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我想做的，不做最大的。”——就是从这句话开始了与台湾流行音乐制作人丁的访谈。细想起来，“做我想做的，不做最大的。”也许最能体现文化人的心灵特质与行为表征。
　　我们聊的主题是两岸流行音乐在制作上的合作与差异，以及流行音乐在市场上的走向。如果仅就流行歌曲而言，“港台风”是随着1980年代初的大陆改革开放大潮而进来的。顿时，让大陆音乐人耳目一新。其强烈冲击及影响力，至今犹在，以致不少那个年代的走红歌手仍能分占一部分音乐市场，而且活跃在大陆各地舞台上，仅去年已有蔡琴、童安格等，与北京歌迷一起“怀旧”。
　　不过，现如今已非“港台风”一统天下，本土的“草根风”正以前所未有的强劲，与“港台风”平肩起坐，并引导着流行音乐，抢占着“彩铃”等新兴音乐市场。譬如：《老鼠爱大米》、《两只蝴蝶》、《香水有毒》。按丁的说法，由于“水土”的缘故，港台音乐人很难写出这类“很土”的歌曲来，如今，他们的精力和优势，更多的是放在市场国际化的产品制作、包装和行销上。
　　在北京，除了国际化“五大”唱片公司主管多由台湾同胞执掌外，常驻的台湾唱片公司大概有10至15家，知名的如“种子音乐”等，台前幕后的音乐人也有不少，老中青都有。据业内人士估计：“总有50人”，大众知名的如陈彼得、姚谦、李宗盛、罗大佑、高明骏、黄安、潘美辰等。在传统业态中，他们的生存应该没有什么大碍，问题是面对新兴业态，大家都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譬如：“网络歌曲”。有台湾朋友坦言讲：“不是不能做，而是没做过；不是不会做，而是不敢做；最担心的是写的不到位”。所谓的“位”，或许就是市场的接受程度吧。
　　长时间的市场熏陶，培育出台湾音乐制作人异乎寻常的灵敏嗅觉。他们认为，大陆正在酝酿一个庞大的流行音乐市场，台湾作音乐的人赶快进来就会刺激市场、养成消费、提升水准，与大陆同行携手前行，推动“华语歌曲”的张扬。
　　最后，年轻时尚的丁告诉我：做音乐，要有道德、有立场、有水准。他还坦承地表示，北京的环境真的很不错，台湾音乐人在此地过得很好。虽然当下还是很少有人能真正赚到钱，但大家都在满怀期待，譬如：建立更为公正、有效率的音乐版权公会，培训更为正统、有底蕴的音乐经纪人，引进更为成熟、有品位的音乐产品，带动更多好听的、多元的音乐在大陆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