先是因为什么事发生了激烈的争执，然后杨二宝突然从地上抄起这根铁钎朝杨德利的头上砸去。杨德利受重伤之后拼死夺过杨二宝手里的铁钎。这时杨二宝意识到事情已经闹大，转身想逃走。也就在这时，杨德利拼尽最后的气力将这根铁钎朝杨二宝的后背猛插过去。由于他用力过大，铁钎从杨二宝的前胸贯穿而出。杨二宝借着惯性又朝门口跑了两步，然后就扑倒在地上。这时杨德利也倒下了。
这个推测似乎也合乎情理，但卧室里的床上还有宋金福和一个孩子两具尸体。法医勘验，从宋金福脖颈上的伤口看，可以初步认定是刀伤，应该就是被那把扔在旁边的柴刀所砍。而孩子的身上则没有明显外伤，从鼻孔和耳朵流出的血迹初步推断，很可能是窒息而死，而且据最先的目击者宋祥生说，当时宋金福的那个女人赤裸着身体抱着孩子呆坐在床上，这又怎样解释呢？如果这样看，这起案件就应该没有这个年轻刑警推测的这样简单了。
归纳现场情况，当时宋金福的家里一共有4具尸体，杨二宝和杨德利的尸体在堂屋的地上，宋金福和一个孩子的尸体则是在卧室的床上。宋金福的那个女人是现场惟一活着的人。那么，这个女人也就成为这个案子的关键，而且应该有重大嫌疑。但从杨德利头上的条状伤口看，如果是被那根铁钎击打所致，那么凶手就应该有相当的气力，而且这根铁钎并不锋利，能将它从杨二宝的后背插进去，又从前胸贯穿而出，这显然也不是一个女人的气力所能做到的。所以，当时勘查现场的警方据此分析，杀死杨德利和杨二宝的凶手很可能另有其人，而且应该是一个成年男性。但接下来的问题是，杀死宋金福和那个孩子的凶手又是谁呢？如果这个女人不是凶手，那么她也应该目睹了这起血案的全过程。凶手为什么单单把她留下来，没有杀人灭口，而她在血案的过程中又为什么没有叫喊呢？ 就在这时，警方又了解到一个重要情况。据最先的目击者宋祥生说，他在这个早晨来找宋金福，是因为他和宋金福在前一天约好，两人要一起去乡里的信用社办事。宋金福出去了两年，案发的前一天刚刚回来，不知他在外面做什么生意赚了大钱，这一次是带了上百万元的现金回来的。宋祥生在乡里的信用社有一个朋友，所以宋金福让宋祥生带他去信用社，想看一看以什么方式将这笔钱存起来更划算。据宋祥生说，他曾亲眼看到过宋金福的这笔钱，是装在一个巨大的棕色人造皮革提包里，满满的一大包。但是，勘查现场的警方搜遍宋金福家的几间房子，却并没有发现这个棕色的人造皮革提包。当时警方怀疑，是不是还有一种可能，制造这起血案的凶手是外面流窜惯犯，只是偶然来到这里。如果真是这样，这会不会只是一起谋财害命的案件，凶手将宋金福杀死之后，把这个装有巨款的提包拿走了？可是，倘若果真如此，案发现场的另外两个被害人又是什么关系，又怎样解释呢？
当时警方的调查，是从宋金福开始的。
据宋屋村的村长说，宋金福30多岁，独身，长年在村里游手好闲，而且此人生性暴虐，平时横行乡里，遇有赶圩的日子则欺行霸市，不要说村里的人们惧他，就是他这个当村长的也要让他几分。接着村长就说到宋金福的这个女人。村长说，这个女人叫韩桂梅，20多岁。其实她并不是宋金福的女人。韩桂梅的家就在村庄西面的山坡上，丈夫叫宋玉良，是一个残废，长年瘫在床上。韩桂梅的娘家是在水竹乡的山前村，经人介绍来宋屋村嫁给了宋玉良。关于这件事，宋屋村的人们始终无法理解，韩桂梅模样清秀，又没有残疾，怎么会心甘情愿嫁给宋玉良这样一个瘫子。韩桂梅嫁过来之后，宋玉良虽也和她生下一个女儿，但平时没有任何劳动能力，甚至连生活也不能自理，家里的事就全靠韩桂梅一个人。后来有一次，韩桂梅去山上的竹林挖笋，被宋金福撞见了。宋金福趁机在竹林里强奸了她。从此，宋金福就经常寻找各种机会奸污韩桂梅。后来索性让她白天仍在宋玉良这边干活，晚上去他的家里睡觉。韩桂梅起初不肯答应，说自己家里还有孩子。但宋金福恐吓她，说如果她不答应，他就去把宋玉良家的房子一把火烧了。韩桂梅当然清楚宋金福是什么人，知道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于是只好屈从了。韩桂梅的男人宋玉良为此痛不欲生。但是，他虽然几次想喝农药自杀，可眼看着自己的女人每晚去宋金福的家里也无可奈何。这时警方问村长，这件事村里就一直没有过问吗。村长苦笑着说，这种事说起来只是人家的私事，又是宋金福的事，村里不想找这个麻烦，也就没有多问。警方又问，现场那具孩子的尸体又是怎么回事。村长想一想说，这个孩子的事就不清楚了，宋金福出外两年多，在出事前一天刚刚回来，这个孩子只有几月大，所以显然不是他的，如果这样说，就应该是宋玉良的吧。
警方接着又询问杨二宝和杨德利这两个人的情况。但宋屋村的村长一听问到这两个人，立刻连连摇头说，这两人的事情他就不清楚了。警方当时觉得村长的话有些奇怪，杨二宝和杨德利也是宋屋村人，他作为村长怎么会不清楚呢。于是只好又去村里了解情况。据村里的人说，杨二宝和杨德利是堂兄弟，他们并不是宋屋村人。几年前，宋金福去外面游荡了一段时间，就将这两个人带回宋屋村来。宋屋村的人起初并没注意这两个人，但后来渐渐发现，自从这杨氏兄弟来了以后，村里经常丢鸡丢鸭，甚至还丢牛。杨氏兄弟来到宋屋村就住在一间闲房里，每天白天睡觉，到了晚上不知去干些什么名堂。有村人向警方反映，曾有人看见，这杨氏兄弟早晨从外面回来，拎着一些大包小包，看上去显然是一些来路不明的东西。
与此同时，警方考虑到韩桂梅临走时有可能回过宋玉良那里，于是又来向宋玉良了解情况。宋玉良的家很简陋，但很干净，里里外外收拾得井井有条。可以看出，韩桂梅将宋玉良照顾得很好，而且是一个很能干的女人。宋玉良很清瘦，大约三十来岁，由于长年躺在床上，面色发黄，身体也已经有些变形。宋玉良似乎已经知道了村里发生的事，但是对去了解情况的警方有些漠然。警察问他，韩桂梅是你的女人吗。他只是点点头，再问别的事就不再说话了。警察又耐心地问他，韩桂梅在这个早晨是否回来过。然后又对他说，如果韩桂梅确实回来过，最好如实告诉警方，这样便于调查，对韩桂梅本人也是有好处的。但宋玉良听了却慢慢闭上眼，无论警察问什么都不再说话了。当时去了解情况的警察观察了一下宋玉良脸上的表情，可以断定，韩桂梅在离开案发现场之后很可能来过这里。
法医对现场四具尸体的检验结果很快出来了。杨二宝是死于铁钎的贯穿伤，铁钎在插入杨二宝身体时刺破了心脏。杨德利则是死于头部的钝器伤。从这两人的伤情看，凶手显然具有相当的臂力，因此应该是一个很健康的成年男性。宋金福的身上有多处刀伤，但伤口都不太深，应该是被刀砍后在床上翻滚挣扎，最后致命的两刀是砍在脖颈和喉咙上。不过从宋金福身上的伤口，很难判断凶手的性别。凶手在行凶时似乎已经没有太大气力，所以每一刀砍下去都不是很准，因此有可能是一个女性，也有可能是一个已经受伤的男性。至于那个几月大的男婴，则是被活活掐死的，凶手显然非常凶残，几乎将孩子的颈椎拧断了。
法医试图从插在杨二宝身上的那根铁钎和现场床上遗留的那把柴刀上寻找指纹。但这两件凶器的表面都已涂满干硬的血迹，所以无法再提取到指纹。当时的天石县警方会同望江市警方经过反复研判，最后认为，韩桂梅是这起血案的现场惟一活下来的人，她即使没有参与行凶，应该也目睹了整个血案的过程，最重要的是，她应该知道这几个被害人之间的关系，而最后她又在警方赶到之前悄悄离开了现场。如果她只是一个受害者，与这起血案没有任何关系，她为什么要以这样的方式离开呢？而且，韩桂梅自从那个早晨离开案发现场之后，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宋金福带回的那只棕色的人造皮革提包也随之一起不见了。警方搜遍宋屋村的山上，又一直追到乡里，追到天石县城的长途汽车站，却都没有发现她的踪迹。
于是就这样，这个韩桂梅从此消失了。
4
刘骏对我说，其实干这行，比的就是想象力。
据说刘骏在中国警官大学读书时，曾是他们那一届的高材生。我不知道他读没读过爱因斯坦的这句话。如果读到过，自然无话可说，而如果没读过，说明他与爱因斯坦所见略同，也就说明他真的适合干这一行了。我觉得从相貌看，刘骏确实适合干这行。今天的影视剧中，干刑侦的警察一个个都是浓眉大眼，要么就是白白嫩嫩的小鲜肉。我这样说并不是不主张我们的警察五官端正，警察也不应该都是歪瓜裂枣，恰恰相反，一些岗位的警察在相貌上还应该有较高的要求。但是，刘骏干的这一行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是一种极特殊的职业，所以不允许在相貌上有什么特别之处，如果过于浓眉大眼，过于小鲜肉，往往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甚至是生命危险，所以，最好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如果放到闹市街上就让人再也认不出来。刘骏刚好就是这样一个人。他那张总是阴沉的脸上似乎化着迷彩，看不出任何表情，也没有任何特征。但想象力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关于韩圭美这个案子，我不知道他的想象力是否真能大于这个案中的情节。这一点就连刘骏自己似乎也没有十分的把握。他曾经对我说，其实一个人的想象力是有限的，现实中的事，往往会比想象的更加难以想象。 我翻阅卷宗之后，想找刘骏聊一聊。但这时却找不到他了。
刘骏很忙，手头一直有案子。我与他约过几次，都没有约上时间。最后一次好容易和他说好，下午三点在他的办公室见面，但我一直等到四点，他又打来电话，说情况有些变化，他实在无法赶回来。但他告诉我，他已安排好，让我去找他的助手李小重。他在电话里说，当初办韩圭美这个案子时，李小重一直跟着他，所以对当时的情况很了解。我只好又来找李小重。李小重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刚从警校毕业不久，看上去像是跟他师傅从一个模子里扣出来的，年纪轻轻，阴沉的脸上也如同挂了一层灰，看不出任何表情。李小重果然对韩圭美的案子很了解。他告诉我，其实韩桂梅这个案子已经是“死案”。所谓死案，也就是已经没有任何线索，所有的证据都已灭失，惟一的希望就是等待着被别的案子重新牵出来。而这个案子中的主要嫌疑人韩桂梅又并不是惯犯，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她再次犯罪的可能性几乎微乎其微。所以，可以说，这已经是一个没有任何希望的无头案了。
李小重说，这确实是一桩无头案。当年留下的材料并不多，除去当时的案发记录，询问宋屋村村民的几段笔录，勘查现场的文字记录和照片资料，以及法医的验尸报告，就再没有其他可供参考的东西了。12年前负责这个案子的刑警有的已经退休，有的早已调离岗位。
所以，李小重说，当时几乎无从下手。
后来刘骏终于找到一个已经退休的老刑警。这个老刑警当年经手了这个案子，因此对情况比较熟悉。据这个老刑警说，他们当时也是将这个案子搞了很长时间，但仅凭现场留下的4具尸体，而这4个被害者的身份和关系又这样令人匪夷所思，所以始终无法理出一个清晰的头绪。宋金福的家是在村边，附近没有邻居，而且法医根据死者尸体的状况推断，案发时间应该是在午夜12点左右，所以当时没有任何目击证人。这样一来，在这起血案中惟一活下来的这个叫韩桂梅的女人也就成了这起案件惟一的突破口。只要找到韩桂梅，这个案子的真相自然也就清楚了。可是这个叫韩桂梅的女人在那个早晨离开案发现场之后，就再也没有任何消息。警方采取各种手段都没有寻找到她的踪迹。所以，这个老刑警叹息一声说，这个案子也就一直悬在这里，再后来渐渐被人们忘了，也就没人再提起。
就在这时，刘骏突然想起一个人。
刘骏想起了宋屋村那个叫宋玉良的男人。宋玉良是韩桂梅的合法丈夫，而且从当年留下的资料看，韩桂梅与宋玉良结婚之后，一直对他很好，甚至在案发的那个早晨，韩桂梅临走时还曾回去看过他。而这个宋玉良又是残废，一直瘫在床上，从这一点推测，韩桂梅离开宋屋村之后会不会对宋玉良放心不下呢，如果真是这样，她一定会与他联系。显然，宋玉良没有韩桂梅的照顾，又失去经济来源，应该是很难活下去的。
刘骏这样分析之后，就在一个早晨和李小重一起开车赶往天石县玉河乡的宋屋村。但他们来到村里才知道，宋玉良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去世了，当年他和韩桂梅生下的那个女孩已经13岁，现在由宋玉良的一个堂弟抚养。刘骏仍不死心，又在村里向别的村民了解情况。据村里人说，韩桂梅自从12年前发生那件事消失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也没有任何消息。前几年曾有人传言，说这个女人已经死在了外面，有说是病死的，也有说是不知怎么死在了河里，还有人说，她已经又嫁了人，但都没有得到证实。
李小重说，这次去宋屋村了解到这样的情况，让刘骏有些沮丧。但他突然想到，韩桂梅已出走12年，倘若她已死了，自然也就无从查起，而如果还没死，或已在外面安下身，甚或又重新嫁人，很可能就会涉及到身份证和户籍等一系列问题。她的户籍会不会有什么变动？于是，刘骏立刻又来到玉河乡派出所。但在派出所仔细查阅了户籍档案，发现韩桂梅的户籍并没有迁出，也没有任何变动。于是这条路又被堵死了。刘骏这时仍然不死心，从派出所出来，他考虑了一下，又和李小重一起赶到天石县城，向当地同行了解情况，看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但是县公安局的人说，他们这些年始终没有放下这个案子，却一直没有任何进展。县刑侦大队的队长说，这12年中，到他这里已经换了3任队长，每一任队长一接手工作，第一个面对的就是这件案子，却始终没有结果。
李小重说，这天下午从天石县公安局出来，天色已经很晚。由于回望江市的路上有几个地方正在修路，来的时候就发现有汽车拥堵，于是刘骏和他商量了一下，就决定住在县城招待所，准备第二天一早再回望江市。但在这个晚上，刘骏突然又冒出一个想法。他睡到半夜腾地坐起来，对李小重说，他还忽略了一件事。李小重先是被吓了一跳，然后问他，忽略了什么事。刘骏说，他想起韩桂梅留下的那个女儿，一个女人，别的可以不顾，但自己的孩子总不会扔下不管，她这些年会不会还和孩子有什么联系。李小重听了想一想，立刻明白了刘骏的意思。刘骏又说，韩桂梅当年走时，她的这个女儿刚1岁多，她将这样小的孩子留给宋玉良这样一个瘫在床上的残废，她会放心吗？而且这个女儿是她和宋玉良一起生下的，她一定会更加疼爱，如果这样分析，在这12年中，假如韩桂梅没有死，即使她没再与宋玉良联系，对这个女儿也不会不闻不问，她一定会想办法询问这个孩子的情况。李小重这时已经明白刘骏的想法。刘骏点点头，说对，也许从韩桂梅留下的这个女儿身上，能寻找到有价值的线索。他想了一下又说，宋玉良去世后，这个叫宋春红的女孩一直是宋玉良的一个堂弟代为抚养，所以，如果了解这个女孩的情况，就要去找宋玉良的这个堂弟。
于是，第二天一早，刘骏和李小重又开车返回宋屋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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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玉良的这个堂弟叫宋玉椿，是一个40来岁的秃头男人，两个眼睛一眨一眨的很亮，看上去有些精明。他听刘骏说明来意，想了一下点点头说，是啊，春红这孩子命很苦，很小的时候家里就出了这样的事，她爸又是个瘫子，一下就没人照顾了，其实从韩桂梅一走，我就把这孩子接过来，我这里还有两个孩子，年纪都和春红差不多，两个羊是赶，三个羊也是放，虽说我家条件也不太好，还是可以有她一口饭吃。刘骏点点头问，这十几年里，这孩子的母亲韩桂梅从没来过信，或是来过电话吗？宋玉椿苦笑着摇头说，还说啥信啊电话的，这女人自从十几年前离开宋屋村，就再也没有消息，后来听人说，她好像已经死在了外面。刘骏又朝宋玉椿的家里环顾了一下，问，这孩子，现在去哪了？宋玉椿立刻说，哦，她去上学了。这时刘骏看一看再也问不出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就从宋玉良的家里出来。 李小重说，这次从宋屋村回来，刘骏一路上都皱着眉头，直到把车开回望江市始终没说一句话。回到刑侦队的办公室，他刚在办公桌前坐下，突然又站起来说，不行，咱们还得回去。李小重听了不解，说咱刚回来，又回去干什么？
刘骏说，这次不去宋屋村，去玉河乡。
刘骏告诉李小重，他回来的路上一直在想，这个叫宋玉椿的男人在说起宋春红这孩子时，脸上的神色有些不对，好像在有意想回避什么，所以关于这个女孩，还应该再详细了解一下。刘骏说，根据从宋屋村的村委会了解到的情况，宋春红在村里的学校读到小学三年级时，宋玉椿就将她转到乡里的学校去上学了，这似乎有些不合情理。刘骏对李小重说，乡里的学校，条件自然远比村里的学校要好，但问题是，宋玉椿自己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都在宋屋村的村办学校读书，他为什么偏偏要把宋春红送到乡里的学校去读书呢？据村委会的人说，当时宋玉椿的理由是，宋春红虽然不是他的亲生女儿，可是这孩子的命这样苦，所以他这个当叔叔的不能再让她受委屈。但是，刘骏说，尽管宋玉椿这样说，乡里毕竟是寄宿学校，而去寄宿学校上学肯定要多花一些钱，凭宋玉椿家里的经济条件，他怎么会有能力让宋春红去乡里读这样的学校呢？刘骏想一想又说，此外还有一点，也让人很难理解，宋玉椿让自己的两个孩子留在村里，却把宋春红送去了乡里条件更好的学校，这应该是一件很值得夸耀的事情，可是在向他了解情况时，他对此事却避口不提，这又是为什么呢？所以，刘骏说，如果这样分析就应该去玉河乡的学校，再详细了解一下关于宋春红的情况。
刘骏和李小重当即又开车返回天石县，来到玉河乡的学校。
据玉河乡学校的老师介绍，宋春红是小学三年级的第二学期转来的，送她来的是一个叫宋玉椿的男人，自称是宋春红的叔叔。当时学校告诉这个男人，乡里的学校毕竟是寄宿，虽然尽量减免学生的各项开销，但也需要一定费用，这一点家里要有思想准备。宋春红的叔叔听了立刻说，费用的事他已经打听过了，他可以承担。就这样，这个叫宋春红的孩子就正式转入乡里的学校，现在已读到小学六年级。刘骏听了想一想，对老师说，想去看看宋春红的宿舍。宋春红的宿舍很干净，而且看得出是一个人住的单间。刘骏看了有些意外，问学校老师，这样的单间宿舍学校里有多少。学校老师说，只有宋春红这一间。学校老师向刘骏解释，宋春红来学校的第一年也和别的同学一样住集体宿舍，第二年才给她安排了这样的单间。在安排这间宿舍时，学校曾征求她的意见，问她是否愿意继续和同学住在一起，还是自己一个人住。但是，学校老师说，宋春红的性格有些孤僻，平时很少和同学接近，她说愿意自己住。于是学校就给她安排了这间单人宿舍。刘骏问，别的学生也可以要求住这样的单间吗？学校老师笑笑说，当然不行，现在寄宿的学生很多，学校没有这样的条件。
刘骏不解的问，那为什么宋春红就可以呢？
学校老师迟疑了一下，似乎欲言又止。
刘骏说，这件事很重要，宋春红这个孩子，关系到一起很重大的案件，所以无论什么情况，还请校方如实告诉我们，这不仅对我们的工作，也对孩子有利。
学校老师又犹豫了一下，才说，确实有一个情况，不过学校领导一直要求保密，不准对外说出去。学校老师说，在宋春红读到小学4年级时，曾有一家城里的企业要来我们学校捐资助学。但这家企业说，他们目前的经济实力有限，暂时只能资助一个学生，等后面企业进一步发展了，再考虑资助更多的孩子。然后这家企业的代表就向学校点名提出，他们这次准备资助的学生是宋春红。后来学校才知道，这家企业资助宋春红已经不是第一次。他们曾给了宋春红的叔叔宋玉椿一笔钱。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笔钱，宋玉椿才将宋春红送来乡里的学校读书。这家企业的代表又对学校说，他们的企业一向很低调，所以不希望将这件事宣扬出去，况且现在需要资助的孩子很多，而企业目前的能力又有限，一旦别的孩子再提出这样的要求暂时还无法满足，因此这件事，只要校方知道就行了。刘骏听了立刻问学校老师，这家企业这样资助宋春红，是否与学校签有什么协议。学校老师说，与企业签的协议当然有，但既然学校领导要求保密，这份协议自然也就不便拿出来。不过，学校老师又说，协议的内容她还记的一些，大致是说，企业一次性支付学校对宋春红的助学金4万元，供宋春红从4年级读到小学毕业，包括学习用具、日常生活用品以及在学校的食宿等项开支。将来宋春红升入中学，助学款项事宜企业再与学校另行商议。另外，这笔助学金由校方负责监管。学校老师说，也就是因为有了这笔助学金，学校才根据这家企业的要求为宋春红安排了单间宿舍。
刘骏又问老师，能否说出这家企业的名称。
学校老师抱歉地说，这恐怕不行，学校当初和这家企业的协议上有明确规定，学校有义务为这家企业保密。不过，学校老师又说，这家企业将这笔助学金打到学校账上的时间她记的很清楚，是在那一年的“六·一”儿童节前一天，好像是个上午，显然，这家企业选择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把助学金打过来也是有所考虑的。刘骏听了点点头，对这个老师说，好吧，我们来学校调查宋春红，这件事也希望您不要说出去。
学校老师听了看一看刘骏，小心地问，不能说？
刘骏说，不能说。
老师问，对学校领导……也不能说吗？
刘骏说，对任何人都不要说。
刘骏这样说罢，就和李小重告辞出来。
李小重对我说，他当时感到有些奇怪。既然已经了解到这家企业，如果想知道具体情况，只要直接去问一下这个学校的领导就可以了，学校领导有义务配合警方的刑侦工作。可刘骏为什么不再问了呢？但是，李小重说，至少有一点他是清楚的，刘骏不问，一定有不问的道理。这天从玉河乡的学校出来已经很晚。但刘骏说，尽管路不好走，他们也必须当晚赶回望江市。这时李小重已经猜到了，刘骏的心里一定有事。
果然，第二天将近中午时，刘骏对李小重说，那个3年前资助宋春红上学的企业，他已经查清楚了。李小重有些意外，问刘骏是怎样查到的。刘骏笑笑说，这很简单，他今天上午给天石县公安局打了一个电话，让他们协助去玉河乡信用社查一下，2009年5月31日，有一笔4万元的资金打到玉河乡学校的账上，这笔钱是从哪里打过来的。就这样，这个企业很快就查出来了，是湖北省永昌市一家叫何川圭美女性用品有限公司打过来的。刘骏说，他在这个上午立刻又与湖北永昌市的公安局联系，请他们协查一下这家叫何川圭美企业的具体地址，现在这家公司的地址也已经搞到了。李小重听了有些不解，问刘骏，为什么对这家企业这样感兴趣。刘骏说，直觉，只是一种直觉。 接着，刘骏又笑笑说，这也是一种想象力。
刘骏对李小重说，现在企业参加捐资助学这样的社会公益活动，无非有两种情况，一是这个企业家确实有爱心，有社会责任感，企业一旦赚了钱就想回报社会;二是这个企业家在有爱心的同时，也想树立企业形象，扩大企业在社会上的影响，其实这也是宣传企业的一种手段。所以，刘骏说，无论是哪种情况，按一般常理，企业都希望在参加了这样的公益活动之后让更多的人知道自己，可是这家叫何川圭美的企业，他们资助了这个叫宋春红的孩子却不希望任何人知道，甚至还将学校有为此事保密的义务写入捐助协议，这就让人感到有些不太正常。这是第一点，刘骏说，此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据学校老师说，他们学校后来了解到，这家企业早在宋春红转来乡里的学校之前就曾去宋屋村找过宋玉椿，为宋春红捐过一笔钱，宋玉椿也正是因为拿到这笔钱，才将宋春红送来乡里的学校读书。这在表面看起来似乎很正常，一个企业决定捐资助学，自然要找边远贫困的山区。宋屋村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经济也很落后，所以这个企业找到这里资助宋春红这样一个有着特殊身世的孩子，应该也合情合理。但接下来的问题，玉河乡经济落后的村庄并不止宋屋村一个，这个企业又是怎样找到这里来的呢？而且，在去宋屋村的村委会了解情况时，村委会的人始终没有提起这件事，这就说明这家企业去宋屋村资助宋春红，并没有通过村委会，这显然就更不正常了。
所以，刘骏对李小重说，我们还要再去一下宋屋村。
刘骏和李小重这次开车去宋屋村，走的是另一条路，虽然不太好走，但绕开修路的路段，还是节省了很多时间。来到宋屋村，刘骏觉得开警车进村会让宋玉椿紧张，于是让李小重把车停在村外，然后两人步行来到村里。宋玉椿显然没有想到刘骏和李小重又来找他，两眼一眨一眨试探地看着刘骏。刘骏没有绕弯子，直截了当问宋玉椿，是否曾有一家企业来资助过宋春红。宋玉椿一听刘骏问的是这件事，越发紧张起来，连忙说是有这件事，不过这家企业两次捐赠的钱，他确实都用在宋春红的身上了，自己一点都没有私留。
刘骏听了立刻问，你说这家企业，曾来你这里为宋春红捐过两次款？
宋玉椿说是。
刘骏说，你具体说一下。
宋玉椿想想说，第一次是在4年前，一天上午，有人把电话打到村委会，说要找他。他去接电话，一听对方是一个陌生女人的声音。这女人让他到乡里去一下，她在一个饭馆里等他。当时宋玉椿不知这陌生女人找自己有什么事，连忙赶到乡里，在约定的饭馆见到这个陌生女人。这是一个城里的女人，看上去很年轻。她说话很少，只是问了一下宋玉椿家里的情况，有几个孩子，然后又逐一询问了每个孩子的具体情况，最后在详了解过宋春红之后就说，她所在的企业准备来宋屋村为贫困家庭的孩子捐资助学，现在选定了宋春红。这女人告诉宋玉椿，她先给他6千元，这笔钱主要用于宋春红的学习和生活，宋玉椿不准挪作他用。这女人这样说着就将这笔钱交给宋玉椿，然后说，她后面还会再给他送一些钱来。但是，这女人又说，捐资助学这件事不要告诉村里的人，对任何人都不要说。当时宋玉椿不解，问这女人为什么。这女人说，现在我们企业的经济实力有限，如果传出去，大家都来要求资助，企业还没有这样的能力。宋玉椿说，1年以后，这女人果然又送来1万元钱。但她这次又提出了具体要求，让宋玉椿将宋春红转到乡里的学校去读书，而且一定要寄宿。于是就这样，宋玉椿就将宋春红送去了乡里的学校。宋玉椿说到这里，又咬牙跺脚赌咒发誓地对刘骏说，他确实把这两笔一共1万6千元钱都用在宋春红的身上了，自己一分钱都没留。
刘骏听了没再说话，就和李小重一起出来。
李小重告诉我，事情到这里就已经很清楚了。于是，刘骏立刻决定，将调查方向转向这个在湖北省永昌市注册的何川圭美女性用品有限公司，而且很快锁定了韩圭美。
6
我越发意识到，爱因斯坦说的这番话看似简单，其实在犯罪学的意义上是蕴含着很深哲理的。犯罪行为的发生，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随机，二是蓄谋已久。但无论哪种情况，要想在事后逼近犯罪事实的真相，都需要超乎常人的想象力。但是，正如刘骏所说，生活中的随机犯罪可谓千奇百怪，情感，恩怨，经济，仇恨，哪怕街上碰一下都有可能酿成冲突导致犯罪，甚至可以这样说，生活的内容有多少，犯罪的可能性也就会有多少;蓄谋已久的犯罪则更是如此。正因为这种犯罪往往是一种高智商行为，因此它的可能性也就更会溢出普通人的想象力之外。不过显然，刘骏坚定地认为，自己在这方面是一个特例。
刘骏确实很自信，甚至有些自负。
此时，我还想到另外一件事。既然这个案子已经搁置了12年，而且已被大家认定是一桩无头案，为什么刘骏又重新拾起来，而且一直这样抓住不放呢？我想弄清这件事，并不是因为想把刘骏塑造成一个铁肩担道义，不负人民卫士称号的高大全式的警察，而是由刘骏，我想到了另一个人。这个人是我在读大学时的老师，姓张。这个张老师在当时教我们《数学分析》，他自己的研究方向是数论。应该说，在数论领域，几百年前的歌德巴赫和泰勒以及拉格朗日们为后人留下了无穷无尽的未解难题。但我的这个张老师，却把所有的这些未解难题统统视为己任，每天从早到晚把自己埋在数不尽的数学公式里，解开一个数论难题又一个难题，看表情就知道，他永远沉浸在抽象的世界里，似乎这就是他与生俱来的责任。
我想，刑事案件之于刘骏，或许也是这样。
我在另一个卷宗袋里，终于找到了刘骏对韩圭美的讯问笔录。从这份厚厚的笔录中可以看出，在讯问过程中，韩圭美的态度很配合。这在当时，一定让刘骏感到有些意外。我在另一份办案记录的材料中曾看到，刘骏在对韩圭美讯问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甚至关于韩圭美的态度，也设想了几种可能，而且针对每种可能都制定了相应的预案。刘骏的担忧当然是有道理的。这个案件毕竟已过去12年，当时的很多关键证物都已灭失，证人也无法找到。这一次韩圭美自己主动回来，她心里究竟是怎样想的还很难猜测。如果在讯问过程中，她对所有的事情都矢口否认，警方就会陷入被动，后面的工作也就很难再进行下去。 但是，让所有办案刑警都没有想到的是，刘骏这次从首都机场把韩圭美带回望江市，对她的讯问竟进行得很顺利。韩圭美果然是一个做事很有条理的人，而且非常理性。她这次从国外回来之前，显然已经过深思熟虑，而且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所以，她在回答刘骏的讯问时就很坦然，似乎也没想再隐瞒什么。
姓名？
韩圭美。
性别？
女。
职业？
何川圭美女性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籍贯？
……
你的籍贯？
湖南省，天石县水竹乡山前村人。
你是否在玉河乡的宋屋村生活过？
……
你与宋屋村的宋玉良，是什么关系？
好吧……我可以告诉你们。
嗯。
我就是……韩桂梅。
等等，请你再说一遍。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韩桂梅。
嗯，韩桂梅，你的态度，我们表示欢迎。
……
再问你一个问题，宋春红，是你什么人？
是……我的女儿。
你和谁生的女儿？
宋玉良。
现在你说一下，12年前的那个早晨，你是怎样离开宋金福家的？
这件事，一句话两句话很难说清楚。
为什么？
事情很复杂。我还是……从头讲起吧，可以吗？
可以。
我的家在天石县水竹乡的山前村，这你们已经知道了。我后来到玉河乡的宋屋村，是嫁过去的。关于我嫁给宋玉良这件事，当时宋屋村的很多人不理解，搞不懂我好端端的一个女孩子，为什么会嫁给宋玉良这样一个瘫在床上的残废。这件事当然有原因。但这个原因，我这些年从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过。对不起，我……能抽支烟吗？
可以。
哦……好，谢谢。
我是1977年春天在山前村出生的。听我祖母说，我出生之后接连发生了很多事，先是我祖父突然去世了，接着只过了一天，我母亲也去世了。从那时开始，我们的那个村里就接连莫名其妙的死人。后来才知道，是村里突然闹起一种奇怪的瘟疫。这时村里的人们就开始怀疑到是我的缘故。有人说我是妖孽，一出生就妨死了祖父，又妨死了母亲，接着还给村里带来这样一场灾难，妨死了这样多的人。甚至有人说，如果留着我，将来说不定还会给村里带来什么灾祸。当时我父亲听信了村里人们的这些话，就将我扔到了村外的山上。后来还是我的祖母偷偷去山上把我抱回来，我才没有被冻死。接着没过多久，我父亲也病死了。我就这样和祖母一起生活。我祖母是一个很明事理的人，她经常对我说，一定要好好读书，我只有读了书将来才可能有出路。那时生活虽然艰难，但祖母宁愿将家里的两间老屋卖了，也咬着牙让我去上学。到我16岁那年，祖母也病死了。那些年山前村的人们始终认定我不吉利，会给村里带来噩运，只是因为有祖母的庇护，我才在村里生活下来。现在没有了祖母，我知道，我已经无法再留在村里了。于是，我就在那一年秋天离开了山前村。
我先在县城游荡了一段时间。我本想找一份工作养活自己。但我当时毕竟只有16岁，身材看起来也比同龄的女孩瘦小，而且那时天石县城还很萧条，街上的商店和饭馆很少，所以，我一直没有找到工作。我在临出来时，将祖母留下的一点钱都带在身上。这时身上的钱也已经快用完了。于是，我决定离开天石县城，到外面去看看。我当时只是随便上了一辆长途汽车，并不知道这辆车要开往哪里。就这样，我糊里糊涂地来到湖北的黄门市。黄门虽然只是一个地级城市，但我那时从没出过门，县城都很少去，所以在我看来，这个城市已经很大了，马路很宽，街上的行人也很多。可是我在这里仍然没有找到工作。我说话的口音是天石县山里的土话，当地人听起来很费力，我的样子又显得单薄瘦小，所以没有人肯雇我工作。我就这样在黄门游荡了很长时间，饿了去饭馆，捡人家吃剩下的一点残羹剩饭，晚上就去火车站或长途汽车站找一个角落睡觉。这时已是冬天。我从家里出来时穿的是单衣，渐渐地就要熬不住了。一天下午，我又去一家饭馆吃人家丢下的剩饭，突然被一个男服务员揪住衣服推搡出来。我站在饭馆门口，饿着肚子越发感到身上寒冷，于是就去窗外的墙角坐下来避风。这时一个男人朝我走过来。他站在我面前，先是很认真地看看我，然后问我多大了。我告诉他，18岁。我故意多说了两岁，我在那段时间找工作已经有了经验，我知道，如果年龄小机会就会更少。这个男人又让我站起来，在他面前转了一下，然后点点头问我，想工作吗。我立刻说想，当然想工作。这男人说，你跟我来吧。他这样说着就将我又领进这个饭馆，来到后面的一个房间，叫人端来一些饭菜让我吃。我已经很久没有吃过正式的饭菜了，所以很快就将桌上的东西都吃光了。这时我才知道，这个男人是这家饭馆的老板。他告诉我，叫他明哥就可以。接着这个明哥又叫来一个女孩，带我去后面洗了一个热水澡，又找来几件衣服让我穿上。然后，他看看我，好像很满意地嗯了一声。在这个下午，我真从心里感激这个明哥。我知道，我现在有了一份工作，以后不会再在街上受冻挨饿了。但我这时并不知道，这个明哥表面经营这样一家饭馆，其实在饭馆的后面还做别的生意。
就在这个晚上，我终于明白这个明哥让我做的是什么工作了。我的第一个客人是一个干瘦的中年男人，看上去挺斯文，但力气大得惊人。他一进来就迫不及待的把我抱起来扔到床上。我当时吓坏了，一下尖叫起来。我这样一叫这个男人也慌了，连忙扑过来捂住我的嘴。我一急就在他的手上咬了一口。我这样激烈地反抗让这个男人很恼火，他立刻穿上衣服出去了。一会儿明哥来了。明哥阴着脸问我，怎么回事。我这时已经说不出话来，只是坐在床上不停地哭。明哥说，多余的话我不想对你说，你心里应该明白，你现在的工作是干什么，不过就在今天中午你还是什么样子，你当然也不会忘记，当时我问过你，是你自己对我说愿意工作的。我哭着说，我说愿意工作，可不知道是这样的工作。明哥说你以为是什么工作，只拿钱不出力吗，再说这样的工作有什么不好，你只要在床上躺一晚上，就可以挣到50元，一个月就是一千五，我这里还管吃管住，你去哪里找这样的好事，只怕在这里做一段时间，再让你走你都舍不得走呢。明哥这样说着脸又沉下来。他用手拍了一下厚厚的墙壁说，这里的房子很结实，你如果想嚷就只管使劲嚷，外面不会有人听到，不过，你如果惹恼了客人可就是你自己的事了，到时候我也帮不了你。明哥这样说完就转身出去了。 我就从这个晚上开始，在这个叫明哥的男人这里做起了这种营生。直到这时我也才知道，做这种营生有多么可怕。来这里的男人形形色色，而且什么古怪脾气的都有，他们做这种事并不是简单地做完了就走，还会提出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要求，有的要求简直让人无法忍受。还有一种男人，专喜欢在我来月经的时候做这种事。尽管那个叫明哥的男人总提醒我，一定要让客人戴上安全套，但我渐渐地还是患上了妇女病。这时我已经意识到，我无论如何都不能再在这个地方做下去了，否则我就要彻底毁了。但这个叫明哥的男人对我们看管得很严。这里有十几个女孩，我们每天白天睡觉，晚上起来做一夜生意，也有的时候白天也要接待客人。偶尔我们要出去买一些日用品，明哥也会派人跟着，而且盯得很紧。但我这时通过和客人接触聊天，心里已经有了一个计划。一次，一个经常来找我的客人又来了。他这天很高兴，刚刚买了一台新手机，一直在手里不停地摆弄。我就装作不经意的样子跟他学会了怎样用这个手机打电话。一会儿，我趁他去卫生间洗澡的机会，就用这个手机拨打“110”报了警。在这个晚上，警察很快来人将这个饭馆封起来。明哥和他手下的几个人都被带走了。我们这十几个女孩也被带去公安局。这时我已知道，这个叫明哥的男人强迫我这样年龄的女孩卖淫是要被判重罪的。于是，我向警方如实说出了自己的年龄。
我就这样被解救出来。但我不想说出自己的原籍是哪里。我已经永远不想再回那个地方。可是一个光头警察对我说，必须说出原籍，因为他们将我解救出来，一定要送回原籍才算完成了这项工作。我没办法，只好告诉他们，我的原籍是湖南天石县水竹乡的山前村。但这时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回到山前村还能投靠什么人。当初我出来时，曾经想向村里的几个亲戚借一点钱。可是这些亲戚都躲我远远的，甚至连门都不愿给我开，好像惟恐沾了我的晦气。所以这一次，我不知道如果真回到村里该怎样生活。那个光头警察还是很负责任地把我送回到山前村，而且还给我买了一些食品和日用品，又给我留下了一些钱。
但是，我家里的房子本来就很破旧，又废弃了这样久，已经无法再住了。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投靠邻村的一个远房姑姑。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远房姑姑竟然很痛快地就收留了我。她家里的经济条件也不好，只在山坡上有一块薄地，平时再编一些竹器拿出去卖。于是，我住在这个远房姑姑的家里，每天就尽力帮她做一些事。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一天，这个远房姑姑突然对我说，你在我这里住了这样久，我家里的条件你也知道，如果再多一张嘴实在养不起了。我一听她这样说就明白了，她是要让我走。但这个远房姑姑立刻说，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误会。这个远房姑姑告诉我，她这段时间一直在为我的事考虑，我这样下去也不是长久的办法，所以，她为我找了一个男人，是玉河乡宋屋村的，叫宋玉良，我如果嫁给他，也就算是有了一辈子的归宿。我当时听了真是从心里感激这个远房姑姑，所以她问我的意见时，我想也没想就答应了。可是，我后来才知道，宋屋村的这个叫宋玉良的男人竟然是一个长年瘫在床上的残废，我的这个远房姑姑把我介绍过去，从男方那里拿到了一笔彩礼钱。我知道了这件事的真相之后也就明白了，我已经别无选择。如果我不同意这门婚事，这个远房姑姑也不会允许我再在她的家里住下去，可是我在黄门市的那段经历，又让我对外面充满了惧怕。我已经走投无路了。所以，我只能同意。
让我稍稍感到一点安慰的是，这个叫宋玉良的男人虽是残废，但心肠很好，我嫁过去之后，他对我也很体贴。于是，我也就死心塌地的留了下来，决定就这样守着这个男人过一辈子了。在我嫁过来之前，一直是宋玉良的一个堂弟偶尔过来照顾他一下。我嫁来之后，自然也就将家里的所有事都承担起来。我结婚的第三年，宋玉良竟然还让我生下了一个女儿，这又是一件让我感到惊喜的事。但就在这一年，还是出事了。
那是一个中午，我去山上的竹林里挖笋。当时我正在拉肚子，一边挖笋忽然感到一阵肚子痛，于是就在竹林里蹲下来。但就在这时，我突然看到了一双男人的眼睛。我立刻认出这个男人是村里的宋金福。我当然知道宋金福是什么人，而且已经感觉到，自从我来这个村里，他经常远远地盯着我看。所以这时，我连忙起身提上裤子。但宋金福已经几步来到我跟前，他一句话没说，抓住我的裤子用力向下一拉，然后就在竹林里把我强暴了。这天从竹林回来，我没有对任何人说。我本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但让我没想到的是，从此以后，这个宋金福就经常趁我上山或下田的时候纠缠我。后来他竟然向我提出，让我每天晚上去他的家里。宋金福威胁我说，如果我不答应，他就去把我的家一把火烧了。我很清楚宋金福是什么人，知道他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于是，为了宋玉良，也为了我的孩子，我只好答应了。宋玉良还是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他虽然是一个残废，但作为一个男人也无法忍受这种事。可是他又没有任何办法。后来他曾几次想喝农药自杀，幸好都被我及时救下了。我渐渐发现，这个宋金福不仅在村里横行霸道，很可能在外面还干着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一天夜里，他突然神色慌张地对我说，他有事要出去一段时间。接着又恐吓我，他不在村里的这段时间，让我老老实实的，不准跟别的男人接触，如果他回来时在村里听到什么关于我的风言风语，他绝不会放过我。他这样说罢收拾了一下就匆匆走了。
宋金福这样一走，我的心里反而松了一口气，这样我也就不用每晚再去他那里了。但我当时还并不知道，事情没有这样简单。又过了一段时间，一天傍晚，我从田里回来，杨二宝突然在路上拦住我。他对我说，宋金福回来了，让我去他那里。我当时听了将信将疑，但还是跟着杨二宝来到宋金福的家里……
7
等一等，这时杨二宝和杨德利，来宋屋村多久了？
具体时间……已经记不清了，应该有几个月了吧。
这两个人，平时与宋金福是怎样的关系？
他们经常一起喝酒，有时，好像还商量什么事。
你感觉，他们之间，谁更惧怕谁一些？
好像，杨二宝和杨德利更怕宋金福。
你是怎样看出来的？ 有一次，杨二宝不知说了一句什么，被宋金福一拳打倒在地上，鼻子和嘴角都流出血来，杨二宝爬起来一句话都不敢说，杨德利也赶紧过来替他说好话。
杨二宝和杨德利，是哪里的人？
不知道，也没听宋金福说起过。
听他们说话的口音呢？
好像，不是湖南人。
好吧，你接着说。
在这个傍晚，我来到宋金福的家才知道，我被杨二宝骗了。宋金福并没有回来。自从宋金福走后，杨二宝和杨德利就搬到他这里来住，说是给他看家。这天晚上，我来到宋金福的家，杨德利正坐在桌前喝酒，接着杨二宝就在我的身后把屋门关上了。我立刻感觉不对劲，转身要走。这时杨德利走过来，不由分说把我按到床上，就把我强暴了。接着就是杨二宝扑上来。我就这样被他们两个人轮番强暴了一夜。后来这样的事又发生过几次。我知道杨二宝和杨德利跟宋金福是一样的人，他们什么事都干的出来，所以他们每次叫我，我都不敢不去。但后来有一次，我实在无法忍受了，于是临走时对他们两人说，你们就不怕宋金福回来，我把这件事告诉他吗？杨二宝和杨德利听了我的话立刻都愣了一下，相互看了看没有说话。我的这句话果然起了作用，这以后，他们两个人再也没有找过我。但没过多久，我发现自己怀孕了。刚开始的时候，这件事我没有对任何人说。可是后来渐渐地就瞒不住了，我的肚子一天天显现出来。杨二宝和杨德利立刻来找我。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我说什么怎么回事。他们问，这孩子是哪里来的。我说这孩子是哪里来的你们还来问我吗。他们又问，这孩子是谁的。我说，你们两人应该知道，这孩子是谁的。这时他们两人又相互看了一眼。他们当然也搞不清楚这孩子究竟是谁的。杨二宝问我，等宋金福回来，你怎样对他说？我说，我只能告诉他，这孩子是宋玉良的。但这时杨二宝和杨德利还并不知道，我这样说其实是在骗他们。宋玉良由于几次喝农药想自杀，病情日渐加重，已经高位截瘫，早已没有了生育能力。所以，等宋金福回来，我即使这样对他说了，他也绝不会相信。
就这样，我生下了一个男婴。在这个孩子三月大时，宋金福突然回来了。宋金福是在那天的早晨回村的，我当时并不知道。那天下午，宋金福把我叫到他的家里。我当时想了想，就特意将孩子背在了身上。我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让宋金福知道，在他出去的这段时间我又生下了一个孩子，这样总比他自己知道了再来问我要好。第二也想让他知道，这孩子这样小，所以我晚上不能住在他这里。果然，宋金福一看到这孩子眼就立刻瞪起来。他问我这孩子是谁的。我想了想说，是宋玉良的。宋金福听了只说了一句，你等着。然后就出去了。我当时从宋金福脸上的神情已经看出，可能要出事了，但我还没有想到会出后来这样大的事情。快到傍晚时，宋金福回来了。他显然在外面喝了很多酒，走路有些打晃，手里还拎着一只酒瓶子。他一进来就说，我再问你一遍，这孩子到底是谁的？我又说，是宋玉良的。但我的这句话刚说出口，他立刻在我的脸上狠狠搧了一掌。我被他打了一个趔趄，怀里抱着孩子一下摔倒在地上。宋金福又用力踢了我一脚，然后恶狠狠地说，你以为我出去两年，村里的事就不知道了吗，我已经问过了，宋玉良已是一个半死的男人，他还能给你弄出孩子来吗？他这样说着从我的怀里扯过孩子扔到床上，然后抓起墙边的一根铁钎就用力朝我的身上打来。我立刻疼的在地上滚来滚去，想说话却一句都说不出来。宋金福就这样打了我一阵，才停下来问，这孩子到底是谁的？我这时已经被打得躺在地上不能动了。其实我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替杨二宝和杨德利隐瞒，我没有立刻说出来，只是想让宋金福的火气更大一些。我知道，如果宋金福知道了这件事的真相一定不会放过杨二宝和杨德利，这也正是我所希望看到的。所以，我这时才对宋金福说出，是杨二宝和杨德利。接着就将这件事都说出来。果然，宋金福听了立刻气得两眼发黑，当即将杨二宝和杨德利找来。在这个晚上，杨二宝和杨德利一进门看到我这样躺在地上，立刻就明白了，连忙向宋金福解释，说这件事与他们两兄弟无关。宋金福这时已经不听他们解释，立刻拎着那根铁钎朝他们扑过去。但宋金福因为喝了酒，脚下已经不稳，他抡起铁钎朝杨德利砸过去，却没有砸到。杨德利和杨二宝连忙一起将宋金福死死抱住。可是喝了酒的宋金福一用力就将他们两人甩开了，接着一铁钎就砸在杨德利的头上。杨德利只哼了一声就躺在地上。杨二宝一见连忙转身朝门外跑去。宋金福立刻又从后面追上去，一下就将那根铁钎插进了杨二宝的后背。杨二宝跟着也扑倒在地上。宋金福杀了这两个人，坐到一边，又抓过酒瓶喝了几口酒，然后就跌跌撞撞地朝我走过来。我这时已经吓坏了，我知道宋金福肯定不会放过我。他走到我的面前，三下两下扒掉我的衣服，然后把我从地上拖起来扔到床上，就朝我的身上扑过来。但就在这时，他看到了床上的孩子。他突然抓过那个孩子，用两手狠狠掐住他的脖子。他用的力气很大，我甚至可以听到孩子脖子里的骨头被拧断的声音。就这样，这孩子叫也没叫一声就死了。我当时只觉眼前一黑。这孩子毕竟是我生下来的，而且他没有任何罪过，可是宋金福就这样在我面前把他活活地掐死了，我突然觉得喉咙里一堵，然后哇地一声就吐出一口黏糊糊的东西。宋金福扔下孩子的尸体又朝我的身上扑过来。我这时已经麻木了。我任凭宋金福在我的身上发泄之后，看着他歪在一边的床上呼呼地睡过去。也就在这时，我从床边的褥子底下摸出了一把柴刀。这把柴刀是我早就藏在宋金福的床下的。我知道自己总有一天会无法忍受这种生活，所以我就事先藏了一把这样的柴刀，我想，如果哪一天我实在忍无可忍，就用这把柴刀将宋金福劈死。我在这个时候看着睡死过去的宋金福，我觉得他简直就是一个恶魔。我本来已经有了重新开始的生活，我有了丈夫，有了自己的孩子，可是现在，这个恶魔却把我这一切又都给毁了，毁得我人不人鬼不鬼，现在，他甚至连这样一个只有几月大的孩子都不放过。我想到这里，就抓起这把柴刀用力朝他砍过去。但我这时已经被他打得浑身是伤，手上已没有了力气。我把柴刀砍在宋金福的身上，他立刻疼醒了，睁开眼刚要爬起来，我连忙又朝他的身上乱砍了几刀。最后一刀终于砍在了他的脖颈上，接着又一刀砍在了他的喉咙上。一股血沫立刻涌出来，我听到噗地一声，宋金福的两腿用力蹬了几下就咽气了…… 这就是……12年前那起血案的全过程？
是……
也就是说，杨二宝和杨德利，还有那个男婴，都是宋金福杀的？
对。
而宋金福，是你杀的？
是。
你后来又是怎样离开宋金福家的？
我杀死宋金福之后，就这样在床上呆呆地坐了一夜。到早晨时，村里的宋祥生来找宋金福。他看到这里发生了这样的事就一边喊着跑回村里叫人去了。这时我才渐渐清醒过来。我在当时突然想到，我还只有二十多岁，我的一辈子不能就这样毁了，再说我还有一个女儿，我如果就这样成了一个杀人犯，我的女儿怎么办，宋玉良已经成了这个样子是没有任何能力照顾女儿的。外面已经渐渐有了人声，可以听出有很多人正朝这里跑过来。于是，我立刻穿起衣服。我知道宋金福这次回来还带回一大笔钱，这笔钱就装在一个棕色的人造革提包里。我找到这个提包，就从后门悄悄走了。我在这个早晨已经想好，我这次要远走高飞了，但我还是放心不下我的女儿，也放心不下宋玉良。所以，我犹豫了一下就还是先回到家里。我并没告诉宋玉良刚刚发生的事，我只是对他说，我要先出去一段时间。我本打算再给宋玉良和女儿留下一些钱。但这时，我已听到警车的警笛声，于是就赶紧走了。
等一等，这里还有一个细节。
嗯。
你当时拿走的那个提包，里面应该有一百万元现金，如果一万元一捆就是一百捆，这么多钱，这样重，你当时身上又有伤，你是怎么拎走的？
是，当时确实很重，但我在镇上找了一个信用社，办了一张卡，把钱存到卡上了。
嗯……你在那个早晨走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宋屋村吗？
再没……回去过。
也没再和家里联系？
我有了企业以后，只是让人给女儿以捐资助学的名义送过一些钱，这你们都知道了。
这个何川圭美女性用品有限公司，又是怎么回事？
我离开宋屋村，先在外面漂荡了一段时间，后来就来到湖北的永昌市。我先在何川日用品有限公司里打工。这是一家港资企业，当时的规模还很小，几乎像一个手工作坊，后来公司的老板何川先生要回香港，他对我的印象很好，于是我就用当初从宋金福那里带出来的那笔钱，象征性地就把这个公司的壳买下来。为了不流失公司过去的客户，就把名称改为何川圭美。我这时……已经不想再跟任何男人打交道，所以，我就改做女性用品的生意，而且规定，我的何川圭美企业只雇用女性员工。我的事……就是这些……
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这一次，为什么决定回来投案？
因为我听说，你们已经找到了我的女儿。
就因为这个吗？
是。我不想让我的女儿知道这件事，也不想让她再……我本来已经想好，等她小学毕业，如果没发生意外的情况，我就把她接出来读中学，读大学，将来送她出国……
好吧，我现在告诉你，我们在调查时，没有惊动孩子。
谢谢……
8
我可以肯定，尽管刘骏很自信，甚至自负，但这件案子的个中曲直也已经溢出了他的想象。由此可见，当年爱因斯坦说的只是半句话，“……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可以包围整个世界。”但是，现实世界本身也是无限的。如果用数学的极限理论来说，一个无穷大是不可能包涵另一个无穷大的，这显然是一个悖论。
所以，爱因斯坦说的，应该是一个悖论。
我在离开望江市之前，接到刘骏的一个电话。刘骏先在电话里向我道歉。他说这段时间确实太忙了，所以一直没有抽出时间接受我的采访。接着，他又告诉了我一个好消息。他说，你想当面采访韩桂梅的事，我帮你联系好了，明天上午，你可以去市里的第一看守所。
我听了沉一下，说，还是……不去了吧……
刘骏不解，问为什么。
我笑笑说，发挥你的想象力吧。
他也笑了，说，我现在发现，我的想象力确实有限。
我立刻幸灾乐祸地说，好啊，你总算明白这一点了。
刘骏哼一声说，我发现，你们作家是最坏的。
我说，是啊，比你们警察还坏。
我们两人就都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