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界近百年来,对世界近现代民主思想谱系的了解,大体是一条线:从卢梭→罗伯斯庇尔→马克思→列宁。1990年代王元化重估卢梭《社会契约论》,不仅痛感《社会契约论》所无限弘扬的"公意"神话,在世界史上激化了1793年及1917年大革命的负效应,而且确认,1966年前后大陆所横行的极左思潮,其根子亦刻有卢梭"公意"的胎记。这客观上提醒后学,还应有另外一条与中国的连线:从洛克→密尔→严复→张奚若→顾准→朱学勤→王元化。这就是说,王元化重估《社会契约论》对中国思想的意义,拟不低于密尔在1859年撰《论自由》,严复在1903年译《群己权界论》。如果说密尔是从罗伯斯庇尔的血案中抢救出曾被卢梭"公意"所吞噬的个体人权意识,那么,王元化则是把严复所珍重的密尔的那份正义的睿智,重新转赠给他的祖国。思想史,务必历经一个个弘毅担当的人格中介,才得以流芳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