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4月23日，印度诗人泰戈尔率访华代表团到达北京，由徐志摩等人接待。泰戈尔原计划从北京到大连，然后从大连乘船东渡日本，但听到徐志摩介绍山西乡村建设搞得颇有特色，顿时生出浓厚的兴趣。
　　除了诗人身份，泰戈尔还是积极活跃的社会改革家，曾在印度进行乡村建设计划，主要内容是在乡村设立学校、医疗队等，加强畜牧业和手工业，并提倡全民性的文艺活动。于是泰戈尔临时改变行程，在徐志摩的陪同下來到山西太原。
　　听说泰戈尔造访，“山西王”阎锡山深感荣幸，认为这是宣传他所谓的“山西经验”的大好机会，便安排人手用心接待。
　　5月21日下午，泰戈尔来到山西督署门口时，阎锡山早已等在那里了。年过四十的他身材矮小，留着两撇胡子，身穿黑布褂，脚穿黑布鞋，一点也不像赳赳武夫，倒像个气质十足的乡村学究。
　　阎锡山虽是军阀，但向来标榜自己是文武双全的儒将，所以略微寒暄几句就将话题转向哲学方面。泰戈尔说：“印度与中国都是东方古国，所以我到这里就像到了第二故乡。”说到这里，他仿佛有意考问阎锡山，“请问阎先生，什么是东方文化？”阎锡山沉吟片刻，故作高深地说：“东方文化嘛，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中’字。”
　　泰戈尔微笑着点头，稍顿一下，又问：“都说中国奉行‘中道文化’，可我们此行经过上海、天津、北京，怎么见不到一点‘中道文化’的痕迹呢？”阎锡山叹了口气，挠挠头皮，说：“不只上海、天津、北京，就是在太原也难找，乡村或许可以找到一点。”
　　就这样，两人像打哑谜一样聊了起来，竟觉相谈甚欢。泰戈尔说：“我这次来山西，想找一块地方进行乡村建设实验。”阎锡山当场痛快地答应下来，同意在晋祠一带给他划块地方。泰戈尔很高兴，立刻委托徐志摩具体负责这件事。
　　泰戈尔不愧是伟大的诗人，在宴席结束后用格外优美语言向阎锡山抒发激情，“凡是被征服的、被压迫的、被夺取活力的，都应联合起来，拿回主权，重现美丽、和谐的世界。相信以我们的经验与努力，这项乡村建设实验一定会成功的，然后逐渐向中国推广，让它全面开花结果。”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仅仅过了五年，徐志摩在给泰戈尔私人秘书的信中说：“当下中国时局动荡、政策多变，腐败、治安混乱等社会问题严峻，计划难以进行。”
　　虽然计划没能实现，但与泰戈尔的这次会面成为阎锡山终生难忘的经历，他常向旁人谈及，语气颇为自豪。1949年8月27日，阎锡山在台湾主持孔子2500年诞辰纪念典礼时发表讲话，再次提到与泰戈尔会面一事，说：“在我的指引和启发下，泰戈尔先生在太原考察了六个多月，并说‘中国文化确实就在乡村，从人民生活常态中即可略见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