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的一个下午，记者如约来到新四军老战士丁公量老人的住所拜访。丁老家中陈设简朴，但不乏书香气息。半天的交谈，这个年近百岁的老人依然精神矍铄，爽朗大气。他动情地讲述自己的年少时光、青春岁月，历历往事生动而具体；谈起早年革命生涯，令我们身临其境，感受到那个时代青年的爱国情怀和精神风貌。
　　官宦公子汇入革命洪流
　　丁公量1921年10月出生于浙江定海北门一名门望族。祖父丁七爷在清朝时当过县官，父亲辛亥革命之后当了浙江定海县第一任县长，可以说是官宦之家。父亲爱好中国的文化传统，所以丁公量一直读的是私塾。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学堂多起来了，在母亲的敦促下，1934年丁公量去考舟山中学，并被录取。
　　从中学时代起，因家境衰落，丁公量便脱离了“少爷”生活，走上了自立的道路。面临失学，他勤工俭学，通过同学关系找到了为民政科抄户口簿的工作，抄一本两角钱。他白天认认真真上课，晚上就在煤油灯下抄写，有时通宵达旦；星期天更是充分利用，躲在小房中抄写。这样边打工边读书，他才得以勉强读完中学。家境衰败后的苦难给了他生活阅历，也给了他跟穷人之间沟通的基础，让他对社会的不平不公有了一个直接的体验。这也是他年少时就产生革命意识的一个原始的动因吧。
　　舟山中学（原定海公学）的创办人刘鸿生先生，聘请了当代教育家黄炎培、陶行知、陈鹤琴担任办校顾问，负责教学课程的设计，以及延聘师资等有关事宜。在三名教育家的热心指导和帮助下，舟山中学的师资阵容之强为全国同类学校所罕见。其间，有不少国内名师和进步教师（包括多名共产党员）。在他们的影响下，丁公量接受了革命思想的最初启蒙。1935年，年仅14岁的丁公量参加了抗日救国童子军。
　　1936年3月31日，丁公量作为18名童子军代表之一，由蔡焕、华恩熙老师率领赴杭参加浙江省第五次童子军大检阅。他和陈安羽等四人代表学校参加双旗笔书旗语比赛，四人分成两组，一边打旗语，一边记录，以出色成绩为学校争得了荣誉，获得了全省第一。1936年10月，在南京举行了全国童子军第二次大检阅暨大露营活动。全国一万多童子军聚集南京进行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检阅活动。时任童子军会长的蒋介石和宋美龄一起检阅了童子军。丁公量作为舟中派出的代表之一，参加双旗笔书旗语比赛，又获得第一。
　　最让丁公量难忘的是，他在检阅结束后，和同学一起专门前往东北流亡学生童子军的营地看望流亡学生，了解他们的现状，关注他们的生活。请东北学生签名时，他们高喊“舟山同胞共救我东北三千万同胞”！他在心里铭刻下了这句誓言，这为他日后奔赴抗日战场埋下了不灭的火种。
　　1936年上半年，舟山成立了学生救国会，丁公量由上海进步青年杨子华介绍参加了救国会，在共产党员王起等人的领导下，开展地下工作。第二年他考入上海中法工学院，被选为学生会主席，他组织学生与散布亡国论的学院院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同年冬，他参加共产国际情报组织，任政治交通。
　　1938年1月，丁公量参加新四军，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年仅17岁的他，担任新四军教导团特派员，曾两次接受艰巨任务：护送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林枫经温州回上海，途中他机警行事，避开日军哨卡，确保领导安全，出色完成任务；此后，又赴温州巧妙接应700名爱国志士来皖南参加新四军。
　　皖南事变，挣脱集中营牢笼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丁公量时任新四军教导总队特派员。教导总队是军部的最后预备队，在皖南事变期间一直跟在军部后面且战且退。当时，连日大雨滂沱，道路泥泞，溪水陡涨，给部队行军作战带来极大困难。最后他弹尽粮绝，极度疲乏，在顽军的层层围歼中被俘。
　　皖南事变后，驻在上饶的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把被俘的新四军干部近600人，集中关押在上饶的上下周田村。集中营共分五队，丁公量被编在三队，这个队被国民党特务们称为“顽固队”。他们对被俘人员打、骂、饿等百般折磨，企图逼他们“自新悔过”。但是，特务的残酷折磨，并没有磨灭战士斗争的意志。很快，在特务的眼皮底下，他们利用上大课和集中会操等机会，通过联系，建立了秘密党组织。丁公量和汪海粟被选为三队党支部负责人。当时正值八一，为了纪念这个节日，并借此对被囚同志进行激励和教育，他请汪写一篇宣传教育提纲。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汪海粟能够避开监守的耳目，在短时间内完成任务，着实不简单。提纲在小范围内传阅，加以口头传达，大家对此反应强烈，极大地鼓舞了士气。随后他们又开展了教唱革命歌曲的活动，大家暗中三五成群，秘密传唱，进行革命教育。
　　丁公量在国民党军统的姐姐特地赶到了上饶。“我姐姐是专门来保我的，但是没有见面，就写了一封信给我，这封信内容是这样的：你应该在委员长（蒋介石）的领导下，做一个忠实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很明显，姐姐希望弟弟能够通过向蒋委员长表忠心来换得自由。然而她没有想到，悔过书没拿到，反倒是收到了一封“诀别信”，丁公量在信中毅然写到：“同时同地同母生，各走各自道，一刀断亲根，大义赛天高。”
　　这封信表明了丁公量切断骨肉亲情、誓死抗争的决心。丁公量和被关押在集中营里的革命志士一道，与国民党顽固派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沉重的劳役、残忍的酷刑没有让这些战士们放弃过希望，斑驳脱落的墙壁上，留下了见证他们信仰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画像。“前进前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嘹亮的新四军军歌在囚牢中回荡。
　　与其被动地坐穿牢底，不如选准时机，主动地打破牢笼冲出去，重返革命队伍。丁公量和狱中的战友商量，准备秘密发起越狱暴动。
　　1941年10月，三队秘密党支部酝酿在中秋暴动，因叛徒告密流产。特务得知丁公量和汪海粟是“暴动头子”，对他们一番毒打后，便将两人秘密关押进了茅家岭监狱，他们被戴上了沉重的脚镣，关在一间石头砌的谷仓里，随时可能被杀。两人巧妙地用皮带扣撬开脚镣上的销子，并骗过看守的士兵，幸运地冲出了樊笼！死里逃生，丁公量和汪海粟都异常激动，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在汪海粟的建议下，他们决定往南走。在躲避集中营追捕时，两人忍受着饥饿和疼痛，幸运的是一路上得到了不少老百姓的帮助。老乡见他们两个身着带有血迹的军装，就告诉他们，这一带抓壮丁特别厉害，这样走容易引人注目，提议他们去找当地打得一手好棍棒的“大爷”寻求帮助。“大爷”是个豪爽的人，听了他们的诉说后，便帮助他们化装成香菇客继续上路了。
　　因为化装过，并携带有“大爷”帮着弄的路条，丁公量胆子就大了些，两人走上了大路，结果晚上在福建蒲城境内一个叫盘亭乡的地方，还是被乡公所抓了壮丁。汪假装成夜盲症，逃脱了被抓的命运。丁公量当时正当壮年，就自然被抓了。丁公量和汪海粟这一对生死之交就这样分别了。
　　抓壮丁之后丁公量被安排到了新兵连，没想到国民党的壮丁队跟集中营里差不多，每天只吃两餐，加上餐费层层克扣，到士兵口里的就只有两碗稀饭，根本不顶饱。有人因忍受不了恶劣的环境，试图逃跑，但被抓回来就只有死路一条——活埋。那些被抓到壮丁队的人非常想家，迫切想告诉家里自己的情况，苦于不会写信，便请丁公量帮助他们写家信。
　　丁公量帮忙写家信写出了名气，被新兵连连长提拔了去，做起了新兵连里的抄写员。“做抄写有个特权，就是可以出去，自由一些。那时候大家都饿，我就帮助他们买些饼吃。有一次我在外面买饼时，偶遇从集中营逃出来的同志。他们中有个福建人，通过各种途径找到了地方党组织，我便设法从新兵连里逃出来了。先是住在他的一个亲戚家，等新兵连离开了那个地方才敢出来活动。”就这样一步一步，丁公量在同志们的帮助下从福建到金华再到上海，最后在上海地下党的帮助下又回到了新四军。
　　英勇机智，情报战线展身手
　　1942年12月，丁公量随部队前往浙东开辟抗日根据地，由于他在对敌情报战方面富有经验，故出任敌工委副书记，负责杭州至宁波沿线城市地工委工作。1945年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格局急剧变化，苏美两军在战略上占据优势，攻克柏林，攻占吕宋岛，登陆琉球岛，日本本土被轰炸遭重创。日本士兵厌战逃跑，士气低落，浙东地区的日军也不例外，时有士兵手持新四军创办的日文《解放周报》和投诚通行证，寻找新四军三五支队投诚。敌工委在分析形势后，丁公量率先作出决断，以组织秘密“策反”行动，加紧编印日文《解放周报》，建立“反战同盟”等特工斗争方法，多途径、大规模地发动对驻宁波日军的反战攻势。在一次大的行动中，敌工委利用日军一个大队集中到戏院看电影的时机，事前作出反战部署，争取了电影放映员做“内线”，在影院每个座位上放上印有日文的《解放周报》和投诚通行证。当日本兵发现每人拿到的是一份反战材料时，慌了神、乱了阵。此后，敌军又陆续个别甚至集体拿着投诚通行证，向新四军投降。
　　在朝鲜战场，丁公量负责的志愿军第九兵团对敌情报战屡建奇功，通过诱敌入网，捕获高级敌特，缴获军用物资；采取逆用电台打反情报战，与敌斗智斗勇，迫使美军精心策划的“两栖登陆”作战方案搁浅。对此，罗瑞卿将军给予充分肯定：“这是我军保卫部门战地反情报战的一个典范，其斗争手段新颖、成效明显。”
　　走近这位可敬的革命老人，细心聆听他的叙述，我们感受到他坚定的革命信念。也正是他在革命生涯前行中保持信仰不变，宗旨不变，才一次又一次地挺过难关。他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只有努力过了才能看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