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代，诸子并立,百家争鸣，其中，就规模及影响而言，无疑以儒墨为最盛。直至战国之末，墨学与儒学一样，以其独特的思想和行动感染与影响着当时社会，主宰和支撑着当时思想和学术的发展方向，被时人称之为两大显学。在战国时代，儒墨两家“皆有可为国教之势”。
　　然而，秦汉以后，二者的命运却大相径庭。儒家借助专制权力被定为一尊，占据了统治地位两千年不衰, 而墨家却因为与专制统治的格格不入而过早地衰微, 其思想价值不得彰显。儒盛墨衰, 对中国古代未能发育出科学、理性精神, 其间有着重大关系,这是中国历史的缺憾。梁启超就对汉代儒学一统不以为然：“儒学统一者，实中国学界之大不幸也”。他认为儒学的一统从本质上说是文化专制战胜了思想自由，“一尊定而进化滞”，这是中国历史自秦至清停滞了2000多年的深层次原因。
　　儒家是以家庭血缘伦理关系为核心、与小农文明的发展需要相联系，但是在现代, 它赖以存在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基本消亡了。而墨家的社会政治思想具备许多合乎现代社会要求的成分, 更具有批判继承的价值。近代以来，中国的屈辱史使得知识分子开始重新思考传统文化，最后得出一个主流的结论：中国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2000多年来儒学的禁锢。在一片反儒学的呐喊声中，人们发现了一直站在儒家对立面的墨家。墨学作为被传统所遗弃的一颗明珠，而为时人所独许。正如奕调甫所说：“《墨子》书自汉以来，已不甚显闻于世。宋元而后，益弗见称于学人之口。独至晚近二十年中，家传户诵，几如往日之读经。而其抑儒扬墨之谈，亦尽破除圣门道统之见。”
　　而且，墨家思想的精义不仅是反儒的，而且有诸多可以与西方文明对接的地方。比如墨家提出的“兼相爱，交相利”， 克服了儒家轻利重义、法家只讲功利不择手段之弊，强调既要求社会不同成员的互相利益，又建立在道德情感之上。这种基于人性的政治制度设计，把政治从崇高的道德理想拉回了人间。笔者认为，这是理性主义在中国的肇始，也是功利主义在中国的渊源。兼爱的“兼”字，超越了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的“差序原则”，也解决了金耀基在《从传统到现代》中提到的从“特殊取向”(Particularism) 到“普遍取向”（Universalism)的转变问题。从这一理论前提出发，我们可以阐释出具有中西普适性的现代价值，实现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主流价值的交流与对接。近代最早发掘墨子思想的邹伯奇通过对墨经和西方科技的比较研究，发现《墨子》中有算术、光学、重学等原理，因此断言“西学源出墨子”。 黄遵宪也曾说“余考泰西之学，其源盖出于墨子。”在他看来，西学主张人人自主，本于墨学之“尚同”；西学独尊上帝，本于墨学之“尊天”“明鬼”；西学倡导博爱，本于墨学之“兼爱”；西学擅长器械之学，源出墨学之备攻、飞鸢之术；西学精通物理，则本于《墨经》上、下篇。因此他说：“至于今日，而地球万国行墨之道者，十居其七。”虽然这些观点反映了时人的“自我文化中心主义”和对西学的一知半解，但是他们确实在墨学中发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所缺少，而又与西方现代文化相类似的科学与宗教思想。这也说明了墨学确实能为中西文化的融合提供土壤。
　　此外，墨子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发生激烈巨变的时代，与中国当前的转型现实有相似的地方。更为重要的是，墨家思想的精神内核可以很容易地被赋予时代精神，使之符合主流话语体系。比如“兼爱”与“构建和谐社会”；“尚同”与“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公平公正”；“节用、节葬、非乐”与“反对奢侈浪费、建设节约型社会”；“非攻”与“和谐世界、消弭战争、倡导和平”都有贯通的精神气质。因此墨子一整套系统的政治理论对中国当前的政治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中华民族的复兴，除了有强大的物质基础以外，还必须有与之相称的包括传统文化在内的“软实力”的必要匹配。先秦诸子思想为中国文化之根脉，弘扬与复兴, 理应从根上接续。我们应该做的，是从传统中寻求到与现代世界同构的契合点。总之，整理墨家思想、审视墨家思想的现代性价值，对中国政治的现代化、中国的优良治理服务具有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9.
　　[2]奕调甫.墨子研究论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3]孙中原.墨子与现代文化[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