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则委婉语的流浪历程
　　
　　从上述几截引语可以看到山寨一词在方言与官话之间折返式的语义流浪历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当代汉语中用于表述商品和流通的词汇表被冷藏起来。毫无疑问，正是粤语这个边缘表义系统将之重新启用，广东率先进入市场，粤语也顺势成了中文中的市场语言通货。最少的规训与最生鲜的活力，它(粤语)在化外之地被说出随即进入内地的耳廓；相比之下，水浒中的山寨则指代了在水一方的乌托邦，这个岛托邦集结在大义的旌纛之下，借以对抗某个僵硬败坏的权利轴心，投诚那是后来的事了；人民日报的用语则是对山寨一词所指的改写，它祛除了这个词汇本意中的政治立场，将它剥离成为一个等待被告知的聚落形式，它成了单向度的词——今年山寨一词使用频率的激增改变了这一切……寨是盗版的一项委婉修辞(EUPHEMISM)，从消费社会的文化逻辑看，盗版这个词儿太装蒜了，太矫情了。山寨只是把山大王们发落到格调、趣味上的弱者地位，发言者、命名者、使用者似乎因此逃脱了，僵硬的道德评判，在一种置身事外的、不置可否的中间立场上讪笑。好在山寨一方也有了幽默感，说别的没用，反正我赚了!你说我是我还真就是了，一副真小人的嘴脸，不但不讨嫌，反而因此多了几分乖巧。
　　山寨提供了一种伪造的满足感，提供了一种与时俱进的虚幻体验。它表面上尊重商业文明，实际上将它淡化、粗俗化，是反商业的商业行为。山寨——个反商业权威的生产和消费理念的速记符号，它正用眩目的器物充塞了那些过去被遥不可及的贵族化用具所占据的空间。
　　
　　义和团商家——以民粹的名义
　　
　　山寨产品以极低的成本模仿主流品牌产品的外观以及功能，并最终在价格上全面超越模仿对象。它已经引发了结构性震荡，在将低成本、高回报的商业法则极端化之后，它又以摧枯拉朽的震撼力与病毒营销的模式，动摇着在中国立足未稳的全球化商业规则。山寨和今年流行的另一语句(我爱中国)一起，似乎正在生成一道新的义和团力最，在声嘶力竭的民族狭隘和不由分说的民粹思潮的裹挟下，擘划着自己的价值序列。
　　经济危机正在扩大化，毫无疑问，山寨是其中的伦理病灶。这是亚细亚模式的抵抗，是平民的狂欢，山寨的购买者、使用者成为了这一变态行为艺术的执行人。语录有言：如不认真改造，势必会堕落成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针对所谓山寨文化，我们也可以篡改一下上述语录：如不认真改造，中国的商业环境势必会堕落成傻瓜的天堂。
　　山寨正在成为市场困境中的一支野蛮生长的文化异军。乱世出枭雄，乱市也出山寨，换一个角度来看，山寨是对当前远非规范的市场的一次恶意提醒，更给与版权有关的法律及其解释带来挑战。以乌合之众面目出现的山寨将社会生产以及消费中的技术问题转化成为伦理问题。山寨现象与其说是对草根创新精神的标榜和昭彰，不如说是对中国知识产权意识严重缺位的裸露与讽刺。还有泛娱乐化的媒体，惯于捕捉社会生活、文化事件中的噱头，也在某种程度上将山寨从商业流氓的身份下解脱出来，把它装扮成一个打土豪、分享高科技成果的罗宾汉。
　　
　　雷、囧——山寨的入伙者
　　
　　山寨文化一词的出现，一方面将山寨提纯成为一道文化景观，同时也是买方以及看客为卖方以及这场买卖行为做的一次合法化论争。山寨的合法化过程自有其观念积累，比如“恶搞”就为它扫清了价值判断上的障碍。
　　为什么飞跃牌球鞋没成为CONVERSE的山寨版呢?为什么左小祖咒没被称作山寨版的LEONARD COHEN呢?道理不言自明，山寨的本质是模仿，它并非独立自恃的作品，而是拿来主义最寒碜的当代变体。在山寨流行的背后，多少有着100年来穷追不舍之后的自卑心理的投射，除此之外，还覆盖上了一层流氓无产者的价值观暗影。
　　山寨语意系统一中的词条还包括“雷”和“囧”，雷是准主流或主流人群对山寨机以及一切不靠谱事物的酷评，山寨拥趸也会将雷纳入自己的词汇表，这使得山寨内容拥有了自嘲的高尚品质；困的表述，同样属于普通话的他者，它传达的是在大片的归化性情绪当中的一抹私密心情，在感伤成为时代情绪、狂欢成为时代姿态之际，它有效地传达了这(感伤、狂欢)一切背后的轴心感受——一种挥之不去的隐忧和焦虑。
　　每年都有流行词汇，以今年为众。就像突然从今年开始，所有的大片都在用第三者的身份来叙事，或者往年的大片也是这样，只是今年我们自己才感受到了第三者的存在；伪造或者戏仿，这些东西从来都有，只是今年我们才有了山寨一说。个大粒圆、外焦里嫩，山寨手机嘈杂的响铃只是这个杂浯时代的一缕合声而已，又或者根本不用这样煞有介事地说来说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