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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国的投资率很高，但1994年以来，我国的储蓄率一直高于投资率，储蓄投资缺口始终存在，且近两年来的投资缺口出现扩大趋势。
理论上说，消除或弥补储蓄投资缺口的途径，一靠提高消费率、降低储蓄率，二靠进一步扩大净出口，三靠提高投资率。在目前住房、医疗、教育价格高企、社会保障不健全、失业随时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下，采取各种拉动居民消费的政策措施以提高居民消费意愿、降低居民储蓄率，效果并不会明显，多年的实践也证明如此，而且对于总储蓄率的降低从而缩小投资缺口也发挥不了多大作用。从净出口来看， 近年来我国一直保持较高的贸易增长，贸易顺差不断扩大，外汇储备迅速增加，国际贸易摩擦不断且不断升级。如果我们继续采取依靠劳动力和产品低廉价格的优势来扩大净出口以弥补储蓄投资缺口，无疑将引起更多的国际贸易摩擦，同时增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以净出口消除储蓄投资缺口也存在很大的难度。因此，在体制改革难以短期到位、总储蓄率难以有效下降的情况下，剩下的选择，就是不得不采取保持适度投资增长的宏观政策，保持一定的投资规模，以弥补储蓄投资缺口。尽管从投资率的国际比较看，我国的投资率已相当高，但多数国家在工业化时期的投资率都呈现上升的趋势，尤其是在“赶超型”国家的经济高增长时期，高投资率与高储蓄率、高增长是不可分的。
面对我国不断升高的投资率，决策部门一直在提倡调整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从长期来看，强调鼓励消费、提高消费率的宏观调控政策是正确的导向。但是，从近几年的实践看，尽管刺激消费的措施较多，但总体上效果并不明显。近几年消费不足，除了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条件外，在很大程度是由于公共投资不足带来的。保障性住房、基本医疗和基础教育对于居民来说是刚性需求，不论价格高低，这些消费都是必须保证的。目前，由于这类产品供给不足、价格不断上涨，其消费支出占居民家庭支出的比例越来越高，居民的消费能力被少数产品的高价格所蚕食，城乡居民只得压缩其他开支，以更多的储蓄来保证这些不断增加的刚性支出。在此情况下，单纯的抑制投资、刺激消费，难以起到扩大内需的作用。
“十五”以来，中国财政收入以大大超过GDP增长的速度高速增长。但政府部门作为公共产品的最大生产部门，在财政支出中的公共开支仍然不足。2004年，财政用于经济建设的支出为28%，用于行政管理方面的支出为19%，但由于社会文教费的开支仅占26%。这使得公共交通、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包括计划生育）、公共环境、公共体育、公共文化、公共安全（食品、用水、财产等）、社会保障等投入严重不足，公共开支不足导致社会消费条件不完善，抑制了社会投资扩张。因此，扩大公共投资促进内需势在必行。也就是说，私人物品的供给已相当充分，而公共和准公共物品供给的相对不足，如农村水、电、路等基础设施配套不足，使农村的一些有支付能力的私人物品的消费需求得不到满足，抑制了私人物品消费需求的有效扩大，实施扩大公共投资促进内需扩大的政策势在必行。只有通过扩大公共投资、增加公共物品供给，以此降低公共产品价格，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才能真正建立起启动城乡消费的长效机制，并可以通过公共投资的扩大，促进对投资品需求的增加，以此消化钢材、水泥、玻璃等目前部分过剩的产能，促进各行业的协调发展。
但是，要纠正片面发展“高端公共工程”带动增长的倾向。从实效来看，许多“高端公共工程”不仅耗资巨大，占地多多，在推动投资过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劳民伤财，效益低下，给财政与金融系统带来了潜在的风险。在财政用于公共工程投资为一定的情况下，如果用于豪华、气派的“高端公共工程”的投资越多，意味着用于义务教育、农村交通、卫生防疫、灾害控制、社会保障等最急需的、中低端公共工程的投资越少，从而加大公共资源配置的社会不公平。当一些地方政府不惜巨资建设具有“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功能的“大学城”时，基层医务教育的发展资金却没有保障，公共教育资源在高校与基础教育之间、“富校”、“穷校”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分配差异十分悬殊。这反映了政府部门在公共工程发展的战略上已经面临着重大挑战。在有限的财政资源的约束下，公共资源的配置应当在低水平、广覆盖、均等化上下功夫，做到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
从扩大公共投资角度来看，有三个切入点。
一是从投资领域来看，必须加快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建设，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削减（或退出竞争性领域的）经济建设费和压缩行政管理费支出，保持各级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在公共支出方面的比重和速度，加大财政对于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公共交通、科技、文化、社会保障、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等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的公共投入，实现公共投资带动社会消费的目标。
二是从投资地区来看，要加大农村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农村地区的公共投资力度，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的要求，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国家财政支出、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和信贷投放，要按照存量适度调整、增量重点倾斜的原则，不断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把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重点转向农村。大力加强农田水利、耕地质量和生态建设，加快乡村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是农村基本医疗、基础教育、乡村道路、人畜清洁饮用水工程、防灾减灾设施建设和电力、电信基础设施建设，弥补这些地区消费条件的不足，促进消费环境的改善和消费能力的释放。
三是从投资的方向来看，要改变偏重开发区经济类基础设施建设，忽视城乡人文类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的倾向，改变只抓市政基础设施建设，而忽视社区经济、社会基础建设的片面作法，带动消费条件的完善。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
理论上说，消除或弥补储蓄投资缺口的途径，一靠提高消费率、降低储蓄率，二靠进一步扩大净出口，三靠提高投资率。在目前住房、医疗、教育价格高企、社会保障不健全、失业随时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下，采取各种拉动居民消费的政策措施以提高居民消费意愿、降低居民储蓄率，效果并不会明显，多年的实践也证明如此，而且对于总储蓄率的降低从而缩小投资缺口也发挥不了多大作用。从净出口来看， 近年来我国一直保持较高的贸易增长，贸易顺差不断扩大，外汇储备迅速增加，国际贸易摩擦不断且不断升级。如果我们继续采取依靠劳动力和产品低廉价格的优势来扩大净出口以弥补储蓄投资缺口，无疑将引起更多的国际贸易摩擦，同时增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以净出口消除储蓄投资缺口也存在很大的难度。因此，在体制改革难以短期到位、总储蓄率难以有效下降的情况下，剩下的选择，就是不得不采取保持适度投资增长的宏观政策，保持一定的投资规模，以弥补储蓄投资缺口。尽管从投资率的国际比较看，我国的投资率已相当高，但多数国家在工业化时期的投资率都呈现上升的趋势，尤其是在“赶超型”国家的经济高增长时期，高投资率与高储蓄率、高增长是不可分的。
面对我国不断升高的投资率，决策部门一直在提倡调整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从长期来看，强调鼓励消费、提高消费率的宏观调控政策是正确的导向。但是，从近几年的实践看，尽管刺激消费的措施较多，但总体上效果并不明显。近几年消费不足，除了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条件外，在很大程度是由于公共投资不足带来的。保障性住房、基本医疗和基础教育对于居民来说是刚性需求，不论价格高低，这些消费都是必须保证的。目前，由于这类产品供给不足、价格不断上涨，其消费支出占居民家庭支出的比例越来越高，居民的消费能力被少数产品的高价格所蚕食，城乡居民只得压缩其他开支，以更多的储蓄来保证这些不断增加的刚性支出。在此情况下，单纯的抑制投资、刺激消费，难以起到扩大内需的作用。
“十五”以来，中国财政收入以大大超过GDP增长的速度高速增长。但政府部门作为公共产品的最大生产部门，在财政支出中的公共开支仍然不足。2004年，财政用于经济建设的支出为28%，用于行政管理方面的支出为19%，但由于社会文教费的开支仅占26%。这使得公共交通、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包括计划生育）、公共环境、公共体育、公共文化、公共安全（食品、用水、财产等）、社会保障等投入严重不足，公共开支不足导致社会消费条件不完善，抑制了社会投资扩张。因此，扩大公共投资促进内需势在必行。也就是说，私人物品的供给已相当充分，而公共和准公共物品供给的相对不足，如农村水、电、路等基础设施配套不足，使农村的一些有支付能力的私人物品的消费需求得不到满足，抑制了私人物品消费需求的有效扩大，实施扩大公共投资促进内需扩大的政策势在必行。只有通过扩大公共投资、增加公共物品供给，以此降低公共产品价格，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才能真正建立起启动城乡消费的长效机制，并可以通过公共投资的扩大，促进对投资品需求的增加，以此消化钢材、水泥、玻璃等目前部分过剩的产能，促进各行业的协调发展。
但是，要纠正片面发展“高端公共工程”带动增长的倾向。从实效来看，许多“高端公共工程”不仅耗资巨大，占地多多，在推动投资过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劳民伤财，效益低下，给财政与金融系统带来了潜在的风险。在财政用于公共工程投资为一定的情况下，如果用于豪华、气派的“高端公共工程”的投资越多，意味着用于义务教育、农村交通、卫生防疫、灾害控制、社会保障等最急需的、中低端公共工程的投资越少，从而加大公共资源配置的社会不公平。当一些地方政府不惜巨资建设具有“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功能的“大学城”时，基层医务教育的发展资金却没有保障，公共教育资源在高校与基础教育之间、“富校”、“穷校”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分配差异十分悬殊。这反映了政府部门在公共工程发展的战略上已经面临着重大挑战。在有限的财政资源的约束下，公共资源的配置应当在低水平、广覆盖、均等化上下功夫，做到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
从扩大公共投资角度来看，有三个切入点。
一是从投资领域来看，必须加快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建设，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削减（或退出竞争性领域的）经济建设费和压缩行政管理费支出，保持各级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在公共支出方面的比重和速度，加大财政对于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公共交通、科技、文化、社会保障、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等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的公共投入，实现公共投资带动社会消费的目标。
二是从投资地区来看，要加大农村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农村地区的公共投资力度，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的要求，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国家财政支出、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和信贷投放，要按照存量适度调整、增量重点倾斜的原则，不断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把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重点转向农村。大力加强农田水利、耕地质量和生态建设，加快乡村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是农村基本医疗、基础教育、乡村道路、人畜清洁饮用水工程、防灾减灾设施建设和电力、电信基础设施建设，弥补这些地区消费条件的不足，促进消费环境的改善和消费能力的释放。
三是从投资的方向来看，要改变偏重开发区经济类基础设施建设，忽视城乡人文类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的倾向，改变只抓市政基础设施建设，而忽视社区经济、社会基础建设的片面作法，带动消费条件的完善。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