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看到肇事车辆的时候,它已经静静地停在交警队的院子里。一辆很普通的桑塔纳,如果不是绕到它的前面,看见前保险杠撞坏了一点,前挡风玻璃在最上面的地方破了,车顶的铁皮也有点凹陷,还真看不出来这辆车仅仅在两天之前撞了人。其实这不是我的本职工作。检验车辆自然有专业人员,我并不知道该如何检验车辆。
　　陈主任也不太满意我的这种“不务正业”,我明白他的意思是我们的案件够多了,这种事情我们就没必要亲自去——看看车检报告不就差不多了吗?但是,在交通事故中我还是喜欢自己去看看肇事的车辆,如果能看得到的话。读到后面大家就会明白,那是因为这样可以让我知道我该重点检查死者或者伤者的哪个部位。
　　
　　一起交通事故
　　
　　这是一起司空见惯的交通事故,这辆桑塔纳把一个挑着担子的农民撞了。据肇事司机说这个农民挑着担子突然冲过来,他根本来不及刹车。周围的目击证人都没看清楚具体是怎么回事,只听见一声闷响,车祸就已经发生了,被撞的人躺在地上,血流遍地,而货担里面的蔬菜撒了一地。
　　坦率地说这种案件中我对肇事司机和受害人的证词(如果有的话)都不太相信。因为双方都会尽量想办法减轻自己的责任。这起案件被撞的人没有死,但他也说不了话了,他被撞之后很快被送进了就近一家医院的骨科。拨了几个电话,很快就知道管床的医生正好是我的一个朋友,平时我管他叫“铁匠”,他要去做手术了我会开玩笑:“又去打铁了?”
　　之所以叫他铁匠,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他的确十分健壮,用北方话来说就是“浑身疙瘩肉”那种,很像我心目中的铁匠;第二是因为在外科当医生的经历让我知道,骨科医生拿着些什么髓内针、螺丝、钢板、钢丝之类的材料,做手术的时候给我的感觉他们好像不是在做一个精密的手术,而是在打铁一样,甚至有可能因为一块钢板和患者的骨骼并不完全符合等等原因,他们真的要在手术台上把那块钢板拿来敲敲打打。
　　在他的带领下我很快走到重症监护室,这时候的伤者在日光灯的照射下显得特别的苍白。这原本应该是一个健壮的小伙子,他才十九岁,高大的身材显得病床似乎应该再长一点。
　　可是这个时候满身的医疗器械让他看上去有点怪异:头部裹着的绷带占据了大半个脑袋,厚厚的白纱布里面一边冒出一根橡胶管,看来这是个广泛的脑损伤,大脑左右半球都有损伤,而且医生还认为有可能慢慢积起来的血液会再次挤压脑组织,所以干脆把淤血引出来。
　　气管做了切开,呼吸机正在有规律地运动着;手上、脚上都在输液;他的下肢则装了一个古怪的外固定架,五根钢针垂直从皮肤里面冒出来,然后又被一个充满关节的不锈钢家伙一起联接起来。
　　这一切告诉我伤者可能是开放性粉碎性骨折,这种情况下内固定的钢板很难固定,而且容易引起感染,所以只好加上这么个古怪的东西(当然它的好处也有的:可以随时调节)。
　　受伤的部位和我想象的一模一样:汽车的前保险杠撞在了他的左腿上,然后由于惯性的作用他倒向了汽车的挡风玻璃(这个可能和平常想象不一样,但是回忆一下初中的物理学你就会明白了),头部撞在了车顶和挡风玻璃之间,再然后他极有可能飞了出去,落在地上,虽然这次落地到底给他带来些什么损伤我还看不出来。
　　不过到这里损伤就停止了,因为我没有看见像某些案件中的伤者那样,还有因为车刹不住而在伤者身上留下的碾压痕迹。但是目前还看不出一些更具体的情况,比如说受伤者被撞的时候身体的姿态。如果说肇事司机说的是真的,那么伤者应该是侧面被撞击。但是目前伤者全身都是纱布,浑身又布满了医疗器械,我还真的没办法检查清楚。看来只有求助于我的医生朋友了。
　　
　　事故分析
　　
　　车祸当晚铁匠亲自动的手术,加上又是管床医生,应该是对病人了如指掌的,先听了听铁匠对患者病情的意见。他很不乐观:患者的颅骨碎裂得很严重,手术中切开头皮颅骨几乎掉了下来;上矢状窦(紧贴颅骨的一根从前到后拇指粗细的“血管”)严重撕裂。这里的血窦直径很大,但是特殊的组织结构(缺乏有弹性的平滑肌)会让哪怕是修补的针眼都严重渗血,因此不到四十八小时两根头部的引流管已经引流出二百毫升淤血。按道理他想再做个CT,看看引流是否充分(留在颅内更加危险),但是家属没钱了。脑组织广泛挫伤,手术中他就不得不切除了部分坏死的脑组织,而且一边给颅骨开了一个大窗户,给脑组织减压。现在脑水肿严重,患者已经出现脑疝症状(脑组织严重受压,挤到了别的地方,这往往是死亡的前兆)。
　　他甚至认为伤者之所以现在还活着只不过是因为年轻而旺盛的生命力,如果换一个年纪稍微大一点的现在早已经在太平间了。相比之下,患者腿部的粉碎性骨折只不过是疥癣之患,但是那却是我关注的焦点之一。
　　我拿来了术前的X光片,想仔细研究一下。很遗憾不是所有的案件都会像教科书一样,教科书里这种情况会解释成所谓的“楔形骨折”,也就是骨折碎片加起来好像一个三角形,尖端指着汽车行进的方向,而底面就是撞击面。
　　我曾经在无数的交通事故中看见过这种骨折,它甚至能告诉我们逃逸车辆原来的行进方向;但是这一次它失灵了,五六块碎骨一团乱麻一样彼此重叠着,交叉着,一个平面的X光片根本容纳不下这么多信息,只看见一团糟。人体结构之复杂,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困扰,比如说这种情况,如果是一截木棍被撞,那么它的断端指向的方向就是受力的方向,但是人体就不同了,碎裂的骨片会受到肌肉的牵拉,会受到组织的缠绕……
　　正当我们在护士办公室连比划带画图地讨论着患者的骨折情况的时候,听到对面病房传来一声并不太响亮的女声:“卖牛!”接着一个中年男人走了出来,蹲在门口,愣愣地望着墙角,一声不响大口大口地抽着烟。随后是一个农村妇女走了出来,嘴角紧紧抿着,带着坚强和委屈,眼眶红红的,手上拿着医院的一次性脸盆,到洗漱间去了。显然这是伤者的父母。
　　我苦笑了一下,这也是我司空见惯的。肇事司机在法院判决之前玩一点赖皮屡见不鲜,甚至还有判决之后拒不执行的,现在离事故解决还早得很,首先是二十日之内我的鉴定书和车辆检测报告,然后是事故责任认定书,然后是可能旷日持久的诉讼……
　　而家属来自农村,已经无力支付医疗费用。卖牛!我知道牛对农民意味着什么,那是来年的希望!无言以对,我只能继续做好我的法医。我和铁匠的讨论不得不马上停止了,虽然我还是不得要领。
　　医院又来了一个患者,一个玩滚轴的时候不小心从两米高处摔下的孩子,显然他的脚骨折了。我不禁哑然失笑,我们的电视台在拍摄这种技巧复杂的运动的时候手段可以称得上是炉火纯青,连我这个外行都觉得看得目眩神迷,但是不是也该给孩子们一个提醒,这项运动也是有风险的呢?
　　我觉得我和铁匠这次沟通最大的障碍是由于我们职业的不同造成的:他关心的是患者的治疗,比如说下肢骨折,他关心的是能不能很好地复位,会不会有死骨形成;而我关心的是损伤的机制以及成因,但这却不属于他的职业范围。因此每当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还是必须自己去看X光片,转身来到了放射科,既然腿部的骨折没帮上什么忙,我只有在头部的CT片上碰碰运气了。
　　在放射科这套软件的帮助下很快弄清了车祸撞击的过程:当然首先是桑塔纳最突出的前保险杠撞在了伤者的腿部,然后是车辆的挡风玻璃和车顶交界处撞到了伤者的后脑,造成了一个凹陷性骨折;然后是伤者飞出去,撞在坚硬的地面造成了一个所谓“同心圆”骨折(好像我们在桌子上打鸡蛋,鸡蛋的裂缝会由一个个环形组成,中间再加上一根根放射状排开的裂缝)。
　　这两者是如此的不同,以至于一眼就可以区别出它们,然后还可以根据所谓的“T”字原则证实我的判断:当由后一次撞击造成的骨折遇到前一次撞击造成的骨折的时候,就不再往下延伸,在局部形成一个小小的“T”字(显然伤者先撞到车上才会飞出去撞到地上);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铁匠做手术的时候颅骨几乎快掉下来:一前一后两处骨折由于这些骨折线交汇在了一起。
　　这证明肇事司机在撒谎。显然伤者正好好地走在路上(但他也没有遵守交通规则走在人行道上),司机由于某种缘故没有看见他,甚至没有减速就重重地撞在了行人的身上;至于是什么缘故或者说司机当时到底在干什么这就不是我的专业范围了,不过按交警朋友的说法,肇事司机后来承认他当时在接电话。这又是一个司空见惯的原因!
　　我的工作告一段落了,因为关系到责任认定这一部分的鉴定书是有期限的,我必须在二十天以内完成。但是我的工作并没有结束,因为伤者的最后损伤程度以及后遗症的鉴定很有可能还是会由我来完成(这一部分由于现在还在治疗中,显然我无法完成)。所以每次有机会去铁匠那家医院,我都会顺便了解一下伤者的情况,一个月过去了,奇迹没有发生,伤者还离不开呼吸机,也就是说他脑干管理呼吸运动的那一部分最基本的生命中枢还没有任何活力。
　　
　　母亲的“战斗”
　　
　　铁匠是一个极端负责的医生,我亲眼见过他因为病情紧急而在医院走廊上奔跑的情景——走廊的地面会因为他而震动,每当出现这种情形我都会会心地微笑着,因为我也曾经是这样一名外科医生。我总是想这种震动可能可以赶走死神吧?但是这一次他也灰心了,因为一个月后再苏醒的可能性就极小了。
　　这个时候家属不仅是把牛卖了,房子也搭了进去,可是在这么重的病情下这一点钱够干什么?房子的钱还不够一个礼拜的医疗费用(农村的房子本来就不值钱,还急着要脱手)。铁匠也很心痛,甚至组织了一次医院的募捐,但是还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伤者的父母兵分两路,父亲在老家专门借钱,我可以想象他因为借贷无门在故乡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母亲则在医院照看着孩子,因为实在是没有钱进行“全静脉营养”(这种情况伤者不能吃东西,营养需要通过静脉补充),她甚至学会了用胃管注射牛奶;但是伤者还是一天天瘦弱下去,而且看不到任何苏醒的迹象。
　　这一天铁匠实在是忍受不了了,他给伤者做了一个脑电图: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伤者还有脑部的活动,他开始劝伤者的母亲放弃。但伤者母亲唯一的回应是当天拿出了卖血的钱要求再给儿子注射一次静脉营养。那一天肇事司机一方终于出现了,确切地说不是肇事司机,而是他的代表——律师。而我正好在场,目睹了发生的一切。
　　我得承认虽然无数次见到那位母亲,甚至有时候当我来得很早的时候会看见她由于没钱住不起任何旅馆(也许更确切地说是为了节省每一分钱),也住不起“加床”,因而蜷缩在儿子脚头的情形(她是那么小心,生怕触动了维系儿子生命的任何东西,在那个时候她总是显得格外弱小),但是那是我第一次仔细地端详她,端详她竟然可以爆发出那样的力量。
　　律师来的目的十分明确:劝家属放弃治疗。显然治疗费用最终会转加到肇事司机身上,他不愿意在这个无底洞上浪费自己的金钱了。他甚至带来了一个我的同行(我必须这么称呼他,虽然我十分不情愿),这个同行的诊断是患者已经脑死亡。律师甚至提出如果家属签字放弃治疗,停止呼吸机的运作的话,他们可以马上给一定的经济补偿,比如说两万块钱。
　　母亲对他的回答是把热水瓶摔在了地上,让他们滚。热水瓶摔碎的声音引来了围观,而飞溅的热水和玻璃屑让律师退了两步,他几乎就站在门口了,但是他并没有放弃,而是试图通过增加价码让母亲心动,这时候母亲突然发疯了一样对他又咬又打,并且把他推了出去,重重地撞在了病房外医院走廊的水泥护栏上,幸好走廊是封闭的,护栏上的铝合金窗户救了他的命,不然他早就变成一具要我解剖的“高坠”了。
　　我得承认母亲这样做不合法,她对一名法律的象征——律师进行了人身攻击,而且这一次人身攻击是如此的严重,以至于后来我从铁匠那里得知律师断了一根肋骨(当他拿着X光片哎哟哎哟的时候,据说一个性格直爽的护士骂他活该)。
　　所幸的是我没有听说这名律师提出任何诉讼(这应该是他的强项,看来他还是有良知的);我很庆幸这一点,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必须实话实说,但那会让我心里不舒服好几天。
　　但是我也得承认这是母亲在那种情况下唯一的选择,这场较量是如此的不平衡:伤者家属忙成了一锅粥,甚至来不及拿着已经到手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去起诉肇事司机;而肇事司机一方则以整待暇,选择了一个最好的出击时间。律师显然和母亲在对法律的了解上不是同一个重量级,我甚至觉得他在一开始和母亲谈话的时候有一点猫戏老鼠的成分,但母亲最后的爆发让他自己成为了一只狼狈的老鼠。
　　当律师最终离开医院的时候,母亲好像是一个刚打完仗的战士,突然瘫软在地上,她甚至来不及整理自己在扭打中因为扣子脱落而暴露出来的胸怀就坐在了地上,嚎啕大哭起来……我得承认,那一刻我的眼眶红润了。
　　
　　奇迹
　　
　　不知道是什么发挥了作用,当然我不相信神鬼,但是奇迹慢慢地发生了。
　　在一个月零两个礼拜的时候,这个孩子可以自主呼吸了(铁匠是一个如此性急的医生,以至于每天都会把呼吸机停掉观察一下患者是不是能够自主呼吸了,我甚至有一次发现他一天之内这样做了至少三次)。于是铁匠停了呼吸机,给他面罩上氧,然后也转出了重症监护室。
　　这显然给母亲带来了莫大的希望,她从家里带来了一筐鸡蛋感谢一直照料儿子的医生护士,这是她在儿子遭遇车祸后第一次离开医院,当她洗漱整理后容光焕发地出现在医院里的时候,我几乎认不出来她了。医生护士实在是无法拒绝她的好意,每一次还给她,她又会悄悄地拿过来。所以医院骨科又组织了一次捐款,但这一次她说什么也不肯要了。
　　我不想编造一个完美的结局欺骗大家和我自己。病人一天天地好转,很快就不需要氧气了。但是当车祸过去两个月差三天,当儿子最终睁开双眼的时候,他已经认不出妈妈了,更无法意识到他身处何方,他无法进行最简单的十以内的加法,甚至无法自己端着饭碗吃饭,每一口都要妈妈喂,而且由于脑组织损伤后修复所形成的大量疤痕,儿子随时会癫痫发作。
　　但母亲毫不气馁,在儿子的耳边一次次地教他喊“妈妈”,当我后来发现儿子的病房里出现了一块小黑板而母亲在教儿子2+3=5的时候,我再次被震撼了。我问起母亲,母亲幸福而骄傲地回答:“我就当我刚把他生出来好了!”
　　极朴实的回答。我想不出更朴实的语言,也找不到更好的理由解释母亲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感到幸福而满足。而这一切,母亲表现出的不正是天下所有的母亲温暖而坚韧的母爱吗?我们不都曾经享受过这种母爱吗?
　　上天或许不会在我们遭遇这样一次车祸的时候再给我们第二次生命,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因此更加珍惜这一次,这唯一的一次呢?
　　我很庆幸最后这个案件的鉴定工作(对伤残程度和精神智力障碍的鉴定,这是法院判决赔偿多少的依据)又落到了我的身上,我可以再一次接近这位可爱、可敬的母亲,虽然我必须驱车颠簸在山路上好几个小时(按照程序我应该让他们来,而不是我去,但是我很愿意这么做)。
　　看到母亲的时候她还是那么朴实,虽然她对我的造访猝不及防,但是她很快就认出我来,拿出自家的落花生招待我。儿子这时候挑水去了,当他回来,母亲为我端上一碗山泉解渴的时候,我的心似乎被这山泉抚平了。
　　几天后当我在鉴定书上写下“智力中度障碍”几个字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的鉴定是经得起推敲的,因为虽然儿子的语言还很贫乏,但是他已经可以简单地劳动了。
　　虽然相比重度智力障碍而言这可能会减少这个家庭获得的赔偿,但是我想这样更让我觉得欣慰。
　　对了,差点忘记告诉大家,这个家庭最终获得各种赔偿总计人民币23万元多一点。我得承认,这不是我的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