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本文主要从美国汉学家蒲安迪和中国叙事学家杨义的视角来研究中国叙事结构，并比较其差异之处。蒲氏将中国明清古典小说命名为奇书文体，主要探讨奇书文体的来源及结构问题。杨义也提出了自己的叙事结构理论，进而表明中西叙事理论的差异。我们应该用西方的叙事理论来滋养中国的叙事根基，用比较叙事学的方法来建构中国叙事理论的体系。
关键词：蒲安迪；杨义；奇书文体；叙事结构；比较叙事学
一、浦氏与杨氏《中国叙事学》的内容及“奇书文体”的缘由
自二十世纪下半叶，海外中国文学研究迅速发展，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浦安迪作为海外中国文学中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代表人物，于1996年浦安迪用中文撰写《中国叙事学》，在这部专著中，作者运用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对中国明清长篇小说的叙事方式进行了探讨。他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模式，进而阐明它与其他各国叙事文学的关联。除了运用西方的叙述学理论之外，浦安迪特别注重中国古典小说的评点方法，因为它们都共同关注一个理论焦点，那就是形式。杨义的《中国叙事学》也是如此，在结构篇、时间篇、视角篇和意象篇后，又专写了评点家篇。在浦氏《中国叙事学》中，浦安迪首先就中西的叙事传统做了总体比较，并特别对神话在中国叙事文中的作用做了探究。接下来浦安迪分别探讨了奇书文体的结构、修辞、寓意以及奇书文体与明清思想史发展的关系。最后浦安迪总结了他的奇书文体“文人小说”理论。杨义是在《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的基础上写成的《中国叙事学》，在现代思想的观照下和对西方叙事学的参照下，确立了一种新的立场，一系列新的观点。书中通过对不同于西方叙事中的结构、时间、视角、意象、评点的总体把握，从理论上揭示了不同于西方的中国叙事学世界，初步建立了我国自己的叙事学原理。两者都从跨文化角度阐释中国叙事结构，但阐释方式和理论重心有所不同。
五四文学革命时期，陈独秀倡导俗文学。在这种崇俗拒雅的文学氛围下，胡适，鲁迅和郑振铎等学者认为中国古典小说是“通俗文学说”。但是浦安迪却认为这些明清小说，在艺术上不是对说书手法的简单模仿，而是构思精妙，有着极强的艺术性和极高的美学价值。这些小说形成了一整套固定而成熟的叙事文体，反映出明清读书人的文学修养和趣味，被浦安迪称为“奇书文体”。在浦氏看来，与“epic-romance-novel”传统遥相对应的是“神话一史文一明清奇书文体”。他选择了“奇书文体”对应于“novel”，其研究理论论证不足，有失偏颇。
二、浦氏与杨氏对中国叙事结构的分析
在《中國叙事学》中，浦氏从神话与原型、结构、修辞、寓意、理学背景等方面对中国古典小说进行了分析，其中最成功的是浦氏对奇书文体结构的分析。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主要形式，章回小说在20世纪因其“缀段性”特征而饱受争议，与西方小说“有头、有身、有尾”的完整结构不同。浦氏在《中国叙事学》中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对“缀段性”做出解释，浦氏所采取的方式是首先寻找一条与西方“epic-romance-novel”传统相对应的线索，浦氏选择的是“神话——史文——奇书文体”的线索。在这条线索中，浦氏希望借中国神话的非叙事性、空间化以及史文的虚实结合、由小单元构成的方式来解释章回小说的“缀段性”的合理性。但是在建立“神话—史文—奇书文体”的这条锁链时，虽然尽力避免“以西律中”，却不自觉掉入了“epic-romance-novel”设下的陷讲。在寻找链锁的具体过程中，不自觉的将时间的跨度拉大，从神话开始，试图在千年之前寻找到归附点，这种时间跨越的长度与西方链接的时间长度非常的类似。浦氏所要寻找史诗传统在中国对应的其他形式时，已经将这一形式所处的年代做了缩小，即上古。浦氏所要找寻中国的叙事绳索，却想与西方叙事进行了时间上的对应，从本质上说，与将章回小说对应于奇书文体的误读是一样的。他釆取的方式是从奇书文体向上追溯，去寻找之前文体中的非时间化叙事方式，这种选择规避了之前文体对后来文体的影响。这种自下而上的方式，远没有自上而下的方式牢固。不过毋庸置疑的是，浦氏在这两方面的尝试，却是迄今为止学界做出的最圆满的回答之一。在《中国叙事学》中，他从百回的定型模式、十回主结构，三、四回次结构，高潮，时空布局等结构和奇书文体纹理研究等多个方面进行了阐释。实际上，浦氏早已经发现这一问题，他试图用美学节奏感来解释，这一解释也是能够令人信服的，从另一个角度说，如果每部小说遵循同样的节奏，严格来说，是不能以模仿搪塞过去的。面对明清小说结构上的粗糙，浦安迪采用的是将结构的范围扩大。不仅仅与西方文学批评术语structure相对应，也指中国传统的评点家时常研究小说的“纹理”问题。中国的小说艺术不重视叙事结构的统一连贯性和直线性发展，用“结构”加“纹理”的方法营造出独特的艺术成就，是用“绵延交替”和“反复循环”的概念来观察宇宙的存在，来界定事的意义的。杨义《中国叙事学》中对叙事结构的分析，第一步从语义学上对“结构”进行探讨，发现它具有动词性特征，这也是杨义整个结构理论的基础和前提。“结构的动词性”是中国人对结构进行认知的独特性所在，也是中国特色的叙事学贡献自己的智慧的一个重要命题。第二步杨义阐述了结构之道与技的命题。杨义巧妙地化用西方叙事理论中的“潜在结构”和“显层结构”两个术语来阐述道与技的关系。第三步杨义分析了结构的要素：顺序、联结、对比，并从中国经典理论著作中寻找相对应的术语。第四步探讨了结构的动力学问题。第五步总结了叙事作品的结构形态，细致分析了组织结构的死法和活法。杨义这种从结构的动词性、道技层面到结构要素的分析、动能分析再到结构形态的发展过程，最后到组织结构 “死法”、“活法”的思路。
浦安迪的《中国叙事学》是从中国文本中总结一套中国叙事的艺术和方法，他称之为中国叙事学。其“叙事”的含义，还是西方的。而杨义是从中国历史文化、思想、术语中来谈论叙事作品，构建中国叙事学理论，具有鲜明地以中化西特色。
三、比较叙事学的兴盛
浦安迪从比较叙事学的角度来建构中国叙事学，主要集中在古典文学与文化领域。如杨义《中国叙事学》取例虽有鲁迅、钱锺书等少量现代作家的叙事作品，但基本上还是集中在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上。叙事学发端于西方，中国叙事学当以西方叙事学为参照，中国叙事学必须在东西方相互注视中显示差异性，寻找普遍性和共同性。中国叙事学不但要研究古代的叙事传统，更要研究这一传统与中国现当代叙事的精神血脉。谭君强在《学术史视阈下的比较叙事学》一文中详细梳理了比较叙事学在国际和国内的发展历程，评述了国内外在比较叙事学研究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作为叙事学的一个分支，比较叙事学和中国叙事学是交叉的但不是重合的，比较叙事学显然不等于中国叙事学。
四、结束语
浦安迪的“中国叙事学”研究非常富于参考价值，他的成果也是中西方文化和中西方叙事理论相互结合的产物。杨义的“中国叙事学”研究立足于本国国情与思维习惯，同时又汲取西方叙事理论的营养，“以中化西”。两者研究的理论重心和方法有所不同，但是都是推动中国叙事学一直在向前发展。我们在建构自己的叙事学理论体系，既不能固步自封，也不能盲目接受西方的成果。要不断回归中国文学的原点，建构中国叙事学自身的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蒲安迪.中国叙事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3月.
[2]杨 义.中国叙事学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7.
[3] 申丹.叙事学研究在中国与西方[J].外国文学研究，2005（4）.
作者简介：
卫懿嘉（1994-），女，汉，山西运城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为叙事学.
关键词：蒲安迪；杨义；奇书文体；叙事结构；比较叙事学
一、浦氏与杨氏《中国叙事学》的内容及“奇书文体”的缘由
自二十世纪下半叶，海外中国文学研究迅速发展，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浦安迪作为海外中国文学中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代表人物，于1996年浦安迪用中文撰写《中国叙事学》，在这部专著中，作者运用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对中国明清长篇小说的叙事方式进行了探讨。他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模式，进而阐明它与其他各国叙事文学的关联。除了运用西方的叙述学理论之外，浦安迪特别注重中国古典小说的评点方法，因为它们都共同关注一个理论焦点，那就是形式。杨义的《中国叙事学》也是如此，在结构篇、时间篇、视角篇和意象篇后，又专写了评点家篇。在浦氏《中国叙事学》中，浦安迪首先就中西的叙事传统做了总体比较，并特别对神话在中国叙事文中的作用做了探究。接下来浦安迪分别探讨了奇书文体的结构、修辞、寓意以及奇书文体与明清思想史发展的关系。最后浦安迪总结了他的奇书文体“文人小说”理论。杨义是在《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的基础上写成的《中国叙事学》，在现代思想的观照下和对西方叙事学的参照下，确立了一种新的立场，一系列新的观点。书中通过对不同于西方叙事中的结构、时间、视角、意象、评点的总体把握，从理论上揭示了不同于西方的中国叙事学世界，初步建立了我国自己的叙事学原理。两者都从跨文化角度阐释中国叙事结构，但阐释方式和理论重心有所不同。
五四文学革命时期，陈独秀倡导俗文学。在这种崇俗拒雅的文学氛围下，胡适，鲁迅和郑振铎等学者认为中国古典小说是“通俗文学说”。但是浦安迪却认为这些明清小说，在艺术上不是对说书手法的简单模仿，而是构思精妙，有着极强的艺术性和极高的美学价值。这些小说形成了一整套固定而成熟的叙事文体，反映出明清读书人的文学修养和趣味，被浦安迪称为“奇书文体”。在浦氏看来，与“epic-romance-novel”传统遥相对应的是“神话一史文一明清奇书文体”。他选择了“奇书文体”对应于“novel”，其研究理论论证不足，有失偏颇。
二、浦氏与杨氏对中国叙事结构的分析
在《中國叙事学》中，浦氏从神话与原型、结构、修辞、寓意、理学背景等方面对中国古典小说进行了分析，其中最成功的是浦氏对奇书文体结构的分析。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主要形式，章回小说在20世纪因其“缀段性”特征而饱受争议，与西方小说“有头、有身、有尾”的完整结构不同。浦氏在《中国叙事学》中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对“缀段性”做出解释，浦氏所采取的方式是首先寻找一条与西方“epic-romance-novel”传统相对应的线索，浦氏选择的是“神话——史文——奇书文体”的线索。在这条线索中，浦氏希望借中国神话的非叙事性、空间化以及史文的虚实结合、由小单元构成的方式来解释章回小说的“缀段性”的合理性。但是在建立“神话—史文—奇书文体”的这条锁链时，虽然尽力避免“以西律中”，却不自觉掉入了“epic-romance-novel”设下的陷讲。在寻找链锁的具体过程中，不自觉的将时间的跨度拉大，从神话开始，试图在千年之前寻找到归附点，这种时间跨越的长度与西方链接的时间长度非常的类似。浦氏所要寻找史诗传统在中国对应的其他形式时，已经将这一形式所处的年代做了缩小，即上古。浦氏所要找寻中国的叙事绳索，却想与西方叙事进行了时间上的对应，从本质上说，与将章回小说对应于奇书文体的误读是一样的。他釆取的方式是从奇书文体向上追溯，去寻找之前文体中的非时间化叙事方式，这种选择规避了之前文体对后来文体的影响。这种自下而上的方式，远没有自上而下的方式牢固。不过毋庸置疑的是，浦氏在这两方面的尝试，却是迄今为止学界做出的最圆满的回答之一。在《中国叙事学》中，他从百回的定型模式、十回主结构，三、四回次结构，高潮，时空布局等结构和奇书文体纹理研究等多个方面进行了阐释。实际上，浦氏早已经发现这一问题，他试图用美学节奏感来解释，这一解释也是能够令人信服的，从另一个角度说，如果每部小说遵循同样的节奏，严格来说，是不能以模仿搪塞过去的。面对明清小说结构上的粗糙，浦安迪采用的是将结构的范围扩大。不仅仅与西方文学批评术语structure相对应，也指中国传统的评点家时常研究小说的“纹理”问题。中国的小说艺术不重视叙事结构的统一连贯性和直线性发展，用“结构”加“纹理”的方法营造出独特的艺术成就，是用“绵延交替”和“反复循环”的概念来观察宇宙的存在，来界定事的意义的。杨义《中国叙事学》中对叙事结构的分析，第一步从语义学上对“结构”进行探讨，发现它具有动词性特征，这也是杨义整个结构理论的基础和前提。“结构的动词性”是中国人对结构进行认知的独特性所在，也是中国特色的叙事学贡献自己的智慧的一个重要命题。第二步杨义阐述了结构之道与技的命题。杨义巧妙地化用西方叙事理论中的“潜在结构”和“显层结构”两个术语来阐述道与技的关系。第三步杨义分析了结构的要素：顺序、联结、对比，并从中国经典理论著作中寻找相对应的术语。第四步探讨了结构的动力学问题。第五步总结了叙事作品的结构形态，细致分析了组织结构的死法和活法。杨义这种从结构的动词性、道技层面到结构要素的分析、动能分析再到结构形态的发展过程，最后到组织结构 “死法”、“活法”的思路。
浦安迪的《中国叙事学》是从中国文本中总结一套中国叙事的艺术和方法，他称之为中国叙事学。其“叙事”的含义，还是西方的。而杨义是从中国历史文化、思想、术语中来谈论叙事作品，构建中国叙事学理论，具有鲜明地以中化西特色。
三、比较叙事学的兴盛
浦安迪从比较叙事学的角度来建构中国叙事学，主要集中在古典文学与文化领域。如杨义《中国叙事学》取例虽有鲁迅、钱锺书等少量现代作家的叙事作品，但基本上还是集中在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上。叙事学发端于西方，中国叙事学当以西方叙事学为参照，中国叙事学必须在东西方相互注视中显示差异性，寻找普遍性和共同性。中国叙事学不但要研究古代的叙事传统，更要研究这一传统与中国现当代叙事的精神血脉。谭君强在《学术史视阈下的比较叙事学》一文中详细梳理了比较叙事学在国际和国内的发展历程，评述了国内外在比较叙事学研究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作为叙事学的一个分支，比较叙事学和中国叙事学是交叉的但不是重合的，比较叙事学显然不等于中国叙事学。
四、结束语
浦安迪的“中国叙事学”研究非常富于参考价值，他的成果也是中西方文化和中西方叙事理论相互结合的产物。杨义的“中国叙事学”研究立足于本国国情与思维习惯，同时又汲取西方叙事理论的营养，“以中化西”。两者研究的理论重心和方法有所不同，但是都是推动中国叙事学一直在向前发展。我们在建构自己的叙事学理论体系，既不能固步自封，也不能盲目接受西方的成果。要不断回归中国文学的原点，建构中国叙事学自身的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蒲安迪.中国叙事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3月.
[2]杨 义.中国叙事学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7.
[3] 申丹.叙事学研究在中国与西方[J].外国文学研究，2005（4）.
作者简介：
卫懿嘉（1994-），女，汉，山西运城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为叙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