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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中年，过去的好多事慢慢地淡忘了。但是，童年的一些事，记忆总是那么深刻，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模糊……
黑房子
小时候，我家是一个有老房子的四合院。院子的大门朝东开。院子里有上房、书房、角房。南面的房子属于我家，北面的房子属于三奶奶家。上房是两家共有的，作为库房。南书房是奶奶的卧室，也是客厅。角房是父母的卧室，也是我家的厨房。
屋子里面特别黑，墙壁是黑乎乎的，房顶是黑乎乎的，靠墙对着门有一个黑乎乎的方桌，地中央有一个泥墩子（后来才知道那是土炉子）。大白天从外面进去，猛然间什么都看不见，得过好一会儿才能看见屋子里的东西。父母的房间更是黑得吓人，我从来不敢一个人进去，只有奶奶去做饭时我才跟着进去。
晚上，奶奶的屋里总会有一盏煤油灯亮着。我们姐弟三人总是喜欢和奶奶睡，我们规定，谁先抢进被窝谁就和奶奶睡，往往是因我先钻进奶奶的被窝而胜利告终。天气不好的时候，我们大多数时间都在奶奶的炕上嬉笑玩闹。
后来，在我上学的前一年，在左邻右舍的帮助下，我家重新修了房，是土木结构的，虽不是砖墙瓦顶，但总比那黑乎乎的房子好千百倍。
吃苹果
大概是在我四五岁时的一个冬天的下午，在院子里玩够了的我直接就冲进了奶奶的房间，只见一个看起来比父亲大好多的男人坐在方边上的椅子上，奶奶还是那样盘腿坐在炕沿上。见我进来，奶奶赶快让我叫那个男人“大佬”，我胆怯地叫了一声“大佬”，突然看见方桌上搁着几个又大又红的果子。
奶奶担心我打扰客人，打发我出去玩。我哪里舍得离开那几个果子呢，就站着没动。看我不走，他俩也不搭理我了，只顾自己聊天。我索性一屁股坐在了门槛上，眼睛一直盯着那几个苹果，不停地咽着口水。
终于，他俩想起我了，大佬看着我，指着果子问道：“认识吗？”我摇摇头。他说：“是苹果，想吃吗？”我点头。奶奶骂着：“馋鬼，去把你三奶奶家的哥哥姐姐和你的弟弟妹妹都叫来。”我一听奶奶发话了，一蹦三尺高，站门口就喊：“吃苹果了！奶奶让吃苹果啦！”一听有吃的东西，三奶奶家的四个孩子连同我的弟弟妹妹一个个跑来了，挤进了奶奶的卧室，高高矮矮地站了一地，都眼巴巴地看着桌子上的苹果。只见奶奶拿着切刀，把苹果对切，然后再平均分成两份，给我们每人递了一牙。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慢慢舔着，一点一点地咬着，嚼着，生怕掉下去一点点苹果渣。弟弟刚会走路，拿不稳东西，奶奶刚递给他一牙，就掉下去了，只见他赶快蹲下拾起来就往嘴里塞。奶奶喊着：“土，上面沾土了。”奶奶的声音还是没有弟弟的手快，他已经把苹果咽下去了。大佬赶快说道：“苹果核不能吃，苹果籽儿也别吃！”尽管他声如宏钟，吃得最慢的我还是把那苹果给全部嚼烂咽没了。奶奶不住地叨叨着：“这群馋死鬼！”哥哥姐姐们站在地上不动，我垫起脚尖一看，原来桌上还有两个苹果，奶奶骂开了：“尝了就行了，你们的爹妈还没吃呢。”我们只好走出奶奶的房间。
晚上，奶奶悄悄地把我们姐弟三个叫到她的卧室里，给每人递了一小牙苹果。煤油灯下，奶奶盘着腿坐在炕上，我在左边，妹妹在右边，弟弟坐在奶奶的腿上……
“艰难”的入学
1982年秋天，我5岁半了，虽然体弱消瘦，但我的个头比同龄孩子要高出半头。
到了开学的时候，邻居家的大哥哥背着新书包从我家门前经过，我看着眼热，就央求他也带我去上学，可无论我怎么恳求他，他就是不答应。最后实在不行了，只好拿出奶奶特意给我烙的葱花饼，他這才同意带上我。我偷偷地背上奶奶用来装针线的布袋子，屁颠屁颠地跟他上学去了。
到了学校才知道，原来上课时必须得坐得端端正正的，而且还不能想吃就吃，想喝就喝。可我实在渴得饿得受不了，下课后，我便偷偷跑回家吃喝去了。过了两三天，老师把父亲叫到学校一顿狠批，理由是没有看好我，任由一个5岁多的孩子在学校溜达，让父亲带我回家，还说明年再来吧。一听这话我可不干了，在老师跟前哭闹起来，老师见状哄我道：“回家好好学数数，等能数到100了再来。”这下我来精神了：“真的？”老师伸手和我拉勾：“真的！”这下我才抹抹脸上的泪水，跟着父亲回家了。
为了学数数，我求奶奶教我，可奶奶根本大字不识一个，她也数不了多少。我求父母，可他们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压根就没时间教我。没办法，我只有再去求邻居家的大哥哥，他可是个馋猫，提出的条件是每学三个数，我必须给他一个奶奶专门为我烙的葱花饼。为了能早点学会数数，我只好答应了他的条件。学到9时，他不教了，说要再加一个饼。为了学数数，我都好几天没吃葱花饼了，我终于站在大门外大哭起来。这个秘密就这样被父母发现了。晚上，父亲在煤油灯下教我数数，我发现数数其实是有规律的，很快我就能数到99了。父亲又教我，99后面就是100了。当我流利地数到100时，奶奶和父母亲不停地夸我，我那个高兴劲儿，别提有多美了。当我再提起上学的事儿时，父母亲摇头说不行，说我太小了，比其他孩子小两岁呢。任由我怎么哭闹，他俩就是不答应。就这样，我每天眼巴巴地看着邻居家的哥哥从家门前经过。
第二年秋天开学时，我在老师跟前流利地数完了100个数字，老师笑着点头同意了——我可以上学了。
新衣服
一年级时，因为我的学习成绩好，“六一”儿童节时被评为少先队员。站在领奖台上，老校长亲手给我戴上红领巾，心里那个美呀。
可是第二天我就发现，我们班有个女孩儿，扎两小辫，身穿白衬衣，佩戴红领巾，模样那么好看。尤其是她那件白衬衣，领口带有花边，胸前还有朵小花，穿在她身上太美了。那天，我的眼睛一直盯着她的白衬衫。
下午回家，我就给母亲说那小女孩的衬衫是如何的漂亮，再佩戴红领巾，模样有多么好，也要求母亲给我做一件。起初，母亲低着头一直没说话，我便摇她的胳膊。终于，母亲抬起头，红着眼睛说：“那你每天帮我打猪草，把猪仔喂大了，再卖了，等明年“六一”儿童节时妈妈给你做一件和她一摸一样的衬衫。如果你能考第一的话，我再给你买双白球鞋。”听了母亲的话，我高兴地又跳又叫。 于是，我每天放学回家后，要么提上竹筐，去离家不远的沟渠或是地埂上拔苣荬菜，因为母亲说，猪最爱吃苣荬菜，而且猪吃了苣荬菜長得快;要么我就拿着袋子爬到榆树上捋榆树叶，因为母亲说榆树叶晾干了，冬天掺到猪食里，猪吃了保证肥肥的。
我一把一把地拔苣荬菜，竹筐那么大，等拔满时，我就提不动了，经常都是父亲帮我提回家的。捋榆树叶不能把大袋子拿上树，我就先往小袋里装，小袋子捋满了再下树倒进大袋子，要把大袋子装满得这样上下树五六次。一大袋榆树叶可重了，还不到40斤的我（一次，跟母亲去磨面时，队里的会计帮我称的，说我不到40斤）无论如何也背不回家。这也常常是妈妈找到我，流着眼泪帮我背回家的。
第二年夏天，我家的猪仔长大了，父亲用架子车把它推到收购站卖了。这下，家里有钱了。母亲就扯了些白布，请裁缝大妈给我做了件领口有花边，胸前有朵小花，而且袖口也有花边的白衬衫，还给我买了一双白球鞋。
儿童节那天，我被评为“三好学生”，站在领奖台上，穿上新衣服、新鞋，脸上都快开花了。
糖萝卜
1982年，农业合作社解体了，包产到户。村民们分马分牛分骆驼，自己想种啥就可以种啥了。
父母特意在家门前的大地里留出一块小地，说是用来种菜。从那以后，母亲每年都要在那里种上茄子、辣椒、芹菜、菠菜、小白菜、土豆，奶奶总会找地种上糖萝卜。
每年九月到第二年三月，家里就有了储备的冬菜——土豆、白菜，还有母亲晒的干菜，腌制的咸菜，这足够我们吃了。四五月份有小白菜、菠菜，七八月有茄子、辣椒、西红柿。可是六月份时，虽然是大热天，地里却没有别的菜，只有糖萝卜。母亲便把糖萝卜叶子捋掉，剩下的茎干部分，用开水煮熟，再浇上醋，拌上辣椒面。整个六月份，几乎每天都有凉拌的糖萝卜茎干吃。
秋天时，奶奶把糖萝卜煮熟了再切片，晒干，就算是我们姐弟一年的零食了。每当奶奶给我们分发糖萝卜干时，调皮的弟弟乖了，爱说话的妹妹闭上了嘴巴，我们争先恐后地排好队，眼巴巴地瞅着奶奶，嘴里吧唧着口水……奶奶挨个儿每人发两块，此时奶奶总不忘了表扬我们：我学习成绩好，再给一块 ;妹妹勤快，再给一块;弟弟听话，再给一块。
冬天里，母亲总会给我们做糖萝卜丝吃，就是把洗净的糖萝卜切成丝，拌上面，再蒸熟。每次母亲做糖萝卜丝时，最怕冷的我是最勤快的，一次又一次地帮母亲倒洗菜水。妹妹老早就拿碗等着了。母亲给我们每人盛上一碗，大家吃着香甜的糖萝卜丝，只听见“吸溜、吸溜”的声音。
奶奶的小脚
至今，我清楚地记得奶奶六十多岁时的模样：花白的头发，时常把头发挽成一个纂儿，清瘦的脸庞，满脸的慈祥。她一直穿着灰色的大襟上衣，黑色的裤子，裤脚用布裹着。每天晚上睡觉前，她都要搓她那双变了形的“丑”脚：十个趾头全部跑脚心里去了，与其说是脚，还不如说那是两个肉疙瘩。
有一次，帮奶奶搓脚时，我不由得问起来：“奶奶，你的脚怎么和我的不一样呢，我的脚趾头全都看的见，而且伸得展展的，你的怎么全跑脚心去了？”
奶奶拍拍我的脑袋，笑笑：“傻孩子，我的奶奶怕我的脚长大，才给我裹成这样的。”
一听这话，我马上问：“裹脚时疼吗？”
奶奶的脸色变了：“疼哪，奶奶都哭得吃不下饭了。”
我可害怕了，问奶奶：“你不会把我的脚也裹住不让长大吧？”
奶奶笑了：“傻孩子，奶奶不会的。”
父母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晚上还经常去开会。根本就顾不上我们姐弟三人。于是，照顾我们三人任务和所有的家务都落在了奶奶的身上。
晚上，我们最好的去处就是坐在奶奶盘着的腿上。当然，这得白天表现好了才有资格，那就是听话，帮奶奶烧火。年龄最大的我有时也会耍点小聪明，明明干活最多的妹妹已经坐在奶奶的腿上了，我一句：“妈妈拿糖来了！”傻乎乎的妹妹便找妈妈去了。我便乘机坐上这“宝座”了。奶奶也不说破，任由我在她怀里哈哈大笑。等妹妹知道上当了，再回来哭闹时，奶奶则笑呵呵地让我俩都坐她腿上。
奶奶最喜欢我给她梳头了，她说我手轻，梳头不疼。有时我实在不想梳就故意弄疼她，奶奶便假装生气，用她的鞋子打我，而我就接过她的鞋，穿上就跑，还不忘回头给奶奶一个鬼脸。奶奶的脚比我的大不了多少，我穿着她的鞋也不怕丢掉。等我再来时，奶奶早就给我留了蜜枣，笑着看我呢。
四岁多那年，我的老毛病一如既往地在七月份又犯了：浑身都是脓包，还不时有脓渗出。父母这时又得忙着收割麦子，还要照顾比我更小的弟弟妹妹。照顾整天哭闹的我成了奶奶的头等大事。
离家两公里多的小药店里，奶奶和我是常客。记得那个医生老爷爷常说奶奶：“又是背着孩子走来的吗？你可真行，脚疼吗？”医生看完后，我的身上就会天天被奶奶抹上紫药水，还会有喝不完的药。邻居家的大哥哥一看到涂满药水的我就会大叫：“丑丫头！丑丫头！”我哭着跑回家，奶奶边给我擦眼泪，又不时的给自己擦眼睛。好在老天还是可怜我的，那年之后，我浑身的脓包好了，没有再犯，也没有留下疤痕。
然而岁月总不会随人的意志而转移，奶奶没有因为我的好成绩，也没有因为刚刚过上的好日子而长留于人世。1991年10月31日，我和往常一样放学以后飞快地回家，然后去奶奶房里看看。但是那天和往常不一样，奶奶没有在自己的房间里，只见大人们满脸的严肃，在奶奶的房间和上房里来回穿梭着。我赶紧跑到上房一看，奶奶的头和身体被一块黄布盖着，只有那双小脚露在外面……
时间就像是多功能筛子一般，筛出了残渣，漏掉了没用的，留下了最最宝贵的东西。童年有快乐，亦有悲伤，所幸的是，时间是最公平也是最有情的，给我留下了无比珍贵的记忆。
黑房子
小时候，我家是一个有老房子的四合院。院子的大门朝东开。院子里有上房、书房、角房。南面的房子属于我家，北面的房子属于三奶奶家。上房是两家共有的，作为库房。南书房是奶奶的卧室，也是客厅。角房是父母的卧室，也是我家的厨房。
屋子里面特别黑，墙壁是黑乎乎的，房顶是黑乎乎的，靠墙对着门有一个黑乎乎的方桌，地中央有一个泥墩子（后来才知道那是土炉子）。大白天从外面进去，猛然间什么都看不见，得过好一会儿才能看见屋子里的东西。父母的房间更是黑得吓人，我从来不敢一个人进去，只有奶奶去做饭时我才跟着进去。
晚上，奶奶的屋里总会有一盏煤油灯亮着。我们姐弟三人总是喜欢和奶奶睡，我们规定，谁先抢进被窝谁就和奶奶睡，往往是因我先钻进奶奶的被窝而胜利告终。天气不好的时候，我们大多数时间都在奶奶的炕上嬉笑玩闹。
后来，在我上学的前一年，在左邻右舍的帮助下，我家重新修了房，是土木结构的，虽不是砖墙瓦顶，但总比那黑乎乎的房子好千百倍。
吃苹果
大概是在我四五岁时的一个冬天的下午，在院子里玩够了的我直接就冲进了奶奶的房间，只见一个看起来比父亲大好多的男人坐在方边上的椅子上，奶奶还是那样盘腿坐在炕沿上。见我进来，奶奶赶快让我叫那个男人“大佬”，我胆怯地叫了一声“大佬”，突然看见方桌上搁着几个又大又红的果子。
奶奶担心我打扰客人，打发我出去玩。我哪里舍得离开那几个果子呢，就站着没动。看我不走，他俩也不搭理我了，只顾自己聊天。我索性一屁股坐在了门槛上，眼睛一直盯着那几个苹果，不停地咽着口水。
终于，他俩想起我了，大佬看着我，指着果子问道：“认识吗？”我摇摇头。他说：“是苹果，想吃吗？”我点头。奶奶骂着：“馋鬼，去把你三奶奶家的哥哥姐姐和你的弟弟妹妹都叫来。”我一听奶奶发话了，一蹦三尺高，站门口就喊：“吃苹果了！奶奶让吃苹果啦！”一听有吃的东西，三奶奶家的四个孩子连同我的弟弟妹妹一个个跑来了，挤进了奶奶的卧室，高高矮矮地站了一地，都眼巴巴地看着桌子上的苹果。只见奶奶拿着切刀，把苹果对切，然后再平均分成两份，给我们每人递了一牙。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慢慢舔着，一点一点地咬着，嚼着，生怕掉下去一点点苹果渣。弟弟刚会走路，拿不稳东西，奶奶刚递给他一牙，就掉下去了，只见他赶快蹲下拾起来就往嘴里塞。奶奶喊着：“土，上面沾土了。”奶奶的声音还是没有弟弟的手快，他已经把苹果咽下去了。大佬赶快说道：“苹果核不能吃，苹果籽儿也别吃！”尽管他声如宏钟，吃得最慢的我还是把那苹果给全部嚼烂咽没了。奶奶不住地叨叨着：“这群馋死鬼！”哥哥姐姐们站在地上不动，我垫起脚尖一看，原来桌上还有两个苹果，奶奶骂开了：“尝了就行了，你们的爹妈还没吃呢。”我们只好走出奶奶的房间。
晚上，奶奶悄悄地把我们姐弟三个叫到她的卧室里，给每人递了一小牙苹果。煤油灯下，奶奶盘着腿坐在炕上，我在左边，妹妹在右边，弟弟坐在奶奶的腿上……
“艰难”的入学
1982年秋天，我5岁半了，虽然体弱消瘦，但我的个头比同龄孩子要高出半头。
到了开学的时候，邻居家的大哥哥背着新书包从我家门前经过，我看着眼热，就央求他也带我去上学，可无论我怎么恳求他，他就是不答应。最后实在不行了，只好拿出奶奶特意给我烙的葱花饼，他這才同意带上我。我偷偷地背上奶奶用来装针线的布袋子，屁颠屁颠地跟他上学去了。
到了学校才知道，原来上课时必须得坐得端端正正的，而且还不能想吃就吃，想喝就喝。可我实在渴得饿得受不了，下课后，我便偷偷跑回家吃喝去了。过了两三天，老师把父亲叫到学校一顿狠批，理由是没有看好我，任由一个5岁多的孩子在学校溜达，让父亲带我回家，还说明年再来吧。一听这话我可不干了，在老师跟前哭闹起来，老师见状哄我道：“回家好好学数数，等能数到100了再来。”这下我来精神了：“真的？”老师伸手和我拉勾：“真的！”这下我才抹抹脸上的泪水，跟着父亲回家了。
为了学数数，我求奶奶教我，可奶奶根本大字不识一个，她也数不了多少。我求父母，可他们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压根就没时间教我。没办法，我只有再去求邻居家的大哥哥，他可是个馋猫，提出的条件是每学三个数，我必须给他一个奶奶专门为我烙的葱花饼。为了能早点学会数数，我只好答应了他的条件。学到9时，他不教了，说要再加一个饼。为了学数数，我都好几天没吃葱花饼了，我终于站在大门外大哭起来。这个秘密就这样被父母发现了。晚上，父亲在煤油灯下教我数数，我发现数数其实是有规律的，很快我就能数到99了。父亲又教我，99后面就是100了。当我流利地数到100时，奶奶和父母亲不停地夸我，我那个高兴劲儿，别提有多美了。当我再提起上学的事儿时，父母亲摇头说不行，说我太小了，比其他孩子小两岁呢。任由我怎么哭闹，他俩就是不答应。就这样，我每天眼巴巴地看着邻居家的哥哥从家门前经过。
第二年秋天开学时，我在老师跟前流利地数完了100个数字，老师笑着点头同意了——我可以上学了。
新衣服
一年级时，因为我的学习成绩好，“六一”儿童节时被评为少先队员。站在领奖台上，老校长亲手给我戴上红领巾，心里那个美呀。
可是第二天我就发现，我们班有个女孩儿，扎两小辫，身穿白衬衣，佩戴红领巾，模样那么好看。尤其是她那件白衬衣，领口带有花边，胸前还有朵小花，穿在她身上太美了。那天，我的眼睛一直盯着她的白衬衫。
下午回家，我就给母亲说那小女孩的衬衫是如何的漂亮，再佩戴红领巾，模样有多么好，也要求母亲给我做一件。起初，母亲低着头一直没说话，我便摇她的胳膊。终于，母亲抬起头，红着眼睛说：“那你每天帮我打猪草，把猪仔喂大了，再卖了，等明年“六一”儿童节时妈妈给你做一件和她一摸一样的衬衫。如果你能考第一的话，我再给你买双白球鞋。”听了母亲的话，我高兴地又跳又叫。 于是，我每天放学回家后，要么提上竹筐，去离家不远的沟渠或是地埂上拔苣荬菜，因为母亲说，猪最爱吃苣荬菜，而且猪吃了苣荬菜長得快;要么我就拿着袋子爬到榆树上捋榆树叶，因为母亲说榆树叶晾干了，冬天掺到猪食里，猪吃了保证肥肥的。
我一把一把地拔苣荬菜，竹筐那么大，等拔满时，我就提不动了，经常都是父亲帮我提回家的。捋榆树叶不能把大袋子拿上树，我就先往小袋里装，小袋子捋满了再下树倒进大袋子，要把大袋子装满得这样上下树五六次。一大袋榆树叶可重了，还不到40斤的我（一次，跟母亲去磨面时，队里的会计帮我称的，说我不到40斤）无论如何也背不回家。这也常常是妈妈找到我，流着眼泪帮我背回家的。
第二年夏天，我家的猪仔长大了，父亲用架子车把它推到收购站卖了。这下，家里有钱了。母亲就扯了些白布，请裁缝大妈给我做了件领口有花边，胸前有朵小花，而且袖口也有花边的白衬衫，还给我买了一双白球鞋。
儿童节那天，我被评为“三好学生”，站在领奖台上，穿上新衣服、新鞋，脸上都快开花了。
糖萝卜
1982年，农业合作社解体了，包产到户。村民们分马分牛分骆驼，自己想种啥就可以种啥了。
父母特意在家门前的大地里留出一块小地，说是用来种菜。从那以后，母亲每年都要在那里种上茄子、辣椒、芹菜、菠菜、小白菜、土豆，奶奶总会找地种上糖萝卜。
每年九月到第二年三月，家里就有了储备的冬菜——土豆、白菜，还有母亲晒的干菜，腌制的咸菜，这足够我们吃了。四五月份有小白菜、菠菜，七八月有茄子、辣椒、西红柿。可是六月份时，虽然是大热天，地里却没有别的菜，只有糖萝卜。母亲便把糖萝卜叶子捋掉，剩下的茎干部分，用开水煮熟，再浇上醋，拌上辣椒面。整个六月份，几乎每天都有凉拌的糖萝卜茎干吃。
秋天时，奶奶把糖萝卜煮熟了再切片，晒干，就算是我们姐弟一年的零食了。每当奶奶给我们分发糖萝卜干时，调皮的弟弟乖了，爱说话的妹妹闭上了嘴巴，我们争先恐后地排好队，眼巴巴地瞅着奶奶，嘴里吧唧着口水……奶奶挨个儿每人发两块，此时奶奶总不忘了表扬我们：我学习成绩好，再给一块 ;妹妹勤快，再给一块;弟弟听话，再给一块。
冬天里，母亲总会给我们做糖萝卜丝吃，就是把洗净的糖萝卜切成丝，拌上面，再蒸熟。每次母亲做糖萝卜丝时，最怕冷的我是最勤快的，一次又一次地帮母亲倒洗菜水。妹妹老早就拿碗等着了。母亲给我们每人盛上一碗，大家吃着香甜的糖萝卜丝，只听见“吸溜、吸溜”的声音。
奶奶的小脚
至今，我清楚地记得奶奶六十多岁时的模样：花白的头发，时常把头发挽成一个纂儿，清瘦的脸庞，满脸的慈祥。她一直穿着灰色的大襟上衣，黑色的裤子，裤脚用布裹着。每天晚上睡觉前，她都要搓她那双变了形的“丑”脚：十个趾头全部跑脚心里去了，与其说是脚，还不如说那是两个肉疙瘩。
有一次，帮奶奶搓脚时，我不由得问起来：“奶奶，你的脚怎么和我的不一样呢，我的脚趾头全都看的见，而且伸得展展的，你的怎么全跑脚心去了？”
奶奶拍拍我的脑袋，笑笑：“傻孩子，我的奶奶怕我的脚长大，才给我裹成这样的。”
一听这话，我马上问：“裹脚时疼吗？”
奶奶的脸色变了：“疼哪，奶奶都哭得吃不下饭了。”
我可害怕了，问奶奶：“你不会把我的脚也裹住不让长大吧？”
奶奶笑了：“傻孩子，奶奶不会的。”
父母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晚上还经常去开会。根本就顾不上我们姐弟三人。于是，照顾我们三人任务和所有的家务都落在了奶奶的身上。
晚上，我们最好的去处就是坐在奶奶盘着的腿上。当然，这得白天表现好了才有资格，那就是听话，帮奶奶烧火。年龄最大的我有时也会耍点小聪明，明明干活最多的妹妹已经坐在奶奶的腿上了，我一句：“妈妈拿糖来了！”傻乎乎的妹妹便找妈妈去了。我便乘机坐上这“宝座”了。奶奶也不说破，任由我在她怀里哈哈大笑。等妹妹知道上当了，再回来哭闹时，奶奶则笑呵呵地让我俩都坐她腿上。
奶奶最喜欢我给她梳头了，她说我手轻，梳头不疼。有时我实在不想梳就故意弄疼她，奶奶便假装生气，用她的鞋子打我，而我就接过她的鞋，穿上就跑，还不忘回头给奶奶一个鬼脸。奶奶的脚比我的大不了多少，我穿着她的鞋也不怕丢掉。等我再来时，奶奶早就给我留了蜜枣，笑着看我呢。
四岁多那年，我的老毛病一如既往地在七月份又犯了：浑身都是脓包，还不时有脓渗出。父母这时又得忙着收割麦子，还要照顾比我更小的弟弟妹妹。照顾整天哭闹的我成了奶奶的头等大事。
离家两公里多的小药店里，奶奶和我是常客。记得那个医生老爷爷常说奶奶：“又是背着孩子走来的吗？你可真行，脚疼吗？”医生看完后，我的身上就会天天被奶奶抹上紫药水，还会有喝不完的药。邻居家的大哥哥一看到涂满药水的我就会大叫：“丑丫头！丑丫头！”我哭着跑回家，奶奶边给我擦眼泪，又不时的给自己擦眼睛。好在老天还是可怜我的，那年之后，我浑身的脓包好了，没有再犯，也没有留下疤痕。
然而岁月总不会随人的意志而转移，奶奶没有因为我的好成绩，也没有因为刚刚过上的好日子而长留于人世。1991年10月31日，我和往常一样放学以后飞快地回家，然后去奶奶房里看看。但是那天和往常不一样，奶奶没有在自己的房间里，只见大人们满脸的严肃，在奶奶的房间和上房里来回穿梭着。我赶紧跑到上房一看，奶奶的头和身体被一块黄布盖着，只有那双小脚露在外面……
时间就像是多功能筛子一般，筛出了残渣，漏掉了没用的，留下了最最宝贵的东西。童年有快乐，亦有悲伤，所幸的是，时间是最公平也是最有情的，给我留下了无比珍贵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