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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吒”兩个字怎么念？看完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大家对此产生了热烈讨论，每个地方都有不同读音，甚至同一个城市都有多种读音，引发了不少笑话。
其实关于语言的笑话，在中国古代更多，因为当时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普通话，外地人交流起来，困难更大。电视剧里经常有这样的桥段：“听你口音，不是本地人啊！”这其实完全不夸张，那会儿的人说话，真的能听出口音。
没有普通话，交流难如登天。
夏朝和商朝有没有国家通用的普通话，基本不可考。但到了周朝资料一下子就多了，比如，在《尚书大传》中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周武王死后，周公摄政。在他摄政的第六年，当时越裳氏（今越南区域）派人送来几只特产白鸡，以示友好。但是问题也来了。那时候越南的语言和周王室使用的语言不通，而且根本没人懂越南语。所以，越裳氏就找了“三象”翻译，也就是三种语言的翻译各三人。这九个人先将越南话转成诸越语（今浙江、福建、广东古代使用的语言），再由诸越语转为南方诸侯的方言，最后再由南方诸侯的方言转成周朝王室京畿一带的用语。
瞧瞧，就送几只鸡，还费这么大的周折。
另外，春秋时期的吴越语言也不通。吴国在今天的江苏南部，越国则在今天的浙江北部，虽然相邻，但十里不同音，两国边境的民众经常会因语言不通，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打得不可开交。
慢慢地，周朝的中央官员们发现，无论是进贡问题、战争问题，抑或是其他问题，不少时候都只是因为语言不通而造成的。所以他们创造出了一种全国通用的普通话——雅言。
公元前770年，周朝迁都洛邑，洛阳话正式被规定为雅言的基础语音。当时，几乎所有的贵族们都会学这种雅言，目的就是为了跟老百姓区别开来。就像近代欧洲，英国上层贵族说法语，下层平民说英语;德国贵族发小舌音，平民发大舌音等等。孔子当年讲学时使用的，也是这种雅言，以标榜其贵族身份。
后来，历朝历代都延续了雅言这种语言。其中以洛阳话、金陵（南京）话、大都（北京）话为最多选择的标准音。
拼音出现以前怎么注音？
在汉朝时，中国人还没发明汉语拼音，朝廷为了推广统一的官话，发明了三种学习雅言的读法。第一种叫“直音”，第二种叫“读若”，第三种叫“反切”。直音是直接告诉某个字和哪个字的读音完全一样，这适合已经会读一些字的人，但对于满口方言的人基本没用。读若呢，就是拟其音注音，多用于拟声注音的训诂学术语。因为前两种读法太难掌握了，所以人们又创造了“反切”，这是用两个汉字相拼给一个字注音，切上字取声母，切下字取韵母和声调。简单说，就是将两个字快读，读出来的音就是要学习的新字。据说这是当年佛教徒们根据梵语的注音法发明出来的。
反切读音法在中国兴盛了近2000年，不过它也有两个问题：第一，如果将某个字认错了，那就永远拼不对正确读音;第二，如果一个人分不出来一个字的声母韵母，这个字便绝对念不准。
《颜氏家训》记载，北魏的时候，有个大官是个老花眼，闹出了不少笑话。此人特别喜欢反切，在读古书时候，看到有反切的字就跟着读，可读的时候他又因为看不清经常把字搞错。比如有一次他读《史记》，发现“颛顼”的“顼”（xū）下面写着“许绿反”，可他一花眼，将“绿”看成了“缘”，结果“颛顼”就念成了“颛翲（piao）”（许、绿、缘古音与现在的读音不同）。
这一念错不要紧，他倒以为自己发现了新大陆，找着了古人的错处，于是大肆宣扬，让身边人也跟着他一起纠正过来。尽管大家都知道他念错了，却不敢和大官较劲，便纷纷错着念。直到有一天，另一位较真的大官和他连续辩论了三天三夜，终于让他明白了错的是自己。
在清朝的小说《镜花缘》中也多次提到过“反切”，如唐敖一行人路过淑士国、黑齿国、白民国都有反切的存在，甚至书中有个岐舌国，更以“反切”作为立国之本。
唐玄宗时期，《唐六典·卷四礼部》规定，为了防止臣下信口开河或是说话念不准音，必须先进行礼仪的学习。这些礼仪的名字统称“嘉礼”，在进行各种礼仪仪式前，必须先提前几天去礼部学习。当然，这其中也包括那些从外国来的使者们，他们无论语言还是礼仪都不会，所以最好先准备准备再说。说不好雅言，竟然被提升到了这种高度。
你家乡方言曾是天下通行的“普通话”？
转眼来到了明朝，当时雅言已经改为叫“官话”了，以中原雅音为正。明前中原地区经多个北方民族融入，江淮地区的“中原之音”相对纯正，官话遂以南京官话为基础，南京音为国家标准汉语语音。永乐年间，明朝迁都北京，从各地移民北京，其中南京移民约40万，占北京人口一半，南京音调成为当时北京语音的正音基础，而南京官话则通行于整个明朝。即便到了清朝前期，南京官话仍旧是全国通行的官话。
雍正八年，清朝设立正音馆，推广以北京音为标准的北京官话。而我们今天所说的以北京话为标准的普通话，便是在清朝中后期逐渐奠定基础的。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光绪皇帝第一次接见康有为的时候，两个人足足谈了两个半小时，颇有相见恨晚的意思。但事实真是这样吗？根据另一位戊戌变法的重臣、后来商务印书馆的董事长张元济记载，当时康有为与光绪皇帝仅仅聊了一刻钟就出来了，而且康有为出来时一脸茫然。
后来大家分析，因为康有为是广东南海人，而且在京的时间也不长，最擅长的莫过于广东话，而光绪从小在深宫大院长大，讲一口宫廷的官方语言，两个人其实是存在沟通障碍的。加之康有为初次面圣，难免紧张，一口广东话很有可能让光绪帝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沟通尚成问题，更不要说相谈甚欢了。如此，可以想象，当时的情形是有多尴尬。
最开始光绪皇帝只给了康有为一个六品官做，说不定也是有这个原因的。一些人认为，最后戊戌变法的失败，估计也和方言不同，造成鸡同鸭讲有一定关系。
新中国建立后，为了统一各地方言，于1953年以北京市、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为普通话标准音的主要采集地，制定标准后于1955年向全国推广。今天，我们所说的普通话就是从此而来。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确立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律地位。但是，随着普通话的普及，某些地方感叹自己的方言越来越不被重视，纷纷打起了保卫方言的旗号。这也许就是对古早以前各地方言文化的一种怀念吧。
摘自《廉政瞭望》
其实关于语言的笑话，在中国古代更多，因为当时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普通话，外地人交流起来，困难更大。电视剧里经常有这样的桥段：“听你口音，不是本地人啊！”这其实完全不夸张，那会儿的人说话，真的能听出口音。
没有普通话，交流难如登天。
夏朝和商朝有没有国家通用的普通话，基本不可考。但到了周朝资料一下子就多了，比如，在《尚书大传》中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周武王死后，周公摄政。在他摄政的第六年，当时越裳氏（今越南区域）派人送来几只特产白鸡，以示友好。但是问题也来了。那时候越南的语言和周王室使用的语言不通，而且根本没人懂越南语。所以，越裳氏就找了“三象”翻译，也就是三种语言的翻译各三人。这九个人先将越南话转成诸越语（今浙江、福建、广东古代使用的语言），再由诸越语转为南方诸侯的方言，最后再由南方诸侯的方言转成周朝王室京畿一带的用语。
瞧瞧，就送几只鸡，还费这么大的周折。
另外，春秋时期的吴越语言也不通。吴国在今天的江苏南部，越国则在今天的浙江北部，虽然相邻，但十里不同音，两国边境的民众经常会因语言不通，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打得不可开交。
慢慢地，周朝的中央官员们发现，无论是进贡问题、战争问题，抑或是其他问题，不少时候都只是因为语言不通而造成的。所以他们创造出了一种全国通用的普通话——雅言。
公元前770年，周朝迁都洛邑，洛阳话正式被规定为雅言的基础语音。当时，几乎所有的贵族们都会学这种雅言，目的就是为了跟老百姓区别开来。就像近代欧洲，英国上层贵族说法语，下层平民说英语;德国贵族发小舌音，平民发大舌音等等。孔子当年讲学时使用的，也是这种雅言，以标榜其贵族身份。
后来，历朝历代都延续了雅言这种语言。其中以洛阳话、金陵（南京）话、大都（北京）话为最多选择的标准音。
拼音出现以前怎么注音？
在汉朝时，中国人还没发明汉语拼音，朝廷为了推广统一的官话，发明了三种学习雅言的读法。第一种叫“直音”，第二种叫“读若”，第三种叫“反切”。直音是直接告诉某个字和哪个字的读音完全一样，这适合已经会读一些字的人，但对于满口方言的人基本没用。读若呢，就是拟其音注音，多用于拟声注音的训诂学术语。因为前两种读法太难掌握了，所以人们又创造了“反切”，这是用两个汉字相拼给一个字注音，切上字取声母，切下字取韵母和声调。简单说，就是将两个字快读，读出来的音就是要学习的新字。据说这是当年佛教徒们根据梵语的注音法发明出来的。
反切读音法在中国兴盛了近2000年，不过它也有两个问题：第一，如果将某个字认错了，那就永远拼不对正确读音;第二，如果一个人分不出来一个字的声母韵母，这个字便绝对念不准。
《颜氏家训》记载，北魏的时候，有个大官是个老花眼，闹出了不少笑话。此人特别喜欢反切，在读古书时候，看到有反切的字就跟着读，可读的时候他又因为看不清经常把字搞错。比如有一次他读《史记》，发现“颛顼”的“顼”（xū）下面写着“许绿反”，可他一花眼，将“绿”看成了“缘”，结果“颛顼”就念成了“颛翲（piao）”（许、绿、缘古音与现在的读音不同）。
这一念错不要紧，他倒以为自己发现了新大陆，找着了古人的错处，于是大肆宣扬，让身边人也跟着他一起纠正过来。尽管大家都知道他念错了，却不敢和大官较劲，便纷纷错着念。直到有一天，另一位较真的大官和他连续辩论了三天三夜，终于让他明白了错的是自己。
在清朝的小说《镜花缘》中也多次提到过“反切”，如唐敖一行人路过淑士国、黑齿国、白民国都有反切的存在，甚至书中有个岐舌国，更以“反切”作为立国之本。
唐玄宗时期，《唐六典·卷四礼部》规定，为了防止臣下信口开河或是说话念不准音，必须先进行礼仪的学习。这些礼仪的名字统称“嘉礼”，在进行各种礼仪仪式前，必须先提前几天去礼部学习。当然，这其中也包括那些从外国来的使者们，他们无论语言还是礼仪都不会，所以最好先准备准备再说。说不好雅言，竟然被提升到了这种高度。
你家乡方言曾是天下通行的“普通话”？
转眼来到了明朝，当时雅言已经改为叫“官话”了，以中原雅音为正。明前中原地区经多个北方民族融入，江淮地区的“中原之音”相对纯正，官话遂以南京官话为基础，南京音为国家标准汉语语音。永乐年间，明朝迁都北京，从各地移民北京，其中南京移民约40万，占北京人口一半，南京音调成为当时北京语音的正音基础，而南京官话则通行于整个明朝。即便到了清朝前期，南京官话仍旧是全国通行的官话。
雍正八年，清朝设立正音馆，推广以北京音为标准的北京官话。而我们今天所说的以北京话为标准的普通话，便是在清朝中后期逐渐奠定基础的。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光绪皇帝第一次接见康有为的时候，两个人足足谈了两个半小时，颇有相见恨晚的意思。但事实真是这样吗？根据另一位戊戌变法的重臣、后来商务印书馆的董事长张元济记载，当时康有为与光绪皇帝仅仅聊了一刻钟就出来了，而且康有为出来时一脸茫然。
后来大家分析，因为康有为是广东南海人，而且在京的时间也不长，最擅长的莫过于广东话，而光绪从小在深宫大院长大，讲一口宫廷的官方语言，两个人其实是存在沟通障碍的。加之康有为初次面圣，难免紧张，一口广东话很有可能让光绪帝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沟通尚成问题，更不要说相谈甚欢了。如此，可以想象，当时的情形是有多尴尬。
最开始光绪皇帝只给了康有为一个六品官做，说不定也是有这个原因的。一些人认为，最后戊戌变法的失败，估计也和方言不同，造成鸡同鸭讲有一定关系。
新中国建立后，为了统一各地方言，于1953年以北京市、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为普通话标准音的主要采集地，制定标准后于1955年向全国推广。今天，我们所说的普通话就是从此而来。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确立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律地位。但是，随着普通话的普及，某些地方感叹自己的方言越来越不被重视，纷纷打起了保卫方言的旗号。这也许就是对古早以前各地方言文化的一种怀念吧。
摘自《廉政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