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自伤、自杀、投毒、杀人甚至雇凶杀至亲等负面校园事件频发，引起社会强烈反响，也激起很多有识之士对惨剧一再发生的深层原因的反思与追问。从“感谢室友不杀之恩”到“感谢孩子不杀之恩”，看似谈笑实则意味深长的反讽调侃，折射出当今时代的校园生态、家庭生态、社会生态以及人们难以言表的复杂心态。
　　一、人们的心理安全受到威胁
　　新闻注重的不只是事实，更注重“眼球效应”，突发性事件比一般事件更易成为被重点报道的社会热点。加上网络时代信息传播的倍增效应和放大效应，一系列爆炸性新闻的发生，无异于不定期扔向社会的一枚枚信息核弹，强烈冲击着社会变革期人们本就有些不安的心灵。
　　空气严重污染、水资源严重污染、食品安全没有保证、药品安全没有保证、生命安全也似乎越来越没有保证。睡在我们身边的人甚至我们的亲人，不知道什么时候，也不知道会因为哪句话、哪件事就可能成为加害于我们、剥夺我们生命的人。生活在和平时代的人们，内心却难有足够的安全感，更难有“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的从容、平和与淡定。
　　二、人们的安全需要未得到满足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告诉我们，安全需要（身体和心理的安全）是人的基本需要之一。现代精神分析亦认为，儿童与早期照料者之间的关系，会对一个人一生的发展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婴幼儿时期有一个“足够好的母亲”，能够给孩子足够好的照料和安抚，对儿童需要给予适时适度的满足十分重要。儿童期生理、安全、爱与归属等需要未得充分满足的人，长大后往往安全感不足，比较敏感，对他人、他事及环境更易产生疑虑。加上负性经历的不断强化，负面信息的反复刺激，童年期的不安全感即使是成人后也难免被反复唤起、被不断放大。在面对未知、不确定性或危险情境，个体往往会反应过度。这种反应有其两面性：一方面有助于个体和种族的生存，另一方面也可能会让个体陷入焦虑与恐惧，经常处在过度警觉状态，引起身心的不适。在群体中，情绪有一定的传染性，就像看到身边的人打哈欠，你也会忍不住跟着打哈欠一样，社会中存在的弥散性焦虑和安全感不足，具有一定的暗示性和传染性。
　　三、恶性案件频发凸显生命教育的缺位
　　重智轻德、重成才轻成人的教育偏颇，信仰教育效果不佳，心理健康教育留有死角，生命教育、死亡教育嚴重缺位，让很多人对生命缺少敬畏，对自己和他人生命缺少最基本的理解和尊重。本就处于情绪风暴期的青少年在个人发展、学习就业、情绪情感、人际交往等方面难免有诸多困扰，很多人自我认同不足，缺少与他人良性互动的能力，难以对人际冲突、不良情绪进行无害化处理。于是，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就感到压抑、愤怒，甚至“狠由心中起，恶从胆边生”，将攻击驱力指向自己，造成抑郁、自伤与自杀；将攻击驱力指向他人，导致伤害他人、杀人犯罪。无论哪种情况，都无异于是对自己或他人生命的轻率否定，带来的只能是自伤、伤人或两败俱伤的结局。
　　四、调侃、幽默是一种化解的方式
　　很多人无法接受“感谢室友不杀之恩”这样的调侃方式，认为这是对逝去生命的不敬，是在用看笑话的心态看待他人的不幸。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调侃所凸显的，不过是对这种荒谬行为的否定，对不幸中得以幸存的庆幸，对自我及群体生存困境的善意嘲弄和提醒。在个体力量与社会压力难以抗衡的时候，精神生活去道德化的调侃与戏谑便是向外部世界妥协的必要调节。
　　紧张能量的无害化释放，有助于社会创伤后的精神康复。悲剧发生后众人乐而忘忧的集体狂欢，表面看似有悖事理人情，似乎有些不够人道，实则是消解了消极事件的破坏性，让其在众人的戏说与仿拟中成为观照的对象。在这个过程中，原先引起人们紧张不适的事物，其威胁性和伤害性得以消减和降低。这种喜剧精神的实质是对造成紧张与压抑的事物的蔑视，其中既蕴含着对生命中种种遭际和负性预期的无奈与不甘，又有对他人生命感同身受的同情，对自身生存处境“痛并快乐着”的积极超越。
　　把一场场悲剧或荒谬事件变成大众的恣情狂欢，是“夺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宣泄，是“借景抒情”“含沙射影”的隐喻和移情。娱乐至死和至死娱乐，颠覆传统，解构悲剧，嘲讽荒谬，对多数时候活得有些过于严肃和沉重的中国人来说，不见得是一件坏事，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件好事，是人性更加解放、社会更加开明的象征和见证。已经发生的事既成定局，我们能改变的，只是对于事情的认知和态度。苦中作乐，娱人自娱，“感谢XX不杀之恩”中所包含的，不仅是对自身安全难以把控的无奈，对“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感慨，对受害者的同情，对加害者的愤怒，对逝去生命的惋惜，更是对人与人之间相互体恤、友善相处、宽容相待、良性互动、和谐共存理想图景的深情呼唤。这呼唤饱含复杂而悠远的况味，值得引起更多人尤其是教育工作者的深思和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