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的经济学家相比，蔡昉的形象有些“偶像派”：话语不多，温文尔雅。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所长，蔡昉提出的中国将面临“刘易斯拐点”和中国将“未富先老”的理论曾经引起一片争执。
　　“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的顶峰即将过去。
　　从2004年就开始出现一些迹象，如民工荒的蔓延等。拐点会持续多久、转折区间有多大?蔡昉给出的答案是“还会有很多年”。其最后的结束点将是“城乡差距、系统差距消失，也就是农村的劳动生产力水平和城市相同”。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更多地看到了民工荒、劳动力价格的上涨，以及城市化步伐的加快等现象，更多的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在这一社会洪流的变迁中，蔡昉所“预言”的部分正在慢慢转变为现实。
　　2013年到2015年是蔡昉给出的这一人口变迁的更准确的时间点，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的社会结构、企业乃至个人都将面临严峻的挑战。
　　蔡昉甚至预言，如果不能及时处理好社会的变革，中国经济将面临失去的10年，甚至是20年、30年。
　　当中国经济还在以两位数的速度快速增长时，很难有人还保持如此冷静客观的分析。
　　在这一巨变中，有一批学者变得更加“文学”，被情绪控制了理论。
　　也有一批学者变得更加“科学”，用数字和理论寻找经济发展的冷静一面。
　　因为此时是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十分重要的时刻，所以，能够被印证的理论都将被历史铭记。
　　对中国是否面临“刘易斯拐点”的争论一度在整个学术界慢慢扩大，甚至已经从学术界蔓延到对个人的评判，这使得漩涡中的蔡昉也受到伤害。
　　或是攻击，或是支持，时过境迁之后，蔡昉依旧风度翩翩地站在彼岸，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各种现实的镜像都开始在佐证他曾经的判断。
　　与争议漩涡时期相比，此刻的蔡昉显得更加沉静。
　　蔡昉所做的另一部分工作，不仅仅是关注经济学，而是从经济回归到人口，再从组成社会的这些元素中，提取出暗藏的洪流。
　　所以，在蔡昉的学术研究中有很多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包括对农民工问题的关注。他不止一次地建议，城市应该引进更多的农民工，并解决农民工的户籍问题，虽然这与很多城市管理者的意愿背道而驰，但是他的建议，实际上已经是大势所趋。而在记者对蔡昉的几次采访中，都能够很明确地感觉到一点，即对事件发展的“必然”性的深刻解读。
　　55岁的蔡昉还保持着一颗“童心”，他曾经“逃会”去拜祭音乐大师的墓园，也会去观看最新的好莱坞大片。因为对生活保持了高度的热情，所以他的理论一直与现实紧密相连预测未来，又被未来所佐证。
　　蔡昉在最近的一次微博中写道：“一位投行经济学家跟我谈人口结构对房地产影响。他们对未来的判断是：随着人口逐渐形成4-2-1代际结构，将来祖父母、外祖父母、爸妈(因离婚率提高还有继父母)都给下一代留房，最终房价崩溃。巧的是，某地外来人口有个理论：城里人只顾买房，咱买不起就多生，将来你的房子都是俺孩子的群众也是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