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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把民众意识作为经济思想史研究对象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两份重要农业思想资料的分析,作者认为:从根本上来说,我国的农业发展有赖于市场经济的完善,它同维护农民的基本权益､培育农民的市场经济理性､建立健全公平规范的市场竞争制度密不可分｡这些重要的思想因素,在这两份资料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显示｡对民众经济思想的忽略和压制,是计划经济时期农业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这给后人留下的有益启示是:在确定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和具体政策时,必须重视经济行为主体的意愿和利益｡
关键词:民众意识;农业思想;经济理性;制度缺陷
中图分类号:K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06)12-0082-05
在新中国农业思想的发展史上,党和政府领导人的决策思想无疑占据主要的地位,经济学家所从事的理论研究亦是重要的考察内容｡在回顾整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业史实时,笔者发现了两份宝贵的思想资料,其中所体现的民众意识,也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
我在近年的一篇论文中,曾就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范围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我认为:“1､由政府决策者或社会政治家､哲学家等提出的经济主张;2､由专业学者提出的经济学理论;3､存在于社会公众之中的经济观念｡这三部分的资料构成了经济思想史所要加以考察的对象｡”①这种观点也是其他学者所主张的｡如关于民众思想的价值,李占才指出:“无论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经济思想,还是经济理论工作者的经济思想,只有被民众真正领会､接受,才能发挥实际作用｡以民众为主体的社会经济思潮,既反映了经济活动潮流,又表达了民众对付各种经济活动的因应心态……任何经济活动,最终总是民众的活动｡民众的思潮,直接影响着民众参加的经济活动和经济生活｡因此,研究经济思想史,不可不考察民众为主体的社会经济思潮｡”②葛兆光说:“过去的思想史是悬浮在一般思想水准之上的‘精英思想史’”,“过去的思想史只是思想家的思想史或经典的思想史,可是我们应当注意到人们生活的实际的世界中,还有一种近乎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作为底色或基石而存在,这种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真正在人们判断､解释､处理面前世界中起着作用,因此,似乎在精英或经典的思想与普通的社会和生活之间,还有一个‘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而这个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延续,也构成了一个思想的历史过程,因此它也应当在思想史的视野中”③｡这些共识提供了本文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一
本文所要介绍和分析的资料,一份是1957年李云河论包产到户的文章,另一份是1962年杨伟名等人就农业问题发出的信函｡
包产到户是由中国农村的基层干部群众创造的生产形式,最初出现于50年代中期,其中“最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意义的,是浙江省永嘉县,这是全国县级党委第一个支持包产到户的④｡”但是人们对这一新生事物的看法是不同的｡1956年4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生产组和社员都应该“包工包产”》｡虽然文章作者对这种生产组织形式心里不是很有底(署名“何成”就有询问之意),但文章毕竟突破了当时‘生产组和社员不可以包工包产’的禁区”｡有人存有疑虑,有人则认为这是一种倒退｡1956年11月19日,温州地委机关报《浙南大众报》发表了力禾的《“包产到户”做法究竟好不好?》和本报评论员《不能采取倒退的做法》的文章｡文章认为:永嘉县搞包产到户,是“在生产方式上”,“从集体经营退到分散经营｡”而最早对包产到户表示明确支持的则是当时浙江省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
李云河在公开发表的文章⑤中,开门见山地写道:“‘个人专管制’和‘包产到户’的做法,除去某些同志赞同并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商讨意见以外,很多同志都‘骂’包产到户不好,有的地方已经骂臭了”,而本人“对这个问题却有不同的看法”,“认为这个办法是有效地提高社内生产力的先进办法”｡其理由是:第一,实行“专管制”和“包产到户”是为了补充集体劳动的不足｡按照社内条件和统一领导的可能,采取“集体劳动”的很好“补充”｡“这样搞不但不会损害社员的社会主义生产积极性,而且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利用率,能够使原来的还在个体经济阶段的劳动的主动性､细致性和现在集体的优越性很好地结合起来,为合作社的生产服务,使集体劳动完满无缺｡”它可以克服“天天集体,事事集体”,把整个时间和精力经常“集体”在一个地方,容易造成窝工浪费的现象｡“这个办法完全符合党中央和毛主席‘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的精神｡”第二,实行“专管制”和“包产到户”绝不会使合作社变质,根本不是“拉倒车”｡因为没有改变所有制;因为生产仍然是在社和队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因为合作社更能具体的实行“按劳取酬,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谁劳动得好谁就分配多,谁的收入就多｡同时,劳动得好坏,是以产量来做鉴定的｡“产”多记工就多报酬就高｡因此,它与单干有本质的区别｡第三,实行“专管制”和包产到户,在没有实现机械化以前,即还处在手工劳动､畜力耕种阶段,是调动社员生产积极性和发展生产的好办法｡它能满足复杂的农事需要｡这一点已被永嘉县燎原社的实践所证明｡因此,拉着架子等机器是不行的,而且是消极的｡
李云河的文章刊登以后,广大农民感到松了一口气｡但不久就受到上级的批评,李云河被迫在报纸上公开进行检讨,随即,在温州全区､浙江全省以致全国对李云河进行了公开的点名批判｡李云河被定为“手持双刀大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被开除党籍,撤消一切职务,工资由15级降为19级,下放工厂劳动改造｡不仅如此,“永嘉县的农民因搞‘包产到户’,被批判者不知其数,被关被判刑者有20多人(中农徐适存被判刑20年,死于监牢)｡”⑥
再来看第二份资料｡
众所周知,由于决策失误,我国农业生产在60年代初遇到了严重困难,邓子恢等人的正确意见不仅没有得到采纳,反而遭到严厉的批判｡在这种情况下,身处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基层干部鉴于问题的严重性,毅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1962年5月,陕西户县城关公社三位农民(大队会计杨伟名､大队党支部书记贾生财和大队长赵振离)联名写了《当前形势怀感》(亦名《一叶知秋》)⑦一文,对当时农村工作中的急躁冒进提出了直率的批评纠正意见｡他们指出:“目前我们已经承认‘困难是十分严重的’｡而‘严重’的程度究竟如何呢?就农村而言,如果拿合作化前和现在比,使人感到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颂歌,生产凋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代替了昔日的景象繁荣｡”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杨伟名等人分析说:“我们的国家是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在这个既穷又白的薄弱基础上,由1949年解放起到1955年合作化为止,仅只六年左右的时间,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建设任务,就真的完成了吗?答复是否定的｡并且要在短短的六年时间内,把一个具有六亿人的落后的农业国家,建设成新民主主义的强大工业国,无论如何是不能想象的事”,“有人曾经说过: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要当两步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那么如果说,我们第一步没有走好,第二步怎么会走好呢?”为了切实扭转这一局面,他们明确主张实施“退”的战略:“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把当年撤离延安的果断精神,尽速的应用于当前形势,诸如一类物资自由市场的开放,中小型工商业以‘节制’代替‘改造’,农业方面采取‘集体’与‘单干’听凭群众自愿等,都是可以大胆考虑的”,“几年来,我们是朝着退的方向做的,并且收到效果｡不过还未到家,应该进一步就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方向方针作全面彻底的调整,直到克服困难而后止｡”关于农业的生产组织形式,杨伟名等人明确表示:“近来农村中不断有‘恢复单干’的传说,这种传说我们不能认为是‘别有用心’者的造谣,说它是目前农民群众单干思想倾向的反映,则是比较妥当的｡”在他们看来,“‘分田到户’,不是要求一律单干,而是愿意单干者,可以允许,愿集体者可以另行自愿结合,这样集体与单干两种形式,同时并存｡估计这样皆因出于个人自愿,生产是会搞好的……农业合作化以来,生产所以停滞不前,在一定程度上,与当初多数不是出于真正自愿有关｡”“农业方面,按照集体､单干,听凭群众自愿的原则｡这是养鸡取蛋,有别于杀鸡取蛋,这是釜底抽薪,有别于扬汤止沸,这是根本之道,有别于治标之法,这是我们要退的终点｡”
不仅如此,杨伟名等人的“怀感”还涉及到两个重要的相关问题｡其一,必须提高决策的民主性｡他们写道:“我们是人民民主的国家,就人民民主而言,我们的民主是百分之百的不折不扣的民主｡我们的民主是通过高度民意集中,体现出真正的民主,因之民主与集中,两者是互相关联表里为一的｡不能当成两个对立的东西去看待它!”“当群众意志与现行政策哪怕是当时正在特别强调执行的政策发生矛盾时,必须保证群众意志尽快的向上集中,从而让现行政策中,可能存在的偏差,及时得到纠正……进而言之,群众的意志如果停于下,则作为制定国家政策的泉源,就会竭于上”;其二,应该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性｡他们提出:“按说新民主主义建设需要二三十年,由新民主主义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一个长期的转化过程,又需要二三十年,由此看来,像我们过去所做的显然是拔苗助长,违反了客观规律｡”“新民主主义建设任务,有的同志说:三座大山推倒,革命政权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任务就算完成了,从此以后,就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了,我觉得这中间不存在什么问题,就以第七节中所提的新民主主义建设任务说成是社会主义初期建设任务,也是可以的｡”
杨伟名等人的文稿当时分别寄给了有关方面,受到了一定的重视⑧｡但毛泽东作出了否定的表态｡时任陕西省委书记的赵伯平在10月27日省委三届五次(扩大)会议上传达说:“主席批评了户县城关公社三个党员的来信｡信中有一句话,‘一叶知秋,异地皆然’｡主席说,一叶知秋,也可以知冬,更重要的是知春､知夏……任何一个阶段都讲自己有希望｡户县城关公社写信的同志也讲希望,他们讲单干希望……主席问户县三个党员的来信回答了没有?共产党员在这些问题上不能无动于衷｡”⑨据此,有关几方作出了结论:“这是一个名目张胆的､比较系统的､要求资本主义复辟的反动纲领｡”“是资本主义自发的要求在党内比较完整､系统的反映”,“集中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来党内机会主义的观点和主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恢复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纲领”⑩｡随之而来的是对他们的种种迫害,其中杨伟名在“文革”中不堪批斗之辱,服毒自尽,1979年6月被平反昭雪｡
二
对以上两份史料,其他学科的研究者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如雷颐认为:“陕西户县城关公社三位农民在1962年5月所写的《当前形势怀感》(亦名《一叶知秋》)一文,其理论水平之高､对当时形势分析判断之透彻､所开“处方”之准确,读后确令人震惊｡”{11}卢跃刚说:“民族精神,往往不是一群人的简单集合,而是一桶水与粮食发酵后酿出的一杯酒,而是众多矿石冶炼出的一块钢坯｡顾准如是,杨伟名如是｡”{12} 而李云河当年所极力推崇的生产形式已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的起源{13}｡笔者同意他们的看法,并想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进行一番考察｡
邓小平在总结新中国成立至“文革”结束这一段历史时期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时说:“1949年取得全国政权后,解放了生产力,土地改革把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生产力解放出来了｡但是解放了生产力以后,如何发展生产力,这件事做得不好｡主要是太急,政策偏‘左’,结果不但生产力没有顺利发展,反而受到了阻碍｡1957年开始,我们犯了‘左’的错误,政治上的‘左’导致了1958年经济上搞‘大跃进’,使生产遭到很大破坏,人民生活很困难｡1959､1960､1961年三年非常困难,人民饭都吃不饱,更不要说别的了｡1962年开始好起来,逐步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但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结果1966年开始搞‘文化大革命’,搞了10年,这是一场大灾难｡”{14}以此来看这两份资料,不难发现李云河､杨伟名等人对当时农业问题的察觉是及时的,所作分析和提出的建议也是正确的｡
李云河之所以公开支持包产到户,主要基于两条:其一,这种生产组织形式是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而且是促进农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举措;其二,由于“更能具体的实行‘按劳取酬,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谁劳动得好谁就分配多,谁的收入就多｡同时,劳动得好坏,是以产量来做鉴定的｡‘产’多记工就多报酬就高”,所以包产到户能有力地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这种观点强调了收入分配对劳动生产的激励作用,从操作层面提供了发展农业生产力的可行途径｡杨伟名等人的信件同样指出了指导思想的急于求成所导致的后果｡他们清醒地意识到:“要在短短的六年时间内,把一个具有六亿人的落后的农业国家,建设成新民主主义的强大工业国,无论如何是不能想象的事”,因此,他们主张实行“退”的战略,“农业方面,按照集体､单干,听凭群众自愿的原则”,以走出“民怨沸腾”,“生产凋零”的困境｡
得出这样的结论,除了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维护农民切身利益的思想动机之外,最深刻的原因在于他们的经济理性｡以往的经济学研究,较少从经济理性的角度分析农民的思想,这种情况现在有了改观｡一方面,国外文献已有相关的论述｡例如,蔡亚诺夫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在《农民经济组织》一书中认为:虽然小农家庭和资本主义农场在经营方式上各有特点,因而不能利用完整的成本收益数据进行利润最大化的计算,“但是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一点上农户和农场完全相同”{15};又如,“Schultz以农户采用新技术的例子驳斥了所谓农民非理性的观点｡如果单独考虑增加产量,农民拒绝采用新技术是非理性行为｡但是,考虑到新技术带来更大的风险,以及产量增加不一定带来收入增加,那么,农民[拒绝采用新技术]的行为就是理性的”{16};再如,在《华北地区的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等书中,黄宗智提出了中国农业“内卷化生产”的概念,其含义是“由于劳动力在农业之外基本上没有其他的盈利机会,市场上劳动力的机会成本很低,甚至接近于零｡所以,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劳动力的投入会一直到劳动力的边际产出接近于零时才能实现均衡｡这种情况下的劳动力投入,是明显地增加了｡劳动力过密,维系了农产品的低成本和高商品率｡内卷化生产恰好是农民理性选择的结果”{17}｡
另一方面,林毅夫对中国农业经济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他认为在1956年以前的合作化运动中,自愿原则得到了遵守,但后来,“公社成员的资格变成了强制性的,从一个合作社退出的权力被剥夺,合作化的这种强制性质在危机后仍然保留了下来”{18}｡他指出:“从博弈论的观点来看,退社自由权利的剥夺对合作社的激励结构具有显著影响｡当一个合作社是以自愿原则为基础组织的时候,在每个生产周期结束时,一个合作社的成员可以决定他们在下一个周期是否还参加合作社｡如果他发现成为合作社的成员景况会更好,他将保留他的成员资格;否则,他将从合作社中退出｡”{19}而缺乏退出保护造成生产效益低下,这就是导致农业衰退的根本原因｡他进一步指出,70年代我国农村改革的成功,就在于提供了有效的激励机制,“家庭责任制是在农民中间作出的,它最初并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的承认与赞许｡它经由农民自己的努力而形成,且由于它的成就而遍及其他地方;它不像过去30年所发生的许多其他制度变迁那样是由中央政府所强制推行的｡简言之,中国农业的制度转变不是按任何个人意愿来实现的,而是对相应的潜在经济力量所作出的自发演进｡”{20}这表明:“现代经济学中关于人的理性行为的逻辑,可用于理解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人的行为｡”{21}
在李云河的文章和杨伟名等人的信件中,这种经济理性有清楚的表述｡如李云河认为:包产到户“不但不会损害社员的社会主义生产积极性,而且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利用率,能够使原来的还在个体经济阶段的劳动的主动性､细致性和现在集体的优越性很好地结合起来,为合作社的生产服务,使集体劳动完满无缺｡”它可以克服“天天集体,事事集体”,把整个时间和精力经常“集体”在一个地方,容易造成窝工浪费的现象｡杨伟名等人解释说:“‘分田到户’,不是要求一律单干,而是愿意单干者,可以允许,愿集体者可以另行自愿结合,这样集体与单干两种形式,同时并存｡估计这样皆因出于个人自愿,生产是会搞好的……农业合作化以来,生产所以停滞不前,在一定程度上,与当初多数不是出于真正自愿有关｡”这意味着违反农民意愿的现象早在农业合作化时期就出现了｡那么,为什么这种情况得不到及时发现和纠正?或者说,妨碍农业政策作出迅速而有益的调整的制度因素是什么?
应当说,五六十年代我国经济建设的急躁冒进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如严峻的国际政治环境,急于赶超工业国的民族抱负,以及领导人重视精神､忽略物质的思维方式｡毛泽东曾不点名地批评梁漱溟说:“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末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要施这个最大的仁政,就要有牺牲,就要用钱,就要多收些农业税”｡{22}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就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发表读后感想,其中强调:“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要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23}显然,这对以剥夺农业为代价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制定具有直接影响｡
相比之下,最主要的是经济决策的制度缺陷｡对于这一点,杨伟名等人的分析十分深刻｡他们指出:人民民主的国家应当实行真正的民主,“当群众意志与现行政策哪怕是当时正在特别强调执行的政策发生矛盾时,必须保证群众意志尽快的向上集中,从而让现行政策中,可能存在的偏差,及时得到纠正……进而言之,群众的意志如果停于下,则作为制定国家政策的泉源,就会竭于上”｡在经济学意义上,这段话不仅是对经济民主权利的诉求,而且蕴含着这样的意思:政府要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制度服务,而不是替代经济行为主体的决策｡如此深刻的见解,产生在计划经济时期的农村基层,是非常可贵的｡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一个生产队有了经营自主权,一小块地没有种上东西,一小片水面没有利用起来搞养殖业,社员和干部就要睡不着觉,就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全国几十万个企业,几百万个生产队都开动脑筋,能够增加多少财富啊!”“同时,要切实保障工人农民个人的民主权利,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不但应该使每个车间主任､生产队长对生产负责任,想办法,而且一定要使每个工人农民都对生产负责任､想办法｡”{24}这一论述非常重要,它在很大程度上预示着今后的经济发展有赖于体制的改革｡在1980年的一次讲话中,他强调:“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25}这些话虽然是针对政治制度而言的,但对经济制度的变迁同样适用｡
从根本上来说,我国的农业发展有赖于市场经济的完善,它同维护农民的基本权益､培育农民的市场经济理性､建立健全公平规范的市场竞争制度密不可分｡而在本文所分析的两份资料中,这些重要的思想因素,都有不同程度的显示｡对民众经济思想的忽略和压制,是计划经济时期农业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这给后人留下的有益启示是:在确定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和具体政策时,必须重视经济行为主体的意愿和利益｡
注释:
① 钟祥财:《经济思想的含义及其史的写法》,《经济研究》2004年第10期｡
② 李占才:《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88页｡
③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思想史的写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
④⑥ 高化民:《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年版,第351､385页｡
⑤ 李云河:《“专管制”和“包产到户”是解决社内主要矛盾的好办法》,《浙江日报》1957年1月27日｡
⑦{12} 卢跃刚:《大国寡民》,中国电影出版社1998年版,第489-500､515页｡
⑧ 卢跃刚:《一篇文章与一个农民》,载《老照片》,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39-40页｡
⑨⑩{11} 雷颐:《令人震惊的“一叶知秋”》,载林大中主编《九十年代文存1990—2000》(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7､147-148､144页｡
{13} 中共永嘉县委党史研究室等:《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浙江省永嘉县包产到户的实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
{14}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7页｡
{15}{16}{17} 曹利群:《“三农问题”:被理论和市场遗忘的角落——对温铁军先生学术观点的质疑》,载梁正等编《中国十位著名经济学家批判》,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239､240､240页｡
{18}{19}{20}{21} 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8､29､47､69页｡
{22}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05页｡
{23}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页｡
{24}{25}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233页｡
(责任编辑张卫东)
关键词:民众意识;农业思想;经济理性;制度缺陷
中图分类号:K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06)12-0082-05
在新中国农业思想的发展史上,党和政府领导人的决策思想无疑占据主要的地位,经济学家所从事的理论研究亦是重要的考察内容｡在回顾整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业史实时,笔者发现了两份宝贵的思想资料,其中所体现的民众意识,也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
我在近年的一篇论文中,曾就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范围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我认为:“1､由政府决策者或社会政治家､哲学家等提出的经济主张;2､由专业学者提出的经济学理论;3､存在于社会公众之中的经济观念｡这三部分的资料构成了经济思想史所要加以考察的对象｡”①这种观点也是其他学者所主张的｡如关于民众思想的价值,李占才指出:“无论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经济思想,还是经济理论工作者的经济思想,只有被民众真正领会､接受,才能发挥实际作用｡以民众为主体的社会经济思潮,既反映了经济活动潮流,又表达了民众对付各种经济活动的因应心态……任何经济活动,最终总是民众的活动｡民众的思潮,直接影响着民众参加的经济活动和经济生活｡因此,研究经济思想史,不可不考察民众为主体的社会经济思潮｡”②葛兆光说:“过去的思想史是悬浮在一般思想水准之上的‘精英思想史’”,“过去的思想史只是思想家的思想史或经典的思想史,可是我们应当注意到人们生活的实际的世界中,还有一种近乎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作为底色或基石而存在,这种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真正在人们判断､解释､处理面前世界中起着作用,因此,似乎在精英或经典的思想与普通的社会和生活之间,还有一个‘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而这个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延续,也构成了一个思想的历史过程,因此它也应当在思想史的视野中”③｡这些共识提供了本文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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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要介绍和分析的资料,一份是1957年李云河论包产到户的文章,另一份是1962年杨伟名等人就农业问题发出的信函｡
包产到户是由中国农村的基层干部群众创造的生产形式,最初出现于50年代中期,其中“最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意义的,是浙江省永嘉县,这是全国县级党委第一个支持包产到户的④｡”但是人们对这一新生事物的看法是不同的｡1956年4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生产组和社员都应该“包工包产”》｡虽然文章作者对这种生产组织形式心里不是很有底(署名“何成”就有询问之意),但文章毕竟突破了当时‘生产组和社员不可以包工包产’的禁区”｡有人存有疑虑,有人则认为这是一种倒退｡1956年11月19日,温州地委机关报《浙南大众报》发表了力禾的《“包产到户”做法究竟好不好?》和本报评论员《不能采取倒退的做法》的文章｡文章认为:永嘉县搞包产到户,是“在生产方式上”,“从集体经营退到分散经营｡”而最早对包产到户表示明确支持的则是当时浙江省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
李云河在公开发表的文章⑤中,开门见山地写道:“‘个人专管制’和‘包产到户’的做法,除去某些同志赞同并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商讨意见以外,很多同志都‘骂’包产到户不好,有的地方已经骂臭了”,而本人“对这个问题却有不同的看法”,“认为这个办法是有效地提高社内生产力的先进办法”｡其理由是:第一,实行“专管制”和“包产到户”是为了补充集体劳动的不足｡按照社内条件和统一领导的可能,采取“集体劳动”的很好“补充”｡“这样搞不但不会损害社员的社会主义生产积极性,而且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利用率,能够使原来的还在个体经济阶段的劳动的主动性､细致性和现在集体的优越性很好地结合起来,为合作社的生产服务,使集体劳动完满无缺｡”它可以克服“天天集体,事事集体”,把整个时间和精力经常“集体”在一个地方,容易造成窝工浪费的现象｡“这个办法完全符合党中央和毛主席‘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的精神｡”第二,实行“专管制”和“包产到户”绝不会使合作社变质,根本不是“拉倒车”｡因为没有改变所有制;因为生产仍然是在社和队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因为合作社更能具体的实行“按劳取酬,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谁劳动得好谁就分配多,谁的收入就多｡同时,劳动得好坏,是以产量来做鉴定的｡“产”多记工就多报酬就高｡因此,它与单干有本质的区别｡第三,实行“专管制”和包产到户,在没有实现机械化以前,即还处在手工劳动､畜力耕种阶段,是调动社员生产积极性和发展生产的好办法｡它能满足复杂的农事需要｡这一点已被永嘉县燎原社的实践所证明｡因此,拉着架子等机器是不行的,而且是消极的｡
李云河的文章刊登以后,广大农民感到松了一口气｡但不久就受到上级的批评,李云河被迫在报纸上公开进行检讨,随即,在温州全区､浙江全省以致全国对李云河进行了公开的点名批判｡李云河被定为“手持双刀大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被开除党籍,撤消一切职务,工资由15级降为19级,下放工厂劳动改造｡不仅如此,“永嘉县的农民因搞‘包产到户’,被批判者不知其数,被关被判刑者有20多人(中农徐适存被判刑20年,死于监牢)｡”⑥
再来看第二份资料｡
众所周知,由于决策失误,我国农业生产在60年代初遇到了严重困难,邓子恢等人的正确意见不仅没有得到采纳,反而遭到严厉的批判｡在这种情况下,身处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基层干部鉴于问题的严重性,毅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1962年5月,陕西户县城关公社三位农民(大队会计杨伟名､大队党支部书记贾生财和大队长赵振离)联名写了《当前形势怀感》(亦名《一叶知秋》)⑦一文,对当时农村工作中的急躁冒进提出了直率的批评纠正意见｡他们指出:“目前我们已经承认‘困难是十分严重的’｡而‘严重’的程度究竟如何呢?就农村而言,如果拿合作化前和现在比,使人感到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颂歌,生产凋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代替了昔日的景象繁荣｡”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杨伟名等人分析说:“我们的国家是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在这个既穷又白的薄弱基础上,由1949年解放起到1955年合作化为止,仅只六年左右的时间,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建设任务,就真的完成了吗?答复是否定的｡并且要在短短的六年时间内,把一个具有六亿人的落后的农业国家,建设成新民主主义的强大工业国,无论如何是不能想象的事”,“有人曾经说过: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要当两步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那么如果说,我们第一步没有走好,第二步怎么会走好呢?”为了切实扭转这一局面,他们明确主张实施“退”的战略:“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把当年撤离延安的果断精神,尽速的应用于当前形势,诸如一类物资自由市场的开放,中小型工商业以‘节制’代替‘改造’,农业方面采取‘集体’与‘单干’听凭群众自愿等,都是可以大胆考虑的”,“几年来,我们是朝着退的方向做的,并且收到效果｡不过还未到家,应该进一步就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方向方针作全面彻底的调整,直到克服困难而后止｡”关于农业的生产组织形式,杨伟名等人明确表示:“近来农村中不断有‘恢复单干’的传说,这种传说我们不能认为是‘别有用心’者的造谣,说它是目前农民群众单干思想倾向的反映,则是比较妥当的｡”在他们看来,“‘分田到户’,不是要求一律单干,而是愿意单干者,可以允许,愿集体者可以另行自愿结合,这样集体与单干两种形式,同时并存｡估计这样皆因出于个人自愿,生产是会搞好的……农业合作化以来,生产所以停滞不前,在一定程度上,与当初多数不是出于真正自愿有关｡”“农业方面,按照集体､单干,听凭群众自愿的原则｡这是养鸡取蛋,有别于杀鸡取蛋,这是釜底抽薪,有别于扬汤止沸,这是根本之道,有别于治标之法,这是我们要退的终点｡”
不仅如此,杨伟名等人的“怀感”还涉及到两个重要的相关问题｡其一,必须提高决策的民主性｡他们写道:“我们是人民民主的国家,就人民民主而言,我们的民主是百分之百的不折不扣的民主｡我们的民主是通过高度民意集中,体现出真正的民主,因之民主与集中,两者是互相关联表里为一的｡不能当成两个对立的东西去看待它!”“当群众意志与现行政策哪怕是当时正在特别强调执行的政策发生矛盾时,必须保证群众意志尽快的向上集中,从而让现行政策中,可能存在的偏差,及时得到纠正……进而言之,群众的意志如果停于下,则作为制定国家政策的泉源,就会竭于上”;其二,应该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性｡他们提出:“按说新民主主义建设需要二三十年,由新民主主义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一个长期的转化过程,又需要二三十年,由此看来,像我们过去所做的显然是拔苗助长,违反了客观规律｡”“新民主主义建设任务,有的同志说:三座大山推倒,革命政权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任务就算完成了,从此以后,就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了,我觉得这中间不存在什么问题,就以第七节中所提的新民主主义建设任务说成是社会主义初期建设任务,也是可以的｡”
杨伟名等人的文稿当时分别寄给了有关方面,受到了一定的重视⑧｡但毛泽东作出了否定的表态｡时任陕西省委书记的赵伯平在10月27日省委三届五次(扩大)会议上传达说:“主席批评了户县城关公社三个党员的来信｡信中有一句话,‘一叶知秋,异地皆然’｡主席说,一叶知秋,也可以知冬,更重要的是知春､知夏……任何一个阶段都讲自己有希望｡户县城关公社写信的同志也讲希望,他们讲单干希望……主席问户县三个党员的来信回答了没有?共产党员在这些问题上不能无动于衷｡”⑨据此,有关几方作出了结论:“这是一个名目张胆的､比较系统的､要求资本主义复辟的反动纲领｡”“是资本主义自发的要求在党内比较完整､系统的反映”,“集中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来党内机会主义的观点和主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恢复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纲领”⑩｡随之而来的是对他们的种种迫害,其中杨伟名在“文革”中不堪批斗之辱,服毒自尽,1979年6月被平反昭雪｡
二
对以上两份史料,其他学科的研究者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如雷颐认为:“陕西户县城关公社三位农民在1962年5月所写的《当前形势怀感》(亦名《一叶知秋》)一文,其理论水平之高､对当时形势分析判断之透彻､所开“处方”之准确,读后确令人震惊｡”{11}卢跃刚说:“民族精神,往往不是一群人的简单集合,而是一桶水与粮食发酵后酿出的一杯酒,而是众多矿石冶炼出的一块钢坯｡顾准如是,杨伟名如是｡”{12} 而李云河当年所极力推崇的生产形式已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的起源{13}｡笔者同意他们的看法,并想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进行一番考察｡
邓小平在总结新中国成立至“文革”结束这一段历史时期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时说:“1949年取得全国政权后,解放了生产力,土地改革把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生产力解放出来了｡但是解放了生产力以后,如何发展生产力,这件事做得不好｡主要是太急,政策偏‘左’,结果不但生产力没有顺利发展,反而受到了阻碍｡1957年开始,我们犯了‘左’的错误,政治上的‘左’导致了1958年经济上搞‘大跃进’,使生产遭到很大破坏,人民生活很困难｡1959､1960､1961年三年非常困难,人民饭都吃不饱,更不要说别的了｡1962年开始好起来,逐步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但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结果1966年开始搞‘文化大革命’,搞了10年,这是一场大灾难｡”{14}以此来看这两份资料,不难发现李云河､杨伟名等人对当时农业问题的察觉是及时的,所作分析和提出的建议也是正确的｡
李云河之所以公开支持包产到户,主要基于两条:其一,这种生产组织形式是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而且是促进农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举措;其二,由于“更能具体的实行‘按劳取酬,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谁劳动得好谁就分配多,谁的收入就多｡同时,劳动得好坏,是以产量来做鉴定的｡‘产’多记工就多报酬就高”,所以包产到户能有力地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这种观点强调了收入分配对劳动生产的激励作用,从操作层面提供了发展农业生产力的可行途径｡杨伟名等人的信件同样指出了指导思想的急于求成所导致的后果｡他们清醒地意识到:“要在短短的六年时间内,把一个具有六亿人的落后的农业国家,建设成新民主主义的强大工业国,无论如何是不能想象的事”,因此,他们主张实行“退”的战略,“农业方面,按照集体､单干,听凭群众自愿的原则”,以走出“民怨沸腾”,“生产凋零”的困境｡
得出这样的结论,除了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维护农民切身利益的思想动机之外,最深刻的原因在于他们的经济理性｡以往的经济学研究,较少从经济理性的角度分析农民的思想,这种情况现在有了改观｡一方面,国外文献已有相关的论述｡例如,蔡亚诺夫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在《农民经济组织》一书中认为:虽然小农家庭和资本主义农场在经营方式上各有特点,因而不能利用完整的成本收益数据进行利润最大化的计算,“但是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一点上农户和农场完全相同”{15};又如,“Schultz以农户采用新技术的例子驳斥了所谓农民非理性的观点｡如果单独考虑增加产量,农民拒绝采用新技术是非理性行为｡但是,考虑到新技术带来更大的风险,以及产量增加不一定带来收入增加,那么,农民[拒绝采用新技术]的行为就是理性的”{16};再如,在《华北地区的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等书中,黄宗智提出了中国农业“内卷化生产”的概念,其含义是“由于劳动力在农业之外基本上没有其他的盈利机会,市场上劳动力的机会成本很低,甚至接近于零｡所以,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劳动力的投入会一直到劳动力的边际产出接近于零时才能实现均衡｡这种情况下的劳动力投入,是明显地增加了｡劳动力过密,维系了农产品的低成本和高商品率｡内卷化生产恰好是农民理性选择的结果”{17}｡
另一方面,林毅夫对中国农业经济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他认为在1956年以前的合作化运动中,自愿原则得到了遵守,但后来,“公社成员的资格变成了强制性的,从一个合作社退出的权力被剥夺,合作化的这种强制性质在危机后仍然保留了下来”{18}｡他指出:“从博弈论的观点来看,退社自由权利的剥夺对合作社的激励结构具有显著影响｡当一个合作社是以自愿原则为基础组织的时候,在每个生产周期结束时,一个合作社的成员可以决定他们在下一个周期是否还参加合作社｡如果他发现成为合作社的成员景况会更好,他将保留他的成员资格;否则,他将从合作社中退出｡”{19}而缺乏退出保护造成生产效益低下,这就是导致农业衰退的根本原因｡他进一步指出,70年代我国农村改革的成功,就在于提供了有效的激励机制,“家庭责任制是在农民中间作出的,它最初并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的承认与赞许｡它经由农民自己的努力而形成,且由于它的成就而遍及其他地方;它不像过去30年所发生的许多其他制度变迁那样是由中央政府所强制推行的｡简言之,中国农业的制度转变不是按任何个人意愿来实现的,而是对相应的潜在经济力量所作出的自发演进｡”{20}这表明:“现代经济学中关于人的理性行为的逻辑,可用于理解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人的行为｡”{21}
在李云河的文章和杨伟名等人的信件中,这种经济理性有清楚的表述｡如李云河认为:包产到户“不但不会损害社员的社会主义生产积极性,而且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利用率,能够使原来的还在个体经济阶段的劳动的主动性､细致性和现在集体的优越性很好地结合起来,为合作社的生产服务,使集体劳动完满无缺｡”它可以克服“天天集体,事事集体”,把整个时间和精力经常“集体”在一个地方,容易造成窝工浪费的现象｡杨伟名等人解释说:“‘分田到户’,不是要求一律单干,而是愿意单干者,可以允许,愿集体者可以另行自愿结合,这样集体与单干两种形式,同时并存｡估计这样皆因出于个人自愿,生产是会搞好的……农业合作化以来,生产所以停滞不前,在一定程度上,与当初多数不是出于真正自愿有关｡”这意味着违反农民意愿的现象早在农业合作化时期就出现了｡那么,为什么这种情况得不到及时发现和纠正?或者说,妨碍农业政策作出迅速而有益的调整的制度因素是什么?
应当说,五六十年代我国经济建设的急躁冒进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如严峻的国际政治环境,急于赶超工业国的民族抱负,以及领导人重视精神､忽略物质的思维方式｡毛泽东曾不点名地批评梁漱溟说:“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末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要施这个最大的仁政,就要有牺牲,就要用钱,就要多收些农业税”｡{22}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就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发表读后感想,其中强调:“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要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23}显然,这对以剥夺农业为代价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制定具有直接影响｡
相比之下,最主要的是经济决策的制度缺陷｡对于这一点,杨伟名等人的分析十分深刻｡他们指出:人民民主的国家应当实行真正的民主,“当群众意志与现行政策哪怕是当时正在特别强调执行的政策发生矛盾时,必须保证群众意志尽快的向上集中,从而让现行政策中,可能存在的偏差,及时得到纠正……进而言之,群众的意志如果停于下,则作为制定国家政策的泉源,就会竭于上”｡在经济学意义上,这段话不仅是对经济民主权利的诉求,而且蕴含着这样的意思:政府要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制度服务,而不是替代经济行为主体的决策｡如此深刻的见解,产生在计划经济时期的农村基层,是非常可贵的｡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一个生产队有了经营自主权,一小块地没有种上东西,一小片水面没有利用起来搞养殖业,社员和干部就要睡不着觉,就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全国几十万个企业,几百万个生产队都开动脑筋,能够增加多少财富啊!”“同时,要切实保障工人农民个人的民主权利,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不但应该使每个车间主任､生产队长对生产负责任,想办法,而且一定要使每个工人农民都对生产负责任､想办法｡”{24}这一论述非常重要,它在很大程度上预示着今后的经济发展有赖于体制的改革｡在1980年的一次讲话中,他强调:“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25}这些话虽然是针对政治制度而言的,但对经济制度的变迁同样适用｡
从根本上来说,我国的农业发展有赖于市场经济的完善,它同维护农民的基本权益､培育农民的市场经济理性､建立健全公平规范的市场竞争制度密不可分｡而在本文所分析的两份资料中,这些重要的思想因素,都有不同程度的显示｡对民众经济思想的忽略和压制,是计划经济时期农业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这给后人留下的有益启示是:在确定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和具体政策时,必须重视经济行为主体的意愿和利益｡
注释:
① 钟祥财:《经济思想的含义及其史的写法》,《经济研究》2004年第10期｡
② 李占才:《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88页｡
③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思想史的写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
④⑥ 高化民:《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年版,第351､385页｡
⑤ 李云河:《“专管制”和“包产到户”是解决社内主要矛盾的好办法》,《浙江日报》1957年1月27日｡
⑦{12} 卢跃刚:《大国寡民》,中国电影出版社1998年版,第489-500､515页｡
⑧ 卢跃刚:《一篇文章与一个农民》,载《老照片》,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39-40页｡
⑨⑩{11} 雷颐:《令人震惊的“一叶知秋”》,载林大中主编《九十年代文存1990—2000》(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7､147-148､144页｡
{13} 中共永嘉县委党史研究室等:《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浙江省永嘉县包产到户的实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
{14}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7页｡
{15}{16}{17} 曹利群:《“三农问题”:被理论和市场遗忘的角落——对温铁军先生学术观点的质疑》,载梁正等编《中国十位著名经济学家批判》,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239､240､240页｡
{18}{19}{20}{21} 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8､29､47､69页｡
{22}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05页｡
{23}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页｡
{24}{25}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233页｡
(责任编辑张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