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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的根本意义在于什么？在于保证公众学习。图书的编辑是为了让读者更加方便的阅读掌握图书中的知识信息。图书的装订是为了读者拿到使用的图书更舒适更耐用。图书的发行是为了让更多的读者看到图书。
人类在平面媒介时代就是这样完成知识信息的传承的。但是仔细研究出版的历史可以发现：其实版权的实际构成是有特定历史故事作为承载的。首先我们知道出版社如果按照现代管理学价值理论梳理的话，应该有如下这些工作价值：选题、组稿、编辑、审核、编撰、加工、印刷、装订、包装、发行等。按照这个顺序我们发现古代出版实际上并没有这么多程序，可能只是刻版、印刷、装订而已，甚至连发行都没有，只是直接出售就是了。根据不同历史年代这些工作程序的增减，我们大致可以把出版的历史按照这些价值的构成分为三段。
第一段历史是没有选题、没有组稿、没有审核、没有编辑的，拿来稿件直接加工，刻板、印刷、装订，直接交活。不管前边的事情，如选题组稿等，也不管后边的事情，如宣传发行等。
第二段历史是仍然不管前边的事情，但是后边的事情要管，也就是直接销售了。这个时期应该说给盗版带来了机会。当然这个时期有几个必备的条件。比如成本和利润的比例，必须是成本相对低，利润相对高的时期。因為如果刻板成本太高，比如早期木板雕刻，缺少工具，缺少技术，只是极少数人的绝活，雕版印刷，像今天北方天津杨柳青年画，一张画要经过很多道工序，盗版成本太高了。卖不上价钱，盗版就没有意义。当代这些技术本身已经变成了文化遗产，受到国家保护，盗版已经变成了没有价值的行为。反之，印刷技术被推广普及了，印刷成本下降，同样的东西大家都可以印刷，这时盗版就有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机会。实际上这个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已经出现了官方行政干预性质的版权保护活动。可见，印刷技术的提高带来了印刷成本的降低，从事出版的成本从复杂的技术成本支出逐渐转移到其它的相对简单的活动上，盗版便开始出现。当然出版的实质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出版的实质从单纯的排版逐渐走向对选题的寻找、开发以及逐步整合上。尤其到了现代，发现作者比发现选题更难。成本的投入逐渐从印刷制作转移到了前期的工作上。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国家层面对产业链的建设和保护。我们国家正是在这个层面发展上没能与国家政治政权体制改革建设同步，某种意义上失去了最佳的建设时期，没能和世界发达国家的图书发展同步进行。我们没能让图书像水果咸菜一样形成自由市场，我们认为图书这种东西太特殊，必须给以特殊关照，60年时间关照的结果是没有形成市场机制。图书大厦里出现的图书很多都是你抄袭我，我抄袭你，原因就是我们没有让策划、选题等成本纳入管理成本中，没有像样的策划没有像样的选题，只能抄近道，看市场上什么图书有人买，回去就出什么书，图书生产的管理价值链混乱了。即使是改革开放走到了今天，各个行业都形成了一定的产业链规模，中国图书生产仍然很不正常。这是题外话。
第三阶段历史，恰好是数字读物阶段，出版的实质进一步发生了更大的变化，原本出版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这时突然变得很特别了。因为数字复制技术已经变得非常普及，任何人只要会使用计算机，都可以复制任何文字图片或者视频。于是出版变成了对某种信息载体本身的法律意义进行标注。“出版”已经没有了“刻版印刷”的意义。因为任何人都可以把自己的文字或者图片视频，通过计算机或者智能手机网络公布出去，“发行”给公众看，所谓保证公众学习，没有任何版权的“出版”肯定不能叫做“出版”，但是没有版权仍然可以“发行”，这就是我们在这里讨论出版的实质的意义所在。
在这里我们可以归纳这样一个事实：最初的出版只是刻版，几乎就是单纯的物理、物质的意思。到了后来，出版包含了策划、选题、组稿等很专业的社会活动，只是我们似乎没能很好的那样的建设起来，以至于网络出版兴起来的时候人们把盗版当成了专业的出版。但是数字读物时代，出版变成了获得法律版权的标志。没有这个标志你就不能算作正式出版。同样印刷了，但是没有书号，就没有法律意义上的版权，就不能得到国家版权保护，出版的实质逐渐变化成了这个样子。
互联网上每天、每小时、每秒钟大量的文章、图片和视频信息上传下载，被广泛的传播，2014年兴起的手机微信更是创造了更奇特的人类历史上的“出版”传播奇迹。大量的多媒体信息被迅速即时发散传播，我们知道这肯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出版。但是传统意义上的出版能有这么大的传播效率吗。一个段子，一旦被大家转载，可以上百万计的大量传播，甚至跨越国家、跨越种族文化、跨越政治版图。当然传统媒介也可以在这种环境下发行传播。
进一步梳理一下，同样的媒介环境下“出版”发行者完全显示了不同身份的信息，“出版”了的，也就是获得了正式出版书号的，自然可以获得社会应该给与的一切待遇，比如学校机关里可以晋升职称，消遣类的可能可以获得丰厚的经济收益，而没有获得版权书号的出版物，也印刷出来了，也在网络上发布了，但是可能就无法获得正式出版的社会待遇。于是，“出版”这个事情突然变成了一种身份的标志，一旦有人正式出版了几本书，立刻身价倍增，当代社会就是用这种方法，激励人们开展发明创造，生产知识，创造财富。而网络出版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蓄水池，不管你是否获得正式出版资格，这里都能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类似一个巨大的书刊农贸自由市场，各种不同的类型、不同风格价值的书稿在这里接受网民的自由选择，改革开放以来，真有不少写手，在这里发家致富。据说仅上海一市通过在网络上写文章收入过百万的不下十几个，甚至有传闻不下几十个。这些人已经不屑于在正式出版书号的圈子里炫耀了。
当然，多数属于消遣类书籍，还是无法进入拥有国家待遇的系列。要进入国家待遇的系列必须拿到相应的书号。目前我们国家实行的是国家出版社分级的方式来区别出版物待遇的。一般说国家的出版社分成了国家一级、二级等不同等级的出版社，比如鄙人出版了一本书《数字读物论》，因为是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这个出版社属于国家一级出版社，我从学校得到了鼓励奖金就能达到2万多元。而如果我在某大学出版社出版可能就只能得到几千元。因为这些出版社多数属于国家二级出版社。出版的实质变成了获得书号或者经济效益。获得书号的一般是国家正式的出版社出版的学术性书籍，获得经济效益的一般是网络出版的娱乐消遣类书籍。目前，我们国家已经给网络出版推行了类似的书号制度，只要你在某个网络页面上发表东西，必然拥有一个相应的网页唯一的IP地址，拥有一个相应的标志，代表了你的所有权。但是汪洋大海一样的网络没有人可以分辨哪一滴水是从那一滴水复制过来的。何况目前网络上风行传统介质数字化的概念，不少网站已经开始将传统图书数字化，复制一遍或者重新排版一遍，制作供不上网络，设法获得收益。严格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新形式的盗版。 关键问题是，出版的实质应该还原给社会、还原给公众，也就是提供给公众学习，我们发现，出版不论是网络传播，还是传统书籍传播都因为数字化的传播方式的出现扭曲了自己的本身的价值。传统传播变成了知识走进殿堂的门槛，一般走进了门槛，这个知识信息便变成了无人问津的东西。学术书刊一般都是没人阅读的书籍，人们为什么要阅读那些无趣无味的东西呢；网络书刊经过几年的波澜壮阔的社会尝试，人们越来越挑剔，从盲目的明星效应，人们多数是孩子，追捧明星的作品，逐渐明星过气了，不得不改变吸引人们眼球的方式继续耀眼，但是毕竟一代明星出现赶走了新一代明星，能够几代人流传的明星实在是少的可怜。流行文化进入了一个公众疲劳期，人们不屑于发现明星，不屑于欣赏明星，这无疑又阻滞了新一代明星的出现。于是无论是传统媒介上作者，还是新型媒介上作者都开始了公众阅读疲劳期的痛苦。到底是什么让大家进入了这个时期呢。我们不得不回到出版的实质这个問题上来。回顾人类历史，媒介历史，我们说过，人类最早是没有文字、没有纸张的。那是的公众学习效率非常低下，社会文化的发展异常缓慢。我们可以在如今那些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的生活中看到，他们传承着祖先的衣食住行方式，不愿意打破这些传统，打破这些传统他们认为就不是自己民族了。拥有媒介传播方式令我们这些人看破了这个传统，我们认为人生存的本质和这些传统没有关系。中国人认为，传统应该是精神上的。所以我们每大约五百年换一套服饰，但是我们的人格规范延续了几千年，“仁、义、礼、智、信”这些东西代表了中国人精神上的标志。不讲这些，你就不是中国人。西方人则经历文艺复兴运动，之前是宗教政教合一的历史，他们认为这个历史太过黑暗，西方所有的历史书籍中都没有细致的记录下那时的真实境况。最后的几百年的文艺复兴，复兴的也是几千年以前的文化，那些自然符合人本性文化，虽然也是一种进步，但是和中国文化延续推进相比，只能说是一种退步或者说只能说是走了巨大的弯路，再走回正路。回到前边的话题，纸张这类平面媒介的出现，令中国人得到了记录历史的历史机遇，实现了这个民族的公众学习效率的提高，也建设了自己的文明文化。西方似乎也在记录历史，但是宗教的力量改变了历史的走向，政教合一曾经被西方认为最合理社会结构方法，延续了漫长而痛苦的上千年，直到有一天人们看到其他不同的文化，经过比较才发现，上帝的子民们可以有更多不同的选择。注意：比较是最好的学习，为什么以前不能比较呢，因为纸张传播的缓慢。纸张不可能像今天的网络那样存储传播信息，但是这毕竟也是一种学习效率的体现，媒介传播的效率使的物理上距离妨碍了人们学习知识掌握知识的效率。总之，公众学习效率虽然在不同民族、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国度是不一样的，相同的是东西方都经历学习效率不断提高的历史过程。只是在数字读物出现之前人们还不知道这种学习效率究竟是什么给带来了。
今天，有了数字读物，我们可以说这是迟滞型公众学习效率反馈模式带来的。纸张传输缓慢而迟滞，纸张不容易保存，纸张容易破碎，纸张容易污毁，但是毕竟他可以记录，可以传播，可以被阅读，其中的信息可以得到虽然是缓慢的但是是实在的传播。可见，公众学习效率反馈模式是最关键的事物。当下数字读物时代到来了，媒介本身的这种传播模式变成了即时反馈模式，也就是说网络的长项已经不是单纯的出版了。我们在延续传统媒介时代的出版概念，出版阅读文化，我们忽略了网络出版的简便性，浩如烟海的书籍出现令大家无从选择，明星轻易就过气了。要知道明星是信息稀缺带来社会效应，是出版选题筛选效率相对低下带来的。如今海量信息人们无从细览，大量的好书只能被无谓的沉淀在少数明星效应的光环下，黯然失色。只能等某一天权威或者偶发事件带来新的明星效应，人们发现这个人的书好多年前就出版了，怎么大家就没注意呢。我们处在一个世代交替的历史时刻，大量的传统媒介文化在延续，公众学习效率的即时反馈模式还只是停留在书本和学者的思考概念内涵与外延的阶段，因此社会上出版的活动也只能继续传统的格局。版权问题早晚还要拿到桌面上大家仔细讨论，但是不认识公众学习效率反馈模式这个概念之前是不可能的了。
这里需要重新界定所谓的公众学习效率反馈模式，重新让大家了解这个概念下带来的出版物的形式和类别的变化。前书有述。未来的数字读物有很多种类，比如助学型、助讲型、测试型、试验型、游戏型等，其中的助学型一般是包含了多媒体的信息成果，不论是小说还是学术论文。助讲型一般在各种讲台讲话的场合都要使用，不是作者自己简单写几个字的发言稿就能对付的了。测试型可以在智能手机上利用碎片化时间学习测试自己的能力，是否能够提高，随时学习、随时测试，在测试中学习，在测试中提高。所谓的公众学习效率即时反馈就是这个意思，这需要有社会上专门的机构制作这些书籍。游戏型是在以上基础上发现出来的一种书籍，学习变成了非常愉快的过程，技能的掌握可以很欢乐愉快的完成。各种基础性科学实验可以经过网络教材完成学习。这类的出版物体系才是我们讨论公众学习反馈模式的背景。也只有这种理解条件下我们才能知道，为什么出版实质发生了变化。
人类在平面媒介时代就是这样完成知识信息的传承的。但是仔细研究出版的历史可以发现：其实版权的实际构成是有特定历史故事作为承载的。首先我们知道出版社如果按照现代管理学价值理论梳理的话，应该有如下这些工作价值：选题、组稿、编辑、审核、编撰、加工、印刷、装订、包装、发行等。按照这个顺序我们发现古代出版实际上并没有这么多程序，可能只是刻版、印刷、装订而已，甚至连发行都没有，只是直接出售就是了。根据不同历史年代这些工作程序的增减，我们大致可以把出版的历史按照这些价值的构成分为三段。
第一段历史是没有选题、没有组稿、没有审核、没有编辑的，拿来稿件直接加工，刻板、印刷、装订，直接交活。不管前边的事情，如选题组稿等，也不管后边的事情，如宣传发行等。
第二段历史是仍然不管前边的事情，但是后边的事情要管，也就是直接销售了。这个时期应该说给盗版带来了机会。当然这个时期有几个必备的条件。比如成本和利润的比例，必须是成本相对低，利润相对高的时期。因為如果刻板成本太高，比如早期木板雕刻，缺少工具，缺少技术，只是极少数人的绝活，雕版印刷，像今天北方天津杨柳青年画，一张画要经过很多道工序，盗版成本太高了。卖不上价钱，盗版就没有意义。当代这些技术本身已经变成了文化遗产，受到国家保护，盗版已经变成了没有价值的行为。反之，印刷技术被推广普及了，印刷成本下降，同样的东西大家都可以印刷，这时盗版就有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机会。实际上这个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已经出现了官方行政干预性质的版权保护活动。可见，印刷技术的提高带来了印刷成本的降低，从事出版的成本从复杂的技术成本支出逐渐转移到其它的相对简单的活动上，盗版便开始出现。当然出版的实质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出版的实质从单纯的排版逐渐走向对选题的寻找、开发以及逐步整合上。尤其到了现代，发现作者比发现选题更难。成本的投入逐渐从印刷制作转移到了前期的工作上。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国家层面对产业链的建设和保护。我们国家正是在这个层面发展上没能与国家政治政权体制改革建设同步，某种意义上失去了最佳的建设时期，没能和世界发达国家的图书发展同步进行。我们没能让图书像水果咸菜一样形成自由市场，我们认为图书这种东西太特殊，必须给以特殊关照，60年时间关照的结果是没有形成市场机制。图书大厦里出现的图书很多都是你抄袭我，我抄袭你，原因就是我们没有让策划、选题等成本纳入管理成本中，没有像样的策划没有像样的选题，只能抄近道，看市场上什么图书有人买，回去就出什么书，图书生产的管理价值链混乱了。即使是改革开放走到了今天，各个行业都形成了一定的产业链规模，中国图书生产仍然很不正常。这是题外话。
第三阶段历史，恰好是数字读物阶段，出版的实质进一步发生了更大的变化，原本出版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这时突然变得很特别了。因为数字复制技术已经变得非常普及，任何人只要会使用计算机，都可以复制任何文字图片或者视频。于是出版变成了对某种信息载体本身的法律意义进行标注。“出版”已经没有了“刻版印刷”的意义。因为任何人都可以把自己的文字或者图片视频，通过计算机或者智能手机网络公布出去，“发行”给公众看，所谓保证公众学习，没有任何版权的“出版”肯定不能叫做“出版”，但是没有版权仍然可以“发行”，这就是我们在这里讨论出版的实质的意义所在。
在这里我们可以归纳这样一个事实：最初的出版只是刻版，几乎就是单纯的物理、物质的意思。到了后来，出版包含了策划、选题、组稿等很专业的社会活动，只是我们似乎没能很好的那样的建设起来，以至于网络出版兴起来的时候人们把盗版当成了专业的出版。但是数字读物时代，出版变成了获得法律版权的标志。没有这个标志你就不能算作正式出版。同样印刷了，但是没有书号，就没有法律意义上的版权，就不能得到国家版权保护，出版的实质逐渐变化成了这个样子。
互联网上每天、每小时、每秒钟大量的文章、图片和视频信息上传下载，被广泛的传播，2014年兴起的手机微信更是创造了更奇特的人类历史上的“出版”传播奇迹。大量的多媒体信息被迅速即时发散传播，我们知道这肯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出版。但是传统意义上的出版能有这么大的传播效率吗。一个段子，一旦被大家转载，可以上百万计的大量传播，甚至跨越国家、跨越种族文化、跨越政治版图。当然传统媒介也可以在这种环境下发行传播。
进一步梳理一下，同样的媒介环境下“出版”发行者完全显示了不同身份的信息，“出版”了的，也就是获得了正式出版书号的，自然可以获得社会应该给与的一切待遇，比如学校机关里可以晋升职称，消遣类的可能可以获得丰厚的经济收益，而没有获得版权书号的出版物，也印刷出来了，也在网络上发布了，但是可能就无法获得正式出版的社会待遇。于是，“出版”这个事情突然变成了一种身份的标志，一旦有人正式出版了几本书，立刻身价倍增，当代社会就是用这种方法，激励人们开展发明创造，生产知识，创造财富。而网络出版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蓄水池，不管你是否获得正式出版资格，这里都能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类似一个巨大的书刊农贸自由市场，各种不同的类型、不同风格价值的书稿在这里接受网民的自由选择，改革开放以来，真有不少写手，在这里发家致富。据说仅上海一市通过在网络上写文章收入过百万的不下十几个，甚至有传闻不下几十个。这些人已经不屑于在正式出版书号的圈子里炫耀了。
当然，多数属于消遣类书籍，还是无法进入拥有国家待遇的系列。要进入国家待遇的系列必须拿到相应的书号。目前我们国家实行的是国家出版社分级的方式来区别出版物待遇的。一般说国家的出版社分成了国家一级、二级等不同等级的出版社，比如鄙人出版了一本书《数字读物论》，因为是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这个出版社属于国家一级出版社，我从学校得到了鼓励奖金就能达到2万多元。而如果我在某大学出版社出版可能就只能得到几千元。因为这些出版社多数属于国家二级出版社。出版的实质变成了获得书号或者经济效益。获得书号的一般是国家正式的出版社出版的学术性书籍，获得经济效益的一般是网络出版的娱乐消遣类书籍。目前，我们国家已经给网络出版推行了类似的书号制度，只要你在某个网络页面上发表东西，必然拥有一个相应的网页唯一的IP地址，拥有一个相应的标志，代表了你的所有权。但是汪洋大海一样的网络没有人可以分辨哪一滴水是从那一滴水复制过来的。何况目前网络上风行传统介质数字化的概念，不少网站已经开始将传统图书数字化，复制一遍或者重新排版一遍，制作供不上网络，设法获得收益。严格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新形式的盗版。 关键问题是，出版的实质应该还原给社会、还原给公众，也就是提供给公众学习，我们发现，出版不论是网络传播，还是传统书籍传播都因为数字化的传播方式的出现扭曲了自己的本身的价值。传统传播变成了知识走进殿堂的门槛，一般走进了门槛，这个知识信息便变成了无人问津的东西。学术书刊一般都是没人阅读的书籍，人们为什么要阅读那些无趣无味的东西呢；网络书刊经过几年的波澜壮阔的社会尝试，人们越来越挑剔，从盲目的明星效应，人们多数是孩子，追捧明星的作品，逐渐明星过气了，不得不改变吸引人们眼球的方式继续耀眼，但是毕竟一代明星出现赶走了新一代明星，能够几代人流传的明星实在是少的可怜。流行文化进入了一个公众疲劳期，人们不屑于发现明星，不屑于欣赏明星，这无疑又阻滞了新一代明星的出现。于是无论是传统媒介上作者，还是新型媒介上作者都开始了公众阅读疲劳期的痛苦。到底是什么让大家进入了这个时期呢。我们不得不回到出版的实质这个問题上来。回顾人类历史，媒介历史，我们说过，人类最早是没有文字、没有纸张的。那是的公众学习效率非常低下，社会文化的发展异常缓慢。我们可以在如今那些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的生活中看到，他们传承着祖先的衣食住行方式，不愿意打破这些传统，打破这些传统他们认为就不是自己民族了。拥有媒介传播方式令我们这些人看破了这个传统，我们认为人生存的本质和这些传统没有关系。中国人认为，传统应该是精神上的。所以我们每大约五百年换一套服饰，但是我们的人格规范延续了几千年，“仁、义、礼、智、信”这些东西代表了中国人精神上的标志。不讲这些，你就不是中国人。西方人则经历文艺复兴运动，之前是宗教政教合一的历史，他们认为这个历史太过黑暗，西方所有的历史书籍中都没有细致的记录下那时的真实境况。最后的几百年的文艺复兴，复兴的也是几千年以前的文化，那些自然符合人本性文化，虽然也是一种进步，但是和中国文化延续推进相比，只能说是一种退步或者说只能说是走了巨大的弯路，再走回正路。回到前边的话题，纸张这类平面媒介的出现，令中国人得到了记录历史的历史机遇，实现了这个民族的公众学习效率的提高，也建设了自己的文明文化。西方似乎也在记录历史，但是宗教的力量改变了历史的走向，政教合一曾经被西方认为最合理社会结构方法，延续了漫长而痛苦的上千年，直到有一天人们看到其他不同的文化，经过比较才发现，上帝的子民们可以有更多不同的选择。注意：比较是最好的学习，为什么以前不能比较呢，因为纸张传播的缓慢。纸张不可能像今天的网络那样存储传播信息，但是这毕竟也是一种学习效率的体现，媒介传播的效率使的物理上距离妨碍了人们学习知识掌握知识的效率。总之，公众学习效率虽然在不同民族、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国度是不一样的，相同的是东西方都经历学习效率不断提高的历史过程。只是在数字读物出现之前人们还不知道这种学习效率究竟是什么给带来了。
今天，有了数字读物，我们可以说这是迟滞型公众学习效率反馈模式带来的。纸张传输缓慢而迟滞，纸张不容易保存，纸张容易破碎，纸张容易污毁，但是毕竟他可以记录，可以传播，可以被阅读，其中的信息可以得到虽然是缓慢的但是是实在的传播。可见，公众学习效率反馈模式是最关键的事物。当下数字读物时代到来了，媒介本身的这种传播模式变成了即时反馈模式，也就是说网络的长项已经不是单纯的出版了。我们在延续传统媒介时代的出版概念，出版阅读文化，我们忽略了网络出版的简便性，浩如烟海的书籍出现令大家无从选择，明星轻易就过气了。要知道明星是信息稀缺带来社会效应，是出版选题筛选效率相对低下带来的。如今海量信息人们无从细览，大量的好书只能被无谓的沉淀在少数明星效应的光环下，黯然失色。只能等某一天权威或者偶发事件带来新的明星效应，人们发现这个人的书好多年前就出版了，怎么大家就没注意呢。我们处在一个世代交替的历史时刻，大量的传统媒介文化在延续，公众学习效率的即时反馈模式还只是停留在书本和学者的思考概念内涵与外延的阶段，因此社会上出版的活动也只能继续传统的格局。版权问题早晚还要拿到桌面上大家仔细讨论，但是不认识公众学习效率反馈模式这个概念之前是不可能的了。
这里需要重新界定所谓的公众学习效率反馈模式，重新让大家了解这个概念下带来的出版物的形式和类别的变化。前书有述。未来的数字读物有很多种类，比如助学型、助讲型、测试型、试验型、游戏型等，其中的助学型一般是包含了多媒体的信息成果，不论是小说还是学术论文。助讲型一般在各种讲台讲话的场合都要使用，不是作者自己简单写几个字的发言稿就能对付的了。测试型可以在智能手机上利用碎片化时间学习测试自己的能力，是否能够提高，随时学习、随时测试，在测试中学习，在测试中提高。所谓的公众学习效率即时反馈就是这个意思，这需要有社会上专门的机构制作这些书籍。游戏型是在以上基础上发现出来的一种书籍，学习变成了非常愉快的过程，技能的掌握可以很欢乐愉快的完成。各种基础性科学实验可以经过网络教材完成学习。这类的出版物体系才是我们讨论公众学习反馈模式的背景。也只有这种理解条件下我们才能知道，为什么出版实质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