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宋兴民同志，是“文革”中在邮电部机关大院的批斗会场，造反派给他穿上日本集邮家水原明穿过去穿的一件和服，批他“利用邮票贩卖封资修黑货”。我与老宋同志真正意义上的认识与接触，还是1970年他从阳新五七干校回来，被安排到交通部邮政总局工作之后。
　　当时交通部的局司叫“大组”，处一级叫“组”。我是邮总综合组组长，老宋是业务组负责人之一，主管邮票发行、邮袋调拨一类的工作。1972年我国在万国邮政联盟的合法席位恢复以后，他也协助朱春和副部长(兼邮政总局局长)和乔为中副局长做外事工作，出席万国邮联的会议。
　　老宋幼时虽读书不多，但闯过关东，当过学徒，卖过劳力，参加革命后干过交通员、视察员、科长、局长，社会经历丰富，世事练达。特别是50年代他到邮票发行局以后，那一段工作经历，是他一生中的第一次辉煌。正在燃烧的一团烈火，遇到“文革”一盆冷水。但他内心从未承认过自己做错了，认为是时势使然，总有明辨是非的一天。
　　1971年后，先后有粟裕、钟夫翔等对邮票工作的支持，更增加了老宋继续前进的信心，他憧憬着中国邮票事业的再次崛起。恢复邮票发行局、成立邮票出口公司、邮票选题逐渐丰富，都有他的努力。
　　那几年我们交往多、谈得多、在一起饮酒聊天次数多。当时我们都颇有酒量，人逢知己，从未醉倒，但常陶醉在所谈的话题之中。组织上给他在月坊后街铁道部宿舍解决了两间小房，有了安身之处，星期我常骑车去造访。
　　1973年邮电部恢复后，老宋被正式任命为邮政总局副局长。在很长时间里，邮总局长先后由邮电部副部长阎晓峰、罗淑珍兼任。在副局长中，宋兴民前边还有王冠杰、熊鼎同志。为了外事工作的需要，当中国邮政代表团出访时，邮电部决定宋兴民同志以中国邮政总局代局长身份参加。
　　当时邮总还有两个姓宋的，被称为“老宋”、“小宋”(其实都已四十多岁)。宋兴民块头大，而年又最高(刚满50岁)，故被称为“大老宋”。这样，小宋、老宋、大老宋，就区别开了。
　　1978年，经国务院批准，恢复了国内集邮业务。1979年，邮电部决定成立中国邮票总公司，把邮票的设计、印制、发行管理与进出口业务统一管理起来，北京邮票厂归其所属，连同省区、地市邮票公司，形成三级管理机构。其职权范围要比“文革”前的邮票发行局大得多了!
　　邮电部任命宋兴民担任中国邮票总公司的总经理，同时他也是邮票发行局的局长。真是选得其人，老宋同志可以施展抱负，有了用武之地。但他所担心的是人际关系。特别是确定为二把手的周保昌同志。论资格，他比宋老；论级别，他比宋高。大老宋担心关系不好处，把心事诉与主管副部长赵志刚同志。赵副部长说：尽管放心，工作由我做。在革命战争时期的山东工作期间，赵就与周相识。
　　老宋同志对老周非常尊重；周也佩服宋的业务工作能力。当时配的副手还有倪贯一、王醒华、曹双禄等同志。这个班子是很强的。薛铁、吴凤岗、胡誉淳担任业务处处长，国内国际集邮业务经营均由该处掌管。王庸声是宣传展览处处长，《集邮》杂志复刊后，又兼任谤刊主编。把我从邮总调来，任设计室主任。我对邮票设计一窍不通，仅是文史爱好者，调我来可能是考虑到设计室还有选题规划与约稿任务。设计室下有设计、雕刻、综合三科。庆幸的是，上有宋兴民同志的直接指导、出点子，室内人员也多是“文革”前的老专家，因而工作起来还是颇为顺利的。
　　这个时期，老宋同志有许多设想要通过总公司这台机器去实施。有些是“文革”前的未竞之业，要重续前功；更多是根据国际发展的新形势，提出新思路、新课题。在邮票事业的管理上，他总结过去的得失经验，做法更加成熟。
　　中国邮票总公司组建初期的五六年时间，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初期。在宋兴民同志的带领下，我国邮票事业的各个方面都开了一个好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各项工作蒸蒸日上，卓有成效。
　　责编/董至德
　　最后的留念
　　全国集邮联“五大”前夕，我和常增书、王新中、马■一同到我们尊敬的老领导宋兴民家去看望他，并与他合影留念。这张照片是穴兴民同志生前最后一次拍照。
　　李鸿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