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2月，习仲勋来到陕西省绥德担任地委书记兼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我当时正在绥德分区建设科工作。在习仲勋直接领导下工作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对我政治上关心，工作上教导，生活上帮助，至今时隔已70多年，但当年的情景好像就在昨天，使我终生难忘。

　　在习仲勋的亲自指导下，我和其他调查组成员一起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接着，深入到米脂县杨家沟的农村进行调查蹲点，和当地村民和村干部进行座谈，与农民一同劳动，一起生活，农民也愿意和我们说实话，讲真话。通过半个多月的调查，了解了农村的一些情况，特别是对米脂县边区政府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使农民生活得到初步改善，但是广大农民的生产力并未得到完全解放，生产生活还相当困难等问题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回到区委机关，我们向分区写了一份2万多字的农村调查报告。习仲勋看完报告后，非常高兴，给予了鼓励和表扬，并指示地区宣传机构将调查材料打印发各县，要求各县也应当对农村进一步深入调查，做到心中有数，以便于工作中参考。
　　我到绥德工作时专区给我的任务有三项：一是分管全区（包括绥德、米脂、清涧、子洲、佳县、吴堡）六个县的推广深耕细作和植棉工作；二是发现和培养模范乡村；三是发现培植劳动模范。我的工作任务十分繁重，压力也比较大。在绥德地委和专区的领导下，尤其是在习仲勋的亲自指导下，我的工作有了比较大的起色。
　　习仲勋知道我长驻郝家桥村，亲自到这个村蹲点指导我的工作。1944年4月中旬的一天，习仲勋带调查组的同志迎着料峭的寒风，沿着崎岖的土道来到了绥德以西20里外的郝家桥村，开始为期一个月的蹲点调查。习仲勋将调查组人员按照几个自然村进行分工包村，确定了各自调查内容和重点。他要求在普遍调查的基础上，各选择生活状况和生产条件不同的上、中、下各两个农户进行调查研究，从中发现典型，总结经验。他还倡导在各村召开“好劳动人会”，评选劳动英雄。郝家桥群众一致推选刘玉厚为劳动英雄。习仲勋向我了解情况，我告诉他：“刘玉厚既是新政权的村主任，又是乡参议员，在此之前他还担任该村的减租会的检查委员，积极宣传贯彻党的减租政策。近年中，他同自己一家人通过辛勤劳动，带动了全村农民在有限的土地上，精耕细作，变工互助，合理安排生产，使这个佃户村粮食产量和农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圆满完成了减租保佃、征收救国公粮等各项任务。”习仲勋听后非常高兴，夸奖我调查工作做得好、做
　　得实。
　　习仲勋到郝家桥后，即邀请刘玉厚和该村村支书到自己住处叙谈。一见面他就拉住刘玉厚的手问道：“是党员不？”
　　“咱是。”刘玉厚用浓重的陕北口音和方言回答说。
　　刘玉厚问：“呃！你是住在九贞观地委的习书记？夜黑里你们来时咱一满（陕北方言“完全”的意思）没知道，刚从地里回来，人家就催咱来开会了。”
　　“好！好党员，好同志，现在就需要像你这样的党员，咱的党就更有办法！”习仲勋拍着刘玉厚宽阔的肩膀，然后又紧握住刘玉厚粗大的双手，对这位长自己十多岁的农民兄弟十分赞赏。
　　“咱什么也解不下（陕北方言“不知道”），只解下受苦（陕北方言“只知道受苦”），党要咱努力生产，那是容易事嘛！”刘玉厚朴实而坚决地表示了自己的决心。
　　习仲勋听着刘玉厚的回答，内心感到十分高兴和欣慰。
　　习仲勋通过调查认为，郝家桥在改革农业生产措施，理顺土地租佃关系，改造“二流子”，组织群众移民南下，实行变工互助、精耕细作等方面都很有典型意义和推广价值。他认为刘玉厚勤劳、忠诚、廉洁、奉公，全家亲密和睦，全村团结一致，发展了生产，支援了抗战，改善了生活。经他提议、地委研究决定，授予刘玉厚“模范党员”、“劳动英雄”称号，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村村学习郝家桥，人人学习刘玉厚”的活动。习仲勋和专员袁任远等领导共同署名将刻有“农村楷模”的牌匾奖给郝家桥村。
　　蹲点调查结束后，习仲勋还批准了调查组根据郝家桥的经验制定的绥德地区移民工作方案，使刘玉厚的事迹和郝家桥的经验在绥德分区以至全陕甘宁边区广泛传播开来。至此，绥德分区各县都纷纷动员起来，男女老少齐上阵，热火朝天地开展了一场大生产运动。这场运动不但在农业上增产了粮食，还在工业方面也获得了很大成就。如子洲县生产了大量的食盐，这不但解决了绥德地区人民吃盐的需要，还给陕甘宁边区做出了贡献。绥德专区鱼池沟造纸厂研究麦秸造纸也获得了成功。在习仲勋领导下，绥德的军民以实际行动为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的封锁做出了贡献。专区县机关干部也都投入到大生产运动中，他们开荒、纺线，大生产运动在绥德地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在习仲勋的关怀下，我在分区建设科两年多的工作中受益匪浅，特别是学会了如何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这是习仲勋言传身教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