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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从2002年我国出现“民工荒”以来,“刘易斯转折点”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本文对我国现阶段农民工可行能力进行研究,运用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对“刘易斯转折点”进行检验。分析表明:目前我国还处于二元经济模型的贫困阶段,半数以上农民工只拿到了生存工资,农民工处于绝对贫困的数量很大,而且目前收入分配拉大的趋势没有得到有效改善。得出结论: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拉尼斯-费景汉”第一转折点,但是还未到达“刘易斯转折点”。
[关键词] 可行能力 刘易斯转折点 农民工
刘易斯转折点是二元经济发展成功的标志,在该阶段劳动市场一体化、所有部门的工资都由其边际生产力决定,农产品生产完全商品化,经济稳定增长,就业充分。以廉价劳动力为支撑的经济发展模式将发生根本性转变,农民工的可行能力实现了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
阿玛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将可行能力理念融入人类发展的分析之中,可行能力实质上是一种自由,即个体享受其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自由,具体来说,“实质自由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基本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术、享受政治参与等等的自由。”最近几年学术界对中国是否已经进入了“刘易斯转折点”众说纷纭,以蔡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2002年以来,“民工荒”从局部向全国蔓延,农民工的工资上涨以及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变化等都预示着中国进入了刘易斯转折点。而以樊纲、周天勇、刘伟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2006年中国农业就业数量有3.25亿人,占就业总量的42.6%。如果利用国际经验推算,农业增加值占GDP下降到12%以下对应25%的农业就业比例,那么,中国仍有1.5亿农业劳动力需要转移,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充沛的大国,在目前收入阶段上谈刘易斯转折点为时尚早,目前我国出现的“民工荒”只是短期的劳动力供给结构性失衡现象,劳动力无限供给仍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本文运用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念对“刘易斯转折点”的标志进行分析,通过对现阶段我国农民工可行能力现状,分析说明我国是否真正进入了刘易斯转折点。
二、刘易斯转折点:以农民工可行能力作为判断标准
二元经济理论由刘易斯首创,他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的转折点对二元经济的发展进行了有效划分,此后拉尼斯、费景汉对该模型进行了修正和完善(图1),把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或很低,农产品生产自给自足,劳动力具有无限供给弹性,供给曲线是水平的W1D1。随着现代部门扩张和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入现代部门,经济发展进入第二阶段,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上升,农产品生产半商品化,农业劳动力减少使粮食总产量下降,不能满足现代部门需求,带来粮食价格和工资上涨现象,工资由W1提高到W2。通过对农业部门进行技术改造,农业专业化和规模化水平提高,农业产出增长,农业部门和现代部门劳动生产率拉近,农产品生产开始完全商品化,经济发展进入经济一体化的第三阶段,两部门实行统一工资水平W3。在费—拉模型中,刘易斯第一个转折点出现在经济发展从第一个阶段向第二个阶段的转换上,即农村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向有限剩余;第二个转折点出现在经济发展
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转换上,即从有限剩余到完全吸收殆尽的阶段。
从修正的刘易斯模型看出,农业部门由于生产要素投入增加和技术的改进,劳动生产率是不断提高的,工业部门由于资本积累满足资本扩张,劳动需求不断增加,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过程中,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上升,农业产出因劳动力减少而降低,农产品供求变化引起价格上涨,推动工业部门吸纳农业劳动力的工资水平提高。也就是说工业部门雇佣工资的提高是与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的提高和农业产出下降同步的。(其中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是因为采用新技术和增加生产资料投入,而农业产出下降则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结果)“刘易斯转折点”的出现不仅意味着工业部门工资水平随着农业部分农产品物价水平的上涨而提高,也标志着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不再为零和有限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然而,我们不禁要问,农民工的工资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由农村剩余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到短缺造成的,还是由于国家政策的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短缺是绝对数量的短缺还是结构上的原因,以上两个问题可以通过农民工的可行能力状况的变化情况做出解释。近几年来,农民工的身存条件差、收入水平低、健康和医疗保障水平低、文化素质比较低,维权能力比较弱等影响城市化进程和社会和谐因素渐渐得到了学术界和政府的关注,针对这些情况出台了一些政策和法律,比如2007年6月29日通过的《劳动合同法》,以及在就业制度、住房、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农民工的培训、社会保障、对农民工权益的保护(如同工同酬)等方面的努力。其中农民工的工资上涨,就是在政策效应下农民工生存质量提高的效应,而非劳动力的供给出现缺乏造成的。目前学者普遍认为我国农村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劳动力是剩余的,绝对数大约有1亿到1.5亿,可见剩余劳动力数量依然庞大。而我国沿海城市出现的“民工荒”是由于劳动力结构和工资待遇低造成的,而非剩余劳动力绝对数量减少造成的。而那里之所以出现“民工荒”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农民工在那里的可行能力匮乏造成的,农民工在那里得不到他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在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集中,在这里“人口红利”远没有结束,从贫困边远地区来工作的农民工拿着微薄的工资、生活住宿条件恶劣、卫生医疗条件差、由于处于弱势无法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虽然工资水平逐年提高,但远远无法弥补日益增长的消费支出,包括日常开支、培训、教育、医疗服务等等。在国家“工业反哺农业”战略的环境下,农业税取消,加大了对农村的投资,很多农村剩余劳动力选择回到农村进行农业生产。
三、农民工可行能力发展状况对“刘易斯转折点”的验证
1.农民工工资收入水平低不符合“刘易斯转折点”条件
农民工的工资和城镇工人差别很大,他们进城来和城市里的工人干同样的活,待遇却不一样。而农民工一般只能获得工资和奖金,城市工人除了工资奖金外还有住房补贴和最基本的三险一金(三险即: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 一金即:住房公积金)。据2006年的一项调查,将近一半的农民工月收入在800元以下。如此低的收入水平农民工如何实现“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 的功能性活动。 如此低的收入严重制约了农民工在在城市生活的其他功能性活动。例如吃、穿、住、行、读书、看电视、社会参与等等。而刘易斯转折点的基本条件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后农民工的工资上涨,而这是由剩余劳动力短缺造成的,在这里根本无法看出这一点,所以目前说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不符合中国国情。
2.农民工健康状况差,使很多仍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不愿进城务工
农民工主要从事的是本城市居民不愿从事的工作,比如建筑业和制造业,由于许多城市对农民工进行总量控制、职业和工种限制,使得农民工只能从事那些脏、累、苦、差的职业,很多农民工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下患上了职业病。由于行业限制和歧视,仍在农村的一部分剩余劳动力不愿意进城务工,宁愿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从而使城镇资本积累后进行扩大再生产所需的劳动力得不到满足,阻碍城乡二元结构经济的发展,延缓了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
3.国家对农民工的医疗保障制度还不健全,农民工参保率低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06年中国农民工生活质量调查
由于户籍制度的分割、城市偏向政策、不合理的缴费制度和政策、法规等执行的不力、农民工的支付能力弱等因素使得农民工参与社会保险的参保率很低。这种恶性循环使得农民工应对风险的能力非常弱。在城里里生活的成本变得更高,于是便选择了继续从事农业生产这种相对生活成本低以及自己比较熟悉的职业。
4.农民工的文化素质比较低
教育也是检验可行能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农民工普遍接受教育的年限比较少,这种低人力资本严重制约了他们在城市的发展,在利益受到侵害时不能维护自己应有的权益,在城市里被边缘化和存在歧视。种种因素造成了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举步维艰,那些稍有能力的农民工选择了自己从事个体小本经营活动,造成了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
5.农民工的政治权利缺乏
农民工是一种典型的弱势群体,而中国的弱势群体很少积极主动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的声音更多的是通过社会上其他群体如知识分子间接向社会和政府传达农民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不足,不合理的户籍制度向一座大山压在他们头上,虽然生活在城市,却被城市边缘化了。正因为他们的奋斗才使得我国城市化水平如此快的发展,但他们却不能享受城市化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对城市的失望使部分农民工望而却步,“民工荒”进一步加剧。
四、主要结论
农民工可行能力的匮乏直接导致了城乡二元结构改善的进度变缓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障碍,导致了刘易斯转折点的延迟到来。目前出现的沿海劳动力短缺并不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缺乏造成的,其本质原因是农民工可行能力匮乏,他们不具有适应新环境和新工作的能力,只能够从事一些比较低端的工作,而那些低端的工作往往工作环境非常恶劣,工资待遇相对较低,农村剩余劳动力宁愿留在家里从事农业活动也不愿进城务工,造成了结构性失业。
参考文献:
[1]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M].王宇,王文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2]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
[3]叶战备:可行能力视阈中的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J].学习与探索,2009, (01)
[4]耿 元 林玳玳: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来到了吗[J]. 经济问题探索,2008,(9)
[5]蔡 昉: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9[J].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88-101
[6]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关键词] 可行能力 刘易斯转折点 农民工
刘易斯转折点是二元经济发展成功的标志,在该阶段劳动市场一体化、所有部门的工资都由其边际生产力决定,农产品生产完全商品化,经济稳定增长,就业充分。以廉价劳动力为支撑的经济发展模式将发生根本性转变,农民工的可行能力实现了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
阿玛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将可行能力理念融入人类发展的分析之中,可行能力实质上是一种自由,即个体享受其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自由,具体来说,“实质自由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基本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术、享受政治参与等等的自由。”最近几年学术界对中国是否已经进入了“刘易斯转折点”众说纷纭,以蔡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2002年以来,“民工荒”从局部向全国蔓延,农民工的工资上涨以及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变化等都预示着中国进入了刘易斯转折点。而以樊纲、周天勇、刘伟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2006年中国农业就业数量有3.25亿人,占就业总量的42.6%。如果利用国际经验推算,农业增加值占GDP下降到12%以下对应25%的农业就业比例,那么,中国仍有1.5亿农业劳动力需要转移,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充沛的大国,在目前收入阶段上谈刘易斯转折点为时尚早,目前我国出现的“民工荒”只是短期的劳动力供给结构性失衡现象,劳动力无限供给仍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本文运用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念对“刘易斯转折点”的标志进行分析,通过对现阶段我国农民工可行能力现状,分析说明我国是否真正进入了刘易斯转折点。
二、刘易斯转折点:以农民工可行能力作为判断标准
二元经济理论由刘易斯首创,他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的转折点对二元经济的发展进行了有效划分,此后拉尼斯、费景汉对该模型进行了修正和完善(图1),把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或很低,农产品生产自给自足,劳动力具有无限供给弹性,供给曲线是水平的W1D1。随着现代部门扩张和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入现代部门,经济发展进入第二阶段,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上升,农产品生产半商品化,农业劳动力减少使粮食总产量下降,不能满足现代部门需求,带来粮食价格和工资上涨现象,工资由W1提高到W2。通过对农业部门进行技术改造,农业专业化和规模化水平提高,农业产出增长,农业部门和现代部门劳动生产率拉近,农产品生产开始完全商品化,经济发展进入经济一体化的第三阶段,两部门实行统一工资水平W3。在费—拉模型中,刘易斯第一个转折点出现在经济发展从第一个阶段向第二个阶段的转换上,即农村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向有限剩余;第二个转折点出现在经济发展
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转换上,即从有限剩余到完全吸收殆尽的阶段。
从修正的刘易斯模型看出,农业部门由于生产要素投入增加和技术的改进,劳动生产率是不断提高的,工业部门由于资本积累满足资本扩张,劳动需求不断增加,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过程中,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上升,农业产出因劳动力减少而降低,农产品供求变化引起价格上涨,推动工业部门吸纳农业劳动力的工资水平提高。也就是说工业部门雇佣工资的提高是与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的提高和农业产出下降同步的。(其中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是因为采用新技术和增加生产资料投入,而农业产出下降则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结果)“刘易斯转折点”的出现不仅意味着工业部门工资水平随着农业部分农产品物价水平的上涨而提高,也标志着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不再为零和有限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然而,我们不禁要问,农民工的工资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由农村剩余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到短缺造成的,还是由于国家政策的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短缺是绝对数量的短缺还是结构上的原因,以上两个问题可以通过农民工的可行能力状况的变化情况做出解释。近几年来,农民工的身存条件差、收入水平低、健康和医疗保障水平低、文化素质比较低,维权能力比较弱等影响城市化进程和社会和谐因素渐渐得到了学术界和政府的关注,针对这些情况出台了一些政策和法律,比如2007年6月29日通过的《劳动合同法》,以及在就业制度、住房、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农民工的培训、社会保障、对农民工权益的保护(如同工同酬)等方面的努力。其中农民工的工资上涨,就是在政策效应下农民工生存质量提高的效应,而非劳动力的供给出现缺乏造成的。目前学者普遍认为我国农村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劳动力是剩余的,绝对数大约有1亿到1.5亿,可见剩余劳动力数量依然庞大。而我国沿海城市出现的“民工荒”是由于劳动力结构和工资待遇低造成的,而非剩余劳动力绝对数量减少造成的。而那里之所以出现“民工荒”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农民工在那里的可行能力匮乏造成的,农民工在那里得不到他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在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集中,在这里“人口红利”远没有结束,从贫困边远地区来工作的农民工拿着微薄的工资、生活住宿条件恶劣、卫生医疗条件差、由于处于弱势无法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虽然工资水平逐年提高,但远远无法弥补日益增长的消费支出,包括日常开支、培训、教育、医疗服务等等。在国家“工业反哺农业”战略的环境下,农业税取消,加大了对农村的投资,很多农村剩余劳动力选择回到农村进行农业生产。
三、农民工可行能力发展状况对“刘易斯转折点”的验证
1.农民工工资收入水平低不符合“刘易斯转折点”条件
农民工的工资和城镇工人差别很大,他们进城来和城市里的工人干同样的活,待遇却不一样。而农民工一般只能获得工资和奖金,城市工人除了工资奖金外还有住房补贴和最基本的三险一金(三险即: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 一金即:住房公积金)。据2006年的一项调查,将近一半的农民工月收入在800元以下。如此低的收入水平农民工如何实现“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 的功能性活动。 如此低的收入严重制约了农民工在在城市生活的其他功能性活动。例如吃、穿、住、行、读书、看电视、社会参与等等。而刘易斯转折点的基本条件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后农民工的工资上涨,而这是由剩余劳动力短缺造成的,在这里根本无法看出这一点,所以目前说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不符合中国国情。
2.农民工健康状况差,使很多仍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不愿进城务工
农民工主要从事的是本城市居民不愿从事的工作,比如建筑业和制造业,由于许多城市对农民工进行总量控制、职业和工种限制,使得农民工只能从事那些脏、累、苦、差的职业,很多农民工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下患上了职业病。由于行业限制和歧视,仍在农村的一部分剩余劳动力不愿意进城务工,宁愿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从而使城镇资本积累后进行扩大再生产所需的劳动力得不到满足,阻碍城乡二元结构经济的发展,延缓了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
3.国家对农民工的医疗保障制度还不健全,农民工参保率低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06年中国农民工生活质量调查
由于户籍制度的分割、城市偏向政策、不合理的缴费制度和政策、法规等执行的不力、农民工的支付能力弱等因素使得农民工参与社会保险的参保率很低。这种恶性循环使得农民工应对风险的能力非常弱。在城里里生活的成本变得更高,于是便选择了继续从事农业生产这种相对生活成本低以及自己比较熟悉的职业。
4.农民工的文化素质比较低
教育也是检验可行能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农民工普遍接受教育的年限比较少,这种低人力资本严重制约了他们在城市的发展,在利益受到侵害时不能维护自己应有的权益,在城市里被边缘化和存在歧视。种种因素造成了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举步维艰,那些稍有能力的农民工选择了自己从事个体小本经营活动,造成了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
5.农民工的政治权利缺乏
农民工是一种典型的弱势群体,而中国的弱势群体很少积极主动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的声音更多的是通过社会上其他群体如知识分子间接向社会和政府传达农民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不足,不合理的户籍制度向一座大山压在他们头上,虽然生活在城市,却被城市边缘化了。正因为他们的奋斗才使得我国城市化水平如此快的发展,但他们却不能享受城市化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对城市的失望使部分农民工望而却步,“民工荒”进一步加剧。
四、主要结论
农民工可行能力的匮乏直接导致了城乡二元结构改善的进度变缓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障碍,导致了刘易斯转折点的延迟到来。目前出现的沿海劳动力短缺并不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缺乏造成的,其本质原因是农民工可行能力匮乏,他们不具有适应新环境和新工作的能力,只能够从事一些比较低端的工作,而那些低端的工作往往工作环境非常恶劣,工资待遇相对较低,农村剩余劳动力宁愿留在家里从事农业活动也不愿进城务工,造成了结构性失业。
参考文献:
[1]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M].王宇,王文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2]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
[3]叶战备:可行能力视阈中的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J].学习与探索,2009, (01)
[4]耿 元 林玳玳: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来到了吗[J]. 经济问题探索,2008,(9)
[5]蔡 昉: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9[J].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88-101
[6]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