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新中国的第一门动物生态学课

　　2月14日，93岁的孙儒泳在广州溘然长逝。这天北京的大雪纷纷扬扬。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王德华站在窗前，看着鹅毛般的雪花落地而融，泪水也禁不住潸潸而下。在疫情肆虐的特殊时节，他无法南下送别。
　　1990年，王德华考上了孙儒泳的博士，研究小型啮齿类动物的生理生态学。“那时，全中国能招哺乳动物生态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的只有孙先生一人——他是中国动物生态学的开拓者之一，也是中国动物生理生态学的奠基人。”
　　1953年，孙儒泳赴苏联莫斯科大学留学，师从前苏联著名的动物生态学家尼古拉·巴夫洛维奇·纳乌莫夫教授。1958年，他学成归国，回到对自己有栽培之恩的北京师范大学。
　　1961年，北师大通知孙儒泳开授动物生态学这门课。这不仅是孙儒泳在前苏联留学时的术业专攻，也是新中国前所未有的一门课程。得到这个机会，孙儒泳惊喜之余，也意识到了其中的挑战——当时全国都没有合用的教材。反复思考后，孙儒泳决定从头开始，利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编写讲义、编写实验指导，并筹建相关实验室。
　　经过两年教学，生态学讲义初步完成。孙儒泳将讲义发往国内其他生物系，再进行新一轮的交流修订，最终让国内第一本动物生态学教材得到了生物学界的一致认可。
　　20世纪70年代后，生态学从宏观统计向微观机理深入发展，在世界上已渐成风气。孙儒泳敏锐把握住这个趋势，带领他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团队率先向微观生态学进军。微观的机理研究往往需要先进的仪器设备，学校没有，他就带着学生去其他科研机构借用，甚至还指导学生设计制作替代设备。
　　与此同时，他也在不断地拓展着生态学的疆域，打开了水生动物生理生态学、动物行为学、保护生物学等诸多领域的大门。
　　直到步入古稀之年，孙儒泳还进一步开拓出了生态系统管理、生态系统服务等新兴领域。

2  中国动物生态学的“圣经”

　　年轻时为备课和编写讲义积累的大量素材，成了孙儒泳后来著书立作的宝贵财富。
　　1977年，全国科教界百废待兴，成都召开了高等院校生物教材会议。会后，孙儒泳便投入了多所高校合编《动物生态学》教材的工作。此后，孙儒泳继续总结教学经验，参考各国生态学教材，也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编写出煌煌90万言的《动物生态学原理》。
　　孙儒泳曾回忆，这本书刊行前，他积累的活页纸笔记厚达一尺多高，卡片盒也用满了三四个，“一笔一画硬是用手写出来的”。
　　《动物生态学原理》于1987年出版，被臺湾地区《中国时报》组织的专家评选推荐为大陆十本重要著作书之一，获第二届全国高校教材全国优秀奖和全国教学图书展一等奖。这本书后来几经再版，几乎成为国内所有动物生态学学子的入门必读书籍，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的生态学人。
　　“这本书可谓是中国动物生态学的‘圣经’。”王德华说，“90万字巨著，数十年积累，一人独立完成——这在今天看来，几乎无法想象。”
　　而这样一本厚重的大书，读来却完全不显艰涩：“有限的环境处于不断恶化的困境之中，这是地球上每一个人都应该关心的问题。但是对待环境问题却不能持宿命论的观点……我们应该相信人类的智慧和力量，依靠科学和技术。”
　　娓娓道来的笔法，明白如话的风格，就像先生仍站在七尺讲台上，把毕生所学讲给莘莘学子听。
　　孙儒泳对我国生态学教学的推动作用，还远不止于此。他参与主编的《基础生态学》《普通生态学》都被国内高校普遍采用;他负责的北京师范大学生态学课程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他撰写和参与撰写的专著、译著、高校教材等有16部。即使在近80岁高龄时，他还主持翻译了国外的先进教材《生态学》。

3  把生态理念播撒向中国大地

　　生态学在中国是一个起步较晚的学科。20世纪80年代孙儒泳撰写《动物生态学原理》时，还笑称“生态学”是一个很“时髦”的词汇。
　　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初启，国内处处生机萌动、朝气蓬勃。然而此时，全球环境恶化的危机也在逐渐凸显，“粮食、人口、资源、能量、环境”五大问题迷雾重重、困扰不断。“拯救地球、拯救人类的明天”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
　　在这种光明与危机交织的时刻，中国生态学会在昆明成立，马世骏教授被推选为生态学会首任理事长，孙儒泳则当选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后任中国生态学会第三届理事长），主要负责生态学的教育和科普工作。
　　“孙先生不仅在把生态学引入中国、引入课堂的过程中，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对生态学走向中国社会，深入国民人心，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孙儒泳的学生、重庆师范大学教授曹振东说。
　　担任中国生态学会理事长期间，孙儒泳在党政干部间开展了生态学基础知识的普及教育，还主持撰写了一本《生态学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干部学习课本，这本书后来获得了第三届全国优秀科普作品三等奖。
　　“这次科普活动的意义绝非一个奖项所可涵盖。”孙儒泳后来回顾道，“事实证明，一旦我们的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认识和掌握了生态学基本理论知识，并在决策和管理中加以实践贯彻，就必然会减少许多短视和失误，也将会给社会带来福祉。我们的天空将会更加蔚蓝，我们的大地将会更加花红木翠、水清山碧。”
　　2007年，孙儒泳捐出自己50多万元的积蓄设立了一个助学基金，资助对生态学有重要贡献的年轻师生。
　　“有人可能会觉得，50万元对一位院士来说并不很多。但孙先生一生清正节俭，收入的确不高。”牛翠娟说。
　　如今，“生态学”“生态环境”“生态文明”等词汇早已脍炙人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建设美丽中国”等观念和表述也逐渐深入人心。这离不开一代代中国生态学家的研究教育和科普推广，也断然离不开孙儒泳等老一辈生态学人的开拓进取和播散火种。
　　一生丹心寄绿野，如今白首归青山——斯人已逝，春天还在路上。在这个特殊的时节，我们怀念先贤的最好方式，或许就是再次认识生态文明的价值，全力赢回一个海晏河清的生态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