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国民收入结构,降低政府、企业在国民收入结构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居民的比重,让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增加收入,进而扩大内需特别是提高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这一点全国上下已经逐渐形成共识。
　　但是,中国的收入分配体制出现了系统性问题,它从分配渠道上阻碍了收入向居民进而向中低收入群体的正常流动。
　　一方面,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事权不匹配,导致地方政府利用公共权利、公共资源千方百计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由此侵蚀了城乡居民的利益空间。
　　另一方面,在调节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关系上,中国既缺乏调节高收入者的制度安排和得力措施,也缺乏“扩中、提低”的长效机制和有效政策。
　　而在企业与劳动者关系上,为了追求GDP和财政收入,地方政府往往利用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偏袒资本,实行“亲商不亲工”,加之由于法制不健全,工会职能缺位,工人的基本权益无法得到制度保障,使他们的工资、福利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
　　另外一个关键性因素,在于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标准过低,覆盖面过小,进而制约居民消费。
　　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主要是靠家庭保障,老百姓的储蓄有相当一部分是预防性储蓄,家庭储蓄率不断提高正是一种家庭预防性保障需求上升的必然结果。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了生、老、病、残、失业等社会保障制度,但当前这种保障制度还难以对中低收入阶层起到有效保障作用。
　　这一点主要表现为,社会保障在城乡、地区甚至群体之间制度安排不统一。越是发达地区、大城市,享受的社会保障待遇越高,越是落后地区、中小城市(城镇)享受的社会保障待遇越低,而恰恰是落后地区、中小城市(城镇)和农民最需要社会保障。社会保障缺失,必然会抑制这些群体居民的当期消费,迫使他们为未来储蓄。
　　社会保障覆盖面过小。以基本养老保险为例,2008年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为21891万人,只占当年城镇人口的36%,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在2009年下半年才开始试点推行,在当年年底覆盖面只达到13%左右。
　　政府对社会保障的投入支持力度偏低、偏弱。在西欧、北欧国家,财政的50%用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支出,美国财政约有30%用于社会保障事业,而中国2008年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比重不足11%。
　　中国经济发展所处阶段也决定了消费需求很难大幅度上升。
　　对世界24个大国1970~2003年人均GNP从500到5000美元阶段进行的研究发现,这些国家经济增长都经历了储蓄及投资率先升后降、消费率先降后升的过程。
　　多数国家在人均GNP3000美元左右(当年价格,下同)时出现拐点,但亚洲国家相对特殊,一般要在4000美元之后才会出现拐点,特别是东亚国家储蓄及投资率和消费率的转换拐点来得更晚一些。
　　中国的拐点可能也要延迟出现,理由是中国工业化、城镇化任务还远未完成,储蓄及投资上升的时间和空间还将继续存在,另外中国属于东亚国家,受文化观念、人口结构等因素影响,都会将储蓄及投资率和消费率变化的拐点向后推。储蓄及投资率下降和消费率持续上升的时段,估计要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000美元之后,时间大约在“十二五”期间的末端。
　　由此可见,调整三大需求结构,扩大消费需求,中国既面临着体制的系统性障碍,又面临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
　　在中国投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出现拐点之前,我们能做的事情是释放正常消费需求,挖掘潜在的消费需求,但这些需求必须通过改革才能实现。只有加快对中国现行经济体制进行系统性改革,被压抑的社会消费需求才能得到解放,需求结构才能回到合理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