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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之后的晚明帝国与世界
1524年至1527年,葡萄牙人在双屿港上建造了千余座房屋,设立了市政厅、教堂、医院、慈善堂,居民3000余人,其中葡萄牙人1200人,其余1800余人为各国的天主教徒。由于中国的海禁,当时的远东贸易主要以走私为主, 双屿港自然成为了中国海盗与西方殖民者的贸易乐土。他们主要的贸易对象是日本,据说每年在这里的交易额达到了300万葡萄牙元以上,其中绝大部分的贸易是以日本的白银来交换中国的丝绸、瓷器、棉布、粮食以及从东南亚运来的香料物产。 双屿港日益繁华, 但与此同时明廷也密切注意到许栋、王直、李光头等海盗头目对东南沿海一代构成的威胁。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闽浙巡抚朱纨为了消除“倭患”,调集军队将双屿港的走私据点彻底捣毁,但此后“倭患”并没有因此而解除,反而是愈演愈烈。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朝廷任命朱纨为浙江巡抚兼福建军务提督,全面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朱纨到任之后,马上就开始进攻双屿港。他命令都司卢镗攻城,双屿港被明军包围。激战持续了5个小时,80艘葡萄牙战舰被明朝水师击沉。800名葡萄牙基督徒毙命。这个葡萄牙经营了20余年的殖民地,被明军夷为平地。在双屿港滞留的贸易货物损失不计其数。
双屿港之战对于葡萄牙殖民者来说,是自开拓新航路以来最为惨重的损失,平拖的《东方旅行计》记载了这一次战斗。
“中国政府朱纨,令卢镗出军,发帆船300艘,小艇80艘,舟中共6万人,皆在17日内集合。上述舰队专门袭击不幸的葡萄牙殖民者。事件的发生出乎葡萄牙事先预料。即使是有敏锐头脑的人,也不可能想象明朝政府为何这么做。这简直是上帝对我们最为恐怖的惩罚。激战长达5个小时之久,凶猛的明朝军队使双屿港境内变为废墟。我看见的情况惨不忍睹。将近1200名基督徒被杀。其中800名葡萄牙人被35艘小艇以及42艘巨型战舰包围,凶猛的进攻使得他们全部被杀。黄金、胡椒、檀香、丁香、肉豆寇,以及其他货物,损失超过200万金币。”仅有2艘葡萄牙船突围逃走。在葡萄牙扩张历史的记忆里,双屿港之战是一场挥之不去的噩梦。
双屿港之役后,曾经无敌天下的葡萄牙海上骑士们恼羞成怒。1549年葡萄牙人纠集大量中国海盗南下福建进犯漳州,月港、招安、走马溪、都司卢镗与巡海副使林乔率领明朝官军迎击葡萄牙人的进犯。生擒海寇96人。绝大多数中国籍海盗被就地问斩。走马溪一战中被俘的葡萄牙人并不多,其中有名有姓的只有7人,被俘的这7名葡萄牙人侥幸没有被就地处决,而是同其他一战俘被流放到广西桂林,最后又从那里逃出中国。根据朱纨走马溪一战的经过描述:“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2月21日，葡萄牙侵略者兵船至宫澳下湾海域抛泊，并在宫前、下安等登陆，肆行奸淫掳掠。巡海道柯乔、漳州知府卢镗发兵，并发动诏安的梅岭、田傅和五都的乡勇协助官兵围剿。2月20日凌晨，雾气弥漫海面，卢镗率兵从悬钟出发，借雾隐蔽在布袋澳西海面，另派一兵船伪装商船，由南往北行驶，诱敌深入。与此同进，陈城、岐下及渡海过来的梅岭、田傅等地的乡勇也在走马溪一带埋伏。上午8时许，葡船发现“商船”即驾船发炮追截。“商船”且战且退，驶入走马溪。葡船紧追。进入走马溪时，数十只乡勇兵船从布袋澳出击。葡船发现被围，企图突围逃遁，却遭官兵阻截，死者甚多；余者弃船登岸逃窜，又遇乡勇截击。此战歼敌239人，其中击毙33人，俘206人,内有头目3人，汉奸1人。”
朱纨双屿港、走马溪之战可谓是他的丰碑之战,但与此同时,朱纨的剿海却引起了浙江、福建一带依赖海上走私贸易的势家大姓的极大反感,朱纨遭到朝廷浙闽官僚的攻击、弹劾：“朱纨滥杀无辜。”迫使朱纨服毒自杀,卢镗等人也被朝廷罢官免职。直到朱纨死后40年,万历皇帝才为他平反。
实际上所谓的“日本倭寇”其首领大多是中国因海禁而不得不进行走私贸易的海商, 其中“倭寇”的最高领导者便是王直、李光头等人。自海禁以来民间海上贸易受到极大的破坏,所谓嘉靖时代的御倭战争本质上就是一场中国内部的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1567年明穆宗取消海禁,准许“贩东西样”，另外加之丰臣秀吉为实现征服东亚的野心，曾经采取一连串的禁止海盗的措施，其目的是转化民间武力为正规海军，因此“倭患”基本也就烟消云散了。
由于闽浙一代的再次受挫,葡萄牙人又将目光转移到了广东沿海。此时广东一代的海禁有所缓解,早期朝廷“悉行禁止”的海禁政策几乎导致了广东一代 “番舶几绝”的情况发生,于广东一代的经济发展极为不利,嘉靖八年(1529年)新任广东巡抚林富奏请在广东取消海禁,他认为广东之废市舶是“使军国无所资,且失远人心”的不明智之举。与其禁止不如及早疏通。广东重开海禁后,为了预防 “佛朗机”的商船再次闯到广州城下,明朝规定东南亚国家的商船“在广州洋澳驻歇”,等候官府处理。于是越来越多的外国商人来到了位于珠江口30公里的濠镜等待明朝官员前来抽税。濠镜也就是今天的澳门。
1562年澳门成为了葡萄牙人在中国的惟一居留地,长期定居的人口大约包括900名葡萄牙人,以及4000名中国商民。至1580年澳门的人口增长至20000余人……中国与葡萄牙之间的贸易进入了一个黄金的发展时期。
葡萄牙人以澳门为中心来安排在远东的贸易,每年5月至6月,他们乘坐中国的帆船顺着夏季的西南季风从印度的果阿起航。这种600—1600吨的大帆船,把美洲的白银,马六甲的香料运往中国,第二年再把中国的丝绸转手以高价运往日本,第三年秋再返回印度。葡萄牙商人几乎可以在每一个环节上都获得高额的利润,在整个贸易过程中获利可达10多万葡萄牙金币。17世纪末的葡萄牙船长苏萨(Fariay Sousa)在《葡萄牙的亚细亚》一书中写道:“澳门是中华帝国最繁盛的港口,葡萄牙人独家经营,每年5300箱丝绸,每个净重12盎司的金条3200个,7筐麝香、珍珠、瓷器、砂糖。这些物品是从中国运往欧洲的。为此葡萄牙人向中国输入的是欧洲的毛织物、胡椒和白银银币。”另一方面,美洲的白银源源不断的流入中国,中国的丝绸运往日本,每年中国可从中获得235万两白银。以澳门为中心的转口贸易,把中国市场卷入全球贸易网络之中,由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全球化经济新格局。
澳门—果阿—里斯本之间的远程贸易,葡萄牙商人的大帆船把中国的丝绸、黄金、铜、水银、麝香、朱砂、瓷器等商品运往果阿。其中数量最大的货物是生丝,1580—1590年,从澳门运往果阿的生丝为3000担,价值白银24万两,利润白银36万两。1636年从澳门运往果阿的生丝为6000担,价值白银48万两,利润白银72万两,以至于当时的马德里商人说,葡萄牙商人从里斯本运往果阿的白银几乎全部流入了中国。葡萄牙人也从中获得巨大的利润高达100%—200%,其中,中国的生丝运到印度之后的售价提高了250%!
与此同时,西班牙人也在继续寻找通往东方的航线。1520年4月,西班牙人选择了在吕宋(菲律宾)登陆,与葡萄牙人不同,征服过美洲的这群西班牙殖民者显得更加残暴与贪婪,1571年西班牙殖民者在菲律宾的甲米地海湾建立了一座以耶稣名字命名的城市——马尼拉。随着大量的中国商船进入马尼拉港,中国海商与大明朝廷和西班牙殖民者之间爆发了一场惨烈的冲突。
当西班牙殖民者在吕宋的征服事业还立足未稳时,而中国的海盗头目林凤(西文称之为Limahon)已经在南中国海上有着相当强大的实力, 1574年冬天，林凤率领着6000余名“海盗”进攻马尼拉港,与其说他们是“海盗”不如说他们是一群无家可归的老百姓。这支船队在11月的最后一个清晨开始围攻马尼拉,400名突击手迅速越过从海岸到城区之间的开阔地。从远处观看的吕宋土著突然兴奋起来。或许他们以为大明帝国的舰队来了。马尼拉当地的土著不断起义,不断有西班牙神甫被杀……林凤第一次攻城失利后,他们又发动了第二次进攻,林凤的船队在马尼拉外海而上排成半月形的战阵,炮击之后,1000至1500多名将士在他的亲自指挥下,分三个方向对西班牙守城发起攻击。战事险恶,当80多人最终破城而入时,西班牙援军到了。攻城再次受挫。华人船队撤退启航去了彭加丝兰(Pangasinan)省。1574年底进攻马尼拉的这支华人船队,根本不是中国朝廷的水师。恰恰相反,他们是中国朝廷追剿的“海盗”,他们是无家可归的农民、手工业者、讨海而生的渔人,其中绝大多数来自中国广东、福建沿海,也有一些日本人、琉球人,甚至菲律宾人。在这支五六千人的船队中，至少有1000多名妇女,船上装满了各种生活用具。他们是来垦殖的移民。正当西班牙援军前往彭加丝省围剿林凤时,又出现了一支中国舰队,西班牙人误认为是林凤的支援部队,实际上这是一支同样来“帮助”西班牙人的军队,他们是明朝福建把总王望高的舰队。这一次东西方在再围剿“华人海盗”的共同事业上相互拥抱了……王望高最终也没有找到林凤,令人可笑的是这位把总在当地收购了足够多的人头并且将随身携带的物品高价出售之后,就起航回国交差了。王望高走后,奸诈的西班牙人担心王望高是明廷派来的间谍,于是他们开始大量屠杀华人,其中仅1603年死者就多达2万余人。另一方面西班牙人也担心明朝会兴兵问罪,但明朝的答复出乎西班牙人的预料:皇恩浩荡,大国仁义,天朝绝不会因为一些“贱民”、“兴动兵戈”……中国的印象也渐渐在西班牙人眼中清晰了,他们由原先对于中国的好奇与疑惑,变得更加自信,并且游刃有余。由于中国与马尼拉之间的贸易日渐繁荣,大量华人涌入马尼拉。1639年,西班牙殖民者再次屠杀当地的华人,这一次据说有37000人在马尼拉遇害。
随着西班牙殖民者在菲律宾地位的不断巩固,中西方之间的贸易也呈现出一个崭新的时代——马尼拉大帆船(Manila galleon)时代的到来。马尼拉大帆船时代的特点是以中国海商与驻菲律宾西班牙殖民者之间交易的贸易形式为主。其中黄金时期为中国的晚明时期(1573-1644)年之间,自1577年每年进入马尼拉港的中国大陆商船数量为9艘,到1637年为50艘,1609年-1612年间的中国年均进港数量为37.2艘,这些中国商船装载着中国的丝绸、生丝、瓷器,往返于澳门——日本——菲律宾之间的航线上,由于中国货物的巨大吸引力,也导致了晚明时期的中国与世界几乎所有国家之间的贸易都出现了巨大的顺差,大量的白银源源不断的从日本、美洲运往中国,根据统计,当时中国商船在马尼拉平均货物值达到35000西班牙比索,利润高达150%。同时不仅中国海商能从中渔利,明朝官府也能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中,每年征8000-10000两白银的关税。1565-1820年墨西哥向马尼拉输送了4亿比索的白银,其中大约2亿比索的白银流入了中国。自1565—1760年,中国与吕宋之间的贸易总额为18564万两白银。难怪西班牙人曾惊呼:“美洲的白银几乎全部流入中国。”仅1631年一年,由菲律宾输入澳门的白银就达1400万两,大约相当于永乐元年至宣德九年（1403-1434年）大明王朝30年鼎盛期内中国官银矿总产量的2.1倍,是万历年间明朝国库岁入的3.8倍。1593年1月,1595年7月和9月,西班牙国王三次颁发敕令,规定每年从墨西哥运抵菲律宾的白银以50万比索为限,企图遏制美洲白银流入中国。但这种违背经济规律的敕令成为一纸空文,甚至菲律宾殖民地总督本人也公然违反敕令,携带大量美洲白银进入菲律宾。美洲白银流入中国数量之大，一度使欧洲贵金属输入量锐减。与1591-1600年间相比,1641-1650年间美洲黄金输入欧洲数量减少92％,白银减少61％,这一减少与中国—美洲贸易扩大有关。由于美洲白银通过菲律宾大量流入中国,17 世纪上叶某些西班牙人竟建议放弃菲律宾殖民地。
流入中国的海外白银另一个主要来源地是日本,1600年日本进入了德川幕府时代,中日之间的贸易日渐繁荣,17世纪初流出日本的白银可能达到157000公斤,其中绝大多数流入了中国。日本不仅用白银购买中国货物,而且用白银交换中国钱币。日本白银流入中国,年代早于美洲白银,流入途径有民间走私贸易和葡萄牙人开展的转口贸易两途。由于明代倭患频繁,加之1638年日本实行闭关锁国之后,中日两国的正常贸易往来被打断,但同时也刺激了中国海商走私贸易的又一次发展。
在15和16世纪这段时间，西方国家的探险活动逐渐增多，但是在规模方面和郑和船队却不能相提并论。这是停泊在港口准备开始探险的葡萄牙人的大帆船。
这是明朝的武将服饰和明朝海军的战舰。在当时，中国的海上力量无疑是世界上最强大的。
通过郑和的出访活动，明朝的强盛国力对一些国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是向中国称臣的国家所派遣的使者，用他们的土特产向中国进贡。
这是西方探险家在当时的东南亚野炊时的情景。造船技术的进步和指南针的应用，使西方的探险活动日益增多。
这幅画描述了15、16世纪西方国家贸易港口装卸货物的景象。
1574年，林凤(limahong)进攻马尼拉港
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大体如下:
美洲生产的白银:30000吨
日本生产的白银:8000吨
总数:38000吨
最终流入中国数:7000-10000吨
早在西方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主要的西方国家就开始了从海洋向陆地的侵略。这是荷兰殖民者在东西方贸易交通的要冲——马六甲修建的城堡和炮台。
中国的香料是最早进入西方的商品之一,一般价格昂贵，但是往往还是供不应求。
从18世纪起，西方的科技水平有了很大的发展，从而使西方的探险活动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16世纪90年代,英国和荷兰舰队进入了印度洋,开始向葡萄牙人的贸易控制权提出挑战, 此时的葡萄牙、西班牙帝国渐渐衰落,新兴的荷兰人接管了远东水域的“真空”。1602年荷兰建立东印度公司, 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派出14艘战舰,其中9艘超过了400吨,而1603年派出的舰队中,有900吨的“多德雷切特号”(Dorclreeht) ,装备了6门24磅炮和18门9磅炮,在1602年—1609年间,东印度公司在13个地方设立要塞和大型贸易据点,共派出246艘船只,前往亚洲。相比之下只有79艘葡萄牙船到达了它们的印度目的地。虽然其中有些船很大,但只有43艘平安返回了葡萄牙。161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侵占巴达维亚（印尼雅加达）以此为基地,作为与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等西方列强争夺东方殖民地的大本营。
1624年(明天启四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经营台湾(荷兰人称为“福摩萨”),占领澎湖后向明朝东南沿海进行侵扰。但即使是多次在海上击败葡萄牙舰队的荷兰人,也对此时的中国海商无能为力。荷兰人深知如果没有中国参与以巴达维亚为中心建立的贸易体系,只能是一潭死水,此时的远东海域贸易完全掌控在中国海商手中,荷兰东印度公司与中国海商的冲突也不可避免。
明朝海禁193年恰好是西方地理大发现的时代,海禁断送了中国自宋元时期问鼎世界的海上技术优势,也断送了中国进入海洋参与世界贸易的权利,自洪武三年(1370年)禁海到1567年复开,其中将近200年的时间内,大明帝国与世界之间的非官方联系越来越多,中国的海上力量逐渐由帝国舰队,转变为了私人性质的海上武装贸易,如果说西班牙人不是最好的老师,那么中国海商也要算是最好的学生。西方的不断扩张与中国的海禁为远东水域导入了一种“强权”秩序。冲突不仅在西方列强之间展开,同时也在中西方之间展开,中国海商自己组织船队,购买葡萄牙、荷兰船上的大炮,出没在西方人的航线与港口,他们挑战西方殖民者,同时对抗朝廷的围剿,华人海商实力不断扩大,在日本德川幕府限制沿海私人从事海商贸易后,中国海商接管了日本的海上贸易,平户、长崎成为了中国海商,海盗的基地,到1615年左右,大海商李旦以平户为基地,基本垄断了福建、台湾、日本、菲律宾之间的海上贸易。
海禁的惯性与马尼拉大帆船的贸易,使得晚明后期的远东水域成为了中国海商、海盗的贸易乐土,尤其以李旦、颜思齐、郑芝龙的船队为甚。郑芝龙早年生于福建南安的石井,曾经是李旦手下的一员大将。他早年在澳门经商,为葡萄牙与荷兰人做商务通事,他去过马尼拉,在日本九州娶了一位日本女人。1627年明朝深感李旦集团之强大,曾联合荷兰舰队围剿李旦、颜思齐、郑芝龙。不幸的是朝廷水师几乎全军覆没。最后不得不与李旦集团妥协。大明帝国的不断衰落,也为中国海商创造了一个与官府接触的机会。早在1624年,朝廷就希望于李旦出面劝说荷兰人退出澎湖去台湾。曾几何时,郑和的舰队驰骋四海, 世事沧桑,大明200余年的海禁剿海,如今沦落到与海寇合作的地步。不久李旦、颜思齐死了,郑芝龙依靠海上贸易实力不断壮大,崇祯元年朝廷册封郑芝龙为 “海上游击”,这是中国的海商集团第一次得到合法的认可,当然在内部帝国最衰弱的时候,中国海外势力强大,朝廷招抚郑芝龙也是迫不得已。朝廷与民间海商之合作也仅仅是暂时的机缘。一旦内陆政权强大,禁海剿海也都是可以预见的历史。
1633年深秋,荷兰舰队炮击中国海岸守军,烧毁停泊在厦门港内30余艘中国船只。郑芝龙号令150艘闽粤水师围攻荷兰舰队。“此一举也,生擒夷酋一伪王,夷党数头目,烧沉夷众数千,生擒夷众118名,斩夷级20颗,焚夷夹板巨舰5只,击破夷贼小舟50余只……说者皆曰:闽粤自有红夷以来,数十年,此捷创闻。”以上所言正是著名的料罗湾大捷。荷兰人不得不屈尊于中国海商集团的实力,从此荷兰人每年向郑芝龙商的船队缴纳12万法郎的进贡,才可以保证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远东水域的安全。在17世纪的远东水域完全变成了由中国海商一家说了算的天下。历经料罗湾一战后,164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也曾经私下与郑芝龙达成四六开的贸易协议,无奈郑芝龙的海上力量过于强大。四六开的贸易协定对于郑芝龙来说也只是一纸空文。晚明时期几乎整个远东水域——澳门、马尼拉、厦门、日本各港口之间所有的商船都悬挂着郑氏令旗的中国商船。荷兰人屈服了，他们放弃了垄断中国海上贸易的企图，转而承认郑芝龙的海上霸权秩序。
在“反清复明”与“驱荷复台”的大历史背景下，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较为强大的与西方海军类似的“商业—舰队的复合体”。海上的利益是维持郑氏舰队的重要经济来源，在郑成功时代，仅海外贸易一项，郑氏集团每年获利平均250万两白银。军队总人数达到了15至18万人之间，每年开支约在300至360万两白银之间，平均计算，商业利润占郑氏集团的75％。中国的海权完全交给了曾经被朝廷极力禁缴的“海盗”。
与郑氏舰队不同，嘉靖年间的王直、徐海、吴平、曾一本、林道乾、林凤等人的舰队，也同样具有“商业—舰队”复合体的特征，不过由于“成王败寇”的社会潜意识，王直、徐海等人最终被扣上了“海寇”的帽子，而他们同郑氏集团的实际区别仅在于没有形成规模。
今天回过头来看历史，17世纪中叶以后，当欧洲文明同中华文明因频繁接触而形成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之后，中国似乎只等着跨越出最关键的一步，代表商业社会的军事力量打败代表传统农业的社会军事力量。遗憾的是，郑成功海上集团没有做到这点。而在1840年之后的鸦片战争中，却让英国海军在瓦解传统农业社会时，充当了一次“不自觉的历史工具”，中国从此开始了近代化社会转型的缓慢过程。此后中国的近代历史表明，无论是时间还是逻辑顺序上看，军事崩溃是促成传统社会解体时倒下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在早期的欧洲，人们认为穿略显透明的丝绸衣物是不守妇道的行为。但这并没有对丝绸的流行造成多大的影响
中国的丝绸历史悠久。可是，在最初进入西方市场的时候，人们都不知道它的产地和名字。15世纪后，丝绸已经成为在西方市场上最受欢迎的商品
这是中国商人赠送给欧洲同行的瓷碗。上面的图画形象的反映了18世纪当时中国广州码头的繁荣景象。
在相对封闭的中国封建社会时期，中国人的探险勇气要逊与西方国家。当时的中国认为自己拥有一切。直到郑和出访回来后，通过随船带来的异国奇珍才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国人的眼界。
从郑和到郑芝龙，中国海权200年沧桑
1450年前后,明帝国从扩张转向收缩,1449年土木堡一役明英宗被俘,明朝的疆界已从外长城收敛到内长城。明朝的威胁不仅来自于北方的草原民族,还有东南沿海的倭寇,佛朗机,红毛夷。 在暂时的中国海权复辟之后，来自于草原的满族统治者仍然选择了闭关锁国，1644年明朝灭亡，郑芝龙归降满清。此后除郑芝龙之子郑成功收复台湾以外,中国民间海上力量在远东的海权被不断的在反清复明的“伟业”中消耗殆尽。满清统治者收复了台湾，但中国由此也完全与世界隔离。
由于海禁的灾难,永乐时期的明朝海军由400艘主力舰到1474年只剩下140艘,从1597年(万历二十五年)到1820年(清嘉庆二十五年)历经223年时间,中国驶往东南亚远航帆船的数目从137艘增加到295艘,只增长一倍多,而且限制用双桅,载重不超过500石。坚船利炮才能称霸海上，称霸海上才能称霸世界，这番道理，中国的皇帝们要到从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可悲教训中，才能懂得。如果500年前中国的皇帝们不开始禁海，中国乃能打造世界上最大的海船称雄远东水域，也不至于500年后耗费巨资购买西洋的“夷狄”铁甲舰被东洋“倭寇”击沉，把台湾割让。如果200年前，郑氏集团放弃“反清复明”的北伐路线，依托台湾转为南进战略，开拓海外贸易与殖民，中国就不可能以陆地简陋的炮台面对英国海军战舰的攻击，输掉可耻的鸦片战争。
中国的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失去了竞争海上的机会。由于历史上中国海权的丧失殆尽，台湾问题直至今日仍然没有解决。从1405年郑和舰队开洋至今天，整整600年。
“海上武装力量的强大是促进历史上进入强国行列的重要因素，世界历史表明，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任何国家都不能长期成为强国。“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拥有了贸易，谁控制了世界贸易，谁就拥有了世界的财富，进而控制了世界”——拉勒夫的这句话长期成为西方国家海上霸权的信条。
15—17世纪是世界历史上远洋航行探险取得最重大突破的时代。西欧位于欧亚大陆西端，中国位于东端，相距甚远，处在很不同的自然生态圈中。在古代农业文明时代以前，不同的自然生态圈对人类文化活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打开世界地图，欧洲仿佛是由波罗的海、地中海、黑海和亚得利亚海分割的一些岛屿，正像一个环岛，环绕地中海与大西洋岸上的海上交通与航海生活，在欧洲比在中国重要得多。因此，欧洲文明很早就具有面向海洋的半岛特征，农业与商业结合的特征，畜牧航海的特征。地中海文明，是整个西方重商主义海洋文明的交汇处。林立的小国与城邦的竞争孕育了西方海洋文明的前身。当欧洲历史舞台的中心从地中海转向大西洋时，沿大西洋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成为开辟海洋新时代的先驱，也就毫不为奇了。
在东亚大陆上孕育出来的中国农业文明不同于在地中海或西欧地区孕育出来的农业文明，这是肯定无疑的。中国的传统的大陆观是中国所在特殊地理环境构成的，远离其他古典文明中心，这使中国人很早就形成中心与边缘的同心圆“天下”观。这种“天下”观的自大心态阻碍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进行认真探索与研究，甚至对中国的周边国家也只有模糊的概念。
从15—18世纪，西欧各国、中国、日本都具有向海洋扩张的历史机遇，但只有中国具有在海洋和大陆同时推进的历史机遇，而却很少同时成为一个海上霸主。中国自古以来就面临防守北疆的难题。这是西欧、日本等国面临新的历史机遇时所不曾有过的。明朝从朱元璋开国之日起，就严厉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严禁民间与外国海上往来贸易。这一海禁政策在永乐时代也未曾打破，一直延续达200年之久（1368—1567年）。此后虽然实行了有限度的“开禁”，中国的海外贸易活动区域也始终限制在马六甲以东的南洋水域，对海外贸易进行“自我约束”，对华侨利益不予保护，这在世界各大国中几乎绝无仅有。
在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变化的自发进程中，国家作为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对发展的选择起着重要作用。在这里，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国家与西欧新兴的君主国家扮演者表面相似而实际不同的角色。明王朝和清王朝是中国封建专制大一统帝国发展的最后也是最高阶段，普遍还全与军事官僚机器的结合，形成一体化的政治权力。这个政治权力有助于巩固中国的传统社会制度与结构，而不是消弱它。西方则不然，中世纪西欧小国林立，形成多层次等级的封建结构，王权弱小，也不具备军事官僚机器，因而形成教权、王权、贵族、新兴市民阶级交错的多元化结构。中世纪后期西欧王权提高，民族国家形成，是一种进步趋向。新君主一般是联合新兴市民阶级反对封建贵族，以加强自己的政治力量和财政力量，这在客观上有助于消弱而不是强化传统社会制度和结构。
在中国，直接的政治权力没有利用历史机遇帮助新经济趋向的发展，从郑和到郑芝龙，中国官方性质的海权从顶峰走向民间自发海权顶峰虽盛极一时，但中国的海权观念始终与西方海权历史观念背道而驰。达·伽马与哥伦布可以说是站在同一起跑线，尽管反方向航行，最后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的航海终于汇集在南中国海上发生遭遇。郑和到郑芝龙不管他们的航行的方向是哪里，恐怕永远也难与哥伦布、达·伽马相碰撞。
在没有开通海上贸易以前，印度等国的商人携带货物必须通过长途跋涉才能到达中国。
随着科技的大发展，以葡萄牙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了侵略和扩张,他们通过其海军力量来征服和侵略相对弱小的国家。
在清代前期的海防战略思想中，由于受到了郑氏集团在明末清初时期威胁内陆王朝统治的历史教训，清朝长期实行了消极的“重防其出”的海防政策。清代前期的海防思想，是以仿制再次出现类似与郑氏集团那样的中国民间海商武装集团为海防历史经验的。官方与民间的航海，造船受到了严格的限制，长期停滞不前，不仅丧失了原来的领先地位，而且与西欧国家的航海技术差距越来越大，根据《清史稿》记载在鸦片战争前期的中国水师的最大船只为广东“大米艇”，数量仅只有17艘，150吨的排水量，每艘造价为4386两，约折合1100英镑。这样的战船规格，造价与英国的战列舰根本不能相比，即使与仅用于通信和护航的第六级战舰相比，差距仍然很大，也就是说，中国战船在英国根本无法列入战舰行列。笔者认为，保守的说，鸦片战争前夕的中国战船水平与西方国家相比，差距有一个半世纪。回顾历史，自公元15世纪中叶，西方地理大发现之前，当中国的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先后七次航行海外，到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前，前后400余年，中国海军竟沦落到如此地步。
一种文明的扩张与否，关键在于其内部有无扩张的动力。而不在于实力的大小，而动机又是与文明的特征密切相关。当代中国海权的现实，也证明了此点。中国改革开放20余年来综合国力的增强，靠的不是对外扩张，不是对外征服，而是内部不断改革所带来的追求海洋利益。当然，近代以来中国的海权观念，确实受到了西方的巨大影响。竞争、富强、国家利益等一组新的价值观同样构成了当今中国海洋文化的组成部分。然而，我们应该更加清楚的看到，历史上中国发展海军的动力是历史上外部压迫下，维护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被动反应。而当今中国发展海军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应对台湾的军事威胁，其主要目的在于阻止台湾单方面改变现状。在南中国海，中国的行动是当别人向它的历史性主权要求提出挑战时，坚持申明自己的主权，而不是提出新的主权要求。费正清指出：“中国人对郑和航海的官方观点，与特别是15世纪以后欧洲人对探险，移民和残忍的掠夺的不可抑止的推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本质上说，中国的海洋观念也包含在中国传统文明之内，中国文明是一种自足的文明，是一种建立在内涵式发展基础上的文明。这是一种不需要扩张的文明，扩张对于这个文明而言，只能意味着生产力的破坏。虽然在1840年以前中国始终是东亚最强大的国家，甚至在很长的时间里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中国却从来没有一个王朝将扩张作为自己的基本国策。新中国建立时，中国的海防观念也依然是依托于近海防御，防止敌对国家进行登陆的作战思想，直到近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海权观念的引进，发展市场经济，对海洋利益的诉求，国家利益代替阶级斗争为主的外交方针的出现，才为未来的中国海权指明了方向。
对于未来的中国海权的发展，我们也同样可以从历史中得到答案。当中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历史使命后，维护东亚内部世界的平衡与安全是中国海权发展的新动力。只有在这个动力之下，中国未来海权的发展才真正具备现实意义。从汉、唐，直至明朝永乐时期派遣郑和下西洋以来，这种动力在中国本身国力可以支撑的前提下从未间断过，由此也可以证明，在中国传统文明与现代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中国海权的诉求虽然是有限度的（比较而言，美国的海权是全球意义的），但追求海洋利益与国家利益的战略平衡点将会是长期不变的。目前来看，在东亚地区，日本海军还没有能力承担亚太地区安全平衡的能力，仍然要依托美日同盟的框架，同时没有中国参与其中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经济框架构建，单纯凭借美日两国也不可能完成。中国应当把海军发展同国家未来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未来的海军建设不应当基于仅是维护国家领土完整，而是要在可预见的未来，承担起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一个由中国建立起来的东亚政治经济新格局，有利于亚太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同时也有利于中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完成自身发展的历史使命。从明代的“东亚朝贡体系”到未来的“东亚政治经济新格局”虽然在本质上不同，但构建的前提都应当是以“中国为中心”。
贡德·弗兰克先生的巨著《白银资本——重视全球化的东方》指出，全球化的起点应追诉到“15世纪地理大发现”时代。而“经济全球化的东方应当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地区”。同时他也批判了布罗代尔、沃勒斯坦等“欧洲中心论主义者”的狭隘。不管其观点对错，一个西方学者尚且有着如此的东方情怀，相比较某些国人的晚清情节，对中国历史不闻不问的态度，着实另人惭愧。从全球化的视野来看晚明清初时期的中国海权，或许会给今天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的中国人带来新的启示。回顾历史，从郑和到郑芝龙200余年来的中国海权思想变化的意义更在于此。在过去，未来都需要强大的海上武装力量来保护中国的海洋利益。因此，笔者强调：现代海洋观的树立、现代海防观的树立，应当深刻的认识到中国海防的历史和现状、居安思危、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纪念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暨呼唤中国现代海军之崛起，愿昔日残阳的余晖，意味明朝的璀璨。
正是由于罗盘的发明，才使人们的远洋航行的梦想成为可能。
当时中国拥有极发达的造船业，这也间接刺激了海上贸易的发展。这是根据当时的资料复制成的明朝货物运输船。
注解1：
嘉庆时期的中国白银1两可以兑换大约60便士，12便士等于1先令，20先令等于1英镑。当时在中国海面行驶的英国一般商船的造价约为5000英镑，所以“大米艇”的造价相当于英国商船的1/5。
注解2：
“魔鬼的武库”历史学家根据英国皇家海军战斗力的大小，将其军舰分为六个等级。第一、二、三级军舰的火炮最少为64门，多者为120门，这三级军舰具有强大的杀伤力，被称为战列舰，第四、五、六级是一些比较小的军舰，按其任务被称为护航舰、警卫舰、运兵船、军需船等。
注解3：
从19世纪末马汉的海权巨著《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出版后，曾被世界各国翻译出多种语言版本。其中俄文版在1895年出版，日文版在1896年出版，德皇威廉二世更是将此书下发给德国海军各类舰船每船一册。今年也正好是马汉到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任教的120周年纪念。令人遗憾的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本部海权巨著才真正出现了中文版本。
1524年至1527年,葡萄牙人在双屿港上建造了千余座房屋,设立了市政厅、教堂、医院、慈善堂,居民3000余人,其中葡萄牙人1200人,其余1800余人为各国的天主教徒。由于中国的海禁,当时的远东贸易主要以走私为主, 双屿港自然成为了中国海盗与西方殖民者的贸易乐土。他们主要的贸易对象是日本,据说每年在这里的交易额达到了300万葡萄牙元以上,其中绝大部分的贸易是以日本的白银来交换中国的丝绸、瓷器、棉布、粮食以及从东南亚运来的香料物产。 双屿港日益繁华, 但与此同时明廷也密切注意到许栋、王直、李光头等海盗头目对东南沿海一代构成的威胁。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闽浙巡抚朱纨为了消除“倭患”,调集军队将双屿港的走私据点彻底捣毁,但此后“倭患”并没有因此而解除,反而是愈演愈烈。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朝廷任命朱纨为浙江巡抚兼福建军务提督,全面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朱纨到任之后,马上就开始进攻双屿港。他命令都司卢镗攻城,双屿港被明军包围。激战持续了5个小时,80艘葡萄牙战舰被明朝水师击沉。800名葡萄牙基督徒毙命。这个葡萄牙经营了20余年的殖民地,被明军夷为平地。在双屿港滞留的贸易货物损失不计其数。
双屿港之战对于葡萄牙殖民者来说,是自开拓新航路以来最为惨重的损失,平拖的《东方旅行计》记载了这一次战斗。
“中国政府朱纨,令卢镗出军,发帆船300艘,小艇80艘,舟中共6万人,皆在17日内集合。上述舰队专门袭击不幸的葡萄牙殖民者。事件的发生出乎葡萄牙事先预料。即使是有敏锐头脑的人,也不可能想象明朝政府为何这么做。这简直是上帝对我们最为恐怖的惩罚。激战长达5个小时之久,凶猛的明朝军队使双屿港境内变为废墟。我看见的情况惨不忍睹。将近1200名基督徒被杀。其中800名葡萄牙人被35艘小艇以及42艘巨型战舰包围,凶猛的进攻使得他们全部被杀。黄金、胡椒、檀香、丁香、肉豆寇,以及其他货物,损失超过200万金币。”仅有2艘葡萄牙船突围逃走。在葡萄牙扩张历史的记忆里,双屿港之战是一场挥之不去的噩梦。
双屿港之役后,曾经无敌天下的葡萄牙海上骑士们恼羞成怒。1549年葡萄牙人纠集大量中国海盗南下福建进犯漳州,月港、招安、走马溪、都司卢镗与巡海副使林乔率领明朝官军迎击葡萄牙人的进犯。生擒海寇96人。绝大多数中国籍海盗被就地问斩。走马溪一战中被俘的葡萄牙人并不多,其中有名有姓的只有7人,被俘的这7名葡萄牙人侥幸没有被就地处决,而是同其他一战俘被流放到广西桂林,最后又从那里逃出中国。根据朱纨走马溪一战的经过描述:“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2月21日，葡萄牙侵略者兵船至宫澳下湾海域抛泊，并在宫前、下安等登陆，肆行奸淫掳掠。巡海道柯乔、漳州知府卢镗发兵，并发动诏安的梅岭、田傅和五都的乡勇协助官兵围剿。2月20日凌晨，雾气弥漫海面，卢镗率兵从悬钟出发，借雾隐蔽在布袋澳西海面，另派一兵船伪装商船，由南往北行驶，诱敌深入。与此同进，陈城、岐下及渡海过来的梅岭、田傅等地的乡勇也在走马溪一带埋伏。上午8时许，葡船发现“商船”即驾船发炮追截。“商船”且战且退，驶入走马溪。葡船紧追。进入走马溪时，数十只乡勇兵船从布袋澳出击。葡船发现被围，企图突围逃遁，却遭官兵阻截，死者甚多；余者弃船登岸逃窜，又遇乡勇截击。此战歼敌239人，其中击毙33人，俘206人,内有头目3人，汉奸1人。”
朱纨双屿港、走马溪之战可谓是他的丰碑之战,但与此同时,朱纨的剿海却引起了浙江、福建一带依赖海上走私贸易的势家大姓的极大反感,朱纨遭到朝廷浙闽官僚的攻击、弹劾：“朱纨滥杀无辜。”迫使朱纨服毒自杀,卢镗等人也被朝廷罢官免职。直到朱纨死后40年,万历皇帝才为他平反。
实际上所谓的“日本倭寇”其首领大多是中国因海禁而不得不进行走私贸易的海商, 其中“倭寇”的最高领导者便是王直、李光头等人。自海禁以来民间海上贸易受到极大的破坏,所谓嘉靖时代的御倭战争本质上就是一场中国内部的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1567年明穆宗取消海禁,准许“贩东西样”，另外加之丰臣秀吉为实现征服东亚的野心，曾经采取一连串的禁止海盗的措施，其目的是转化民间武力为正规海军，因此“倭患”基本也就烟消云散了。
由于闽浙一代的再次受挫,葡萄牙人又将目光转移到了广东沿海。此时广东一代的海禁有所缓解,早期朝廷“悉行禁止”的海禁政策几乎导致了广东一代 “番舶几绝”的情况发生,于广东一代的经济发展极为不利,嘉靖八年(1529年)新任广东巡抚林富奏请在广东取消海禁,他认为广东之废市舶是“使军国无所资,且失远人心”的不明智之举。与其禁止不如及早疏通。广东重开海禁后,为了预防 “佛朗机”的商船再次闯到广州城下,明朝规定东南亚国家的商船“在广州洋澳驻歇”,等候官府处理。于是越来越多的外国商人来到了位于珠江口30公里的濠镜等待明朝官员前来抽税。濠镜也就是今天的澳门。
1562年澳门成为了葡萄牙人在中国的惟一居留地,长期定居的人口大约包括900名葡萄牙人,以及4000名中国商民。至1580年澳门的人口增长至20000余人……中国与葡萄牙之间的贸易进入了一个黄金的发展时期。
葡萄牙人以澳门为中心来安排在远东的贸易,每年5月至6月,他们乘坐中国的帆船顺着夏季的西南季风从印度的果阿起航。这种600—1600吨的大帆船,把美洲的白银,马六甲的香料运往中国,第二年再把中国的丝绸转手以高价运往日本,第三年秋再返回印度。葡萄牙商人几乎可以在每一个环节上都获得高额的利润,在整个贸易过程中获利可达10多万葡萄牙金币。17世纪末的葡萄牙船长苏萨(Fariay Sousa)在《葡萄牙的亚细亚》一书中写道:“澳门是中华帝国最繁盛的港口,葡萄牙人独家经营,每年5300箱丝绸,每个净重12盎司的金条3200个,7筐麝香、珍珠、瓷器、砂糖。这些物品是从中国运往欧洲的。为此葡萄牙人向中国输入的是欧洲的毛织物、胡椒和白银银币。”另一方面,美洲的白银源源不断的流入中国,中国的丝绸运往日本,每年中国可从中获得235万两白银。以澳门为中心的转口贸易,把中国市场卷入全球贸易网络之中,由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全球化经济新格局。
澳门—果阿—里斯本之间的远程贸易,葡萄牙商人的大帆船把中国的丝绸、黄金、铜、水银、麝香、朱砂、瓷器等商品运往果阿。其中数量最大的货物是生丝,1580—1590年,从澳门运往果阿的生丝为3000担,价值白银24万两,利润白银36万两。1636年从澳门运往果阿的生丝为6000担,价值白银48万两,利润白银72万两,以至于当时的马德里商人说,葡萄牙商人从里斯本运往果阿的白银几乎全部流入了中国。葡萄牙人也从中获得巨大的利润高达100%—200%,其中,中国的生丝运到印度之后的售价提高了250%!
与此同时,西班牙人也在继续寻找通往东方的航线。1520年4月,西班牙人选择了在吕宋(菲律宾)登陆,与葡萄牙人不同,征服过美洲的这群西班牙殖民者显得更加残暴与贪婪,1571年西班牙殖民者在菲律宾的甲米地海湾建立了一座以耶稣名字命名的城市——马尼拉。随着大量的中国商船进入马尼拉港,中国海商与大明朝廷和西班牙殖民者之间爆发了一场惨烈的冲突。
当西班牙殖民者在吕宋的征服事业还立足未稳时,而中国的海盗头目林凤(西文称之为Limahon)已经在南中国海上有着相当强大的实力, 1574年冬天，林凤率领着6000余名“海盗”进攻马尼拉港,与其说他们是“海盗”不如说他们是一群无家可归的老百姓。这支船队在11月的最后一个清晨开始围攻马尼拉,400名突击手迅速越过从海岸到城区之间的开阔地。从远处观看的吕宋土著突然兴奋起来。或许他们以为大明帝国的舰队来了。马尼拉当地的土著不断起义,不断有西班牙神甫被杀……林凤第一次攻城失利后,他们又发动了第二次进攻,林凤的船队在马尼拉外海而上排成半月形的战阵,炮击之后,1000至1500多名将士在他的亲自指挥下,分三个方向对西班牙守城发起攻击。战事险恶,当80多人最终破城而入时,西班牙援军到了。攻城再次受挫。华人船队撤退启航去了彭加丝兰(Pangasinan)省。1574年底进攻马尼拉的这支华人船队,根本不是中国朝廷的水师。恰恰相反,他们是中国朝廷追剿的“海盗”,他们是无家可归的农民、手工业者、讨海而生的渔人,其中绝大多数来自中国广东、福建沿海,也有一些日本人、琉球人,甚至菲律宾人。在这支五六千人的船队中，至少有1000多名妇女,船上装满了各种生活用具。他们是来垦殖的移民。正当西班牙援军前往彭加丝省围剿林凤时,又出现了一支中国舰队,西班牙人误认为是林凤的支援部队,实际上这是一支同样来“帮助”西班牙人的军队,他们是明朝福建把总王望高的舰队。这一次东西方在再围剿“华人海盗”的共同事业上相互拥抱了……王望高最终也没有找到林凤,令人可笑的是这位把总在当地收购了足够多的人头并且将随身携带的物品高价出售之后,就起航回国交差了。王望高走后,奸诈的西班牙人担心王望高是明廷派来的间谍,于是他们开始大量屠杀华人,其中仅1603年死者就多达2万余人。另一方面西班牙人也担心明朝会兴兵问罪,但明朝的答复出乎西班牙人的预料:皇恩浩荡,大国仁义,天朝绝不会因为一些“贱民”、“兴动兵戈”……中国的印象也渐渐在西班牙人眼中清晰了,他们由原先对于中国的好奇与疑惑,变得更加自信,并且游刃有余。由于中国与马尼拉之间的贸易日渐繁荣,大量华人涌入马尼拉。1639年,西班牙殖民者再次屠杀当地的华人,这一次据说有37000人在马尼拉遇害。
随着西班牙殖民者在菲律宾地位的不断巩固,中西方之间的贸易也呈现出一个崭新的时代——马尼拉大帆船(Manila galleon)时代的到来。马尼拉大帆船时代的特点是以中国海商与驻菲律宾西班牙殖民者之间交易的贸易形式为主。其中黄金时期为中国的晚明时期(1573-1644)年之间,自1577年每年进入马尼拉港的中国大陆商船数量为9艘,到1637年为50艘,1609年-1612年间的中国年均进港数量为37.2艘,这些中国商船装载着中国的丝绸、生丝、瓷器,往返于澳门——日本——菲律宾之间的航线上,由于中国货物的巨大吸引力,也导致了晚明时期的中国与世界几乎所有国家之间的贸易都出现了巨大的顺差,大量的白银源源不断的从日本、美洲运往中国,根据统计,当时中国商船在马尼拉平均货物值达到35000西班牙比索,利润高达150%。同时不仅中国海商能从中渔利,明朝官府也能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中,每年征8000-10000两白银的关税。1565-1820年墨西哥向马尼拉输送了4亿比索的白银,其中大约2亿比索的白银流入了中国。自1565—1760年,中国与吕宋之间的贸易总额为18564万两白银。难怪西班牙人曾惊呼:“美洲的白银几乎全部流入中国。”仅1631年一年,由菲律宾输入澳门的白银就达1400万两,大约相当于永乐元年至宣德九年（1403-1434年）大明王朝30年鼎盛期内中国官银矿总产量的2.1倍,是万历年间明朝国库岁入的3.8倍。1593年1月,1595年7月和9月,西班牙国王三次颁发敕令,规定每年从墨西哥运抵菲律宾的白银以50万比索为限,企图遏制美洲白银流入中国。但这种违背经济规律的敕令成为一纸空文,甚至菲律宾殖民地总督本人也公然违反敕令,携带大量美洲白银进入菲律宾。美洲白银流入中国数量之大，一度使欧洲贵金属输入量锐减。与1591-1600年间相比,1641-1650年间美洲黄金输入欧洲数量减少92％,白银减少61％,这一减少与中国—美洲贸易扩大有关。由于美洲白银通过菲律宾大量流入中国,17 世纪上叶某些西班牙人竟建议放弃菲律宾殖民地。
流入中国的海外白银另一个主要来源地是日本,1600年日本进入了德川幕府时代,中日之间的贸易日渐繁荣,17世纪初流出日本的白银可能达到157000公斤,其中绝大多数流入了中国。日本不仅用白银购买中国货物,而且用白银交换中国钱币。日本白银流入中国,年代早于美洲白银,流入途径有民间走私贸易和葡萄牙人开展的转口贸易两途。由于明代倭患频繁,加之1638年日本实行闭关锁国之后,中日两国的正常贸易往来被打断,但同时也刺激了中国海商走私贸易的又一次发展。
在15和16世纪这段时间，西方国家的探险活动逐渐增多，但是在规模方面和郑和船队却不能相提并论。这是停泊在港口准备开始探险的葡萄牙人的大帆船。
这是明朝的武将服饰和明朝海军的战舰。在当时，中国的海上力量无疑是世界上最强大的。
通过郑和的出访活动，明朝的强盛国力对一些国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是向中国称臣的国家所派遣的使者，用他们的土特产向中国进贡。
这是西方探险家在当时的东南亚野炊时的情景。造船技术的进步和指南针的应用，使西方的探险活动日益增多。
这幅画描述了15、16世纪西方国家贸易港口装卸货物的景象。
1574年，林凤(limahong)进攻马尼拉港
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大体如下:
美洲生产的白银:30000吨
日本生产的白银:8000吨
总数:38000吨
最终流入中国数:7000-10000吨
早在西方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主要的西方国家就开始了从海洋向陆地的侵略。这是荷兰殖民者在东西方贸易交通的要冲——马六甲修建的城堡和炮台。
中国的香料是最早进入西方的商品之一,一般价格昂贵，但是往往还是供不应求。
从18世纪起，西方的科技水平有了很大的发展，从而使西方的探险活动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16世纪90年代,英国和荷兰舰队进入了印度洋,开始向葡萄牙人的贸易控制权提出挑战, 此时的葡萄牙、西班牙帝国渐渐衰落,新兴的荷兰人接管了远东水域的“真空”。1602年荷兰建立东印度公司, 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派出14艘战舰,其中9艘超过了400吨,而1603年派出的舰队中,有900吨的“多德雷切特号”(Dorclreeht) ,装备了6门24磅炮和18门9磅炮,在1602年—1609年间,东印度公司在13个地方设立要塞和大型贸易据点,共派出246艘船只,前往亚洲。相比之下只有79艘葡萄牙船到达了它们的印度目的地。虽然其中有些船很大,但只有43艘平安返回了葡萄牙。161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侵占巴达维亚（印尼雅加达）以此为基地,作为与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等西方列强争夺东方殖民地的大本营。
1624年(明天启四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经营台湾(荷兰人称为“福摩萨”),占领澎湖后向明朝东南沿海进行侵扰。但即使是多次在海上击败葡萄牙舰队的荷兰人,也对此时的中国海商无能为力。荷兰人深知如果没有中国参与以巴达维亚为中心建立的贸易体系,只能是一潭死水,此时的远东海域贸易完全掌控在中国海商手中,荷兰东印度公司与中国海商的冲突也不可避免。
明朝海禁193年恰好是西方地理大发现的时代,海禁断送了中国自宋元时期问鼎世界的海上技术优势,也断送了中国进入海洋参与世界贸易的权利,自洪武三年(1370年)禁海到1567年复开,其中将近200年的时间内,大明帝国与世界之间的非官方联系越来越多,中国的海上力量逐渐由帝国舰队,转变为了私人性质的海上武装贸易,如果说西班牙人不是最好的老师,那么中国海商也要算是最好的学生。西方的不断扩张与中国的海禁为远东水域导入了一种“强权”秩序。冲突不仅在西方列强之间展开,同时也在中西方之间展开,中国海商自己组织船队,购买葡萄牙、荷兰船上的大炮,出没在西方人的航线与港口,他们挑战西方殖民者,同时对抗朝廷的围剿,华人海商实力不断扩大,在日本德川幕府限制沿海私人从事海商贸易后,中国海商接管了日本的海上贸易,平户、长崎成为了中国海商,海盗的基地,到1615年左右,大海商李旦以平户为基地,基本垄断了福建、台湾、日本、菲律宾之间的海上贸易。
海禁的惯性与马尼拉大帆船的贸易,使得晚明后期的远东水域成为了中国海商、海盗的贸易乐土,尤其以李旦、颜思齐、郑芝龙的船队为甚。郑芝龙早年生于福建南安的石井,曾经是李旦手下的一员大将。他早年在澳门经商,为葡萄牙与荷兰人做商务通事,他去过马尼拉,在日本九州娶了一位日本女人。1627年明朝深感李旦集团之强大,曾联合荷兰舰队围剿李旦、颜思齐、郑芝龙。不幸的是朝廷水师几乎全军覆没。最后不得不与李旦集团妥协。大明帝国的不断衰落,也为中国海商创造了一个与官府接触的机会。早在1624年,朝廷就希望于李旦出面劝说荷兰人退出澎湖去台湾。曾几何时,郑和的舰队驰骋四海, 世事沧桑,大明200余年的海禁剿海,如今沦落到与海寇合作的地步。不久李旦、颜思齐死了,郑芝龙依靠海上贸易实力不断壮大,崇祯元年朝廷册封郑芝龙为 “海上游击”,这是中国的海商集团第一次得到合法的认可,当然在内部帝国最衰弱的时候,中国海外势力强大,朝廷招抚郑芝龙也是迫不得已。朝廷与民间海商之合作也仅仅是暂时的机缘。一旦内陆政权强大,禁海剿海也都是可以预见的历史。
1633年深秋,荷兰舰队炮击中国海岸守军,烧毁停泊在厦门港内30余艘中国船只。郑芝龙号令150艘闽粤水师围攻荷兰舰队。“此一举也,生擒夷酋一伪王,夷党数头目,烧沉夷众数千,生擒夷众118名,斩夷级20颗,焚夷夹板巨舰5只,击破夷贼小舟50余只……说者皆曰:闽粤自有红夷以来,数十年,此捷创闻。”以上所言正是著名的料罗湾大捷。荷兰人不得不屈尊于中国海商集团的实力,从此荷兰人每年向郑芝龙商的船队缴纳12万法郎的进贡,才可以保证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远东水域的安全。在17世纪的远东水域完全变成了由中国海商一家说了算的天下。历经料罗湾一战后,164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也曾经私下与郑芝龙达成四六开的贸易协议,无奈郑芝龙的海上力量过于强大。四六开的贸易协定对于郑芝龙来说也只是一纸空文。晚明时期几乎整个远东水域——澳门、马尼拉、厦门、日本各港口之间所有的商船都悬挂着郑氏令旗的中国商船。荷兰人屈服了，他们放弃了垄断中国海上贸易的企图，转而承认郑芝龙的海上霸权秩序。
在“反清复明”与“驱荷复台”的大历史背景下，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较为强大的与西方海军类似的“商业—舰队的复合体”。海上的利益是维持郑氏舰队的重要经济来源，在郑成功时代，仅海外贸易一项，郑氏集团每年获利平均250万两白银。军队总人数达到了15至18万人之间，每年开支约在300至360万两白银之间，平均计算，商业利润占郑氏集团的75％。中国的海权完全交给了曾经被朝廷极力禁缴的“海盗”。
与郑氏舰队不同，嘉靖年间的王直、徐海、吴平、曾一本、林道乾、林凤等人的舰队，也同样具有“商业—舰队”复合体的特征，不过由于“成王败寇”的社会潜意识，王直、徐海等人最终被扣上了“海寇”的帽子，而他们同郑氏集团的实际区别仅在于没有形成规模。
今天回过头来看历史，17世纪中叶以后，当欧洲文明同中华文明因频繁接触而形成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之后，中国似乎只等着跨越出最关键的一步，代表商业社会的军事力量打败代表传统农业的社会军事力量。遗憾的是，郑成功海上集团没有做到这点。而在1840年之后的鸦片战争中，却让英国海军在瓦解传统农业社会时，充当了一次“不自觉的历史工具”，中国从此开始了近代化社会转型的缓慢过程。此后中国的近代历史表明，无论是时间还是逻辑顺序上看，军事崩溃是促成传统社会解体时倒下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在早期的欧洲，人们认为穿略显透明的丝绸衣物是不守妇道的行为。但这并没有对丝绸的流行造成多大的影响
中国的丝绸历史悠久。可是，在最初进入西方市场的时候，人们都不知道它的产地和名字。15世纪后，丝绸已经成为在西方市场上最受欢迎的商品
这是中国商人赠送给欧洲同行的瓷碗。上面的图画形象的反映了18世纪当时中国广州码头的繁荣景象。
在相对封闭的中国封建社会时期，中国人的探险勇气要逊与西方国家。当时的中国认为自己拥有一切。直到郑和出访回来后，通过随船带来的异国奇珍才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国人的眼界。
从郑和到郑芝龙，中国海权200年沧桑
1450年前后,明帝国从扩张转向收缩,1449年土木堡一役明英宗被俘,明朝的疆界已从外长城收敛到内长城。明朝的威胁不仅来自于北方的草原民族,还有东南沿海的倭寇,佛朗机,红毛夷。 在暂时的中国海权复辟之后，来自于草原的满族统治者仍然选择了闭关锁国，1644年明朝灭亡，郑芝龙归降满清。此后除郑芝龙之子郑成功收复台湾以外,中国民间海上力量在远东的海权被不断的在反清复明的“伟业”中消耗殆尽。满清统治者收复了台湾，但中国由此也完全与世界隔离。
由于海禁的灾难,永乐时期的明朝海军由400艘主力舰到1474年只剩下140艘,从1597年(万历二十五年)到1820年(清嘉庆二十五年)历经223年时间,中国驶往东南亚远航帆船的数目从137艘增加到295艘,只增长一倍多,而且限制用双桅,载重不超过500石。坚船利炮才能称霸海上，称霸海上才能称霸世界，这番道理，中国的皇帝们要到从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可悲教训中，才能懂得。如果500年前中国的皇帝们不开始禁海，中国乃能打造世界上最大的海船称雄远东水域，也不至于500年后耗费巨资购买西洋的“夷狄”铁甲舰被东洋“倭寇”击沉，把台湾割让。如果200年前，郑氏集团放弃“反清复明”的北伐路线，依托台湾转为南进战略，开拓海外贸易与殖民，中国就不可能以陆地简陋的炮台面对英国海军战舰的攻击，输掉可耻的鸦片战争。
中国的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失去了竞争海上的机会。由于历史上中国海权的丧失殆尽，台湾问题直至今日仍然没有解决。从1405年郑和舰队开洋至今天，整整600年。
“海上武装力量的强大是促进历史上进入强国行列的重要因素，世界历史表明，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任何国家都不能长期成为强国。“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拥有了贸易，谁控制了世界贸易，谁就拥有了世界的财富，进而控制了世界”——拉勒夫的这句话长期成为西方国家海上霸权的信条。
15—17世纪是世界历史上远洋航行探险取得最重大突破的时代。西欧位于欧亚大陆西端，中国位于东端，相距甚远，处在很不同的自然生态圈中。在古代农业文明时代以前，不同的自然生态圈对人类文化活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打开世界地图，欧洲仿佛是由波罗的海、地中海、黑海和亚得利亚海分割的一些岛屿，正像一个环岛，环绕地中海与大西洋岸上的海上交通与航海生活，在欧洲比在中国重要得多。因此，欧洲文明很早就具有面向海洋的半岛特征，农业与商业结合的特征，畜牧航海的特征。地中海文明，是整个西方重商主义海洋文明的交汇处。林立的小国与城邦的竞争孕育了西方海洋文明的前身。当欧洲历史舞台的中心从地中海转向大西洋时，沿大西洋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成为开辟海洋新时代的先驱，也就毫不为奇了。
在东亚大陆上孕育出来的中国农业文明不同于在地中海或西欧地区孕育出来的农业文明，这是肯定无疑的。中国的传统的大陆观是中国所在特殊地理环境构成的，远离其他古典文明中心，这使中国人很早就形成中心与边缘的同心圆“天下”观。这种“天下”观的自大心态阻碍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进行认真探索与研究，甚至对中国的周边国家也只有模糊的概念。
从15—18世纪，西欧各国、中国、日本都具有向海洋扩张的历史机遇，但只有中国具有在海洋和大陆同时推进的历史机遇，而却很少同时成为一个海上霸主。中国自古以来就面临防守北疆的难题。这是西欧、日本等国面临新的历史机遇时所不曾有过的。明朝从朱元璋开国之日起，就严厉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严禁民间与外国海上往来贸易。这一海禁政策在永乐时代也未曾打破，一直延续达200年之久（1368—1567年）。此后虽然实行了有限度的“开禁”，中国的海外贸易活动区域也始终限制在马六甲以东的南洋水域，对海外贸易进行“自我约束”，对华侨利益不予保护，这在世界各大国中几乎绝无仅有。
在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变化的自发进程中，国家作为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对发展的选择起着重要作用。在这里，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国家与西欧新兴的君主国家扮演者表面相似而实际不同的角色。明王朝和清王朝是中国封建专制大一统帝国发展的最后也是最高阶段，普遍还全与军事官僚机器的结合，形成一体化的政治权力。这个政治权力有助于巩固中国的传统社会制度与结构，而不是消弱它。西方则不然，中世纪西欧小国林立，形成多层次等级的封建结构，王权弱小，也不具备军事官僚机器，因而形成教权、王权、贵族、新兴市民阶级交错的多元化结构。中世纪后期西欧王权提高，民族国家形成，是一种进步趋向。新君主一般是联合新兴市民阶级反对封建贵族，以加强自己的政治力量和财政力量，这在客观上有助于消弱而不是强化传统社会制度和结构。
在中国，直接的政治权力没有利用历史机遇帮助新经济趋向的发展，从郑和到郑芝龙，中国官方性质的海权从顶峰走向民间自发海权顶峰虽盛极一时，但中国的海权观念始终与西方海权历史观念背道而驰。达·伽马与哥伦布可以说是站在同一起跑线，尽管反方向航行，最后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的航海终于汇集在南中国海上发生遭遇。郑和到郑芝龙不管他们的航行的方向是哪里，恐怕永远也难与哥伦布、达·伽马相碰撞。
在没有开通海上贸易以前，印度等国的商人携带货物必须通过长途跋涉才能到达中国。
随着科技的大发展，以葡萄牙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了侵略和扩张,他们通过其海军力量来征服和侵略相对弱小的国家。
在清代前期的海防战略思想中，由于受到了郑氏集团在明末清初时期威胁内陆王朝统治的历史教训，清朝长期实行了消极的“重防其出”的海防政策。清代前期的海防思想，是以仿制再次出现类似与郑氏集团那样的中国民间海商武装集团为海防历史经验的。官方与民间的航海，造船受到了严格的限制，长期停滞不前，不仅丧失了原来的领先地位，而且与西欧国家的航海技术差距越来越大，根据《清史稿》记载在鸦片战争前期的中国水师的最大船只为广东“大米艇”，数量仅只有17艘，150吨的排水量，每艘造价为4386两，约折合1100英镑。这样的战船规格，造价与英国的战列舰根本不能相比，即使与仅用于通信和护航的第六级战舰相比，差距仍然很大，也就是说，中国战船在英国根本无法列入战舰行列。笔者认为，保守的说，鸦片战争前夕的中国战船水平与西方国家相比，差距有一个半世纪。回顾历史，自公元15世纪中叶，西方地理大发现之前，当中国的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先后七次航行海外，到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前，前后400余年，中国海军竟沦落到如此地步。
一种文明的扩张与否，关键在于其内部有无扩张的动力。而不在于实力的大小，而动机又是与文明的特征密切相关。当代中国海权的现实，也证明了此点。中国改革开放20余年来综合国力的增强，靠的不是对外扩张，不是对外征服，而是内部不断改革所带来的追求海洋利益。当然，近代以来中国的海权观念，确实受到了西方的巨大影响。竞争、富强、国家利益等一组新的价值观同样构成了当今中国海洋文化的组成部分。然而，我们应该更加清楚的看到，历史上中国发展海军的动力是历史上外部压迫下，维护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被动反应。而当今中国发展海军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应对台湾的军事威胁，其主要目的在于阻止台湾单方面改变现状。在南中国海，中国的行动是当别人向它的历史性主权要求提出挑战时，坚持申明自己的主权，而不是提出新的主权要求。费正清指出：“中国人对郑和航海的官方观点，与特别是15世纪以后欧洲人对探险，移民和残忍的掠夺的不可抑止的推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本质上说，中国的海洋观念也包含在中国传统文明之内，中国文明是一种自足的文明，是一种建立在内涵式发展基础上的文明。这是一种不需要扩张的文明，扩张对于这个文明而言，只能意味着生产力的破坏。虽然在1840年以前中国始终是东亚最强大的国家，甚至在很长的时间里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中国却从来没有一个王朝将扩张作为自己的基本国策。新中国建立时，中国的海防观念也依然是依托于近海防御，防止敌对国家进行登陆的作战思想，直到近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海权观念的引进，发展市场经济，对海洋利益的诉求，国家利益代替阶级斗争为主的外交方针的出现，才为未来的中国海权指明了方向。
对于未来的中国海权的发展，我们也同样可以从历史中得到答案。当中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历史使命后，维护东亚内部世界的平衡与安全是中国海权发展的新动力。只有在这个动力之下，中国未来海权的发展才真正具备现实意义。从汉、唐，直至明朝永乐时期派遣郑和下西洋以来，这种动力在中国本身国力可以支撑的前提下从未间断过，由此也可以证明，在中国传统文明与现代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中国海权的诉求虽然是有限度的（比较而言，美国的海权是全球意义的），但追求海洋利益与国家利益的战略平衡点将会是长期不变的。目前来看，在东亚地区，日本海军还没有能力承担亚太地区安全平衡的能力，仍然要依托美日同盟的框架，同时没有中国参与其中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经济框架构建，单纯凭借美日两国也不可能完成。中国应当把海军发展同国家未来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未来的海军建设不应当基于仅是维护国家领土完整，而是要在可预见的未来，承担起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一个由中国建立起来的东亚政治经济新格局，有利于亚太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同时也有利于中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完成自身发展的历史使命。从明代的“东亚朝贡体系”到未来的“东亚政治经济新格局”虽然在本质上不同，但构建的前提都应当是以“中国为中心”。
贡德·弗兰克先生的巨著《白银资本——重视全球化的东方》指出，全球化的起点应追诉到“15世纪地理大发现”时代。而“经济全球化的东方应当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地区”。同时他也批判了布罗代尔、沃勒斯坦等“欧洲中心论主义者”的狭隘。不管其观点对错，一个西方学者尚且有着如此的东方情怀，相比较某些国人的晚清情节，对中国历史不闻不问的态度，着实另人惭愧。从全球化的视野来看晚明清初时期的中国海权，或许会给今天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的中国人带来新的启示。回顾历史，从郑和到郑芝龙200余年来的中国海权思想变化的意义更在于此。在过去，未来都需要强大的海上武装力量来保护中国的海洋利益。因此，笔者强调：现代海洋观的树立、现代海防观的树立，应当深刻的认识到中国海防的历史和现状、居安思危、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纪念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暨呼唤中国现代海军之崛起，愿昔日残阳的余晖，意味明朝的璀璨。
正是由于罗盘的发明，才使人们的远洋航行的梦想成为可能。
当时中国拥有极发达的造船业，这也间接刺激了海上贸易的发展。这是根据当时的资料复制成的明朝货物运输船。
注解1：
嘉庆时期的中国白银1两可以兑换大约60便士，12便士等于1先令，20先令等于1英镑。当时在中国海面行驶的英国一般商船的造价约为5000英镑，所以“大米艇”的造价相当于英国商船的1/5。
注解2：
“魔鬼的武库”历史学家根据英国皇家海军战斗力的大小，将其军舰分为六个等级。第一、二、三级军舰的火炮最少为64门，多者为120门，这三级军舰具有强大的杀伤力，被称为战列舰，第四、五、六级是一些比较小的军舰，按其任务被称为护航舰、警卫舰、运兵船、军需船等。
注解3：
从19世纪末马汉的海权巨著《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出版后，曾被世界各国翻译出多种语言版本。其中俄文版在1895年出版，日文版在1896年出版，德皇威廉二世更是将此书下发给德国海军各类舰船每船一册。今年也正好是马汉到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任教的120周年纪念。令人遗憾的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本部海权巨著才真正出现了中文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