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的一个早晨，巴黎苏富比拍卖了一件异常罕见、做工精良的清乾隆宫粉地洋彩鹤鹿同春如意瓶。这件如意瓶在一家法国家族宅邸阁楼蛰伏多年，被放在鞋盒内交付给苏富比。在经过20分钟的激烈竞价后，这件18世纪的中国清代花瓶以超最高估值22倍，162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1.3亿）完美成交。
　　同样是这个早晨，由杨太后（别称杨夫人，白莲教领袖韩山童妻子，小明王韩林儿之母）创作的“杨太后宫词”手抄本以超最高估值166倍的价格，约合25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1994万）成交。
　　误解：中国艺术品市场是世界的主宰。
　　事实：不完全是这样，中国艺术品市场正在增长，但只在高端艺术市场有所增长。
　　从表面上看，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势头非常强劲。据artnet和中国拍卖行业协会（CAA）联合发布的最新《中国文物艺术品全球拍卖统计年报》（Global Chinese Art Auction Market Report）显示，2017年，中国艺术品和古董的拍卖销售总额终于走出过去两年来的低迷期（与全球艺术品市场的低迷保持一致），同比增长7%，实现了71亿美元。
　　然而，在这些数字的背后有迹象表明，中国艺术品的复苏可能呈现的是“死猫式反弹”（Dead Cat Bounce，股票投资用语之一，表示股价大幅下跌后一时的小幅回升）。首先，从2011年突破100亿美元的市场纪录来看，这一数字仍在大幅下降。其次，这个数字就像全球艺术品市场的剩余部分一样，被高端艺术品严重碾压。
　　在中国，有销售纪录的小拍卖行正努力维持收支平衡。根据CAA报告显示，2017年，注册的拍卖公司数量似乎很多，中国内地就占了525家，而北美却只有93家。但有200多家处于“休眠状态”，这意味着有些拍卖行没有业务，只在纸上谈兵。
　　与此同时，2017年在海外的中国艺术品和古董销售纪录增长了8%。据artnet业务部副总裁、CAA报告主笔吕宁介绍，如果把拍品中最贵价的前0.5%，也就是拍品成交额超过1000万人民币的部分剔除，海外销售总额实际上下降了12%。换句话说，一小撮亿万富翁的表现掩盖了这个苦苦挣扎的艺术品市场。
　　误解：上海和北京的艺术品市场有朝一日能赶上香港，需要的是时间。
　　事实：这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似乎很少有人对这件事真感兴趣。
　　认真考量两种截然不同的中国艺术品市场很重要：一个是中国大陆的市场，这个市场规模庞大，但很难把握方向;另一个则是更容易获得海外市场（资源），包括能吸引更多高消费人群的香港。
　　尽管香港的业务范围不断扩大，但西方大牌画廊和拍卖行也很难深入中国市场。2012年至2013年，苏富比在北京与中国国有的北京歌华美术公司联手举办了一场拍卖活动。苏富比亚洲区首席执行官程寿康表示：“要让北京和上海的竞争力与香港并驾齐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样，佳士得的参与力度也很有限。2013年，佳士得在上海举办了盛大的发布会和剪彩仪式，并于每年9月在这里举办为期一周的拍卖活动。佳士得亚洲区总裁魏蔚强调了佳士得的计划，佳士得目前主攻品牌建设。
　　他们似乎并不急于改变这种策略。当然，这不单单是物流问题这么简单，比如：海外拍卖行被严禁在中国大陆出售文物（含1949年以前的文物）。现如今，中国的买家手头也没那么宽裕。
　　自今年1月以来，上海证券交易所综合股价指数（简称：上证指数）的股价一直下跌，经济学家预测，疲软的股市将持续到今年年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香港艺术顾问表示：“我在中国金融业工作的客户说，与去年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现金短缺。股市的表现一直很糟，这些钱通常是藏家用来购买艺术品的。”
　　近年来，中国买家也表现出对海外艺术品的兴趣。除了更精简的交易流程外，他们被这些来自纽约或伦敦等世界中心的拍品质量所俘获。
　　误解：中国藏家违约拖欠成交款随处可见。
　　事实：并不是这样，有些藏家只想避免收赝品。
　　长期以来，拍卖行一直对中国买家长期拖欠付款感到困惑，更不用说迟迟不付款了。可怕的是：拖欠和延迟支付只会让事态变得更糟。
　　据最新数据显示，CAA对税务文件进行了核查。实际上，超过一半以上的成交款没有在近6个月付清。artnet和CAA的《2017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统计年报》对358家拍卖行进行了分析，截至2018年5月15日，2017年中國内地总销售额中有51%尚未付清，这比2016年的49%和2015年的41%有所上升。其中18件超过1亿人民币的拍品，只有两件拍品被一次性付清。
　　然而，研究表明，这一日益严重的问题可能比看上去多了一层微妙。并且，拍下却不付款的现象不能只归咎于缺席买家。研究公司Arts Economics创始人克莱尔·麦克安德鲁（Clare McAndrew）认为，问题很大程度上并不在于不愿意（或没能力）支付，而在于中国拍卖行要求买家自行甄别作品真实性的这一巨大责任。
　　这一情况在国内第二大拍卖行中国嘉德官方网站的免责声明中即有列出，该公司表明自己“无法保证拍品的真实性、质量和价值，且公司不会对拍品缺陷承担任何责任。”中国拍卖行的做法很不寻常。虽然世界各地的其他拍卖行肯定也会在文书中明确限制他们对买家的责任，但大多数都承诺，若购买后发现为赝品将可退款。麦克安德鲁认为，“在很多情况下（在中国），人们可能会‘购买’一件商品，然后需要在愿意真正支付之前，留一些时间来进行调查。” 　　拍卖行是中国唯一允许在大陆出售1949年前艺术品的机构，这里的买家更是有可能等到他们拍下的作品被验真后才支付，因为历史越长的文物就越容易被伪造。如果事实证明他们的作品真实性值得怀疑，他们可能就永远不会付钱了。在其它艺术市场中心，潜在买家通常会在下决心购买之前试图确定真实性，相比起来，这的确是一个不同的谈判过程。（作为比较，请注意苏富比在2017年只有一名买家因未付款而被告上法庭。）换句话说，只要赝品仍然是市场上的一个问题，中国买家将继续保持违约的现状。目前，尚不清楚哪个问题更严重：伪造艺术品，还是不付款。
　　误解：中国艺术家大多喜欢中国艺术。
　　事实：这一状况正在加速变化中。
　　围绕着在中国出售艺术品和古董的所有严苛政策、违约现象和不确定性，带来的一个副作用就是中国人对所谓“国际艺术品”不断增长的品味——他们极为偏爱20世纪后大名鼎鼎的欧美艺术家。香港的大牌拍卖行和画廊的存在，以及自2013年以来在该城市积聚的巴塞尔艺术展的影响力，只是帮助促成了这一现象而已。
　　魏蔚表示，“我认为中国市场对我们来说是稳定的，但中国买家对西方艺术的购买增长率最为显著。” 在2018年上半年，佳士得总销售额的12%在亚洲，但是同期亚洲藏家总购买量占全球总销售额的24%（9.6亿美元）。魏蔚指出，在亚洲买家所花的钱中，60%用于购买非亚洲作品（其中包括奢侈物件），高于去年同期的48%。
　　富艺斯（Phillips）于2015年在香港开设了一个拍卖大厅，并于今年春季扩大了其在香港的业务。富艺斯在香港的销售额从2015年上半年的3050万美元，一跃上升至2018年上半年的5650万美元。5月，在香港一场创纪录的拍卖会上，富艺斯在呈现中国重要艺术家作品之外，还包括了达明·赫斯特（Damien Hirst）、乌戈·罗迪纳（Ugo Rondinone）、塞西莉·布朗（Cecily Brown）等西方明星艺术家作品，以及丹麦家具。富艺斯亚洲区副主席乔纳森·克罗克特（Jonathan Crockett）认为，来自中国大陆的年轻藏家（包括千禧一代藏家）是这场成功大卖背后的推动力。
　　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馆长田霏宇（Philip Tinari）表示，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反方向摇摆的形势是需要发生的。“有一段时间（指的是2008年的繁荣时期），中国藏家只能购得中国艺术家的作品，这导致效率低下。有些价格也不合理。”

　　误解：西方藏家对中国艺术越来越感兴趣。
　　事实：别急，还得一阵儿呢。
　　大多数中国艺术家（除了一些知名当代艺术家之外），都还没有引起西方藏家们的兴趣。而支持和推广中国艺术的内地画廊，还没有让香港以外的地方感受到它们的存在。
　　FIAC当代艺术博览会总监Jennifer Flay很自豪地表示，在十月举行的博览会中，有四家中国大陆的画廊来到了巴黎大皇宫（Grand Palais）参展，比起上一届新增了一家。虽然他们只占了FIAC的193家参展画廊的一小部分，但考虑到各类艺博会竞争激烈的情况，这个数字是值得瞩目的。例如，今年弗里兹伦敦艺博会（Frieze London）的148家参展画廊中，仅有一家中国画廊（北京魔金石空间）。
　　艺术市场人士都看得明白目前的“單行道”状况。豪瑟沃斯画廊（Hauser&Wirth）的73名代理艺术家中或许是只有两名中国艺术家，但画廊却选择大力推广这二人。位于豪瑟沃斯香港的画廊资深总监蔡荔馨指出，由该画廊代理的北京艺术家曾梵志的个展于今年秋天在苏黎世、伦敦和香港举行，这标志着该画廊首次为一位艺术家同时提供三个空间。
　　与此同时，以去年在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举行的展览“1989后的艺术与中国：世界剧场”为例，各机构的展览也开辟了新的语境，并带领西方藏家进入了更为广泛、充满微妙细节的中国艺术史中。在商业方面，高古轩为35岁中国艺术家郝量在纽约举行了个展，展示了其对于中国传统水墨画的一种21世纪化改良，该展览中的作品在今年六月开幕之前就已售罄。
　　魏蔚预计，这种趋势将会持续下去，虽然会是缓慢的。“未来，佳士得还将尝试向西方推广更多的东方文化，但这需要时间。在亚洲，（艺术）生态系统还在逐渐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