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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岁的雪莉·辛格是美国加州长滩市的一位居民。她当了28年的红娘，现在有些厌倦为别人做媒了。在帮助顾客寻找真爱的过程中，她也慢慢培养了一种给自己当老板的独立性。但是她还是担心去哪儿以及如何找到一份新工作。辛格的一个熟人说自己是波斯梅特斯（Postmates）公司的一名自由快递员，每天工作可以赚到200美元。波斯梅特斯公司位于旧金山，是一家专门为各大城市餐馆和商店提供按需送货服务的初创公司，那些餐馆或商店通常不愿意自己派人把汉堡包或者止咳糖浆送到他们顾客的门口。辛格当时说：“我也要去报名做这个工作！”不到一星期她就开始做快递员兼职，每次智能手机发出送货需求她就去送货。她可以选择想要工作的时间，而且做这个工作不需要有任何经验或者参加任何正式的面试。
波斯梅特斯公司等互联网公司把需要货物或服务的人和愿意有偿提供服务的人连接到一起。不管他们想要点外卖，而餐馆不配送，还是想要临时租个房间，或是想要别人帮忙搬钢琴，网络平台都可以满足他们的需求。每天，成千上万的点对点交易成功，这种交易绕开了传统的雇主—雇员关系。这些新型公司通常把自己叫做“平台”，它们似乎不适用于旧的模式。例如打车软件公司优步（Uber）已经成为历史上发展最快的初创公司，仅仅经过五年，市值就超过了600亿美元。但是优步公司的员工会告诉你，优步没有雇用任何一名司机就做到了这一切，它的角色仅仅是提供了一个软件，把有意愿的双方联系起来。
这也引起了很多问题：计算机算法会取代人力吗？新型商业模式是否需要重新考虑如何适用劳动法？互联网公司是否只是使用新工具来玩弄旧把戏，凸显自己的优势？
不管是“分享经济”、“零工经济”或者“需求经济”，没有任何一个名称可以显示出此类交易现象的多样性。但是很明显，通过网络平台工作和消费的需求是巨大的。据《时代周刊》首次对点对点交易的调查显示，44%的美国成年人参与过点对点交易，他们是贷方或者借方，是司机或者乘客，是主人或者客人。这份调查由博雅公关公司和阿斯彭研究所未来工作项目组实施。44%的美国成年人相当于9000多万人，比美国共和党或者民主党的人数还要多。（调查数据不包括非互联网用户。）圣约瑟夫大学市场学教授迈克尔·索罗门说：“我们目睹了一场具有强烈冲击性的变革，但是这对工人们来说是好是坏？而真正的问题是，我们讨论的是哪种工人？”
迈克尔讨论的问题也是好几起诉讼案件的中心问题，即：有多少点对点交易互联网平台公司给他们的员工进行分类。《时代周刊》上的调查共有3000人参加，由佩恩·舍恩·贝兰组织。调查发现，22%的美国成年人，或者说4500万人已经在这种经济活动中提供了某种物品或者服务。提供物品或服务的人利用互联网平台创造了一种新型交易方式：具有代表性的是使用互联网平台的司机和杂工，他们作为平台上独立的承包商，工作时间不固定，可以享受自由工作，但他们也没有了传统行业劳动者的工资保障。优步和波斯梅特斯等互联网平台公司节省了大量和雇员相关的费用，例如工资税，但同时也失去了对员工如何以及什么时候工作的控制权。缺乏可信度和责任的弊端，以及关于这些公司是否施加了比他们承认的更多的控制权的问题，都引发了从旧金山到纽约的反对声音和公投。
据调查，到目前为止提供过货物或者服务的4500万人中，大部分有其他收入来源，他们对这种新的经济方式体验不错。相比于偶尔从平台上接单工作的人，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平台使用者，是有目的性地提供服务的人，他们不仅仅是为了挣外快。有的人在点对点交易中挣的钱占他们总收入的40%以上，他们将这种挣钱方式作为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还有的人说他们无法在传统行业中工作。调查显示，这些人也最珍惜新型工作给他们带来的自由，但是他们也提到：为了进行点对点交易，他们失去了一些传统工作的保障和利益。拿辛格来说，刚开始，她很积极乐观，想干出一番事业，但是后来随着她的停车费、智能手机消费以及她对公司协议的失望不断增加，她的幻想破灭了。最后，她起诉了波斯梅特斯公司，宣称她像一名雇员一样被波斯梅特斯公司控制，因此她应该享有一个雇员应有的待遇，得到一些像汽油费这样的补偿。（目前这个案件还在审理中。）但是尽管如此，辛格在这之后又开始在同样的经济形式中作为一名合同工为另一家打车软件初创公司工作。她说：“我需要这么做。我是一个非常好的司机。”
不可否认这种点对点的经济势头正越来越猛。调查称，高达70%的美国人使用过像易趣（eBay）、易赛（Etsy）等新经济时代下的货物交换平台。对大多数人来说，在他们出租池边小屋或者有偿地帮别人做一些差事的时候，他们心里并不把自己看作一个雇员。同时，像咨询以及授课这种需要高度技术性的工作，也正在转换为更具临时性的模式。纽约大学的商业学教授阿伦·桑德拉拉詹说：“固定工资固然有它的好处，但是我们不能认为它是唯一的挣钱方式。”
因此虽然社会工作契约正在发生变化，政党们和监管者们仍然很难跟上步伐。在今天的美国，工人们被分为两种：雇员和独立的合同工。这两种类型起源于18世纪的英国，当时的法律认为仆人们的工资受到主人的支配而且必须听从主人的吩咐，因此他们相应地要受到主人的保护。到了20世纪，美国在此基础之上，对雇员的工资和工作时长的基本规则进行了拓展。但是这其中有很多条例不适用于合同工，他们在法律上被认为更有自主权。
给任何一个工人分类都非常复杂，但有一个关键因素要得到控制。例如一个电工，他给不同的客户做不同的工作，自己决定收费价格，自己安排工作时间，利用一套组合技能经营自己的事业。康涅狄格大学的法律学教授萨钦·潘迪亚说：“这个电工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合同工。现在假设有一个快餐店的收银员，他有固定的工作倒班时间，他必须穿制服而且他的老板告诉他做什么以及如何去做，他看起来就更像是一个雇员。关键在于，被认为是雇员的人在经济中处于一个更容易受到伤害的地位。” 然而区分的标准经常不清晰，而且很多公司对用他们的软件来寻找代客停车服务或者物品运输服务的人施加了各种控制，这样也使雇员和合同工之间的区别变得更模糊。如果优步设置了司机每公里可以挣的钱，而且保留了可以把低顾客评分的司机踢出平台的权利，这就意味着其中包含着一种控制元素。但是那些司机可以随时打开或者关闭他们的软件，可以自由选择多工作还是少工作，这样的工作看起来就十分随心所欲。
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让事情变得更复杂的是，这些平台吸引了各种各样的工人。《时代周刊》的调查发现，那些提供服务的人通常很年轻，多为城市男性，而且是少数族群。（将近40%为女性。）虽然纽约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等车辆很多的大州合同工更多，但总体来说，他们分散在全美各地。最重要的是，只有一小部分人的全部收入来自于为他人提供住宿或者搭载乘客，大约有一半的人称，这些兼职工作占他们收入的比例不到20%，而且他们一个月，甚至一年，只提供几次服务。因此我们不很清楚政府的监管是否有太大意义。圣路易斯大学法律学教授米里亚姆·彻丽说：“从效率上来说，我们不想对一个星期只提供一次搭车服务的人进行监管。”
互联网平台里的合同工也有各种类型。利福特（Lyft）公司的一些司机接单载客也许只是想找些事情来打发时间，而另一些司机则在平台上工作50个小时来挣钱养家。Airbnb网站上的一些房东是需要用房屋租金来还贷款的为生活挣扎的中产阶级工人，而另一些房东则选择不再出售他们的房屋，而是每次把房子租给其他人住几个晚上，因为这样可以挣到更多的钱。去年8月，优步的律师在加利福尼亚北方地区法院的法官面前把员工类别的多样性作为一个关键论点。在这场起诉优步公司的案件中，法官需要判断是否把大约15万名司机分为同一类。优步公司辩论称，“典型的优步司机”的概念不存在，如果公司强制对所有司机进行重新分类，把他们都看作雇员，优步的整个商业模式也需要发生改变——司机们就得上轮班。公司的律师在法庭上说：“他们都是新兴人类，各有各的特点。公司平台只是一个蜂巢。”去年11月，一名法官发布了一条确认优步所有司机都属于同一类雇员的规定，优步接着郑重声明要提出上诉。优步公司告诉《时代周刊》，“司机们有权控制自己对优步软件的使用，他们的灵活性是问题的关键。”
调查显示，很多合同工对他们目前的情况感到满意。71%的人认为他们提供服务的体验感很好，22%的人觉得有好有坏，只有2%的人认为他们的经历非常糟糕。大约有三分之二的人认为这些公司值得信任，而且关心他们的工人，这也是新型互联网公司在法庭上经常用的论点。优步公司从“司机伙伴们”那里收集了400份证词，来证明它的合同工们对现状很满意。
新经济时代使得个体经营，至少在开始的时候，看起来更有吸引力。轻松就能进入这些平台，登录没有什么障碍，而且只要你愿意工作就能赚更多的钱，这些都让人们很激动。广告上经常吹嘘说用户每小时可以挣到25美元。据调查，新经济时代的工人们总体认为未来的财务状况乐观。一位来自芝加哥的利福特公司的司机说：“每周我挣钱多少由我自己决定，这让我感到充满了挑战性。”但是也有很多案件的原告宣称，考虑到他们所有的花销，他们甚至没达到最低工资标准。
越来越多政策制定者担心如果新经济形式的工作不能继续下去的话，雇主和雇员之间的旧契约就会慢慢渗透进来，给各州政府的福利预算施加很大的压力。共同主持阿斯彭研究所未来工作项目，来自弗吉尼亚州的马克·华纳说：“如果没有社会契约，社会关系网以后会更紧张。对于一些合同工来说，临时工经济是没有坏处的。”
这就是为什么一些政客想在已存在的框架中寻求妥协。去年11月，西雅图议会经过投票，一致同意成为第一个允许利福特和优步司机加入工会的城市。犹他州等一些州已经通过了一系列法律，允许某些新经济公司在州内注册并且符合保险标准之后开始运营。西雅图议会成员，西雅图提议的带头人麦克·奥布赖恩说：“这条立法意在在不牺牲工人利益的情况下，为继续创新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氛围。”优步和利福特表示反对。
一些公司已经决定改回旧模式，把员工从合同工转变为雇员。在一位飞行员表示如果公司把合同工转为正式雇员，可以让更多受到良好训练的飞行员留下来后，货运公司英斯塔卡特（Instacart）在2015年也宣布，他们的合同工有机会转变为正式雇员。但是，一些政客和专家相信员工分类并没有必要非此即彼，这也不是一个只靠监管者就能解决的问题。华纳说：“正如这些企业有能力颠覆各种行业，可能我们应该遵循社会契约本来的样子才能使革新不受到束缚。”
[译自美国《时代周刊》]
波斯梅特斯公司等互联网公司把需要货物或服务的人和愿意有偿提供服务的人连接到一起。不管他们想要点外卖，而餐馆不配送，还是想要临时租个房间，或是想要别人帮忙搬钢琴，网络平台都可以满足他们的需求。每天，成千上万的点对点交易成功，这种交易绕开了传统的雇主—雇员关系。这些新型公司通常把自己叫做“平台”，它们似乎不适用于旧的模式。例如打车软件公司优步（Uber）已经成为历史上发展最快的初创公司，仅仅经过五年，市值就超过了600亿美元。但是优步公司的员工会告诉你，优步没有雇用任何一名司机就做到了这一切，它的角色仅仅是提供了一个软件，把有意愿的双方联系起来。
这也引起了很多问题：计算机算法会取代人力吗？新型商业模式是否需要重新考虑如何适用劳动法？互联网公司是否只是使用新工具来玩弄旧把戏，凸显自己的优势？
不管是“分享经济”、“零工经济”或者“需求经济”，没有任何一个名称可以显示出此类交易现象的多样性。但是很明显，通过网络平台工作和消费的需求是巨大的。据《时代周刊》首次对点对点交易的调查显示，44%的美国成年人参与过点对点交易，他们是贷方或者借方，是司机或者乘客，是主人或者客人。这份调查由博雅公关公司和阿斯彭研究所未来工作项目组实施。44%的美国成年人相当于9000多万人，比美国共和党或者民主党的人数还要多。（调查数据不包括非互联网用户。）圣约瑟夫大学市场学教授迈克尔·索罗门说：“我们目睹了一场具有强烈冲击性的变革，但是这对工人们来说是好是坏？而真正的问题是，我们讨论的是哪种工人？”
迈克尔讨论的问题也是好几起诉讼案件的中心问题，即：有多少点对点交易互联网平台公司给他们的员工进行分类。《时代周刊》上的调查共有3000人参加，由佩恩·舍恩·贝兰组织。调查发现，22%的美国成年人，或者说4500万人已经在这种经济活动中提供了某种物品或者服务。提供物品或服务的人利用互联网平台创造了一种新型交易方式：具有代表性的是使用互联网平台的司机和杂工，他们作为平台上独立的承包商，工作时间不固定，可以享受自由工作，但他们也没有了传统行业劳动者的工资保障。优步和波斯梅特斯等互联网平台公司节省了大量和雇员相关的费用，例如工资税，但同时也失去了对员工如何以及什么时候工作的控制权。缺乏可信度和责任的弊端，以及关于这些公司是否施加了比他们承认的更多的控制权的问题，都引发了从旧金山到纽约的反对声音和公投。
据调查，到目前为止提供过货物或者服务的4500万人中，大部分有其他收入来源，他们对这种新的经济方式体验不错。相比于偶尔从平台上接单工作的人，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平台使用者，是有目的性地提供服务的人，他们不仅仅是为了挣外快。有的人在点对点交易中挣的钱占他们总收入的40%以上，他们将这种挣钱方式作为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还有的人说他们无法在传统行业中工作。调查显示，这些人也最珍惜新型工作给他们带来的自由，但是他们也提到：为了进行点对点交易，他们失去了一些传统工作的保障和利益。拿辛格来说，刚开始，她很积极乐观，想干出一番事业，但是后来随着她的停车费、智能手机消费以及她对公司协议的失望不断增加，她的幻想破灭了。最后，她起诉了波斯梅特斯公司，宣称她像一名雇员一样被波斯梅特斯公司控制，因此她应该享有一个雇员应有的待遇，得到一些像汽油费这样的补偿。（目前这个案件还在审理中。）但是尽管如此，辛格在这之后又开始在同样的经济形式中作为一名合同工为另一家打车软件初创公司工作。她说：“我需要这么做。我是一个非常好的司机。”
不可否认这种点对点的经济势头正越来越猛。调查称，高达70%的美国人使用过像易趣（eBay）、易赛（Etsy）等新经济时代下的货物交换平台。对大多数人来说，在他们出租池边小屋或者有偿地帮别人做一些差事的时候，他们心里并不把自己看作一个雇员。同时，像咨询以及授课这种需要高度技术性的工作，也正在转换为更具临时性的模式。纽约大学的商业学教授阿伦·桑德拉拉詹说：“固定工资固然有它的好处，但是我们不能认为它是唯一的挣钱方式。”
因此虽然社会工作契约正在发生变化，政党们和监管者们仍然很难跟上步伐。在今天的美国，工人们被分为两种：雇员和独立的合同工。这两种类型起源于18世纪的英国，当时的法律认为仆人们的工资受到主人的支配而且必须听从主人的吩咐，因此他们相应地要受到主人的保护。到了20世纪，美国在此基础之上，对雇员的工资和工作时长的基本规则进行了拓展。但是这其中有很多条例不适用于合同工，他们在法律上被认为更有自主权。
给任何一个工人分类都非常复杂，但有一个关键因素要得到控制。例如一个电工，他给不同的客户做不同的工作，自己决定收费价格，自己安排工作时间，利用一套组合技能经营自己的事业。康涅狄格大学的法律学教授萨钦·潘迪亚说：“这个电工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合同工。现在假设有一个快餐店的收银员，他有固定的工作倒班时间，他必须穿制服而且他的老板告诉他做什么以及如何去做，他看起来就更像是一个雇员。关键在于，被认为是雇员的人在经济中处于一个更容易受到伤害的地位。” 然而区分的标准经常不清晰，而且很多公司对用他们的软件来寻找代客停车服务或者物品运输服务的人施加了各种控制，这样也使雇员和合同工之间的区别变得更模糊。如果优步设置了司机每公里可以挣的钱，而且保留了可以把低顾客评分的司机踢出平台的权利，这就意味着其中包含着一种控制元素。但是那些司机可以随时打开或者关闭他们的软件，可以自由选择多工作还是少工作，这样的工作看起来就十分随心所欲。
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让事情变得更复杂的是，这些平台吸引了各种各样的工人。《时代周刊》的调查发现，那些提供服务的人通常很年轻，多为城市男性，而且是少数族群。（将近40%为女性。）虽然纽约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等车辆很多的大州合同工更多，但总体来说，他们分散在全美各地。最重要的是，只有一小部分人的全部收入来自于为他人提供住宿或者搭载乘客，大约有一半的人称，这些兼职工作占他们收入的比例不到20%，而且他们一个月，甚至一年，只提供几次服务。因此我们不很清楚政府的监管是否有太大意义。圣路易斯大学法律学教授米里亚姆·彻丽说：“从效率上来说，我们不想对一个星期只提供一次搭车服务的人进行监管。”
互联网平台里的合同工也有各种类型。利福特（Lyft）公司的一些司机接单载客也许只是想找些事情来打发时间，而另一些司机则在平台上工作50个小时来挣钱养家。Airbnb网站上的一些房东是需要用房屋租金来还贷款的为生活挣扎的中产阶级工人，而另一些房东则选择不再出售他们的房屋，而是每次把房子租给其他人住几个晚上，因为这样可以挣到更多的钱。去年8月，优步的律师在加利福尼亚北方地区法院的法官面前把员工类别的多样性作为一个关键论点。在这场起诉优步公司的案件中，法官需要判断是否把大约15万名司机分为同一类。优步公司辩论称，“典型的优步司机”的概念不存在，如果公司强制对所有司机进行重新分类，把他们都看作雇员，优步的整个商业模式也需要发生改变——司机们就得上轮班。公司的律师在法庭上说：“他们都是新兴人类，各有各的特点。公司平台只是一个蜂巢。”去年11月，一名法官发布了一条确认优步所有司机都属于同一类雇员的规定，优步接着郑重声明要提出上诉。优步公司告诉《时代周刊》，“司机们有权控制自己对优步软件的使用，他们的灵活性是问题的关键。”
调查显示，很多合同工对他们目前的情况感到满意。71%的人认为他们提供服务的体验感很好，22%的人觉得有好有坏，只有2%的人认为他们的经历非常糟糕。大约有三分之二的人认为这些公司值得信任，而且关心他们的工人，这也是新型互联网公司在法庭上经常用的论点。优步公司从“司机伙伴们”那里收集了400份证词，来证明它的合同工们对现状很满意。
新经济时代使得个体经营，至少在开始的时候，看起来更有吸引力。轻松就能进入这些平台，登录没有什么障碍，而且只要你愿意工作就能赚更多的钱，这些都让人们很激动。广告上经常吹嘘说用户每小时可以挣到25美元。据调查，新经济时代的工人们总体认为未来的财务状况乐观。一位来自芝加哥的利福特公司的司机说：“每周我挣钱多少由我自己决定，这让我感到充满了挑战性。”但是也有很多案件的原告宣称，考虑到他们所有的花销，他们甚至没达到最低工资标准。
越来越多政策制定者担心如果新经济形式的工作不能继续下去的话，雇主和雇员之间的旧契约就会慢慢渗透进来，给各州政府的福利预算施加很大的压力。共同主持阿斯彭研究所未来工作项目，来自弗吉尼亚州的马克·华纳说：“如果没有社会契约，社会关系网以后会更紧张。对于一些合同工来说，临时工经济是没有坏处的。”
这就是为什么一些政客想在已存在的框架中寻求妥协。去年11月，西雅图议会经过投票，一致同意成为第一个允许利福特和优步司机加入工会的城市。犹他州等一些州已经通过了一系列法律，允许某些新经济公司在州内注册并且符合保险标准之后开始运营。西雅图议会成员，西雅图提议的带头人麦克·奥布赖恩说：“这条立法意在在不牺牲工人利益的情况下，为继续创新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氛围。”优步和利福特表示反对。
一些公司已经决定改回旧模式，把员工从合同工转变为雇员。在一位飞行员表示如果公司把合同工转为正式雇员，可以让更多受到良好训练的飞行员留下来后，货运公司英斯塔卡特（Instacart）在2015年也宣布，他们的合同工有机会转变为正式雇员。但是，一些政客和专家相信员工分类并没有必要非此即彼，这也不是一个只靠监管者就能解决的问题。华纳说：“正如这些企业有能力颠覆各种行业，可能我们应该遵循社会契约本来的样子才能使革新不受到束缚。”
[译自美国《时代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