萍大雨滂沱，车窗外几乎看不清景物。车上，我们老两口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我俩第一次同行去一个值得纪念的地方；紧张的是他学会开车以来第一次在这样差的天气跑这样长的路——尽管路上车不多，尽管旁边还坐着一位老司机。
　　车像摇篮一样轻轻晃悠，往常我坐车爱打瞌睡，这时却没有一点睡意，眼睛紧紧盯着前方，思绪也像雨线一样连绵不断。我想，人的一生有许多值得纪念的日子，比较起来生日和结婚日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是生命的诞辰，一个是家庭的“诞辰”。可我们俩在这方面都马虎，从没正儿八经纪念过。我们出生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相差一岁。二十四五岁时结的婚；三十岁时处于无法干事的文革时期；四十岁时才赶上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可以使劲工作；五十岁时都在比较负责的岗位上忙忙碌碌；六十岁过后退休了，可身体健康还不甘于闲歇享清福。人生苦短，哪一天都是重要的，个人要不要什么纪念日也无妨。
　　然不管做不做纪念，值得我们纪念的结婚日和结婚所在地景德镇，是不会忘却的事实。虽然，今年是我们结婚三十七周年，没有什么特别；景德镇是世界闻名的瓷都，谈不上新鲜。但是，这次值得纪念的特别之处，就是我们俩在大雨中驾车同行。
　　大雨下个不停。一路上我的脑海里记忆的闸门不断开启，泻出了一串串关于雨的随想。其实，对于我俩来说，雨，是一种见证，一种洗礼，一种吉祥物——
　　记得我第一次到他那乡村的农家去，是大年初一，那天大风大雨还夹着雪霰。我们乘了几个小时的火车，又坐着无篷的小船渡过夜色中的小河，再冒雨摸黑走了十几里崎岖山路，晚上十二点才到家。他母亲看到我们平安无事，高兴地拉着我这个未过门的媳妇，连声说：“带风带雨，好兆头，好兆头！”
　　我们第一次在大雨中散步，是结婚前他调到瓷都工作不久。那次他来南昌出差恰逢大雨，我们共撑着一把雨伞，徜徉在八一广场的雨夜里。衣服湿了，鞋进水了，我们依偎着走个不停，说个不完。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岁月，在那个不能畅所欲言的环境，我们互守着坚实传统信念，互信着彼此追寻的美好心灵。
　　又是一个风雨如磬的日子，离1970年元旦只有几天，有五个月身孕的我突然腹痛不止。恰巧他出差在昌本拟次日返回瓷都，无奈只得请假送我进医院。在我住院做手术的一周里，他承受着无言的压力，每天冒着风雨早出晚归，以至一次他自己发高烧走不动路，坐在马路边歇息一阵才撑回家。出院后，在那间12平米的小屋，他伴着那盏小煤油灯守候了几天。假满返回部队时，他本来就瘦削的身躯又添加了几多疲惫，而那份温暖的亲情深深地留在我的心头。三个月后一个春雨日，我们的大儿子平安降生了。
　　离我住院十五年后一个雷雨交加的日子，我带着小女儿，乘公交车去九四医院看望住院的他。他因发高烧被送进医院，原因不明，几天后才诊断为“散发性脑炎”，说是还比较危险，可我却等到星期天才来。尽管家里有三个上学的孩子和一个80岁的婆婆，自己又担负刚创办一张小报的重任，家事公事缠身，但对身患重病的他关心太少，实在不应该。当我们下车走到医院的病房时，淋湿了的衣裳裹住的是一颗疲惫又内疚的心。看到我们像落汤鸡的样子，他埋怨的话语咽了回去。幸好他战胜了病魔，很快就康复了。
　　——雨渐渐小了，目的地也到了，他带着胜利的喜悦舒心地笑了。他没想到六十岁以后还能学会开车，但我们知道，白头相依的我们，又踏上了新的生活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