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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规划的出台，如何在区域内深化与拓展跨国公司研发集群效应是一个热点问题。利用BTMO提供的最新数据，回顾总结了近17年来跨国公司在京研发集群效应的特征与趋势，在此基础上，基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视角，探讨了如何在区域内配置与转移跨国公司研发集群效应，促进区域创新集群发展。
[关键词] 研发投资；创新集群；京津冀协同发展
[基金项目] 2014年度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创新集群、治理规则与首都创新驱动发展研究》（14JGB049）；2015年度中央高 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国家发改委“我国贸易结构优化研究”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 郑飞虎（1974—），男，江西上饶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开放 创新、研发全球化与集群。
郑丽箫（1970—），女，江西上饶人，北京市海淀区委党校教学部副教授，政治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大国开放理论 与实践。
庞 锦（1975—），男，广西博白人，国家发改委经济贸易司处长，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与资本流动。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98X（2016）10-0056-06 [收稿日期] 2016-06-12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京津冀三地的不同定位引发了诸多学者的讨论。其中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是，三地虽然各有不同的战略定位，但是彼此之间又具有协同发展的内在要求，如何找到有机的“内核”来推进三地的结构优化与发展联系是摆在地方政府面前的重要挑战。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特别是考虑到北京已经成为跨国公司在华研发集群的重要节点区域，借助跨国公司的产业链分工来推进三地的经济发展与联系无疑是当下一个有机的契合点，对北京现有研发集群效应的深入剖析，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认识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新战略定位的重要意义，同时可以更深入思考如何拓展跨国公司在京研发集群效应的外溢功能，在京津冀更大范围内重构技术资源配置与转移的蓝图。
一、区域创新集群理论回顾
（一）创新集群的概念与特征
产业集群的概念是创新集群的前身，而追溯产业集群思想的源头，其理论基础有两个：一是马歇尔（Marshall A）的产业区理论，二是波特（Porter ME）的集群理论。[1]（P3）1898年，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Marshall A）最早发明了“产业区”的概念，并用来描述产业聚集对提升中小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意义。他通过对英国中小企业聚集区的观察发现，地理聚集能够带来诸多好处，例如降低运输和交易成本、通过专业化分工提高生产效率等，在产业区内产生外部规模经济，从而使得企业各自的竞争力均得到增强。[2]（P10）20世纪末，哈佛教授迈克尔·波特（Porter ME）提出了产业集群的概念，认为产业集群是“一组在地理上靠近的相互联系的公司和关联的机构，它们同处或相关于一个特定的产业领域，由于具有共性和互补性而联系在一起”。[1]（P4）波特曾提出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主要取决于产业的竞争力，而产业竞争力与该地区能否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具有密切联系。[3]（P15）
2001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研究报告《创新集群：国家创新体系的推动力》，报告中虽然没有直接给出创新集群的概念，但通过其中列出的大量案例可以看出，OECD所描述的创新集群主要指高技术产业集群。近年来，众多国内学者也对集群这一概念的含义和特征进行了探讨。王缉慈认为，规范的产业集群应当具备三方面特征：行为主体在地理上邻近、产业间联系、行为主体间互动，邻近、联系和互动三者缺一不可，[1]（P6-17）并且她认为，创新集群作为处于高级阶段的产业集群，它除了具备产业集群的一般特征之外，更加强调跨学科、跨产业的知识共享和本地行为主体之间的高度互动。[1]（P26-27）丁魁礼也同意互动学习与知识创造在集群中的重要性，认为新产品生产与新知识大量出现才是构成创新集群的本质，不同的是，他认为互动主体并不一定要局限在同一范围之内，集群内的企业也可以与外部伙伴展开互动，因而地理集中虽然对于培育创新集群来说也很重要，却不是决定创新主体互动关系的根本因素。[4]（P44-45）这一观点与洛静相似，后者从内部组织结构安排的角度将创新集群分成四类，即内聚性集群、新工业区、创新环境集群和邻近集群，其中前三类集群内部存在主体之间频繁的交流与互动，而邻近集群内部联系却非常少，集群与外部的联系却非常广泛。[5]（P27-30）尽管不同学者对创新集群的理解存在一定差异，但对于创新集群的主体构成、典型特征等方面基本达成一致。一个比较典型的描述是：创新集群是由一组多元化的群体组织构成（包括企业、大学、科研机构、创业投资、中介机构等），通过彼此之间形成的联系网络（包括产业链、价值链和知识链等）形成各种合作模式，在空间上呈现聚集现象并伴随多维的知识溢出等特征的技术—经济网络。
具体而言，普遍认同的创新集群的特征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1.多元化的参与主体。在创新集群中，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往往需要其他相关机构积极参与，包括大学、科研机构、政府、中介组织等。这些企业之外的机构形成有机网络，提供着企业创新服务活动的各项投入，例如，通过与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合作，企业可以获得相关的技术支持；中介服务机构既包括会计、法律、广告等传统的服务商，也包括产权、咨询、技术交易等创新服务机构，它们共同为企业的创新交易提供专业化服务；政府则主要发挥资源组织、引导和协调作用，为创新集群的成长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就参与主体来说，创新集群与产业集群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
2.产学研之间密切互动。在创新集群中，需要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科研机构之间比较频繁地合作和互动，这种互动频次导致创新主体之间形成较高的关联性和信任度，从长期来看，创新主体之间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交流接触有利于技术外溢，从而实现技术创新。而对于普通产业集群，虽然也存在各主体之间的联系和合作，但其主体之间的关联度和合作紧密程度远低于创新集群。 3.研发投入和知识溢出。在创新集群中，大量的研发投入被视为集群持续技术创新能力发展的重要保障。企业与大学、研究机构紧密联系，通过组建“产学研”技术战略联盟，可以实现知识和信息在集群内相关企业之间高速流动，促使各项新专利、新技术的大量转化与应用，技术产品化步伐也在不断加快，知识溢出效应也随之提高。相比之下，普通产业集群内的研发投入和知识成果产出则要低得多。
（二）创新集群的成长路径
近年来，已有不少国内学者对创新集群的发育、成长路径进行分析和讨论。龙开元、白素霞等认为创新集群可以通过产业集群成长和演化得到，产业集群具有生命周期现象，其成长包括萌芽阶段、发展阶段、成熟阶段、衰退或转化阶段等，而处于成熟阶段的产业集群可以视为创新集群。[6]（P54-55），[7]（P115）钟书华将创新集群发育和成长的动力分为内生动力与外生动力，提出了“自下而上”的市场自组织和“自上而下”的政府导向两种发育路径，同时他也指出这两种发育路径会相互影响，并不能截然区分。[8]（P401）郑小勇详细阐释了“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两种创新集群驱动机制的培育模式，并且指出对于“自下而上”的市场驱动型演化机制而言，创新集群既可以在产业发展的早期产生，也可以在其后期阶段产生，后者可以视为在前者的基础上升级得到。[9]（P61）李平认为创新集群的演化路径除了市场自组织和政府导向模式之外，还存在第三种混合驱动型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市场和政府的作用都不可忽视。[10]（P95）
综合以上不同观点，我们可以发现：从成长动力的角度来看，创新集群包括主要依靠市场力量驱动的内力成长模式和主要由政府主导的外力培育模式，二者相互影响；从成长过程来看，创新集群既可以由科技企业和机构直接聚集形成，也可以在产业集群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转型升级得到。而以上四种模式并非相互独立，而是交叉存在，比如在产业集群达到成熟期后，既可能在竞争压力下主动寻求技术创新，也可能在政府政策的引导下进行转型。但不管是哪种成长模式，形成创新集群的关键在于促成产学研之间紧密的交流和互动。
二、北京作为跨国公司
创新集群投资的优势特征
作为我国的文化教育中心，北京拥有众多名牌大学和科研机构，具有丰富的人才资源优势，于1988年成立了中关村科技园区——我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中关村已形成了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航空航天、能源环保、新材料、先进制造等为代表，以研发、服务为主要形态的创新集群，其区域范围也不断扩大，由最初的“一区三园”扩大到如今“一区十六园”的发展格局，基本上覆盖了北京地区主要的产业集群地带。同时，在政府政策支持下，近年来股权、技术、产权等交易所拔地而起，各种类型的创新交易中介为创新集群内各主体之间的互动与合作提供了有力支持。在北京市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发展如火如荼的同时，国际跨国公司大量涌入，纷纷将其研究与发展（以下简称R&D）机构配置在北京地区。来自北京市科委的资料显示，从2002年到2011年，入驻北京地区的跨国公司研发机构从109家增加到250多家。与此同时，从2006年末到2013年底，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各类研发机构数量上翻了一番，达到1800家，重心已经延伸到京沪粤的东部重点区域。
总结近17年跨国公司在北京地区的研发投资（1999年北京市政府颁发了国内第一个吸引跨国公司研发机构的地方性规章文件——《北京市鼓励在京设立科研开发机构的暂行规定》），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点非常明显的规律：
（一）跨国公司在京研发投资呈现快速发展势头
一方面，跨国公司在京研发投资的“快速发展”表现在研发投资战略的多元化，即从刚开始带有探索性质的基础研究活动逐步转向面向中国市场的试验开发活动（2006年之前），进而将东道国中国作为其全球基础研究的重要战略基地，同时推出面向中国市场的深耕技术产品与服务。跨国公司以上战略重心的转变，不仅与这一时期中国外部知识产权保护的大力改善密切相关（中国2006年入世保护期结束后，各项规则已经全面与国际接轨），同时也与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上开展资源导向型R&D活动获得长足进步有关（我们的数据显示，2006年之前，跨国公司在京90%左右的R&D合约交易是在跨国公司母子公司之间展开；而在2006年之后，90%以上的R&D合约交易是在跨国公司与在京企业之间展开）。这一趋势也显示，来自中国市场的强劲需求与本地相对低廉的科技人力资源供给成为这一转变的关键因素。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在京研发投资的“快速发展”表现在研发组织的多样性与复杂性。随着中国市场的进一步开放，跨国公司在京R&D组织模式也日益呈现多样化特征，从附属于总部的功能性研发分支，发展到面向本地市场开发的技术中心，再到实时追踪跨国公司全球技术前沿，面向全球市场同步推出创新产品供给的全球中心，以上三种模式的跨国公司在京研发组织形式的变化，不仅与这一时期跨国公司战略变化具有密切联系，同时与这一时期中国市场结构化竞争程度、中国市场科技人才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变化密切相关（国内市场竞争激烈导致跨国公司不断加大应用导向型的R&D投入，而中国科技人才禀赋的深化又提供了跨国公司面向全球市场更强的竞争力保障）。另外，从近17年来进驻北京的跨国公司R&D机构发展来看，规模经济增长与来源多元化是其两个鲜明特征。我们的数据显示，2006年之后，跨国公司在京开展的研发合约交易，“技术研发”合约所涉金额3倍于“技术咨询与技术服务”合约的交易金额，而且参与交易的跨国公司研发机构也从2006年之前多数以美欧日为主数十家跨国公司发展到涵盖美欧日，但更多来自三大区域（北美、欧盟与亚太）数十个国家的近百家企业。
（二）跨国公司在京研发投资嵌入创新集群
从跨国公司在京研发投资分布地域来看，中关村地区、望京与亦庄是其主要的聚集地带，如果从中关村创新试验区扩展的范围来看，上述投资聚集现象可以被看作是在更广泛意义上形成的“中关村创新集群”。我们对2006年以前跨国公司在京R&D聚集的空间分布测度曾发现，70%以上的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分布于在京高校或科研院所周围半径2～3公里左右的区域，[11]（P65）这一空间聚集现象非常突出。而2006年之后，正值中国加入WTO过渡期结束，统计数字显示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有增无减，跨国公司与在京企业之间的技术合约交易占了总体合约数量的80%以上。单从2006年前后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在京空间分布与合约交易频次来看，这种地理上的邻近与行为主体之间知识流动和外溢的发展逻辑非常清晰，因此我们可以判断跨国公司在京R&D投资实质上嵌入了本地的创新集群。进一步来看，影响这一创新集群形成的关键因素有以下三方面： 1.邻近大学与科研机构的互动。中关村附近聚集了清华、北大等众多知名高校以及中科院的多个研究所，是科研人才最丰富的地区。在改革开放和创业浪潮的驱动下，众多科研院所的技术人员下海创业，在中关村一带创办民营科技企业。早先时期企业与大学、科研机构之间的知识、技术的交流更多是单向流动，企业在中关村一带聚集得益于附近的众多大学和科研机构向市场输送了一批技术型人才。随着火炬计划、863计划颁布之后，政府开始对北京创新集群的发展进行战略规划和布局，与此同时，大力吸引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入驻。近年来，中关村陆续建立的一批专业园区、大学科技园区，基本都分布在大学和科研机构附近，从而方便企业与科研院所进行知识、技术双向交流，加速知识成果产品化。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位置对于创新集群的空间布局具有重要影响，据研究发现，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入驻北京后，大量聚集在高校与科研院所附近，这一事实也强力支持了跨国公司嵌入本地创新集群这一趋势。
2.政府政策影响。政府对于创新集群空间布局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自1988年中关村正式成为高新区到2009年被国务院纳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北京市创新集群进入“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模式，其空间演化和布局与政府的政策支持密不可分。随着一批政府主导下的大学科技园、孵化器和专业园区的建立，大量中小型科技企业受惠于各种园区的便利条件，入驻数量不断增加。多个园区经过多年发展，创新集群的规模逐渐凸显。此外，在政府的战略布局下，中关村园区范围不断调整和扩大，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也呈现出由城中心逐渐向周边区县扩散的趋势。在郊区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科技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只有政府出面加强园区配套设施和科研机构的建设、完善科技服务体系，才能为集群的产生创造基本的外部环境。
3.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通过观察中关村空间范围示意图，我们发现靠近交通干线是中关村各园区的空间布局共同遵循的规律。这一特征对于位于偏远区县的园区而言格外明显，延庆、密云、怀柔等地区众多面积狭小的园区多散布在铁路、高速公路附近。虽然这些偏远地区的园区发展起步晚，企业数量少，硬件、科技、服务等条件还比较落后，目前远远没有达到形成集群的程度，但便捷的交通条件使得偏远园区不难接触到分布在城中心及周边区县的大学和科研机构，随着城市面积的不断扩张，技术、人才和科技企业也会逐渐向周边扩散，便捷的交通条件为偏远区县形成创新集群提供了可能。
三、京津冀：一个更大范围的区域集群创新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规划出台，首都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活动被赋予了全新的含义：“新北京”定位除了强化“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之外，特别明确并增加了“科技创新中心”这一新战略功能。这一新的城市发展战略定位与上文分析所揭示近17年来北京成为高技术产业跨国公司R&D投资创新聚集区位这一现象是高度吻合的。
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视角来看，协同战略可以形成不同的发展模式：第一种是形成统一战略，下辖多中心分布模式；第二种是强化网络化中心服务支撑，同时密切联系各个分中心节点的模式；第三种是各个分中心独立发展，彼此之间通过市场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形成协同模式。京津冀合作的理念二十多年前就已提出，这之间也进行过不同程度的探讨，但在国家战略层面上推进协同，则是近两年内的新变化，以下我们聚焦跨国公司研发创新与产业链分工这一细分领域，结合前面探讨的三种不同发展模式，给出一些相应的思考。
（一）通过“统一战略+分中心”协同模式，建立三地对外资研发有序的管辖与政策指导
在不远的将来，京津冀区域可以考虑将一部分知识型组织（大学或科研机构）进行有机调整与配置，结合三地不同的战略定位，推动区域内产业链联系密切的校企在相邻区位进行部署，从而形成本区域产业创新平台/中心；与此同时，以协同发展的区域顶层制度设计强化区域内创新制度供给，推进区域内多维度、多层次的R&D分中心模式建立。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规划来看，三地目前可以进一步强化“最大化跨国公司R&D投资聚集效应的宏观制度环境建设”这一目标：即北京定位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可以大量吸引跨国公司来华开展R&D基础研究工作，天津定位为“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则进一步延伸跨国公司应用研究与试验发展的价值链环节业务，河北作为“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注重拓展对接京津地区跨国公司价值网络活动中推进自身传统产业升级转型的示范工作；并在这一过程中，充分发挥“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的独特功能，探索出吸引跨国公司R&D聚集外溢，适合自身发展水平的“第三条道路”。
（二）通过强化“网络化中心服务支撑体系”，优化三地对跨国公司产业链的招商与布局
目前，结合北京地区吸引跨国公司研发投资的经验看，尚存在对外资研发机构政策管理的多头部门协调与整合的挑战，并没有从制度上建立针对外资研发投资服务的事前、事中与事后“一体化”程序与组织，因而难以从宏微观调控与监测视角更好把握在京跨国公司研发投资活动的全面动向。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来看，可以从强化网络化统一监管服务这一中心工作入手。比如，在京津冀三地，由于不同的战略定位与产业分工，理论上跨国公司价值链上不同环节的活动往往存在一个最优区位配置。但在另一方面，如果三地战略定位背后缺乏实质性的统一服务体系支撑与相互沟通，则极有可能三地在具体吸引跨国公司产业项目落地方面产生“衔接真空”，从而出现产业价值链的单向重合配置，这就达不到三地协同发展的资源效率。有鉴于此，当下三地可以尝试协同发展的一项活动就是，针对跨国公司在京研发投资的现状，进一步从产业价值链服务的视角加强三地的政策研究沟通与人员异地轮岗交流，通过有目的、层次性的学习，推进三地深刻认识自身在跨国公司产业链不同环节的承接地位与资源优劣，逐步建立并完善三地协同发展的网络化服务支撑体系。
（三）通过强化三地区位特色资源与投入，打造功能鲜明的三地协同发展的不同“治理模式” 在明确了对外资研发管辖与政策指导方面的统一化理念，对外资招商与产业布局方面的网络化合作原则后，三地在进一步扩大制度合作范围的同时，要注重突出自身地域品牌与制度创新特色。随着京津冀三地高铁与城际交通便利设施的大力普及，三地人才流动模式有可能出现新的变化趋势。三地可以针对大都市圈内不同人才流动与需求特征以及产业发展阶段特征，在京津冀区域内部构筑出具有本地特色的人才“引进——提升——创新服务”的不同应用平台，摒弃“人才为我所有”的旧有观念，更多着眼于“人才为我所用”的开放创新理念，通过差异化服务措施的深入实施与有序衔接来提高区域内人才交流频次与技术转移程度，同时基于“商业价值——生态价值——社会价值”的不同层面来破解区位资源瓶颈，打造符合自身区位的独特竞争优势与治理模式。
[参考文献]
[1] 王缉慈，等.超越集群——中国产业集群的理论探索[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2] Marshall A. Elements of economics of industry [M].London Macmillan， 1910.
[3] Michael E.Porter.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1990.
[4] 丁魁礼，钟书华.创新集群的本质涵义及其与产业集群 的区分[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0，27（10）：43-46.
[5] 洛静，聂鸣.创新集群及其分类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 术管理，2003，（03）：27-30.
[6] 龙开元.创新集群：产业集群的发展方向[J].中国科技论 坛，2009，（12）：53-55.
[7] 白素霞，陈井安.产业集群向创新集群演化研究[J].经济 体制改革，2015，（03）：115-116.
[8] 钟书华.创新集群的发育、成长路径分析[J].科技管理研 究，2009，（10）：400-402.
[9] 郑小勇.创新集群的形成模式及其政策意义探讨[J].外 国经济与管理，2010，32（02）：60-63.
[10] 李平.创新集群演化模式研究[J].理论探讨，2012，（01）： 93-95.
[11] 郑飞虎，史潇潇.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R&D投资集聚 与创新研究——来自北京地区的经验数据[J].国际贸易 问题，2010（08）：59-67.
[关键词] 研发投资；创新集群；京津冀协同发展
[基金项目] 2014年度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创新集群、治理规则与首都创新驱动发展研究》（14JGB049）；2015年度中央高 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国家发改委“我国贸易结构优化研究”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 郑飞虎（1974—），男，江西上饶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开放 创新、研发全球化与集群。
郑丽箫（1970—），女，江西上饶人，北京市海淀区委党校教学部副教授，政治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大国开放理论 与实践。
庞 锦（1975—），男，广西博白人，国家发改委经济贸易司处长，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与资本流动。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98X（2016）10-0056-06 [收稿日期] 2016-06-12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京津冀三地的不同定位引发了诸多学者的讨论。其中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是，三地虽然各有不同的战略定位，但是彼此之间又具有协同发展的内在要求，如何找到有机的“内核”来推进三地的结构优化与发展联系是摆在地方政府面前的重要挑战。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特别是考虑到北京已经成为跨国公司在华研发集群的重要节点区域，借助跨国公司的产业链分工来推进三地的经济发展与联系无疑是当下一个有机的契合点，对北京现有研发集群效应的深入剖析，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认识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新战略定位的重要意义，同时可以更深入思考如何拓展跨国公司在京研发集群效应的外溢功能，在京津冀更大范围内重构技术资源配置与转移的蓝图。
一、区域创新集群理论回顾
（一）创新集群的概念与特征
产业集群的概念是创新集群的前身，而追溯产业集群思想的源头，其理论基础有两个：一是马歇尔（Marshall A）的产业区理论，二是波特（Porter ME）的集群理论。[1]（P3）1898年，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Marshall A）最早发明了“产业区”的概念，并用来描述产业聚集对提升中小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意义。他通过对英国中小企业聚集区的观察发现，地理聚集能够带来诸多好处，例如降低运输和交易成本、通过专业化分工提高生产效率等，在产业区内产生外部规模经济，从而使得企业各自的竞争力均得到增强。[2]（P10）20世纪末，哈佛教授迈克尔·波特（Porter ME）提出了产业集群的概念，认为产业集群是“一组在地理上靠近的相互联系的公司和关联的机构，它们同处或相关于一个特定的产业领域，由于具有共性和互补性而联系在一起”。[1]（P4）波特曾提出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主要取决于产业的竞争力，而产业竞争力与该地区能否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具有密切联系。[3]（P15）
2001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研究报告《创新集群：国家创新体系的推动力》，报告中虽然没有直接给出创新集群的概念，但通过其中列出的大量案例可以看出，OECD所描述的创新集群主要指高技术产业集群。近年来，众多国内学者也对集群这一概念的含义和特征进行了探讨。王缉慈认为，规范的产业集群应当具备三方面特征：行为主体在地理上邻近、产业间联系、行为主体间互动，邻近、联系和互动三者缺一不可，[1]（P6-17）并且她认为，创新集群作为处于高级阶段的产业集群，它除了具备产业集群的一般特征之外，更加强调跨学科、跨产业的知识共享和本地行为主体之间的高度互动。[1]（P26-27）丁魁礼也同意互动学习与知识创造在集群中的重要性，认为新产品生产与新知识大量出现才是构成创新集群的本质，不同的是，他认为互动主体并不一定要局限在同一范围之内，集群内的企业也可以与外部伙伴展开互动，因而地理集中虽然对于培育创新集群来说也很重要，却不是决定创新主体互动关系的根本因素。[4]（P44-45）这一观点与洛静相似，后者从内部组织结构安排的角度将创新集群分成四类，即内聚性集群、新工业区、创新环境集群和邻近集群，其中前三类集群内部存在主体之间频繁的交流与互动，而邻近集群内部联系却非常少，集群与外部的联系却非常广泛。[5]（P27-30）尽管不同学者对创新集群的理解存在一定差异，但对于创新集群的主体构成、典型特征等方面基本达成一致。一个比较典型的描述是：创新集群是由一组多元化的群体组织构成（包括企业、大学、科研机构、创业投资、中介机构等），通过彼此之间形成的联系网络（包括产业链、价值链和知识链等）形成各种合作模式，在空间上呈现聚集现象并伴随多维的知识溢出等特征的技术—经济网络。
具体而言，普遍认同的创新集群的特征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1.多元化的参与主体。在创新集群中，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往往需要其他相关机构积极参与，包括大学、科研机构、政府、中介组织等。这些企业之外的机构形成有机网络，提供着企业创新服务活动的各项投入，例如，通过与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合作，企业可以获得相关的技术支持；中介服务机构既包括会计、法律、广告等传统的服务商，也包括产权、咨询、技术交易等创新服务机构，它们共同为企业的创新交易提供专业化服务；政府则主要发挥资源组织、引导和协调作用，为创新集群的成长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就参与主体来说，创新集群与产业集群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
2.产学研之间密切互动。在创新集群中，需要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科研机构之间比较频繁地合作和互动，这种互动频次导致创新主体之间形成较高的关联性和信任度，从长期来看，创新主体之间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交流接触有利于技术外溢，从而实现技术创新。而对于普通产业集群，虽然也存在各主体之间的联系和合作，但其主体之间的关联度和合作紧密程度远低于创新集群。 3.研发投入和知识溢出。在创新集群中，大量的研发投入被视为集群持续技术创新能力发展的重要保障。企业与大学、研究机构紧密联系，通过组建“产学研”技术战略联盟，可以实现知识和信息在集群内相关企业之间高速流动，促使各项新专利、新技术的大量转化与应用，技术产品化步伐也在不断加快，知识溢出效应也随之提高。相比之下，普通产业集群内的研发投入和知识成果产出则要低得多。
（二）创新集群的成长路径
近年来，已有不少国内学者对创新集群的发育、成长路径进行分析和讨论。龙开元、白素霞等认为创新集群可以通过产业集群成长和演化得到，产业集群具有生命周期现象，其成长包括萌芽阶段、发展阶段、成熟阶段、衰退或转化阶段等，而处于成熟阶段的产业集群可以视为创新集群。[6]（P54-55），[7]（P115）钟书华将创新集群发育和成长的动力分为内生动力与外生动力，提出了“自下而上”的市场自组织和“自上而下”的政府导向两种发育路径，同时他也指出这两种发育路径会相互影响，并不能截然区分。[8]（P401）郑小勇详细阐释了“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两种创新集群驱动机制的培育模式，并且指出对于“自下而上”的市场驱动型演化机制而言，创新集群既可以在产业发展的早期产生，也可以在其后期阶段产生，后者可以视为在前者的基础上升级得到。[9]（P61）李平认为创新集群的演化路径除了市场自组织和政府导向模式之外，还存在第三种混合驱动型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市场和政府的作用都不可忽视。[10]（P95）
综合以上不同观点，我们可以发现：从成长动力的角度来看，创新集群包括主要依靠市场力量驱动的内力成长模式和主要由政府主导的外力培育模式，二者相互影响；从成长过程来看，创新集群既可以由科技企业和机构直接聚集形成，也可以在产业集群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转型升级得到。而以上四种模式并非相互独立，而是交叉存在，比如在产业集群达到成熟期后，既可能在竞争压力下主动寻求技术创新，也可能在政府政策的引导下进行转型。但不管是哪种成长模式，形成创新集群的关键在于促成产学研之间紧密的交流和互动。
二、北京作为跨国公司
创新集群投资的优势特征
作为我国的文化教育中心，北京拥有众多名牌大学和科研机构，具有丰富的人才资源优势，于1988年成立了中关村科技园区——我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中关村已形成了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航空航天、能源环保、新材料、先进制造等为代表，以研发、服务为主要形态的创新集群，其区域范围也不断扩大，由最初的“一区三园”扩大到如今“一区十六园”的发展格局，基本上覆盖了北京地区主要的产业集群地带。同时，在政府政策支持下，近年来股权、技术、产权等交易所拔地而起，各种类型的创新交易中介为创新集群内各主体之间的互动与合作提供了有力支持。在北京市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发展如火如荼的同时，国际跨国公司大量涌入，纷纷将其研究与发展（以下简称R&D）机构配置在北京地区。来自北京市科委的资料显示，从2002年到2011年，入驻北京地区的跨国公司研发机构从109家增加到250多家。与此同时，从2006年末到2013年底，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各类研发机构数量上翻了一番，达到1800家，重心已经延伸到京沪粤的东部重点区域。
总结近17年跨国公司在北京地区的研发投资（1999年北京市政府颁发了国内第一个吸引跨国公司研发机构的地方性规章文件——《北京市鼓励在京设立科研开发机构的暂行规定》），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点非常明显的规律：
（一）跨国公司在京研发投资呈现快速发展势头
一方面，跨国公司在京研发投资的“快速发展”表现在研发投资战略的多元化，即从刚开始带有探索性质的基础研究活动逐步转向面向中国市场的试验开发活动（2006年之前），进而将东道国中国作为其全球基础研究的重要战略基地，同时推出面向中国市场的深耕技术产品与服务。跨国公司以上战略重心的转变，不仅与这一时期中国外部知识产权保护的大力改善密切相关（中国2006年入世保护期结束后，各项规则已经全面与国际接轨），同时也与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上开展资源导向型R&D活动获得长足进步有关（我们的数据显示，2006年之前，跨国公司在京90%左右的R&D合约交易是在跨国公司母子公司之间展开；而在2006年之后，90%以上的R&D合约交易是在跨国公司与在京企业之间展开）。这一趋势也显示，来自中国市场的强劲需求与本地相对低廉的科技人力资源供给成为这一转变的关键因素。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在京研发投资的“快速发展”表现在研发组织的多样性与复杂性。随着中国市场的进一步开放，跨国公司在京R&D组织模式也日益呈现多样化特征，从附属于总部的功能性研发分支，发展到面向本地市场开发的技术中心，再到实时追踪跨国公司全球技术前沿，面向全球市场同步推出创新产品供给的全球中心，以上三种模式的跨国公司在京研发组织形式的变化，不仅与这一时期跨国公司战略变化具有密切联系，同时与这一时期中国市场结构化竞争程度、中国市场科技人才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变化密切相关（国内市场竞争激烈导致跨国公司不断加大应用导向型的R&D投入，而中国科技人才禀赋的深化又提供了跨国公司面向全球市场更强的竞争力保障）。另外，从近17年来进驻北京的跨国公司R&D机构发展来看，规模经济增长与来源多元化是其两个鲜明特征。我们的数据显示，2006年之后，跨国公司在京开展的研发合约交易，“技术研发”合约所涉金额3倍于“技术咨询与技术服务”合约的交易金额，而且参与交易的跨国公司研发机构也从2006年之前多数以美欧日为主数十家跨国公司发展到涵盖美欧日，但更多来自三大区域（北美、欧盟与亚太）数十个国家的近百家企业。
（二）跨国公司在京研发投资嵌入创新集群
从跨国公司在京研发投资分布地域来看，中关村地区、望京与亦庄是其主要的聚集地带，如果从中关村创新试验区扩展的范围来看，上述投资聚集现象可以被看作是在更广泛意义上形成的“中关村创新集群”。我们对2006年以前跨国公司在京R&D聚集的空间分布测度曾发现，70%以上的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分布于在京高校或科研院所周围半径2～3公里左右的区域，[11]（P65）这一空间聚集现象非常突出。而2006年之后，正值中国加入WTO过渡期结束，统计数字显示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有增无减，跨国公司与在京企业之间的技术合约交易占了总体合约数量的80%以上。单从2006年前后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在京空间分布与合约交易频次来看，这种地理上的邻近与行为主体之间知识流动和外溢的发展逻辑非常清晰，因此我们可以判断跨国公司在京R&D投资实质上嵌入了本地的创新集群。进一步来看，影响这一创新集群形成的关键因素有以下三方面： 1.邻近大学与科研机构的互动。中关村附近聚集了清华、北大等众多知名高校以及中科院的多个研究所，是科研人才最丰富的地区。在改革开放和创业浪潮的驱动下，众多科研院所的技术人员下海创业，在中关村一带创办民营科技企业。早先时期企业与大学、科研机构之间的知识、技术的交流更多是单向流动，企业在中关村一带聚集得益于附近的众多大学和科研机构向市场输送了一批技术型人才。随着火炬计划、863计划颁布之后，政府开始对北京创新集群的发展进行战略规划和布局，与此同时，大力吸引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入驻。近年来，中关村陆续建立的一批专业园区、大学科技园区，基本都分布在大学和科研机构附近，从而方便企业与科研院所进行知识、技术双向交流，加速知识成果产品化。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位置对于创新集群的空间布局具有重要影响，据研究发现，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入驻北京后，大量聚集在高校与科研院所附近，这一事实也强力支持了跨国公司嵌入本地创新集群这一趋势。
2.政府政策影响。政府对于创新集群空间布局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自1988年中关村正式成为高新区到2009年被国务院纳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北京市创新集群进入“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模式，其空间演化和布局与政府的政策支持密不可分。随着一批政府主导下的大学科技园、孵化器和专业园区的建立，大量中小型科技企业受惠于各种园区的便利条件，入驻数量不断增加。多个园区经过多年发展，创新集群的规模逐渐凸显。此外，在政府的战略布局下，中关村园区范围不断调整和扩大，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也呈现出由城中心逐渐向周边区县扩散的趋势。在郊区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科技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只有政府出面加强园区配套设施和科研机构的建设、完善科技服务体系，才能为集群的产生创造基本的外部环境。
3.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通过观察中关村空间范围示意图，我们发现靠近交通干线是中关村各园区的空间布局共同遵循的规律。这一特征对于位于偏远区县的园区而言格外明显，延庆、密云、怀柔等地区众多面积狭小的园区多散布在铁路、高速公路附近。虽然这些偏远地区的园区发展起步晚，企业数量少，硬件、科技、服务等条件还比较落后，目前远远没有达到形成集群的程度，但便捷的交通条件使得偏远园区不难接触到分布在城中心及周边区县的大学和科研机构，随着城市面积的不断扩张，技术、人才和科技企业也会逐渐向周边扩散，便捷的交通条件为偏远区县形成创新集群提供了可能。
三、京津冀：一个更大范围的区域集群创新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规划出台，首都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活动被赋予了全新的含义：“新北京”定位除了强化“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之外，特别明确并增加了“科技创新中心”这一新战略功能。这一新的城市发展战略定位与上文分析所揭示近17年来北京成为高技术产业跨国公司R&D投资创新聚集区位这一现象是高度吻合的。
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视角来看，协同战略可以形成不同的发展模式：第一种是形成统一战略，下辖多中心分布模式；第二种是强化网络化中心服务支撑，同时密切联系各个分中心节点的模式；第三种是各个分中心独立发展，彼此之间通过市场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形成协同模式。京津冀合作的理念二十多年前就已提出，这之间也进行过不同程度的探讨，但在国家战略层面上推进协同，则是近两年内的新变化，以下我们聚焦跨国公司研发创新与产业链分工这一细分领域，结合前面探讨的三种不同发展模式，给出一些相应的思考。
（一）通过“统一战略+分中心”协同模式，建立三地对外资研发有序的管辖与政策指导
在不远的将来，京津冀区域可以考虑将一部分知识型组织（大学或科研机构）进行有机调整与配置，结合三地不同的战略定位，推动区域内产业链联系密切的校企在相邻区位进行部署，从而形成本区域产业创新平台/中心；与此同时，以协同发展的区域顶层制度设计强化区域内创新制度供给，推进区域内多维度、多层次的R&D分中心模式建立。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规划来看，三地目前可以进一步强化“最大化跨国公司R&D投资聚集效应的宏观制度环境建设”这一目标：即北京定位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可以大量吸引跨国公司来华开展R&D基础研究工作，天津定位为“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则进一步延伸跨国公司应用研究与试验发展的价值链环节业务，河北作为“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注重拓展对接京津地区跨国公司价值网络活动中推进自身传统产业升级转型的示范工作；并在这一过程中，充分发挥“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的独特功能，探索出吸引跨国公司R&D聚集外溢，适合自身发展水平的“第三条道路”。
（二）通过强化“网络化中心服务支撑体系”，优化三地对跨国公司产业链的招商与布局
目前，结合北京地区吸引跨国公司研发投资的经验看，尚存在对外资研发机构政策管理的多头部门协调与整合的挑战，并没有从制度上建立针对外资研发投资服务的事前、事中与事后“一体化”程序与组织，因而难以从宏微观调控与监测视角更好把握在京跨国公司研发投资活动的全面动向。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来看，可以从强化网络化统一监管服务这一中心工作入手。比如，在京津冀三地，由于不同的战略定位与产业分工，理论上跨国公司价值链上不同环节的活动往往存在一个最优区位配置。但在另一方面，如果三地战略定位背后缺乏实质性的统一服务体系支撑与相互沟通，则极有可能三地在具体吸引跨国公司产业项目落地方面产生“衔接真空”，从而出现产业价值链的单向重合配置，这就达不到三地协同发展的资源效率。有鉴于此，当下三地可以尝试协同发展的一项活动就是，针对跨国公司在京研发投资的现状，进一步从产业价值链服务的视角加强三地的政策研究沟通与人员异地轮岗交流，通过有目的、层次性的学习，推进三地深刻认识自身在跨国公司产业链不同环节的承接地位与资源优劣，逐步建立并完善三地协同发展的网络化服务支撑体系。
（三）通过强化三地区位特色资源与投入，打造功能鲜明的三地协同发展的不同“治理模式” 在明确了对外资研发管辖与政策指导方面的统一化理念，对外资招商与产业布局方面的网络化合作原则后，三地在进一步扩大制度合作范围的同时，要注重突出自身地域品牌与制度创新特色。随着京津冀三地高铁与城际交通便利设施的大力普及，三地人才流动模式有可能出现新的变化趋势。三地可以针对大都市圈内不同人才流动与需求特征以及产业发展阶段特征，在京津冀区域内部构筑出具有本地特色的人才“引进——提升——创新服务”的不同应用平台，摒弃“人才为我所有”的旧有观念，更多着眼于“人才为我所用”的开放创新理念，通过差异化服务措施的深入实施与有序衔接来提高区域内人才交流频次与技术转移程度，同时基于“商业价值——生态价值——社会价值”的不同层面来破解区位资源瓶颈，打造符合自身区位的独特竞争优势与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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