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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城市？它是我们身居其中，却从未真正留意过的承载现代化生活的容器，还是一个包括了住宅区、工业区、商业区的地理学名词，抑或是大国方略的产物？这一切在迪耶·萨迪奇看来，都不能真正概括城市这个几乎可以用来描述任何事物的词。在这位担任了14年英国伦敦设计博物馆馆长的著名建筑和设计评论家眼中，城市由其中的居民创造，具有独特的气质，一个真正城市的最大意义，是为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提供了做自己的自由。
迪耶·萨迪奇1952年出生于伦敦，毕业于顶尖建筑设计学府爱丁堡大学建筑系。在他成长的60年代，由于战后经济的恢复，整个城市正处于科学、艺术都得到前所未有发展的自由时期，从那时起，他就痴迷于城市的观察与研究。不过建筑系毕业之后，他决定不自己建造建筑，而是成为世界建筑界的主要声音，将设计作为一种抱负以及一种对社会和政治的重要表达加以推动。
1983年，他与人共同创办了知名建筑杂志《蓝图》。随后，又出任建筑、设计、艺术杂志《多姆斯》主编，并成为《星期日泰晤士报》和《观察家》杂志的建筑、设计评论家。
他也是教育者和策展人，曾担任金斯顿大学设计学院院长、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客座教授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Urban Age顾问委员会联合主席。主持威尼斯建筑双年展、英国城市建筑设计与建筑展，同时为格拉斯哥、伊斯坦布尔、哥本哈根等地策划展览，并担任2012年伦敦奥运会水上运动中心设计评委。
2006年，迪耶·萨迪奇被任命为英国伦敦设计博物馆馆长，直到今年1月才卸任。此时，他已被称为设计界的精神导师，塑造影响整个时尚界的理念长达40年，是在有关城市、设计和建筑的书架上，一个几乎无处不在的名字。
迪耶·萨迪奇。图/受访者提供
中国新闻周刊：你从1992年开始来中国，你最喜欢中国的哪座城市？吸引你的原因是什么？能给我们分享一些你在你喜欢的中国城市的具体见闻和观察吗？
迪耶·萨迪奇：我初次接触中国城市是1985年到访香港，当时诺曼·福斯特设计的汇丰银行大厦还是个建筑工地，我从毛坯大厦的一侧乘坐工程电梯登上建筑的体验真是惊心动魄，现场的竹棚脚手架对我来说也是前所未见的稀罕场景。
上世纪90年代早期，我穿过陆路来到珠海，那是我首次体验珠江三角洲上的这个迅速发展的大都市，当时一切都还在萌芽状态。
我第一次到北京是1992年，当时的首都机场只有18个登机口，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从机场到市中心的公路只有两条车道，路上穿梭往来的满是装运冬季蔬菜的大卡车。晚上8点，夜幕降临，但并没有霓虹闪烁，城市里黑洞洞的。我去了趟贝聿铭设计的香山饭店，那是我在北京见到的第一座令人震撼的当代建筑，随后又观摩了刚刚新建的澳大利亚驻华使馆。
多年以后，我还参观了在建的北京奥运会主场馆“鸟巢”，参与建设“鸟巢”的爱尔兰工程师当时就住在胡同里。在那次旅行中，我看到了当时正在建设的新机场，100台大吊车排成一条线，成百上千的建筑工人和建筑师们忙忙碌碌，争分夺秒。2002年，我担任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主任时，见到了Soho中国的开发商。我长城脚下的公社这个项目后来获得了当年的建筑艺术推动大奖。
中国的城市中，上海能讓人立刻就心潮澎湃。不过，我还记得，当年坐在外滩三号的顶层平台上，人们告诉我，在上海能够感受到长于表面的浮华，但更有底蕴的还要数北京。
中国新闻周刊：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气质，你认为形成城市气质的原因是什么？北京和上海作为新兴的国际化大都市，与伦敦这种老牌国际大都市在气质上有何差别？
迪耶·萨迪奇：决定一个城市气质的首先是气候，其次是地形地貌。例如，上海和伦敦都依河而建，在几个世纪中，河流两岸发展出了截然不同的风貌人情。这些品质是一系列共同体验的源头，城市居民的归属感就以这种共同体验为基础。城市还塑造了语言，赋予市民相互认同的口音。
建筑是城市气质的另一个方面，反映的实际上是市民居住的模式，无论北京过去的胡同还是现在的高层公寓，或者早些年各单位修建的大院，都形成了气质。城市的菜肴也是气质的一部分，人们吃什么，怎么吃。此外，城市的起源也对气质的形成至关重要。伦敦和上海都是贸易城市，北京的兴起则反映了中央政府的政治需求。
对人类社会而言，超过1000万人口的大都市完全是新事物，数量比许多欧洲国家人口都要多的居民共同住在一个城市里。
伦敦是异乎寻常的案例。它现在是英国的首都，但伦敦城市的历史比英格兰历史都要长得多，19世纪末它几乎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城市，现在也有近1000万。伦敦以保守和谨慎恪守传统闻名，但实际上2000年以来，在新的规划下，伦敦已经有了高耸的天际线，人口也有所增加，同时还修建了更加密集的住宅区。
中国新闻周刊：给新移民归属感似乎是个难题。在大城市中，当地居民如何与外来移民进行文化融合？很多华人去纽约、伦敦生活了好几年，还是很难成为当地人。一些中国农村的居民到北京、上海打工，也无法真正成为一个当地人。
迪耶·萨迪奇：一个成功的城市拥有自己的身份认同，这是一种与国家和民族不同的认同感。伦敦人和纽约人与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城市认同是一种更加友善开放的身份认同。大城市本质上是海纳百川的地方，需要新移民的能量和技能才可以发展繁荣。一个城市与一个乡村迥然相异，在乡村里大家都相互认识，并不适合标新立异，但城市就允许求新求异，容许改变。伦敦可以允许一个穆斯林移民的儿子当市长，这种宽容和开放是力量，而不是问题。中国城市在过去30年中取得巨大成果，就在于让成百上千万人进入城市，并借此脱离贫困，实现美好生活。
中国新闻周刊：最近几年北京、上海的房价和房租上涨非常快，对年轻人是沉重的负担。我从一些电影里看到，伦敦的房租和房价也非常高，但大家还是愿意去那里生活，现实情况是怎样的？伦敦的年轻人是怎么处理这些现实问题的？毕竟年轻人的生活是某种意义上城市的未来，会影响一个城市的气质。
迪耶·萨迪奇：与许多其他城市一样，伦敦的年轻人生活成本已经非常高昂，首都作为大都市，吸引了大量有才能、有抱负的年轻人，随之而来的财富和资源集中却是有害的。工资和生活成本都在同步提升，使得在城市里生活昂贵不堪，导致有创造力的青年才俊望而却步，这相当于让城市“绝育”，使得城市再难以展现“混乱的活力”。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北京另一个突出的城市病就是交通，一些人每天通勤时间高达4个小时。不知道因为什么，中国的卫星城几乎都不成功。西方城市是不是可以用卫星城这样的方式缓解大城市病？
迪耶·萨迪奇：交通状况是城市居住密度和规模相互作用造成的复杂结果。在高密度的城市里，市民无需依赖私家汽车出行，这减少了环境污染，减少了城市品质受到的损害。但是，如果通勤距离过长，居民通过公共交通出行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负面问题。如果卫星城只是人们晚上回去睡觉的地方，那它们就永远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除了提供家居之外，卫星城必须创造就业和娱乐生活。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无需依靠异常辛苦的通勤了。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的一线城市现在都面临着很大人口压力，我们一直有“户口”这样的制度，你如何看待大城市不得不严格控制外来人口的政策？伦敦是否有控制人口的方式？
迪耶·萨迪奇：城市通过限制流动来控制人口的尝试往往会适得其反。从英格兰的国王们试图限制城墙以外的定居区域开始，伦敦市抗拒人口的增长至少已经有500年历史了，但伦敦市民同期也在抵制这种限制。值得深思的是，过去100年里伦敦市的规划政策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几十年时间里，英国政府都认为伦敦过大了，为了遏制城市的增长，政府宣布在伦敦周围设立“绿带圈”，严格限制该地带的开发，并在外围规划新城镇以鼓励人们迁出。
随着居民迁离，从1938年至1998年，伦敦人口持续下降。但在这期间，英国政府又改变了主意，伦敦人口减少从政府的政策目标变成了需要改变的问题。正如你的问题所说，也可以采取户口以外的其他方式限制人口流动，提高住房价格也会带来同样的结果。但人员自由流动似乎总比限制更有效。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的城市与国外城市有一个很大区别是中国有小区的概念，即大量街区楼房用围墙围起来不对外开放，你如何看待这种规划？这种规划的利弊在哪里？（国外的房子都临街，没有封闭社区，在中国人看来不太安全）
迪耶·萨迪奇：中国设立有围墙的居住区已经有很长时间的历史，这已经深深地植根在北京的结构当中。在西方，我们称之为封闭社区，这样的居住区是近些年才出现的。安全是一个城市必须提供的基础元素。一个现实情况是，中国城市中的犯罪活动比西方城市要少得多，而且在大多数西方城市中，犯罪率也在下降。但居民的感觉总是与实际情况有出入。
在伦敦我居住的街道，邻居们一直在争论是否应该街道两端修建大门以阻挡车流和路人。我始终反对修建大门，也许我们的汽车会因为没有用大门封闭街区而被砸几次，但我认为即便修建了大门也很可能于事无补。我个人更愿意生活在没有大门和围墙的社区里。
迪耶·萨迪奇作品《城市的语言》中译本。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书中提到那些因为产业凋零而衰败的城市，例如底特律，中国东北一些城市也有相似的情况，如何让这样的城市重新焕发生机？
迪耶·萨迪奇：对于这个问题很难有简单的解决办法，而且执着地引入快捷解决方案本身会造成更多损害。有些时候耐心是非常重要的禀赋。比如，底特律正在成为一个截然不同的城市，在经历了市政府破产和大规模失业以及人口流失之后，城市的经济发生了改变，能够提供低廉的生活和工作场所，而且杰出的建筑遗产使得它可以重生为创意中心。最重要的是推动一个城市中的居民开启重塑和重整的进程，而不是强加给他们一个解决方案。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的很多城市都是走工业化道路发展起来的，但现在整个中国都在产业转型，城市该如何转型？工业化城市也往往不那么宜居，工业化城市如何向宜居的知识型城市转型？
迪耶·萨迪奇：在深圳，这样的进程已经开始，这座城市二三十年前在绿地上破土修建的建筑正在消失，不是改造升级就是推倒重建，而同期更加基础性的大型工业建筑也在被改建成文化和娱乐中心。我们有责任充分利用现有建筑资源，无论是從环保的意义上，还是从这些建筑所蕴含的机会上说都是这样。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书中提到数字世界在各个层面影响着城市，你有没有想过未来的城市会是什么样？如果未来生活最大程度虚拟化、网络化了，会不会城市将不复存在？
迪耶·萨迪奇：人类是一个社会物种，我们聚集在一起成为群体，分享社交经历，庆祝生日或婚礼，在葬礼上缅怀，参观美术馆，在咖啡店聚会，看演出。只要我们是人，我们就必须有城市。这并不是说我们不会以其他的方式聚在一起，或者以其他的方式感知城市。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中国有些城市出现一些令人迷惑的建筑，例如中国河北的天子大酒店，建筑的美感通常在于抽象，但这些建筑非常具象，你如何看待这些具象的建筑？
迪耶·萨迪奇：这样的建筑可以追溯到迪士尼乐园和拉斯韦加斯的建筑，甚至再早一些到18世纪法国和英格兰的贵族建筑风格，或者两千年前的罗马帝国，当时古罗马人在精巧的园林中修建了一些造型特异的建筑，酷似城堡废墟或隐士的山洞。现在这些奇怪的建筑不如古代那些有趣。
地标和符号当然对构建一个城市的认同有重要作用，但是更重要的是对城市更加深邃和更加细腻的理解。长期以来，许多大城市争相修建世界第一高楼，但这样的头衔总是短暂的，转瞬就会被超越，城市如果只能以这样的虚荣来定位自己，是非常悲哀的，特别是天际线里有世界第二或第三高楼的情况下。
为城市创造地标很难一蹴而就，经营城市不是点石成金，它更像是从事农业，需要持续的努力和投入，而且从不停歇。城市更是有生命的机体，而不是艺术品，城市永远是“未完成”的。
迪耶·萨迪奇1952年出生于伦敦，毕业于顶尖建筑设计学府爱丁堡大学建筑系。在他成长的60年代，由于战后经济的恢复，整个城市正处于科学、艺术都得到前所未有发展的自由时期，从那时起，他就痴迷于城市的观察与研究。不过建筑系毕业之后，他决定不自己建造建筑，而是成为世界建筑界的主要声音，将设计作为一种抱负以及一种对社会和政治的重要表达加以推动。
1983年，他与人共同创办了知名建筑杂志《蓝图》。随后，又出任建筑、设计、艺术杂志《多姆斯》主编，并成为《星期日泰晤士报》和《观察家》杂志的建筑、设计评论家。
他也是教育者和策展人，曾担任金斯顿大学设计学院院长、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客座教授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Urban Age顾问委员会联合主席。主持威尼斯建筑双年展、英国城市建筑设计与建筑展，同时为格拉斯哥、伊斯坦布尔、哥本哈根等地策划展览，并担任2012年伦敦奥运会水上运动中心设计评委。
2006年，迪耶·萨迪奇被任命为英国伦敦设计博物馆馆长，直到今年1月才卸任。此时，他已被称为设计界的精神导师，塑造影响整个时尚界的理念长达40年，是在有关城市、设计和建筑的书架上，一个几乎无处不在的名字。
更有底蕴的是北京
中国新闻周刊：你从1992年开始来中国，你最喜欢中国的哪座城市？吸引你的原因是什么？能给我们分享一些你在你喜欢的中国城市的具体见闻和观察吗？
迪耶·萨迪奇：我初次接触中国城市是1985年到访香港，当时诺曼·福斯特设计的汇丰银行大厦还是个建筑工地，我从毛坯大厦的一侧乘坐工程电梯登上建筑的体验真是惊心动魄，现场的竹棚脚手架对我来说也是前所未见的稀罕场景。
上世纪90年代早期，我穿过陆路来到珠海，那是我首次体验珠江三角洲上的这个迅速发展的大都市，当时一切都还在萌芽状态。
我第一次到北京是1992年，当时的首都机场只有18个登机口，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从机场到市中心的公路只有两条车道，路上穿梭往来的满是装运冬季蔬菜的大卡车。晚上8点，夜幕降临，但并没有霓虹闪烁，城市里黑洞洞的。我去了趟贝聿铭设计的香山饭店，那是我在北京见到的第一座令人震撼的当代建筑，随后又观摩了刚刚新建的澳大利亚驻华使馆。
多年以后，我还参观了在建的北京奥运会主场馆“鸟巢”，参与建设“鸟巢”的爱尔兰工程师当时就住在胡同里。在那次旅行中，我看到了当时正在建设的新机场，100台大吊车排成一条线，成百上千的建筑工人和建筑师们忙忙碌碌，争分夺秒。2002年，我担任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主任时，见到了Soho中国的开发商。我长城脚下的公社这个项目后来获得了当年的建筑艺术推动大奖。
中国的城市中，上海能讓人立刻就心潮澎湃。不过，我还记得，当年坐在外滩三号的顶层平台上，人们告诉我，在上海能够感受到长于表面的浮华，但更有底蕴的还要数北京。
中国新闻周刊：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气质，你认为形成城市气质的原因是什么？北京和上海作为新兴的国际化大都市，与伦敦这种老牌国际大都市在气质上有何差别？
迪耶·萨迪奇：决定一个城市气质的首先是气候，其次是地形地貌。例如，上海和伦敦都依河而建，在几个世纪中，河流两岸发展出了截然不同的风貌人情。这些品质是一系列共同体验的源头，城市居民的归属感就以这种共同体验为基础。城市还塑造了语言，赋予市民相互认同的口音。
建筑是城市气质的另一个方面，反映的实际上是市民居住的模式，无论北京过去的胡同还是现在的高层公寓，或者早些年各单位修建的大院，都形成了气质。城市的菜肴也是气质的一部分，人们吃什么，怎么吃。此外，城市的起源也对气质的形成至关重要。伦敦和上海都是贸易城市，北京的兴起则反映了中央政府的政治需求。
对人类社会而言，超过1000万人口的大都市完全是新事物，数量比许多欧洲国家人口都要多的居民共同住在一个城市里。
伦敦是异乎寻常的案例。它现在是英国的首都，但伦敦城市的历史比英格兰历史都要长得多，19世纪末它几乎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城市，现在也有近1000万。伦敦以保守和谨慎恪守传统闻名，但实际上2000年以来，在新的规划下，伦敦已经有了高耸的天际线，人口也有所增加，同时还修建了更加密集的住宅区。
中国新闻周刊：给新移民归属感似乎是个难题。在大城市中，当地居民如何与外来移民进行文化融合？很多华人去纽约、伦敦生活了好几年，还是很难成为当地人。一些中国农村的居民到北京、上海打工，也无法真正成为一个当地人。
迪耶·萨迪奇：一个成功的城市拥有自己的身份认同，这是一种与国家和民族不同的认同感。伦敦人和纽约人与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城市认同是一种更加友善开放的身份认同。大城市本质上是海纳百川的地方，需要新移民的能量和技能才可以发展繁荣。一个城市与一个乡村迥然相异，在乡村里大家都相互认识，并不适合标新立异，但城市就允许求新求异，容许改变。伦敦可以允许一个穆斯林移民的儿子当市长，这种宽容和开放是力量，而不是问题。中国城市在过去30年中取得巨大成果，就在于让成百上千万人进入城市，并借此脱离贫困，实现美好生活。
生活成本让城市“绝育”
中国新闻周刊：最近几年北京、上海的房价和房租上涨非常快，对年轻人是沉重的负担。我从一些电影里看到，伦敦的房租和房价也非常高，但大家还是愿意去那里生活，现实情况是怎样的？伦敦的年轻人是怎么处理这些现实问题的？毕竟年轻人的生活是某种意义上城市的未来，会影响一个城市的气质。
迪耶·萨迪奇：与许多其他城市一样，伦敦的年轻人生活成本已经非常高昂，首都作为大都市，吸引了大量有才能、有抱负的年轻人，随之而来的财富和资源集中却是有害的。工资和生活成本都在同步提升，使得在城市里生活昂贵不堪，导致有创造力的青年才俊望而却步，这相当于让城市“绝育”，使得城市再难以展现“混乱的活力”。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北京另一个突出的城市病就是交通，一些人每天通勤时间高达4个小时。不知道因为什么，中国的卫星城几乎都不成功。西方城市是不是可以用卫星城这样的方式缓解大城市病？
迪耶·萨迪奇：交通状况是城市居住密度和规模相互作用造成的复杂结果。在高密度的城市里，市民无需依赖私家汽车出行，这减少了环境污染，减少了城市品质受到的损害。但是，如果通勤距离过长，居民通过公共交通出行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负面问题。如果卫星城只是人们晚上回去睡觉的地方，那它们就永远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除了提供家居之外，卫星城必须创造就业和娱乐生活。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无需依靠异常辛苦的通勤了。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的一线城市现在都面临着很大人口压力，我们一直有“户口”这样的制度，你如何看待大城市不得不严格控制外来人口的政策？伦敦是否有控制人口的方式？
迪耶·萨迪奇：城市通过限制流动来控制人口的尝试往往会适得其反。从英格兰的国王们试图限制城墙以外的定居区域开始，伦敦市抗拒人口的增长至少已经有500年历史了，但伦敦市民同期也在抵制这种限制。值得深思的是，过去100年里伦敦市的规划政策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几十年时间里，英国政府都认为伦敦过大了，为了遏制城市的增长，政府宣布在伦敦周围设立“绿带圈”，严格限制该地带的开发，并在外围规划新城镇以鼓励人们迁出。
随着居民迁离，从1938年至1998年，伦敦人口持续下降。但在这期间，英国政府又改变了主意，伦敦人口减少从政府的政策目标变成了需要改变的问题。正如你的问题所说，也可以采取户口以外的其他方式限制人口流动，提高住房价格也会带来同样的结果。但人员自由流动似乎总比限制更有效。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的城市与国外城市有一个很大区别是中国有小区的概念，即大量街区楼房用围墙围起来不对外开放，你如何看待这种规划？这种规划的利弊在哪里？（国外的房子都临街，没有封闭社区，在中国人看来不太安全）
迪耶·萨迪奇：中国设立有围墙的居住区已经有很长时间的历史，这已经深深地植根在北京的结构当中。在西方，我们称之为封闭社区，这样的居住区是近些年才出现的。安全是一个城市必须提供的基础元素。一个现实情况是，中国城市中的犯罪活动比西方城市要少得多，而且在大多数西方城市中，犯罪率也在下降。但居民的感觉总是与实际情况有出入。
在伦敦我居住的街道，邻居们一直在争论是否应该街道两端修建大门以阻挡车流和路人。我始终反对修建大门，也许我们的汽车会因为没有用大门封闭街区而被砸几次，但我认为即便修建了大门也很可能于事无补。我个人更愿意生活在没有大门和围墙的社区里。
城市永远“未完成”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书中提到那些因为产业凋零而衰败的城市，例如底特律，中国东北一些城市也有相似的情况，如何让这样的城市重新焕发生机？
迪耶·萨迪奇：对于这个问题很难有简单的解决办法，而且执着地引入快捷解决方案本身会造成更多损害。有些时候耐心是非常重要的禀赋。比如，底特律正在成为一个截然不同的城市，在经历了市政府破产和大规模失业以及人口流失之后，城市的经济发生了改变，能够提供低廉的生活和工作场所，而且杰出的建筑遗产使得它可以重生为创意中心。最重要的是推动一个城市中的居民开启重塑和重整的进程，而不是强加给他们一个解决方案。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的很多城市都是走工业化道路发展起来的，但现在整个中国都在产业转型，城市该如何转型？工业化城市也往往不那么宜居，工业化城市如何向宜居的知识型城市转型？
迪耶·萨迪奇：在深圳，这样的进程已经开始，这座城市二三十年前在绿地上破土修建的建筑正在消失，不是改造升级就是推倒重建，而同期更加基础性的大型工业建筑也在被改建成文化和娱乐中心。我们有责任充分利用现有建筑资源，无论是從环保的意义上，还是从这些建筑所蕴含的机会上说都是这样。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书中提到数字世界在各个层面影响着城市，你有没有想过未来的城市会是什么样？如果未来生活最大程度虚拟化、网络化了，会不会城市将不复存在？
迪耶·萨迪奇：人类是一个社会物种，我们聚集在一起成为群体，分享社交经历，庆祝生日或婚礼，在葬礼上缅怀，参观美术馆，在咖啡店聚会，看演出。只要我们是人，我们就必须有城市。这并不是说我们不会以其他的方式聚在一起，或者以其他的方式感知城市。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中国有些城市出现一些令人迷惑的建筑，例如中国河北的天子大酒店，建筑的美感通常在于抽象，但这些建筑非常具象，你如何看待这些具象的建筑？
迪耶·萨迪奇：这样的建筑可以追溯到迪士尼乐园和拉斯韦加斯的建筑，甚至再早一些到18世纪法国和英格兰的贵族建筑风格，或者两千年前的罗马帝国，当时古罗马人在精巧的园林中修建了一些造型特异的建筑，酷似城堡废墟或隐士的山洞。现在这些奇怪的建筑不如古代那些有趣。
地标和符号当然对构建一个城市的认同有重要作用，但是更重要的是对城市更加深邃和更加细腻的理解。长期以来，许多大城市争相修建世界第一高楼，但这样的头衔总是短暂的，转瞬就会被超越，城市如果只能以这样的虚荣来定位自己，是非常悲哀的，特别是天际线里有世界第二或第三高楼的情况下。
为城市创造地标很难一蹴而就，经营城市不是点石成金，它更像是从事农业，需要持续的努力和投入，而且从不停歇。城市更是有生命的机体，而不是艺术品，城市永远是“未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