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已近尾声,美国政府网站上最近发表的有关危机的文章标题前都要加个“后”字,我们中国的研究者现在也应当转变思维,要对中国的发展战略进行“后危机时代”式的厘清和整理,并主要探讨三个问题:(1)“后危机时代”开始时中国在全球化中的地位发生了那些变化?(2)在30年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的发展战略特别是在对外经济关系中有无政策偏差?(3)怎样在“后危机时代”找到一个有效改善以往不良经济发展模式的政策支点? 　　
　　在本轮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已成了最大的赢家。在美欧日等重要经济体普遍陷入经济衰退时,中国却能以超过8%的GDP增速率先实现经济复苏,中国以仅仅占全球GDP不足8%的份额成了全球反危机的经济拉动力量。为什么中国能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其原因大体有二:一是中国有一个任何国家都难以比拟的经济增长双动力系统,即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增长都是由市场驱动的,而中国经济则是由市场和政府共同驱动的,党政共管、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齐抓经济并且握有足够的资源来给经济添加动力,这是中国经济能在反危机竞赛中率先复苏的“最大秘密”。二是中国银行系统经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考验通过不良资产剥离财务重组股份制改造上市融资等一系列内部改革及外部监管环境的改进已成了世界上最健康及握有最充裕流动性的金融服务系统,仅在2009年前9个月里中国的银行体系就能够在核心资本监管加强拨备覆盖率提高的条件下向经济体系注入了8.67万亿元人民币的流动性,这种信贷超速扩张尽管广遭诟病,但来自美欧日国家学者的质疑更多是带有酸酸的味道,因为这些经济体中的银行体系不是流动性枯竭就是机构缺少放款意愿,而且,它们的实体经济在危机背景下也很难出现充足的贷款需求。所以,中国的银行业也是中国经济率先复苏的最大功臣之一。总结中国的反危机经验也许还可以列举出许多,但威权政府和健康的银行体系是两个最关键因素。威权政府既能出台行之有效的政策又能自身创造投资供求,健康的银行体系既能提供充裕的流动性又能够掌控贷款超速扩张带来的相应风险,这是中国最值得自豪的两件法宝。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巨大伤害是外需严重萎缩,但2009年GDP能以8%以上的速度增长说明我们已较成功地用内需弥补了外需的不足,使中国经济总量有望在2009年成为超过日本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出口上成为超过德国的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并在金融方面出现巨大历史转折即由全球直接投资最大吸纳国转变为资本输出国。毫无疑问,挟2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金融市场上最大的玩家之一。　　
　　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中国目前要做的并不是沉浸在经济大国的盲目乐观情绪中,而应当用心反思中国在过去辉煌成长30年中我们到底存在哪些教训,与世界各先进经济体相比,我们在战略、体制、政策乃至人事上还有哪些短板和不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将本轮危机作为真正的加速发展和赶超机会。　　
　　任何国家的经济赶超过程首先都是学习和总结的过程,一个不虚心学习和不善于总结的民族注定是没有出息的。中国目前国泰民安政通人和,从国内条件说没有任何阻碍我们进行进行冷静思索的纷扰因素,因而我们可以首先对30年改革开放中的一些教训进行总结。我认为,中国在参与全球化的30年中最大的教训就是资源使用存在严重浪费或不经济现象,它具体表现为由企业盲目投资造成的重复建设、地方政府进行招商引资竞争中出现廉价出让资源、由于战略资源管理疏漏产生的稀缺资源(如稀土)低价出口以及各种体制原因技术原因共同推动的单位GDP能耗过高原材料成本过高等等方面。这些方面的浪费可以统统视作是实物要素浪费。除此之外,还有由金融体系低效率所造成的金融要素浪费,其具体表现为对内过剩流动性不能流向国家经济发展急需投资补充的产业行业方向上,对外巨额外汇储备对美元资产的过度投资依赖。我认为,矫正实物要素浪费和金融资源浪费就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核心内容。
　　我们很早就注意到中国经济金融体系过去多年存在的资源浪费问题,只是没有找到遏制浪费的有效办法,我想,其中的原因之一是没有对中国的资源浪费进行明晰分类并采取差异对策,而仅仅以大而化之的一般号召来应对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严重资源浪费局面,其结果必然事倍而功半。细想中国的资源浪费似乎可概括为三大主因:(1)体制或制度型;(2)政策不当型;(3)管理疏漏型。宏观层面的浪费不外是这三种类型,体制或制度型资源浪费要靠深化改革来解决因而是中长期任务,而政策和管理型资源浪费则完全可以用中短期的政策调整和管理改进来达到矫正目的。在资源浪费分析中还应当引入一种思考办法,那就是分清内部浪费和外部浪费。从封闭角度考察,一种资源的浪费不管是由于定价原因还是由于管理上的原因,供需双方的交易完成及资源损耗仅限于经济体系内部可称之为内部资源浪费;而在对外经济活动中一旦出现资源低价输出或大幅度利益损失性资源流出的状况,我们就可以称之为外部资源浪费。从经济爱国主义角度说,内部资源浪费由物质不灭能量守恒定律决定,一个环节上的交易利益受损形成的派生国民收入总还是要在体系内循环,任何环节上的交易受益方都是吾国吾民,从某种意义上说,内部资源浪费好像还不能说是纯粹的资源浪费,而外部资源浪费是把本国的资源低价出让是纯粹的利益输出或补贴外流,对吾国吾民不产生任何实际利益,因此应成为中国目前矫正资源浪费行为的主要着眼点。
　　在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过去30年中,中国在对外资源浪费方面有过无数的经验教训。在改革开放早期的各地区招商引资竞赛中,中国各级地方政府都在拼命出台优惠政策,优惠政策又集中反映在低价出让土地资源和税费减免方面,这造成了大量的利益损失。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对中国特有的战略性资源如稀土矿,许多地方政府为发展本地经济在很多年前就以各种形式同外商签订协议,用很低价格将这一能形成中国独特供应优势的战略资源卖给了美日欧等国的企业。邓小平当年曾自豪地说:“中东有石油,我们有稀土”。他老人家如此看重稀土,但我们各地的败家子们却稀里糊涂地把这种中国特有的战略资源以萝卜白菜的价格卖给了我们的经济政治竞争对手,且中央政府一直未出台有力的管制政策来制止这些对外资源浪费行为,这的确让人痛心。现在,中国生产要素的超低价格似乎是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但外商并不这样看,如世界造船第一大国韩国瞄准中国北方沿海的海岸线资源劳动力资源和超低造船钢板价格,在山东辽宁等北方海域大量建船壳制造厂,规避钢材出关税将船壳运回国内进行进一步加工组装获取高附加值,直接影响中国造船业的国际市场份额。韩国的这类企业认为中国很傻,因为中国至今还未出台有针对性的相关关税政策来遏止这种资源“掠夺”行为。近些年来,有一句流行语说中国“买啥啥贵,卖啥啥贱”,从这句话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在对外经济关系中不仅存在管理上的疏漏,而且还存在着致命的政策偏差。这个偏差的根源就在于人民币币值太低,我们的汇率政策太保守。
　　 一般情况,单一产品或个别产品并不能产生“买啥啥贵,卖啥啥贱”的普遍效果,只有能对总供求状况产生影响的宏观政策参数才会产生这类宏观经济影响,所以,在可贸易商品交易领域,能产生“买啥啥贵,卖啥啥贱”效果的政策工具只有汇率。
　　 人民币近年来一直存在币值低估问题。这既可用购买力平价原理来验证,也可以用生产要素价格比较的直观方式获得结论。本轮金融危机使得中国外需严重萎缩,去年下半年沿海省份也出现外贸品生产企业的大面积停工停产甚至破产倒闭等等,而且最糟时期中国的暂时失业人口总数曾达2300万。现在,外需刚见回升,外贸出口环比指数稍见增长,在经济复苏基础尚不稳定之时谈论人民币币值低估似乎有不合时宜之嫌。但任何国家货币币值的高低是一个可进行宏观度量的科学问题,它不取决于任何政策需要或服务于政治社会目标。在过去30年中,我国出口商品定价过低已造成了资源廉价出让的状况,在当前后危机时代,我认为中国应当重新确定自身在本轮全球化中的位置,应当从珍惜资源的角度慎重选择我国的汇率政策和对外经济管理政策。尽量减少经济发展中的资源浪费,降低一切对外经济关系中的利益损失,这应当成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项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