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们在描述婚姻现状时经常使用的词汇，叫作“离婚率”。 离婚率是反映某时期婚姻解体状况的一个敏感指标，也是正确评估婚姻和谐度与家庭离散趋势的重要依据。“一般离婚率”反映的是每1000对夫妇（通常以有偶女性人口代替）中的年离婚数，也称已婚人口离婚率。这个计算方法排除了不具离婚风险的儿童以及成年未婚、丧偶和离婚人口，而以该地区所有的已婚人口为基数，能较为准确地反映该地区某一时期婚姻解体的实际概率，是一个具有综合特征的离婚率测量指标。但由于已婚人口数只在人口普查的年份才能获得，因此不适宜作年統计。
通常我们所说的离婚率，其实应该是“粗离婚率”。“粗离婚率”的资料采集和计算方便，为国际社会所通用。《联合国人口統计年鉴》列出的各国资料都采用“粗离婚率”的计算方法。“粗离婚率”是指在一定时期内某地区离婚数与年平均人口之比，通常以千分率表示。由于在人口学研究领域被广泛使用，“粗离婚率”的“Crude”也常被省略而通称或约定俗成为“离婚率”。但是，在我国，最流行的統计方法则是“按当年办理离婚登记和结婚登记的百分比”，实际上这是“离结率”。
2012年6月，民政部公布的統计公报显示，“2011年共依法办理离婚手续的有287.4万对，增长7.3％，粗离婚率为2.13‰，比上年增加0.13个千分点。仅2012年第一季度，全国就有46.5万对夫妻劳燕分飞，平均每天有5000对夫妻离婚，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离婚率已超过1/3。
透过这些数字我们可以看到，2004年至2011年8年间，我国的离婚率逐年攀升，从2004年的1.18‰提高到2011年的2.13‰。离婚的绝对人口持续增长。这或多或少反映出当下中国婚姻的动荡与不稳定性。
在这样8年来持续攀升的离婚率中，呈现出以下特征：
首先，从离婚群体的年龄结构看，我国男女离婚时平均年龄分别从80年代初的男34.4岁和女31.2岁上升为男35.8岁和女33.2岁，分别提高了1.4岁和2岁。50岁以上的群体离婚率有所上扬。我国离婚人口似乎有从低龄向中龄过渡的趋势。
其次，从地域上看，新疆、四川等人口大省始终排在全国前几位，上海、北京分别在2000和2001年为全国第二，现在分别排序第7和第6。
再次，从性别来看，我国已婚女性人口表示愿意中止现存婚姻关系的比例远远高于男性。最高人民法院提供的资料显示，80年代以来经法院系統审理的全国离婚案件中，由女方提出离婚的，约占全部离婚案的70%左右。
最后，从离婚者的婚姻年数来看，全国各地约有70%的离婚者的婚姻都是在5年以内破裂的。因此，对于持续8年逐年走高的离婚率的原因，中国式离婚的特征是“一见钟情，婚了；一怒之下，离了。”“闪婚”、“闪离”成了现代婚姻的写照。离婚率的城乡分布并不平衡，城镇妇女的离婚概率比农村妇女高出58%左右。
值得一提的是，通过第六次人口普查和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对比可以看出，过去10年，离婚率最低的人群发生了变化。10年前，离婚率最低的是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而现在，则是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比例最高的是商业、服务业人员。
中国的离婚率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在国际上仍处于较低的水平。与中国大陆文化比较接近的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如日本、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离婚率也高于我国。目前，中国的粗离婚率为2.13‰，不及日本、韩国；美国的离婚率曾高达5.3‰，目前维持在4‰左右；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等国的离婚率近年上升较快，约在3.6～4.7‰之间，个别年份俄罗斯离婚率已达5.3‰；英国、捷克、韩国约在3‰上下；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都在2‰以上；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约为2‰～2.8‰。
但是，我国离婚人口的绝对规模十分庞大。1990年我国离婚人口数为160万对，分别是法国的15倍，日本的10倍和美国的1.4倍；1993年我国离婚人口总数上升为182万对，早已居世界各国之首。2011年，民政部门登记离婚220.7万对，法院办理离婚66.7万对，我国离婚人数已经连续多年递增。
婚姻率，反映着社会的大现实，反映着婚姻家庭的小现状。离婚率的持续攀升，离婚人口的绝对增多，反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社会的问题。“离了”如同从前人们见面说的“吃了”一样，离婚似乎成为一种时尚，也难免在网络上疯传一句话“今天，还能相信爱情吗？”
离婚率的高低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既有经济因素，也有道德风尚的影响；既有法律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离婚成本问题的影响，还有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口流动等多种因素。
近年来，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一个家庭往往拥有两套甚至更多的住房。人们拥有了更多的资本在家庭以外的范围内活动，婚姻家庭的不安全因素随之增加。另外，人们生活方式愈发多样化。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并不如此便利，夫妻之间彼此的依存度较高，更像是无话不谈的知己。现如今，越来越多的社会交往，使得夫妻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少，难免造成隔阂导致离异。
离婚成本的降低，也使人们不再惧怕离婚产生的代价。尤其是关于离婚后财产分配的相关规定发生变化，使得一些人婚前拥有的财产，离婚后不再分给对方，也会让一些人在选择离婚时更为自由。法律规定的可离婚范围也有所放宽，只要双方同意，便可协议离婚，办理相关手续也变得更加容易。
此外，劳动力在全国范围内的流动，也是引发离婚率大幅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如四川省登记离婚的人数最多，四川是全国劳动力流动大省，外出打工人口数量很多、夫妻两地分居现象更为突出，这是一个现实的原因。夫妻长期分居，感情基础越来越脆弱，加之外出打工者的思想认识、传統观念、思维模式等都受到多元文化的冲击，与仍然坚守在老人、孩子、家园的另一半距离越来越远，最终走向了离婚。又如，东北地区的离婚率之所以在国内排名靠前，专家称“豪饮”习惯非常影响婚姻质量。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离婚变得更为容易，“和平”离婚不再是一件“丢人的事”，观念的变化对离婚有重要的影响。个性的张扬与释放，择偶观、家庭观、性事观和离异观的巨大变化，共同相互交织而影响着中国的离婚率。
【责任编辑】王 贺
通常我们所说的离婚率，其实应该是“粗离婚率”。“粗离婚率”的资料采集和计算方便，为国际社会所通用。《联合国人口統计年鉴》列出的各国资料都采用“粗离婚率”的计算方法。“粗离婚率”是指在一定时期内某地区离婚数与年平均人口之比，通常以千分率表示。由于在人口学研究领域被广泛使用，“粗离婚率”的“Crude”也常被省略而通称或约定俗成为“离婚率”。但是，在我国，最流行的統计方法则是“按当年办理离婚登记和结婚登记的百分比”，实际上这是“离结率”。
2012年6月，民政部公布的統计公报显示，“2011年共依法办理离婚手续的有287.4万对，增长7.3％，粗离婚率为2.13‰，比上年增加0.13个千分点。仅2012年第一季度，全国就有46.5万对夫妻劳燕分飞，平均每天有5000对夫妻离婚，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离婚率已超过1/3。
透过这些数字我们可以看到，2004年至2011年8年间，我国的离婚率逐年攀升，从2004年的1.18‰提高到2011年的2.13‰。离婚的绝对人口持续增长。这或多或少反映出当下中国婚姻的动荡与不稳定性。
在这样8年来持续攀升的离婚率中，呈现出以下特征：
首先，从离婚群体的年龄结构看，我国男女离婚时平均年龄分别从80年代初的男34.4岁和女31.2岁上升为男35.8岁和女33.2岁，分别提高了1.4岁和2岁。50岁以上的群体离婚率有所上扬。我国离婚人口似乎有从低龄向中龄过渡的趋势。
其次，从地域上看，新疆、四川等人口大省始终排在全国前几位，上海、北京分别在2000和2001年为全国第二，现在分别排序第7和第6。
再次，从性别来看，我国已婚女性人口表示愿意中止现存婚姻关系的比例远远高于男性。最高人民法院提供的资料显示，80年代以来经法院系統审理的全国离婚案件中，由女方提出离婚的，约占全部离婚案的70%左右。
最后，从离婚者的婚姻年数来看，全国各地约有70%的离婚者的婚姻都是在5年以内破裂的。因此，对于持续8年逐年走高的离婚率的原因，中国式离婚的特征是“一见钟情，婚了；一怒之下，离了。”“闪婚”、“闪离”成了现代婚姻的写照。离婚率的城乡分布并不平衡，城镇妇女的离婚概率比农村妇女高出58%左右。
值得一提的是，通过第六次人口普查和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对比可以看出，过去10年，离婚率最低的人群发生了变化。10年前，离婚率最低的是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而现在，则是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比例最高的是商业、服务业人员。
中国的离婚率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在国际上仍处于较低的水平。与中国大陆文化比较接近的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如日本、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离婚率也高于我国。目前，中国的粗离婚率为2.13‰，不及日本、韩国；美国的离婚率曾高达5.3‰，目前维持在4‰左右；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等国的离婚率近年上升较快，约在3.6～4.7‰之间，个别年份俄罗斯离婚率已达5.3‰；英国、捷克、韩国约在3‰上下；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都在2‰以上；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约为2‰～2.8‰。
但是，我国离婚人口的绝对规模十分庞大。1990年我国离婚人口数为160万对，分别是法国的15倍，日本的10倍和美国的1.4倍；1993年我国离婚人口总数上升为182万对，早已居世界各国之首。2011年，民政部门登记离婚220.7万对，法院办理离婚66.7万对，我国离婚人数已经连续多年递增。
婚姻率，反映着社会的大现实，反映着婚姻家庭的小现状。离婚率的持续攀升，离婚人口的绝对增多，反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社会的问题。“离了”如同从前人们见面说的“吃了”一样，离婚似乎成为一种时尚，也难免在网络上疯传一句话“今天，还能相信爱情吗？”
离婚率的高低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既有经济因素，也有道德风尚的影响；既有法律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离婚成本问题的影响，还有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口流动等多种因素。
近年来，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一个家庭往往拥有两套甚至更多的住房。人们拥有了更多的资本在家庭以外的范围内活动，婚姻家庭的不安全因素随之增加。另外，人们生活方式愈发多样化。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并不如此便利，夫妻之间彼此的依存度较高，更像是无话不谈的知己。现如今，越来越多的社会交往，使得夫妻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少，难免造成隔阂导致离异。
离婚成本的降低，也使人们不再惧怕离婚产生的代价。尤其是关于离婚后财产分配的相关规定发生变化，使得一些人婚前拥有的财产，离婚后不再分给对方，也会让一些人在选择离婚时更为自由。法律规定的可离婚范围也有所放宽，只要双方同意，便可协议离婚，办理相关手续也变得更加容易。
此外，劳动力在全国范围内的流动，也是引发离婚率大幅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如四川省登记离婚的人数最多，四川是全国劳动力流动大省，外出打工人口数量很多、夫妻两地分居现象更为突出，这是一个现实的原因。夫妻长期分居，感情基础越来越脆弱，加之外出打工者的思想认识、传統观念、思维模式等都受到多元文化的冲击，与仍然坚守在老人、孩子、家园的另一半距离越来越远，最终走向了离婚。又如，东北地区的离婚率之所以在国内排名靠前，专家称“豪饮”习惯非常影响婚姻质量。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离婚变得更为容易，“和平”离婚不再是一件“丢人的事”，观念的变化对离婚有重要的影响。个性的张扬与释放，择偶观、家庭观、性事观和离异观的巨大变化，共同相互交织而影响着中国的离婚率。
【责任编辑】王 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