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设计：入时且得体
　　在很多老人的印象中，提到红都，总会想到国家领导人出席重要活动的服装。曾经的红都也以为国家领导人和出国人员提供高级服装定制而享誉业界。上世纪90年代以来，红都转制之后开始面向企事业单位和私人客户提供定制服务，红都的工艺和品牌开始传入寻常百姓家。伴随着市场的变化和人们对时尚的认识，北京红都服装生产基地见证和引导了潮流之变。
　　对于红都这些年在服装版型上的变化趋势，北京红都服装生产基地设计研发中心的蔡金昌师傅再熟悉不过了。从1979年参加工作加入红都，蔡师傅自从事车间工艺逐步转至打版和设计研发，见证了红都的兴起和款式上的设计趋势转变。“版型的变化是跟着市场潮流走的。西服的变化很细微，隔几年再回头看，往往才能看出变化。比如1990年前后流行双排扣、一粒扣、大驳头，后来驳头又变小了，又开始流行两粒扣、三粒扣。”蔡师傅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曾经为评选中国男足最佳阵容准备服装，当时三粒扣刚刚时兴，蔡师傅便选择了三粒扣的设计。“这两年男西服驳头又变窄了，这就是一个时期的流行趋势。”
　　自1956年迁京之后，蔡师傅算是第二代红都人，年轻时蔡师傅曾经为西哈努克亲王做过版，如今蔡师傅同时兼任一些服装设计院校的校外指导教师。在蔡师傅的经验里，做衣服是一场活到老学到老的马拉松比赛。“学习，是永远停不下来的。我们逛商场，可能比女同志逛得还要细。我们要仔细观察每一件衣服的细节。”在新的款式、先进的技术的基础上，一点儿细节的改进都会让一件衣服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格和气场。
　　除了款式上的推陈出新，在研发阶段，版师和设计师的沟通也至关重要。“设计师通过设计来表达，版师通过制版来表达；设计师设计完毕要通过版师体现在成衣上，如果不沟通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技术上的问题。”版师出身的蔡师傅看来，红都从研发阶段开始就保持着客户、设计师和版师之间的沟通，“满足客户的要求是前提，我们会从专业的角度给顾客建议。涉及一些小的改动，版师会结合顾客的具体条件，同时也要得到设计师的认可”。


　　所谓工艺：方寸见功夫
　　剪裁绿荷成时装，缝纫白莲制衣裳。红都以中山装和西服、制服等男装驰名天下，而女装的品质亦是独具一格。在北京红都服装生产基地的车间，负责高档女装“零活儿”质量检查的彭小燕师傅师承女装大师凌奚生，凌老师傅是五十多年前红都迁京之后的第一代制衣大师。彭小燕从学校毕业后分配到红都，进入了当时被称为“服装行业的黄埔军校”的红都高等技师进修班。当时一个班上有十来个学生，由经验丰富的老师傅悉心传教。从一套西服的量体剪裁和试样修改，新学员要学习两年才开始逐渐出师。
　　“我的老师凌奚生师傅是当时全国五大高级服装技师之一，在师傅的带领下，我参与过王冶平、劳安、彭佩云等几代国家领导人夫人和女性领导干部、邢质斌、沈力等女播音员和两会代表的制装工作。”彭师傅讲起了早年间她跟随凌师傅为央视播音员制装的一次经历，“播音员坐着播音，胳膊一般是搭放在桌上，所以他们的衣服前宽、背宽和袖长的配置是另有讲究的。凌师傅当时就教我如何处理肩头、前宽处袖子的处理，一步步地讲解坐姿对胸部和腰带的推挤程度。最后我们在荧屏上看见播音员穿着这件衣服，衣服很挺实贴身，把身形线条很好地展现出来了”。


　　所谓标准：过目识良莠
　　和彭小燕师傅一样，李冬明师傅也是在红都工作了三十多年的“老人”了。李师傅掌管男装的质量控制，从中山装、青年装到大衣、夹克、燕尾服，李师傅对于男装的款式和材质无不精通。“我到红都工作之后开始系统地学习男装，最开始是学习西服，后来慢慢花样多了，也在不断地学习。”三十年来，李师傅曾经为很多领导人服务过，如今李师傅也带出了一批批徒弟。用北京红都服装生产基地总经理黄大栋的话来说，“虽然改制，我们还是沿袭了过去‘传帮带’的老传统，手把手教徒弟，严师出高徒”。
　　“不顺眼就一定要改。”李师傅已经练得“火眼金睛”，一眼就能看出一件衣服的问题和瑕疵。“严规矩，不怕改。我当学徒时师傅就是这么教的。我现在也这么要求我的徒弟。特别是对于“零活儿”（高端成衣），比如西服的版型也根据人的年龄、胖瘦和气质有所变化。一人一款，讲求笔挺可体，严丝合缝。有人驼背，有人大肚子，通过二次裁剪可以扬长避短，弥补身材本身的不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