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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 世纪80年代，西方翻译研究出现了重要的转折，以勒菲弗尔和巴斯奈特为代表的文化学派提出了“文化转向”，为翻译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其中，勒菲弗尔提出的“改写”理论和翻译操控的三个要素——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回顾总结2010年到2015年国内对勒菲弗尔译学理论的相关研究，并提出一些思考和建议。
关键词：勒菲弗尔；翻译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7-0125-02
一、勒菲弗尔译学理论简介
勒菲弗尔是美国翻译研究学派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是国际著名文论家，比较文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代表作品包括1975年出版的《诗歌翻译：七大策略与一大蓝图》，1977年的《德国文学翻译传统：从路得到罗森兹维格》，1992年的《翻译，改写与文学名誉的操纵》，《文学翻译：比较文学的实践与理论》和《翻译，历史与文化：研究资料集》以及1980年代表论文《文学翻译与翻译文学》，1991年的《翻译与比较文学：寻求中心位置》，1993年的《论翻译：近期，过去与未来》，1994年的《比较文学与翻译概论》等，此外影响最大的就是和英国翻译学派代表人物巴斯奈特合作的《翻译研究论丛》。20世紀80年代，勒菲弗尔提出的改写理论创新性地对翻译活动中意识形态、诗学与赞助人等因素进行了分析，被誉为操纵学派的代表。20世纪90年代，他又和巴斯奈特一起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文化研究观点，颠覆了以往翻译理论的指向，推动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突破了只注重语言文字层面转换的传统翻译研究范式，提出翻译是对原语文本所进行的文化层面上的改写，翻译研究实际上是文化互动的研究。勒菲弗尔译学理论主要包括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改写”理论、翻译操控的多种因素。其中，在操纵理论的发展上，勒菲弗尔贡献颇多。勒菲弗尔的操控理论为翻译研究开启了新的视角，使研究者从仅仅关注文本内部因素转向对文本外部因素的研究，如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的力量等，这对翻译研究有重大意义。操控理论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视野，把翻译的研究从文本拓宽到文化的领域。
二、勒菲弗尔译学理论在中国的研究现状
勒菲弗尔译学理论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传入中国，被中国翻译界了解和熟知。近几十年来国内研究这方面的文章层出不穷，本文主要收集最近五年（2010年-2015年）国内主要核心期刊中有关勒菲弗尔译学理论的论文，进行分析总结研究。
勒菲弗尔理论大概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引入中国的。作者利用中国知网，通过全文搜索“勒菲弗尔译学理论”收集到发表在国内各类期刊上的相关论文和每年论文发表的数量。其中，1998年发表的论文数为1篇，1999年1篇，2000年2篇，2001年3篇，2002年13篇，2003年18篇，2004年32篇，2005年49篇，2006年93篇，2007年78篇，2008年109篇，2009年99篇，2010 年124篇，2011年118篇，2012年132篇，2013年123篇，2014年112篇，2015年72篇。最开始相关论文发表数量极少且增长缓慢，到2006年以后相关论文发表数量逐渐增加。虽然勒菲弗尔在他1992年的两本著作《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控制》和《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当中已经提出了相关的理论，但是国内的研究者对其的研究晚了好几年，表明国内学者需要时间对传播进来的译学理论进行消化吸收。
通过整理分析得出，我国研究者的研究内容主要是针对勒菲弗尔译学理论本身以及相应的理论应用。其中，在理论层面主要是对相关译学思想的介绍和批判性解读，比如张鸿凡，曾薇薇（2011）；而应用层面包括应用相关理论来研究各类不同的译本，解释历史上尤其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各种与翻译有关的现象，比如潘苏悦（2015）《毛泽东选集》英译本意识形态操纵之分析。
同时，通过对论文内容的分析可以看到我国研究者对勒菲弗尔译学理论有着不同的看法，主要包括以下三种：肯定、批判性否定以及完全的否定。
国内的研究者对于勒菲弗尔的译学理论，大多数持肯定的态度，同时认为国内某些学者存在理论误读的现象并进行相关阐释说明。其中胡芳毅（2014），刘彬（2010），范若恩（2010）的文章比较具有代表性。胡芳毅（2014）从勒菲弗尔的操纵理论入手，以政治文本翻译为例，探讨了意识形态对外宣翻译的影响。他指出在政治文本的翻译中，译者必须充分考虑意识形态对于翻译的操纵，在顺应国外读者思维习惯的同时保持高度的本土意识，在准确地传达原文内容的基础上对原文适当改写，以确保达到最佳翻译效果。刘彬（2010）通过对建国初17年间（1949—1966）的文学翻译的研究肯定了勒菲弗尔操控理论中“三要素”的积极作用，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勒菲弗尔操控理论所强调的意识形态、诗学形态和赞助人等因素对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起到巩固的作用。范若恩（2010）指出国内有些学人对操纵理论的理解与应用，往往将其单一归结为译者被动地受“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等多重因素制约，从而忽略了操纵学派同时对译者主观能动性严肃而深刻的探讨，更忽略了世界或中国自身文学史与翻译史中诸多关于译者反抗和颠覆操纵的鲜活的事实甚至例外，甚至在个别研究中出现根据某种既成理论套路对史实加以主观裁剪等削足适履的错误倾向，从而失去进一步探索译作复杂的生成机制和理论的实质的可能。
此外，国内还有一些学者在介绍和阐释之余能够指出其理论的不足，并提出自己对勒菲弗尔译学理论的反思，比如陈甜（2010），张鸿凡，曾薇薇（2011）。陈甜（2010）肯定了操纵学派翻译理论试图撼动传统的翻译标准———“忠实”，跳出语言学派狭隘的文本视域，把历史、权力和操控等文化因素纳入到翻译研究范畴中来。同时批判性的指出操纵理论的问题：没有论及显现、具体的操纵问题； 过分夸大了翻译文本外的制约因素，忽视了译者的主体性和反操纵的能力。张鸿凡，曾薇薇（2011）肯定了勒菲弗尔翻译思想对翻译研究发展的贡献突出，也从微观和宏观两方面分析指出其理论观点有一定局限。宏观上，勒菲弗尔的翻译观点中过度关注影响翻译活动的外部因素，夸大其作用；微观上，观点宽泛，缺乏明确的界定及划分，译者能动性的界定不足，也没有衡量和比较译者主体性与外部因素影响力的评判标准。 当然也有一部分学者对勒菲弗尔译学理论持完全否定态度。比如耿智、杨戈在《译不离宗——兼谈操纵论之悖理》中对操纵论提出悖论，认为忠于原作是翻译中的最高道德标准，而受外界因素操纵则违背了翻译的本质，不能视为译林中的佳作。申连云在《怎么译：从“操控”到“投降”》中认为在翻译研究中，传统翻译概念如“忠实”、“动态对等”、“神似”、“适当”等都包含一种以自我为目的的操控逻辑，这种归化译法应该摒弃，转而以原文自身为目的，尊重原文自身价值，放弃对原文的操控。
三、结语
通过对文章数量、研究内容、态度观点三个方面的总结分析，可以发现近五年国内在对勒菲弗尔译学理论的研究上的几种现象：首先，“译者主体性”“三要素”理论的应用探究成为近几年勒菲弗尔译学理论研究的重点。其次，虽然依旧有不少文章提出勒菲弗尔译学理论存在理论局限，却也出现不少文章对国内译学界在理论上的误读进行反思并加以重新解读阐释。此外，勒菲弗尔译学理论的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比如国内的研究内容大多集中于他的三个主要的操控因素，而他的理论远不止这三个方面，其他的理论也是具有研究价值的。比如在《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当中总共列出了包含三个主要操控因素在内的七种控制译者“改写”过程的因素，其他的幾个因素也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国内的研究者则很少提及，日后可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勒菲弗尔的操控论为翻译研究开启了新的视角，使研究者从仅仅关注文本内部因素转向对文本外部因素的研究。操控论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视野，把翻译的研究从文本拓宽到文化的领域。我国的研究者在阐释和应用其理论的同时，应从中得到启发进而提出自己的理论。
参考文献：
[1]Andre Lefevere.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of Literary Fame[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a： preface.
[2]陈甜. 论翻译研究的文化新视角———探寻西方翻译研究 “文化转向”的实质[J]. 湖南社会科学， 2015，（1）：206-209.
[3]范若恩.“操纵何为”─反思国内译学界对操纵理论解读中的盲区[J].学术界（月刊），2010，（8）：116-124.
[4]耿智，杨戈.译不离宗─兼谈操纵论之悖理[J].中国科技翻译， 2012，25（2）：55-57.
[5]胡芳毅.操纵理论视角下的外宣翻译─政治文本翻译的改写[J].中国科技翻译，2014，27（2）：40-42.
[6]刘彬.勒菲弗尔操纵论视野下的十七年文学翻译[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33（4）：93-97.
[7]潘苏悦.《毛泽东选集》英译本意识形态操纵之分析[J].上海翻译， 2015，（1）：68-71.
[8]申连云.怎么译：从“操控”到“投降”[J].外国语， 2010，33（2）：44-52.
[9]张鸿凡，曾薇薇. 安德烈·勒菲弗尔翻译思想述评[J].海外英语， 2011，（10）：234-235.
作者简介：夏敏（1991-），女，汉，山西省晋中市人，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研究生，研究方向：外国语言文学。
关键词：勒菲弗尔；翻译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7-0125-02
一、勒菲弗尔译学理论简介
勒菲弗尔是美国翻译研究学派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是国际著名文论家，比较文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代表作品包括1975年出版的《诗歌翻译：七大策略与一大蓝图》，1977年的《德国文学翻译传统：从路得到罗森兹维格》，1992年的《翻译，改写与文学名誉的操纵》，《文学翻译：比较文学的实践与理论》和《翻译，历史与文化：研究资料集》以及1980年代表论文《文学翻译与翻译文学》，1991年的《翻译与比较文学：寻求中心位置》，1993年的《论翻译：近期，过去与未来》，1994年的《比较文学与翻译概论》等，此外影响最大的就是和英国翻译学派代表人物巴斯奈特合作的《翻译研究论丛》。20世紀80年代，勒菲弗尔提出的改写理论创新性地对翻译活动中意识形态、诗学与赞助人等因素进行了分析，被誉为操纵学派的代表。20世纪90年代，他又和巴斯奈特一起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文化研究观点，颠覆了以往翻译理论的指向，推动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突破了只注重语言文字层面转换的传统翻译研究范式，提出翻译是对原语文本所进行的文化层面上的改写，翻译研究实际上是文化互动的研究。勒菲弗尔译学理论主要包括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改写”理论、翻译操控的多种因素。其中，在操纵理论的发展上，勒菲弗尔贡献颇多。勒菲弗尔的操控理论为翻译研究开启了新的视角，使研究者从仅仅关注文本内部因素转向对文本外部因素的研究，如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的力量等，这对翻译研究有重大意义。操控理论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视野，把翻译的研究从文本拓宽到文化的领域。
二、勒菲弗尔译学理论在中国的研究现状
勒菲弗尔译学理论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传入中国，被中国翻译界了解和熟知。近几十年来国内研究这方面的文章层出不穷，本文主要收集最近五年（2010年-2015年）国内主要核心期刊中有关勒菲弗尔译学理论的论文，进行分析总结研究。
勒菲弗尔理论大概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引入中国的。作者利用中国知网，通过全文搜索“勒菲弗尔译学理论”收集到发表在国内各类期刊上的相关论文和每年论文发表的数量。其中，1998年发表的论文数为1篇，1999年1篇，2000年2篇，2001年3篇，2002年13篇，2003年18篇，2004年32篇，2005年49篇，2006年93篇，2007年78篇，2008年109篇，2009年99篇，2010 年124篇，2011年118篇，2012年132篇，2013年123篇，2014年112篇，2015年72篇。最开始相关论文发表数量极少且增长缓慢，到2006年以后相关论文发表数量逐渐增加。虽然勒菲弗尔在他1992年的两本著作《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控制》和《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当中已经提出了相关的理论，但是国内的研究者对其的研究晚了好几年，表明国内学者需要时间对传播进来的译学理论进行消化吸收。
通过整理分析得出，我国研究者的研究内容主要是针对勒菲弗尔译学理论本身以及相应的理论应用。其中，在理论层面主要是对相关译学思想的介绍和批判性解读，比如张鸿凡，曾薇薇（2011）；而应用层面包括应用相关理论来研究各类不同的译本，解释历史上尤其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各种与翻译有关的现象，比如潘苏悦（2015）《毛泽东选集》英译本意识形态操纵之分析。
同时，通过对论文内容的分析可以看到我国研究者对勒菲弗尔译学理论有着不同的看法，主要包括以下三种：肯定、批判性否定以及完全的否定。
国内的研究者对于勒菲弗尔的译学理论，大多数持肯定的态度，同时认为国内某些学者存在理论误读的现象并进行相关阐释说明。其中胡芳毅（2014），刘彬（2010），范若恩（2010）的文章比较具有代表性。胡芳毅（2014）从勒菲弗尔的操纵理论入手，以政治文本翻译为例，探讨了意识形态对外宣翻译的影响。他指出在政治文本的翻译中，译者必须充分考虑意识形态对于翻译的操纵，在顺应国外读者思维习惯的同时保持高度的本土意识，在准确地传达原文内容的基础上对原文适当改写，以确保达到最佳翻译效果。刘彬（2010）通过对建国初17年间（1949—1966）的文学翻译的研究肯定了勒菲弗尔操控理论中“三要素”的积极作用，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勒菲弗尔操控理论所强调的意识形态、诗学形态和赞助人等因素对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起到巩固的作用。范若恩（2010）指出国内有些学人对操纵理论的理解与应用，往往将其单一归结为译者被动地受“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等多重因素制约，从而忽略了操纵学派同时对译者主观能动性严肃而深刻的探讨，更忽略了世界或中国自身文学史与翻译史中诸多关于译者反抗和颠覆操纵的鲜活的事实甚至例外，甚至在个别研究中出现根据某种既成理论套路对史实加以主观裁剪等削足适履的错误倾向，从而失去进一步探索译作复杂的生成机制和理论的实质的可能。
此外，国内还有一些学者在介绍和阐释之余能够指出其理论的不足，并提出自己对勒菲弗尔译学理论的反思，比如陈甜（2010），张鸿凡，曾薇薇（2011）。陈甜（2010）肯定了操纵学派翻译理论试图撼动传统的翻译标准———“忠实”，跳出语言学派狭隘的文本视域，把历史、权力和操控等文化因素纳入到翻译研究范畴中来。同时批判性的指出操纵理论的问题：没有论及显现、具体的操纵问题； 过分夸大了翻译文本外的制约因素，忽视了译者的主体性和反操纵的能力。张鸿凡，曾薇薇（2011）肯定了勒菲弗尔翻译思想对翻译研究发展的贡献突出，也从微观和宏观两方面分析指出其理论观点有一定局限。宏观上，勒菲弗尔的翻译观点中过度关注影响翻译活动的外部因素，夸大其作用；微观上，观点宽泛，缺乏明确的界定及划分，译者能动性的界定不足，也没有衡量和比较译者主体性与外部因素影响力的评判标准。 当然也有一部分学者对勒菲弗尔译学理论持完全否定态度。比如耿智、杨戈在《译不离宗——兼谈操纵论之悖理》中对操纵论提出悖论，认为忠于原作是翻译中的最高道德标准，而受外界因素操纵则违背了翻译的本质，不能视为译林中的佳作。申连云在《怎么译：从“操控”到“投降”》中认为在翻译研究中，传统翻译概念如“忠实”、“动态对等”、“神似”、“适当”等都包含一种以自我为目的的操控逻辑，这种归化译法应该摒弃，转而以原文自身为目的，尊重原文自身价值，放弃对原文的操控。
三、结语
通过对文章数量、研究内容、态度观点三个方面的总结分析，可以发现近五年国内在对勒菲弗尔译学理论的研究上的几种现象：首先，“译者主体性”“三要素”理论的应用探究成为近几年勒菲弗尔译学理论研究的重点。其次，虽然依旧有不少文章提出勒菲弗尔译学理论存在理论局限，却也出现不少文章对国内译学界在理论上的误读进行反思并加以重新解读阐释。此外，勒菲弗尔译学理论的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比如国内的研究内容大多集中于他的三个主要的操控因素，而他的理论远不止这三个方面，其他的理论也是具有研究价值的。比如在《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当中总共列出了包含三个主要操控因素在内的七种控制译者“改写”过程的因素，其他的幾个因素也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国内的研究者则很少提及，日后可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勒菲弗尔的操控论为翻译研究开启了新的视角，使研究者从仅仅关注文本内部因素转向对文本外部因素的研究。操控论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视野，把翻译的研究从文本拓宽到文化的领域。我国的研究者在阐释和应用其理论的同时，应从中得到启发进而提出自己的理论。
参考文献：
[1]Andre Lefevere.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of Literary Fame[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a： preface.
[2]陈甜. 论翻译研究的文化新视角———探寻西方翻译研究 “文化转向”的实质[J]. 湖南社会科学， 2015，（1）：206-209.
[3]范若恩.“操纵何为”─反思国内译学界对操纵理论解读中的盲区[J].学术界（月刊），2010，（8）：116-124.
[4]耿智，杨戈.译不离宗─兼谈操纵论之悖理[J].中国科技翻译， 2012，25（2）：55-57.
[5]胡芳毅.操纵理论视角下的外宣翻译─政治文本翻译的改写[J].中国科技翻译，2014，27（2）：40-42.
[6]刘彬.勒菲弗尔操纵论视野下的十七年文学翻译[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33（4）：93-97.
[7]潘苏悦.《毛泽东选集》英译本意识形态操纵之分析[J].上海翻译， 2015，（1）：68-71.
[8]申连云.怎么译：从“操控”到“投降”[J].外国语， 2010，33（2）：44-52.
[9]张鸿凡，曾薇薇. 安德烈·勒菲弗尔翻译思想述评[J].海外英语， 2011，（10）：234-235.
作者简介：夏敏（1991-），女，汉，山西省晋中市人，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研究生，研究方向：外国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