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萍大雨滂沱,车窗外几乎看不清景物。车上,我们老两口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我俩第一次同行去一个值得纪念的地方;紧张的是他学会开车以来第一次在这样差的天气跑这样长的路——尽管路上车不多,尽管旁边还坐着一位老司机。
车像摇篮一样轻轻晃悠,往常我坐车爱打瞌睡,这时却没有一点睡意,眼睛紧紧盯着前方,思绪也像雨线一样连绵不断。我想,人的一生有许多值得纪念的日子,比较起来生日和结婚日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是生命的诞辰,一个是家庭的“诞辰”。可我们俩在这方面都马虎,从没正儿八经纪念过。我们出生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相差一岁。二十四五岁时结的婚;三十岁时处于无法干事的文革时期;四十岁时才赶上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可以使劲工作;五十岁时都在比较负责的岗位上忙忙碌碌;六十岁过后退休了,可身体健康还不甘于闲歇享清福。人生苦短,哪一天都是重要的,个人要不要什么纪念日也无妨。
然不管做不做纪念,值得我们纪念的结婚日和结婚所在地景德镇,是不会忘却的事实。虽然,今年是我们结婚三十七周年,没有什么特别;景德镇是世界闻名的瓷都,谈不上新鲜。但是,这次值得纪念的特别之处,就是我们俩在大雨中驾车同行。
大雨下个不停。一路上我的脑海里记忆的闸门不断开启,泻出了一串串关于雨的随想。其实,对于我俩来说,雨,是一种见证,一种洗礼,一种吉祥物——
记得我第一次到他那乡村的农家去,是大年初一,那天大风大雨还夹着雪霰。我们乘了几个小时的火车,又坐着无篷的小船渡过夜色中的小河,再冒雨摸黑走了十几里崎岖山路,晚上十二点才到家。他母亲看到我们平安无事,高兴地拉着我这个未过门的媳妇,连声说:“带风带雨,好兆头,好兆头!”
我们第一次在大雨中散步,是结婚前他调到瓷都工作不久。那次他来南昌出差恰逢大雨,我们共撑着一把雨伞,徜徉在八一广场的雨夜里。衣服湿了,鞋进水了,我们依偎着走个不停,说个不完。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岁月,在那个不能畅所欲言的环境,我们互守着坚实传统信念,互信着彼此追寻的美好心灵。
又是一个风雨如磬的日子,离1970年元旦只有几天,有五个月身孕的我突然腹痛不止。恰巧他出差在昌本拟次日返回瓷都,无奈只得请假送我进医院。在我住院做手术的一周里,他承受着无言的压力,每天冒着风雨早出晚归,以至一次他自己发高烧走不动路,坐在马路边歇息一阵才撑回家。出院后,在那间12平米的小屋,他伴着那盏小煤油灯守候了几天。假满返回部队时,他本来就瘦削的身躯又添加了几多疲惫,而那份温暖的亲情深深地留在我的心头。三个月后一个春雨日,我们的大儿子平安降生了。
离我住院十五年后一个雷雨交加的日子,我带着小女儿,乘公交车去九四医院看望住院的他。他因发高烧被送进医院,原因不明,几天后才诊断为“散发性脑炎”,说是还比较危险,可我却等到星期天才来。尽管家里有三个上学的孩子和一个80岁的婆婆,自己又担负刚创办一张小报的重任,家事公事缠身,但对身患重病的他关心太少,实在不应该。当我们下车走到医院的病房时,淋湿了的衣裳裹住的是一颗疲惫又内疚的心。看到我们像落汤鸡的样子,他埋怨的话语咽了回去。幸好他战胜了病魔,很快就康复了。
——雨渐渐小了,目的地也到了,他带着胜利的喜悦舒心地笑了。他没想到六十岁以后还能学会开车,但我们知道,白头相依的我们,又踏上了新的生活大道……
车像摇篮一样轻轻晃悠,往常我坐车爱打瞌睡,这时却没有一点睡意,眼睛紧紧盯着前方,思绪也像雨线一样连绵不断。我想,人的一生有许多值得纪念的日子,比较起来生日和结婚日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是生命的诞辰,一个是家庭的“诞辰”。可我们俩在这方面都马虎,从没正儿八经纪念过。我们出生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相差一岁。二十四五岁时结的婚;三十岁时处于无法干事的文革时期;四十岁时才赶上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可以使劲工作;五十岁时都在比较负责的岗位上忙忙碌碌;六十岁过后退休了,可身体健康还不甘于闲歇享清福。人生苦短,哪一天都是重要的,个人要不要什么纪念日也无妨。
然不管做不做纪念,值得我们纪念的结婚日和结婚所在地景德镇,是不会忘却的事实。虽然,今年是我们结婚三十七周年,没有什么特别;景德镇是世界闻名的瓷都,谈不上新鲜。但是,这次值得纪念的特别之处,就是我们俩在大雨中驾车同行。
大雨下个不停。一路上我的脑海里记忆的闸门不断开启,泻出了一串串关于雨的随想。其实,对于我俩来说,雨,是一种见证,一种洗礼,一种吉祥物——
记得我第一次到他那乡村的农家去,是大年初一,那天大风大雨还夹着雪霰。我们乘了几个小时的火车,又坐着无篷的小船渡过夜色中的小河,再冒雨摸黑走了十几里崎岖山路,晚上十二点才到家。他母亲看到我们平安无事,高兴地拉着我这个未过门的媳妇,连声说:“带风带雨,好兆头,好兆头!”
我们第一次在大雨中散步,是结婚前他调到瓷都工作不久。那次他来南昌出差恰逢大雨,我们共撑着一把雨伞,徜徉在八一广场的雨夜里。衣服湿了,鞋进水了,我们依偎着走个不停,说个不完。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岁月,在那个不能畅所欲言的环境,我们互守着坚实传统信念,互信着彼此追寻的美好心灵。
又是一个风雨如磬的日子,离1970年元旦只有几天,有五个月身孕的我突然腹痛不止。恰巧他出差在昌本拟次日返回瓷都,无奈只得请假送我进医院。在我住院做手术的一周里,他承受着无言的压力,每天冒着风雨早出晚归,以至一次他自己发高烧走不动路,坐在马路边歇息一阵才撑回家。出院后,在那间12平米的小屋,他伴着那盏小煤油灯守候了几天。假满返回部队时,他本来就瘦削的身躯又添加了几多疲惫,而那份温暖的亲情深深地留在我的心头。三个月后一个春雨日,我们的大儿子平安降生了。
离我住院十五年后一个雷雨交加的日子,我带着小女儿,乘公交车去九四医院看望住院的他。他因发高烧被送进医院,原因不明,几天后才诊断为“散发性脑炎”,说是还比较危险,可我却等到星期天才来。尽管家里有三个上学的孩子和一个80岁的婆婆,自己又担负刚创办一张小报的重任,家事公事缠身,但对身患重病的他关心太少,实在不应该。当我们下车走到医院的病房时,淋湿了的衣裳裹住的是一颗疲惫又内疚的心。看到我们像落汤鸡的样子,他埋怨的话语咽了回去。幸好他战胜了病魔,很快就康复了。
——雨渐渐小了,目的地也到了,他带着胜利的喜悦舒心地笑了。他没想到六十岁以后还能学会开车,但我们知道,白头相依的我们,又踏上了新的生活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