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上是一张未施粉黛的、柔和圆润的脸。翻过照片，中央落款“伯英”二字，虽是女子所书，却舒展有力，透着一股英气。
　　照片的主人，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女党员缪伯英。1920年，她在北京拍下这张照片，本想寄给要好的女同学，因故未能寄出。阴差阳错之间，这竟成为她留世不多的手迹。
　　因为30岁英年早逝，一双儿女也失踪于战火，缪伯英长期不为人们熟知。直到上世纪80年代，缪家后人和学者，从故纸堆里发掘出她的尘封往事……

“第一个女党员”的确认

　　中共第一个女党员的身份何以确定？时隔30多年，年逾七旬的中南大学教授曾长秋向《环球人物》记者回忆了其中的曲折。
　　20世纪80年代初，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在长沙召开了一次研讨会。会上，来自吉林大学的学者曹仲彬找到曾长秋，说起他正在编写的何孟雄传记——何孟雄担任过中共北京市地委书记等职，1931年在上海被国民党杀害，是全国最早的50余名党员之一。
　　“曹仲彬告诉我，何孟雄的妻子叫缪伯英，是长沙县人。他希望我在长沙就近调研，写她的传记。他还告诉我，缪伯英的弟弟叫缪立三，现在也在长沙工作。”曾长秋对这一线索很感兴趣，便应允进行研究。
　　巧合的是，缪立三和曾长秋算是在一个系统工作。两人供职的单位不同，但当时都由冶金工业部管理。听说曾长秋要研究姐姐，缪立三很是欢迎。缪伯英少时即离家求学，成年后又投身革命，跟家人朝夕相处的日子不多。在缪立三的印象里，姐姐有一腔热血，总是跟姐夫在外奔忙。她不喜红装，多年来就携带一个可手拎的小皮箱走南闯北，直到1929年逝世。
　　待曾长秋到访时，缪立三展示了皮箱里为数不多的珍贵遗物：宝蓝色的玻璃底座发条闹钟，是父亲留学日本时为缪伯英挑选的礼物，缪伯英从十几岁起就带在身边。外层镶嵌宝石装饰、内层有一面镜子的化妝盒，原本是父亲从日本带给母亲的，后来母亲又把它转赠给缪伯英，方便缪伯英在外工作时用。

　　让曾长秋印象深刻的是十余张黑白照片，记录了缪伯英短暂一生的关键节点，包括与李大钊的合影、与何孟雄的结婚照、与第一个孩子何重九的合影，等等。遗物中还有一批当年的先进书籍杂志，如中共中央早期机关刊物《向导》《前锋》。缪伯英夫妻在书刊上印了纪念章，红色方框里写着“伯雄藏书”4个字。
　　和何孟雄一样，缪伯英也是全国最早那批党员之一。但在当时的党史里，缪伯英更多地作为“早期党员”存在，关于她的资料记录并不详实，有时甚至是一笔带过。缪立三提供的材料，让曾长秋对缪伯英有了更立体的认知——她入党很早，会不会是第一个女党员？在曹仲彬的启发下，曾长秋开始进一步研究。
　　大学写毕业论文时，曾长秋重点研究了中共创建史方面的问题，积累了数百万字的史料，这为后来确认缪伯英的身份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我发现‘一大’前入党的女党员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刘清扬，另一个就是缪伯英。把她们的入党时间比较一下，就知道谁是第一个了。”曾长秋说。
　　在党史上，刘清扬也是赫赫有名的女性党员。她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参与创办中国第一份由女性主办的报纸《妇女日报》，被誉为“妇女运动的旗帜”。
　　曾长秋发现，关于刘清扬的准确入党时间，党史中没有直接记载，但刘清扬是在赴法勤工俭学期间被张申府发展为党员的，具体时间应在1921年2月。而1920年11月，缪伯英就在北京被李大钊发展为党员。缪伯英的入党时间早于刘清扬，是确定的了。
　　1983年，曾长秋以“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女党员缪伯英”为题，将考证结果发表在《长沙党史通讯》上。1985年，《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4卷出版，收录了曾长秋与他人合写的缪伯英传。次年，人民日报开辟“党史人物”专栏，介绍不为人们熟知的革命先烈。缪伯英成为首批入选的36位人物之一。“这意味着官方认可了缪伯英第一个女党员的身份。”曾长秋说。

不在名单上的烈士

　　研究缪伯英期间，曾长秋曾与长沙市民政局联系，希望在烈士材料中寻找缪伯英的记录。民政局的工作人员仔细查询后却发现，在县市省三级民政部门的烈士记载名单上，都没有缪伯英的名字。
　　这或许与缪伯英较早去世有关——1929年病逝时，她的人生不过经历30个春秋，而党的革命事业还要过20年才取得胜利。以曾长秋的研究与缪立三的实物为依据，长沙市民政局为缪伯英补办了烈士证明。
　　缪伯英能走上革命之路，既得益于李大钊的引导，也与早年的成长经历息息相关。1899年，她出生在长沙县清泰乡（今开慧镇）。乡里有两位远近闻名的大才子，一位是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另一位就是缪伯英的父亲缪芸可。那时，中国大多数女性仍饱受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传统礼教束缚，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但缪芸可思想开明，主张教育救国，尤其重视女性教育。因此，缪伯英从小就上学堂读书。 　　清末民初的湖南是革命的风云际会之地。在学校，缪伯英不仅学到新式知识，也通过老师的言传身教和社會的时事风潮接触了革命思想，开始思考自身的价值和国家的命运。
　　1919年夏天，缪伯英以长沙市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女高师，是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她在北京结识了一批同样来自湖南的有志青年，包括后来的丈夫何孟雄。大家既是同乡，又有相近的理想抱负，常一起参加社会活动。不少同乡就读于北京大学，缪伯英由此跟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有了更多接触。
　　动荡年代，各种社会思潮喷涌，身处其中的缪伯英并不是一开始就信仰了马克思主义。她曾参与带有明显无政府主义色彩的北京工读互助团，四个组中，只有她所在的第三组都是女生。第三组把北河沿十七号作为活动地点，呼唤“受种种束缚”的姐妹们来“造就社会的新生活”，还在《晨报》刊登制衣广告。
　　到北京是来读书的，怎么跑去做工了呢？同乡女友曾劝缪伯英回校上学，毕业后回乡建立幸福美满的小家庭。缪伯英谢绝了这番好意。事实上，工读互助团过于理想化，其他组不到半年就停办了，第三组却接着运转了数月，缪伯英是坚持到最后的4人之一。
　　根据学者研究，缪伯英实现思想转变，主要是因为经何孟雄介绍，加入了北大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这里，缪伯英和大家一起阅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新青年》更是成为她爱不释手的刊物。1920 年 11 月，她被吸收入党，成为首个女党员。

“未能战死沙场，深以为憾”

　　刚出生的女婴被溺死，女同学被迫回家嫁人……成长过程中，缪伯英曾目睹许多女性的苦难。就在她到北京后不久，“李超之死”风波让她深受震动。
　　李超是女高师学生，家境优渥，但长兄不支持其读书。没有经济来源的李超最终在贫病交加中客死异乡，还被长兄批评“执迷不悔死有余辜”。这引起人们对家长专制等问题的思索，北京教育界人士自发为李超办追悼会，蔡元培更是手书横额“不可夺志”。
　　从李超这位校友身上，缪伯英进一步感受到旧文化、旧思想对女性的摧残。在后来发表的《家庭与女子》一文中，她号召广大女性“顺着人类进化的趋势，大家努力，向光明的路上走”。
　　中共建党之初，革命活动与妇女解放运动紧密相连。在缪伯英的革命经历中，除了协助何孟雄开展工人和农民运动，推动妇女解放也是其重要工作。
　　1925年初，缪伯英到达长沙，担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后改称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任妇女书记。6月，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此时的缪伯英即将分娩，但她仍积极奔走，动员妇女参加游行和示威活动。
　　6月5日，长沙10万市民发起游行示威。报纸记载了当天的盛况：女子传单队走在最前列，她们沿途散发的传单“如雪片纷飞，市民争相传阅”。当天下雨，女生们“多有赤足或穿草履者”，但她们情绪高昂，大声疾呼“同胞们，快来革命”“国家兴亡，在此一举”。
　　20天后，缪伯英的儿子何重九出生。她来不及休息，又先后领导组织了湖南省第一次大规模纪念“国际三八妇女节”大会、“三一八惨案”女烈士追悼会等活动。“她对党忠实，对革命负责，诚实朴素，沉着勇敢。”1981年，当缪伯英的名字重回人们视野时，曾与她在湖南共事、已至晚年的中共早期领导人李维汉回忆说，缪伯英的工作“有显著成绩”。
　　1927年秋天，缪伯英与何孟雄一同前往上海，并担任沪中区妇委主任。此时国共合作已经破裂，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上海的党组织更是遭到严重破坏。夫妻俩一边工作一边躲避敌人追捕，有时还会假装夫妻吵架、离家出走，其实是想办法转移工作地点。
　　1929年10月，缪伯英因病逝世。临终前，她对何孟雄说：“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奈何因病行将离世，未能战死沙场，深以为憾。你要继续坚持斗争，直到最后胜利。”除了党的事业，已为人母的她放心不下的，还有4岁的儿子重九及一年前新生的女儿小英。她叮嘱何孟雄：“你若续娶，要善待重九与小英，使其健康成长，继承吾志。”
　　缪伯英的侄子缪纯组告诉《环球人物》记者，据他考证，那时候，姑母缪伯英是跟何孟雄一起去参加重要会议，路上发现暗探盯梢，两人决定分开行动。临别之际，缪伯英扯下大衣上的三颗扣子交给何孟雄以作诀别。她后来虽顺利脱身，却在一条河中泡了一个多小时，受了寒气加上长期辛劳，回家不久就去世了。1930年，缪芸可到了上海，何孟雄担心自己也随时会牺牲，又把三颗扣子交给岳父保管。第二年，何孟雄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不到一个月就遭杀害。
　　如今，缪伯英的遗物已被缪立三和缪纯组尽数捐献给各地的纪念馆，其中多数被收藏在开慧镇的缪伯英故居。“我今年85岁了，缪家下一代不一定接着做缪伯英研究，所以我就把她的遗物、材料都捐献给了纪念馆，以免失散。”缪纯组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对缪家来说，最大的憾事是，缪伯英夫妇牺牲后，一双幼儿重九和小英也在战乱中失踪。缪纯组回忆，党组织曾派人寻找未果，上世纪80年代之后，父亲和他也先后接待过来寻亲的人士，但来访者所述事实始终没能对上，只留下一次次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