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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四川省铜梁县（现重庆铜梁）一个家道中落的书香门第生了一个男孩，姓郭名汝桂。谁又能料到，这个出身于四川旮旯的男孩，后来竟成为“潜伏”在一代枭雄蒋介石身边、被蒋氏大骂“娘希匹”的“红色间谍”。
投身黄埔军校，秘密加入共产党
1919年，郭汝桂随父亲郭郎溪前往成都，进入省城读书。1925年底，郭汝桂高中结业。其堂兄郭汝栋（川军师长）建议他报考广州黄埔军校。1926年，郭汝瑰考入广州黄埔军校第五期，并将“汝桂”改成了“汝瑰”。
郭汝瑰进入黄埔军校后被编入政治科第五学生队。随着北伐捷报频传，国民政府迁都武汉，郭也随军校一部前往武昌。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多为共产党员。恽代英、萧楚女、熊雄、吴玉章等共产党人先后在军校任职，是郭汝瑰的老师。郭深受影响，逐渐认识到“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统一中国，实行反帝反封建的新三民主义，进而实现社会主义，才能使中国真正振兴起来，成为一个强国屹立于世界”。黄埔军校的政治“洗礼”使他系统了解了共产主义。他由崇拜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转向了赞成共产主义，认为共产主义更好，共产党更革命、更进步，衷心希望自己也能加入党组织，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这时，郭汝瑰得知与自己同考入黄埔军校的好友袁镜铭是共产党员，便要求袁介绍自己入党。袁镜铭因为郭汝瑰是郭汝栋的堂弟，告诉他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南京拥兵自重，与武汉国民政府（仍与共产党合作）对立。一天，中共党员、黄埔军校实际主持校务的吴玉章悄悄把郭汝瑰和傅秉勋叫到校务办公室，通知他们提前毕业，立即返回四川。吴神情严肃地说：“现在形势十分危急，蒋介石已经公开叛变，很可能进攻武汉，四川军阀杨森将会配合蒋介石进攻，你们尽快返回四川，想尽办法让郭汝栋阻止杨森出川攻打武汉。如果郭汝栋阻止无效，可让他待杨森出川后，伺机打其后方，使其崩溃。如果这也办不到，要郭汝栋无论如何不出一兵一卒帮助杨森。”这时，郭汝瑰的堂兄、傅秉勋的妻兄郭汝栋，已是川鄂边防司令部的副司令（杨森为司令），拥有两个师一个旅的兵力。郭汝瑰和傅秉勋肩负着吴玉章的使命，与同时毕业的中共党员任逖猷等5人，由武汉溯江而上，返回四川。
郭汝瑰与傅秉勋来到郭汝栋的驻地涪陵，向他转达了吴玉章的意见。郭汝栋表面上表示不会支持杨森，暗地里却派出特使去南京向蒋介石表示效忠。郭汝瑰对这一切毫不知情，他被安排在政治部任科员。他到处发表演讲，宣传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斥责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行为，并赢得了以后成为他妻子的女师学生方学兰的深爱，很快成为涪陵城里有名的红色人物。但是不久，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就与南京的蒋介石合流反共。郭汝瑰从此便与吴玉章失去联系，只好继续留在郭汝栋部。
尽管大革命遭到失败，全国到处白色恐怖、腥风血雨，但郭汝瑰对党的坚定信念矢志不改，仍然为入党而努力。1929年5月8日，郭汝瑰在重庆綦江县任驻军连长，由其同学袁镜铭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
1930年4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蒋介石调二十军军长郭汝栋率部到湖北驻防，以稳定其后方。这年七八月，郭汝瑰所在的一团调往平汉路花园、广水一带护路。此时，袁镜铭已经离开郭部，专任地下党平汉路方面的交通。一天夜晚，袁前来联系已升任郭汝栋部独立旅一团三营长的郭汝瑰，要他率所属部队，配合红军游击队，举行兵暴。但由于通讯联络差错，敌我混淆，结果准备配合红军作战的三营在广水竟遭红军袭击，郭中弹负轻伤，被送进汉口同仁医院。待出院才知道三营因损失太大，已被撤销建制，郭被调到黄州二十军部担任参谋。而入党介绍人袁镜铭也于1930年被国民党杀害。郭汝瑰因此中断了组织联系。
蒋介石为加强对二十军的控制，命令郭汝栋设法将部队中的共产党员清除干净，并派亲蒋的陈孟熙等黄埔生前来主持政治部。郭汝瑰和傅秉勋虽然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但郭汝栋为了应付蒋介石，劝他们去日本士官学校读书。郭汝瑰以为去日本可学点对革命贡献更大的真本领，没想到要等15年之后，才与党组织再次产生联系。郭晚年回忆说：“岂知这成了我政治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此后走了十几年的弯路。”
郭汝瑰于1931年4月考进日本士官学校。在日本，他既受到了严格的军事技术的教育和训练，提高了作为一个职业军人的素质；同时，作为一个中国人，也身受了日本当局的歧视和侮辱。据郭汝瑰回忆，“在日本学习期间，对一些关键的军事技术和新式武器，日本军官想尽办法阻挠我们学习和使用。”这像一把利剑，深深地刺痛了郭汝瑰的心。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军侵占我国东北三省，郭汝瑰和东京的中国留学生群情激愤，自发地结队去日本陆军省申请退学回国。
继续深造，再度成为“天子门生”
1931年底，郭汝瑰与一批从日本士官学校退学的学生回到上海，他与三名学生被推选为代表，前往南京训练总监部，要求报考中国陆军大学，继续深造。想不到竟以“不听命令，擅自退学”为由，遭到拒绝。经再三求情，才获准去中央军校（即原黄埔军校）八、九期继续学习。郭汝瑰走投无路，不愿意回日本，也不愿意重返湖北已经公开反共的郭汝栋部。恰在这时，郭汝栋保送到陆军大学的一名学员因学历不合格，被取消复试资格，郭汝瑰得以顶替这个学员参加复试，并被录取，进入陆军大学第十期学习。
中国陆军大学是国民党培养高级指挥和参谋人员的高等学府，校址在南京薛家巷屈子祠（军政部旧址）。每期只招收几十名学员。郭汝瑰进校时，校长为杨杰。他曾任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思想比较开明；不久，蒋介石自任陆大校长，杨杰改任教育长，校务实际仍由他主持。郭继军校之后，又一次成为“天子门生”。蒋军后来戏称陆大毕业的黄埔生为“绿头巾赏穿黄马褂”，这种人比较行时，官运亨通，只绿不黄、只黄不绿都略逊一筹。郭入陆军大学不久，即因成绩优异、见解独到，受到杨杰的器重。他在陆大学习三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被杨杰推荐进入陆军大学研究院第三期继续深造，还未毕业，郭就被推上教学第一线，担任战史学教官。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被迫同意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郭汝瑰见报效祖国的时机已到，经陆大同学曾粤汉推荐，1937年5月到湖南常德陈诚所属的十八军第十四师任参谋长，不久就到蒋介石筹办的对日作战的“庐山军官集训团”将官队受训。
淞沪会战，名扬军界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郭汝瑰奉命随第十四师参加华北抗战。中途因日军进攻上海，又奉命回师参加淞沪会战。这时的蒋介石，为保卫首都南京，调集近百万主力部队，自任司令长官，在淞沪地区与入侵日军展开会战。第十四师两个旅奉命在南、北塘口一线作战，第四十二旅旅长曾粤汉由于畏敌，师长霍揆彰怕其误事要副师长去代理，副师长也不愿意干，师长让郭汝瑰与其交换职务，去代理四十二旅旅长。受命于危难的郭汝瑰率部在上海郊区与日军浴血奋战，在数十架敌机狂轰滥炸下，坚守阵地，每到下级有人叫喊“顶不住”时，就冲出掩蔽部督战。并在战局危急关头，给师长写信留下遗嘱。大意是：“我八千健儿已经牺牲殆尽了，敌攻势未衰，前途难卜，若阵地存在，我当生还晋见钧座。如阵地失守，我也就战死在疆场。身膏野草，再无见面之期了，他日抗战胜利后，你身为世界名将，乘舰过吴淞口时，如有波涛如山，那就是我来见你了，我有两支钢笔，请给我两个弟弟一人一支，我那只手表就留给我妻子方学兰作纪念。”遗书写得视死如归，慷慨激昂，令人涕流。随后，他亲临斗志发生动摇的八十四团督战。郭旅与日军反复冲杀七天七夜，阵地仍未丢失，到奉命撤退时，八千多人只剩下两千多人，而且多是一些伤号和炊事员。这一仗，奠定了郭汝瑰在国军中的地位，也使他成了上海家喻户晓的人物。宋庆龄、何香凝组织的慰问团专程来到四十二旅，特别送给郭汝瑰一件毛衣。从此，被一些同僚视为书生的郭汝瑰，就成为全军著名的战将。郭随军撤退到武汉不久，被任命为陈诚嫡系部队五十四军参谋长。
在淞沪战役中，勇敢机智的郭汝瑰备受陈诚赏识，武汉会战时，擅于战役谋划的郭汝瑰更令陈诚刮目相看。起初，蒋介石和陈诚并没有接受淞沪战役，特别是南京保卫战失败的教训，还是根据德国顾问的建议，在武汉三镇构筑环形工事，准备死守武汉。当陈诚召开作战会议，宣布已拟定好的作战方案时，郭汝瑰斗胆直言：“我认为这个作战方案，实际上是步南京战役之后尘，如果我们沿武汉三镇构筑环形阵地，一点突破，必将全军崩溃……我全军将士就有下河吃水的危险。”他建议尽量利用幕阜山脉和大别山脉有利地形，在武汉外围与敌作战。到会人员对郭汝瑰的意见纷纷表示赞同，陈诚也点头称是，并指定郭汝瑰等重新部署武汉战役的作战计划。结果，武汉会战各军均因实施外围作战，未受重大损失。郭汝瑰也因此受到陈诚的特别青睐，提升他为第二十集团军的参谋长，并且由陈诚推荐蒋介石批准郭汝瑰为暂五师师长。
1941年秋，在长沙会战中，因为新五师是由各地方山寨武装、土匪武装新编的“杂牌”部队，众将官谁都不愿意前去训练和指挥新五师，他们担心丧师失地而丢官舍命。郭汝瑰自告奋勇，前往担任师长。他运用官兵民主的方法训练和指挥新五师，实行经济、军事、生活“三公开”，并身体力行，雨夜里常与士兵共同守卫在最前线的牛棚内，指挥如何以五人为一战斗分队的方式，“巧攻”敌方中心阵地，大量消耗日军精力与火力，切断敌供应线。他鼓励官兵像兄弟同胞那样同住、同吃、同杀敌，谁消灭一个鬼子，他就授予谁一次抗日英雄的大奖。1942年2月16日，郭汝瑰指挥国军杂牌新五师，出奇制胜，打败了日军王牌师，夺回长沙战役中最重要的阵地飘风山岭至汩罗江防线，俘虏一批日军和枪炮，创造了抗日保卫战中的经典战术，使日军狂叫1942年春节占领陪都重庆的狂梦变成恶梦。在会战中，郭汝瑰因为指挥得当，以弱胜强，受到国民党名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嘉奖和青睐，任命他兼九战区军官训练团校官大队的大队长。驻陪都重庆的中外各国新闻界，也连续数周宣扬了郭汝瑰的奇迹。
1942年10月，郭汝瑰回重庆参加中、美、英、苏四国代表研讨如何对日作战的高级国际军事会议，郭代表中方专题讲授了“如何攻破日军在亚洲的‘钳形’战略战术”，受到四国代表的高度赞扬，后来英国还请郭代表重庆政府去英国讲授30天的破日军的“神奇”战术课。郭离别新编五师回重庆时，国内外爱国人士慰问奖励他5000个银元，他却未要一个，全部拿来奖励给了士兵。当时，郭汝瑰不爱金钱的“神奇”性格在国军上下越传越“神奇”。宋庆龄女士多次用英语向外宣传郭是“无野心无私心”的将军。
不久，郭汝瑰又被陈诚调到培养“全能将校”的国际研究院（陈兼任副院长）任研究委员；并被蒋介石任命为“中央训练团”（蒋兼任团长）副大队长，成为蒋介石心目中的“军界精英”。1944年3月，郭汝瑰以驻英大使馆副武官的名义，被派赴英国考察国防机构的组织情况。1945年2月归国后，经军政部长陈诚推荐，郭汝瑰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政部军务署副署长、署长，掌管全国各军师编制、装备，同时兼任国防研究院副院长。并以军政部代表的身份，随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前往芷江和南京，参加接受侵华日军投降的仪式。（未完待续）
投身黄埔军校，秘密加入共产党
1919年，郭汝桂随父亲郭郎溪前往成都，进入省城读书。1925年底，郭汝桂高中结业。其堂兄郭汝栋（川军师长）建议他报考广州黄埔军校。1926年，郭汝瑰考入广州黄埔军校第五期，并将“汝桂”改成了“汝瑰”。
郭汝瑰进入黄埔军校后被编入政治科第五学生队。随着北伐捷报频传，国民政府迁都武汉，郭也随军校一部前往武昌。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多为共产党员。恽代英、萧楚女、熊雄、吴玉章等共产党人先后在军校任职，是郭汝瑰的老师。郭深受影响，逐渐认识到“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统一中国，实行反帝反封建的新三民主义，进而实现社会主义，才能使中国真正振兴起来，成为一个强国屹立于世界”。黄埔军校的政治“洗礼”使他系统了解了共产主义。他由崇拜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转向了赞成共产主义，认为共产主义更好，共产党更革命、更进步，衷心希望自己也能加入党组织，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这时，郭汝瑰得知与自己同考入黄埔军校的好友袁镜铭是共产党员，便要求袁介绍自己入党。袁镜铭因为郭汝瑰是郭汝栋的堂弟，告诉他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南京拥兵自重，与武汉国民政府（仍与共产党合作）对立。一天，中共党员、黄埔军校实际主持校务的吴玉章悄悄把郭汝瑰和傅秉勋叫到校务办公室，通知他们提前毕业，立即返回四川。吴神情严肃地说：“现在形势十分危急，蒋介石已经公开叛变，很可能进攻武汉，四川军阀杨森将会配合蒋介石进攻，你们尽快返回四川，想尽办法让郭汝栋阻止杨森出川攻打武汉。如果郭汝栋阻止无效，可让他待杨森出川后，伺机打其后方，使其崩溃。如果这也办不到，要郭汝栋无论如何不出一兵一卒帮助杨森。”这时，郭汝瑰的堂兄、傅秉勋的妻兄郭汝栋，已是川鄂边防司令部的副司令（杨森为司令），拥有两个师一个旅的兵力。郭汝瑰和傅秉勋肩负着吴玉章的使命，与同时毕业的中共党员任逖猷等5人，由武汉溯江而上，返回四川。
郭汝瑰与傅秉勋来到郭汝栋的驻地涪陵，向他转达了吴玉章的意见。郭汝栋表面上表示不会支持杨森，暗地里却派出特使去南京向蒋介石表示效忠。郭汝瑰对这一切毫不知情，他被安排在政治部任科员。他到处发表演讲，宣传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斥责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行为，并赢得了以后成为他妻子的女师学生方学兰的深爱，很快成为涪陵城里有名的红色人物。但是不久，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就与南京的蒋介石合流反共。郭汝瑰从此便与吴玉章失去联系，只好继续留在郭汝栋部。
尽管大革命遭到失败，全国到处白色恐怖、腥风血雨，但郭汝瑰对党的坚定信念矢志不改，仍然为入党而努力。1929年5月8日，郭汝瑰在重庆綦江县任驻军连长，由其同学袁镜铭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
1930年4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蒋介石调二十军军长郭汝栋率部到湖北驻防，以稳定其后方。这年七八月，郭汝瑰所在的一团调往平汉路花园、广水一带护路。此时，袁镜铭已经离开郭部，专任地下党平汉路方面的交通。一天夜晚，袁前来联系已升任郭汝栋部独立旅一团三营长的郭汝瑰，要他率所属部队，配合红军游击队，举行兵暴。但由于通讯联络差错，敌我混淆，结果准备配合红军作战的三营在广水竟遭红军袭击，郭中弹负轻伤，被送进汉口同仁医院。待出院才知道三营因损失太大，已被撤销建制，郭被调到黄州二十军部担任参谋。而入党介绍人袁镜铭也于1930年被国民党杀害。郭汝瑰因此中断了组织联系。
蒋介石为加强对二十军的控制，命令郭汝栋设法将部队中的共产党员清除干净，并派亲蒋的陈孟熙等黄埔生前来主持政治部。郭汝瑰和傅秉勋虽然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但郭汝栋为了应付蒋介石，劝他们去日本士官学校读书。郭汝瑰以为去日本可学点对革命贡献更大的真本领，没想到要等15年之后，才与党组织再次产生联系。郭晚年回忆说：“岂知这成了我政治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此后走了十几年的弯路。”
郭汝瑰于1931年4月考进日本士官学校。在日本，他既受到了严格的军事技术的教育和训练，提高了作为一个职业军人的素质；同时，作为一个中国人，也身受了日本当局的歧视和侮辱。据郭汝瑰回忆，“在日本学习期间，对一些关键的军事技术和新式武器，日本军官想尽办法阻挠我们学习和使用。”这像一把利剑，深深地刺痛了郭汝瑰的心。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军侵占我国东北三省，郭汝瑰和东京的中国留学生群情激愤，自发地结队去日本陆军省申请退学回国。
继续深造，再度成为“天子门生”
1931年底，郭汝瑰与一批从日本士官学校退学的学生回到上海，他与三名学生被推选为代表，前往南京训练总监部，要求报考中国陆军大学，继续深造。想不到竟以“不听命令，擅自退学”为由，遭到拒绝。经再三求情，才获准去中央军校（即原黄埔军校）八、九期继续学习。郭汝瑰走投无路，不愿意回日本，也不愿意重返湖北已经公开反共的郭汝栋部。恰在这时，郭汝栋保送到陆军大学的一名学员因学历不合格，被取消复试资格，郭汝瑰得以顶替这个学员参加复试，并被录取，进入陆军大学第十期学习。
中国陆军大学是国民党培养高级指挥和参谋人员的高等学府，校址在南京薛家巷屈子祠（军政部旧址）。每期只招收几十名学员。郭汝瑰进校时，校长为杨杰。他曾任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思想比较开明；不久，蒋介石自任陆大校长，杨杰改任教育长，校务实际仍由他主持。郭继军校之后，又一次成为“天子门生”。蒋军后来戏称陆大毕业的黄埔生为“绿头巾赏穿黄马褂”，这种人比较行时，官运亨通，只绿不黄、只黄不绿都略逊一筹。郭入陆军大学不久，即因成绩优异、见解独到，受到杨杰的器重。他在陆大学习三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被杨杰推荐进入陆军大学研究院第三期继续深造，还未毕业，郭就被推上教学第一线，担任战史学教官。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被迫同意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郭汝瑰见报效祖国的时机已到，经陆大同学曾粤汉推荐，1937年5月到湖南常德陈诚所属的十八军第十四师任参谋长，不久就到蒋介石筹办的对日作战的“庐山军官集训团”将官队受训。
淞沪会战，名扬军界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郭汝瑰奉命随第十四师参加华北抗战。中途因日军进攻上海，又奉命回师参加淞沪会战。这时的蒋介石，为保卫首都南京，调集近百万主力部队，自任司令长官，在淞沪地区与入侵日军展开会战。第十四师两个旅奉命在南、北塘口一线作战，第四十二旅旅长曾粤汉由于畏敌，师长霍揆彰怕其误事要副师长去代理，副师长也不愿意干，师长让郭汝瑰与其交换职务，去代理四十二旅旅长。受命于危难的郭汝瑰率部在上海郊区与日军浴血奋战，在数十架敌机狂轰滥炸下，坚守阵地，每到下级有人叫喊“顶不住”时，就冲出掩蔽部督战。并在战局危急关头，给师长写信留下遗嘱。大意是：“我八千健儿已经牺牲殆尽了，敌攻势未衰，前途难卜，若阵地存在，我当生还晋见钧座。如阵地失守，我也就战死在疆场。身膏野草，再无见面之期了，他日抗战胜利后，你身为世界名将，乘舰过吴淞口时，如有波涛如山，那就是我来见你了，我有两支钢笔，请给我两个弟弟一人一支，我那只手表就留给我妻子方学兰作纪念。”遗书写得视死如归，慷慨激昂，令人涕流。随后，他亲临斗志发生动摇的八十四团督战。郭旅与日军反复冲杀七天七夜，阵地仍未丢失，到奉命撤退时，八千多人只剩下两千多人，而且多是一些伤号和炊事员。这一仗，奠定了郭汝瑰在国军中的地位，也使他成了上海家喻户晓的人物。宋庆龄、何香凝组织的慰问团专程来到四十二旅，特别送给郭汝瑰一件毛衣。从此，被一些同僚视为书生的郭汝瑰，就成为全军著名的战将。郭随军撤退到武汉不久，被任命为陈诚嫡系部队五十四军参谋长。
在淞沪战役中，勇敢机智的郭汝瑰备受陈诚赏识，武汉会战时，擅于战役谋划的郭汝瑰更令陈诚刮目相看。起初，蒋介石和陈诚并没有接受淞沪战役，特别是南京保卫战失败的教训，还是根据德国顾问的建议，在武汉三镇构筑环形工事，准备死守武汉。当陈诚召开作战会议，宣布已拟定好的作战方案时，郭汝瑰斗胆直言：“我认为这个作战方案，实际上是步南京战役之后尘，如果我们沿武汉三镇构筑环形阵地，一点突破，必将全军崩溃……我全军将士就有下河吃水的危险。”他建议尽量利用幕阜山脉和大别山脉有利地形，在武汉外围与敌作战。到会人员对郭汝瑰的意见纷纷表示赞同，陈诚也点头称是，并指定郭汝瑰等重新部署武汉战役的作战计划。结果，武汉会战各军均因实施外围作战，未受重大损失。郭汝瑰也因此受到陈诚的特别青睐，提升他为第二十集团军的参谋长，并且由陈诚推荐蒋介石批准郭汝瑰为暂五师师长。
1941年秋，在长沙会战中，因为新五师是由各地方山寨武装、土匪武装新编的“杂牌”部队，众将官谁都不愿意前去训练和指挥新五师，他们担心丧师失地而丢官舍命。郭汝瑰自告奋勇，前往担任师长。他运用官兵民主的方法训练和指挥新五师，实行经济、军事、生活“三公开”，并身体力行，雨夜里常与士兵共同守卫在最前线的牛棚内，指挥如何以五人为一战斗分队的方式，“巧攻”敌方中心阵地，大量消耗日军精力与火力，切断敌供应线。他鼓励官兵像兄弟同胞那样同住、同吃、同杀敌，谁消灭一个鬼子，他就授予谁一次抗日英雄的大奖。1942年2月16日，郭汝瑰指挥国军杂牌新五师，出奇制胜，打败了日军王牌师，夺回长沙战役中最重要的阵地飘风山岭至汩罗江防线，俘虏一批日军和枪炮，创造了抗日保卫战中的经典战术，使日军狂叫1942年春节占领陪都重庆的狂梦变成恶梦。在会战中，郭汝瑰因为指挥得当，以弱胜强，受到国民党名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嘉奖和青睐，任命他兼九战区军官训练团校官大队的大队长。驻陪都重庆的中外各国新闻界，也连续数周宣扬了郭汝瑰的奇迹。
1942年10月，郭汝瑰回重庆参加中、美、英、苏四国代表研讨如何对日作战的高级国际军事会议，郭代表中方专题讲授了“如何攻破日军在亚洲的‘钳形’战略战术”，受到四国代表的高度赞扬，后来英国还请郭代表重庆政府去英国讲授30天的破日军的“神奇”战术课。郭离别新编五师回重庆时，国内外爱国人士慰问奖励他5000个银元，他却未要一个，全部拿来奖励给了士兵。当时，郭汝瑰不爱金钱的“神奇”性格在国军上下越传越“神奇”。宋庆龄女士多次用英语向外宣传郭是“无野心无私心”的将军。
不久，郭汝瑰又被陈诚调到培养“全能将校”的国际研究院（陈兼任副院长）任研究委员；并被蒋介石任命为“中央训练团”（蒋兼任团长）副大队长，成为蒋介石心目中的“军界精英”。1944年3月，郭汝瑰以驻英大使馆副武官的名义，被派赴英国考察国防机构的组织情况。1945年2月归国后，经军政部长陈诚推荐，郭汝瑰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政部军务署副署长、署长，掌管全国各军师编制、装备，同时兼任国防研究院副院长。并以军政部代表的身份，随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前往芷江和南京，参加接受侵华日军投降的仪式。（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