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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小说《告密者》是“福建小说新干将”鸿琳继《梨城叛徒》《寻找慈恩塔》之后,为他的“梨城系列”新添的第三朵“梨花”——梨城盛产梨花吗?三部小说均以抗战为背景,以一个知识分子——地方志编纂者——的眼光重新审视那段历史中的人和事儿:《梨城叛徒》企图为“叛徒”正名;《寻找慈恩塔》探寻地下工作者保守秘密的原因;最新的《告密者》呢?
简单说,《告密者》试图走进告密者的内心世界,告诉您一个不同寻常的告密者:他向日军出卖了地下共产党员,不但被告密者不愿追究他,连当地老百姓也保护他、尊重他;当他发现因他的告密而导致牺牲了很多抗日战士时,他自责愧疚,追悔人生。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告密者呢,这正是小说要告诉我们的。
如果您沉浸于这个故事所营造的吸引力中,那么您会看到小说推开了历史的一扇小窗,窗外上演的是一个告密者是是非非的一段历史真相。故事的吸引力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在故事背后,小说向我们提供了一种历史价值观:对历史的回眸与审视将是无法终结的课题,历史没有对与错,历史只有偶然和必然,在偶然和必然之间,是清澈的小溪与雄浑的河流之间的交汇处,那里混沌不清,那里泥沙俱下,那里漩涡阵阵……如鸿琳所说的,一个告密者的“崇高与卑劣,伟大与渺小并不是那么的泾渭分明”。
鸿琳的“梨城系列”还有之四之五吗?不管有没有,总之,小镇梨城的抗日史宛如一座写作金矿,被鸿琳一锹一铲地开掘着。因为他独特的视野和传神的表达,赋予了并不新鲜的抗战题材以新鲜的魅力。鸿琳的小说思维力很强,他知道哪些地方是小说施展“拳脚”的空间,就“梨城系列”来说,他搭建了小说的两个空间:一个是将一个普通小城的普通小人物与一场民族间的大战联系起来,“小”与“大”之间构成想象张力;一个是对历史事件中的边缘人物的剖析引向人性深处,模糊了对与错、好与坏的道德评价,写出人物复杂的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这是一个小说家为我们提供的历史真相。
经由人物内心进入人性的模糊地带,是小说写作的正道之一,《告密者》走在这样的正道上,鸿琳的写作越来越成熟。
如果要给鸿琳的“梨城系列”冠以一个名称的话,可以归类于“新历史小说”范畴。中国的历史小说大致走过了四个阶段:古典历史小说——以《三国演义》《李自成》等为代表;革命历史小说——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红岩》《林海雪原》等为代表;新历史小说——以《红高粱》《妻妾成群》等为代表;颠覆历史小说——以今日正走红的网络小说《寻秦记》《新宋》等为代表。新历史小说产生于1990年代,“新”表现在打量和审视历史的眼光上的“新”,胡适先生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审视历史的眼光的多角度决定了“历史小姑娘”形象的多样性,新历史小说避开宏大叙事、避开二元对立论调,一般以民间视野、个人视野的方式,来叙写叛徒、土匪、地主、罪犯、妓女等历史边缘人物、小人物,构成小说故事的材料往往不是正史书籍所提供,而是来自地方志、野史,从而达到还原真实的个人、反思历史、挖掘人性的目的。
从本质上来说,鸿琳的“梨城系列”依然承续着1990年代新历史小说的表达传统,并没有进一步突破和开掘新历史小说的叙述空间和精神空间,可以看出鸿琳深受莫言、苏童、余华等那一批开辟了新历史小说新版图的小说家们的影响。但是,鸿琳的新历史小说在经历过1990年代新历史小说的先锋性和新世纪以来“谍战小说”的大众性的双重洗礼之后,又呈现出了自身的鲜明特征,这特征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说明。
第一个关键词:现场感。历史是过去的人和事,但历史并不是沉睡在史书上的文字,它依然和今天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血肉”联系,鸿琳的“梨城系列”就是在发现和放大这种联系。那些亲历过抗战历史的地方性人物——被日军秘密逮捕的我二叔李牧(《梨城叛徒》)、梨城城工部我的父亲肖飞(《寻找慈恩塔》)、出卖地下党员的告密者朱满仓(《告密者》),因种种原因他们的事迹在《地方志》的表述中,要么只有只言片语,要么漏洞百出,要么与史实冲突,为了历史的真实与准确,方志办的“我”不得不重新去调查、访问当事人或者与当事人相关人员,一些真相被重新挖掘出来,历史再次被书写。小说基本采用“寻找真相、遇到障碍、克服障碍、再寻找真相”的结构来叙述,小说的现场感十足,将读者带入现实与历史交错的氛围当中,小说的时空关系变得很丰富,这样,小说便具有了很强的吸引力。
第二个关键词:方志办。方志办在“梨城系列”小说中是一个巧妙的设置,地方志是方志办人员对地方史的一种表述,方志的随意性和缺损性时常可见,所以在方志办工作的“我”去调查历史真相理所当然,方志办成为了小说叙述的一个动力,有了叙述动力,小说的逻辑关系就成立了。另外,方志办的“我”,是一个知识分子的代表,有人文情怀,有将历史的认识上升到人性高度的可能,这样就有了小说的第三个关键词:人性。很显然,小说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揭开一段地方历史的真相,而是为了借纠正历史的机会来还原历史中的人——比如,我二叔李牧并不是叛徒、我父亲违抗组织命令是为了梨城百姓、朱满仓告密是不得已——历史很复杂,历史中的人更复杂,而处于模糊地带的人性更难以说清。
不管怎么说,鸿琳的“梨城系列”为新历史小说带来了新的活力,他能用巨大的吸引力写出历史的现场感,写出历史的复杂和人的复杂,已经是一种很成功的写作了。
简单说,《告密者》试图走进告密者的内心世界,告诉您一个不同寻常的告密者:他向日军出卖了地下共产党员,不但被告密者不愿追究他,连当地老百姓也保护他、尊重他;当他发现因他的告密而导致牺牲了很多抗日战士时,他自责愧疚,追悔人生。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告密者呢,这正是小说要告诉我们的。
如果您沉浸于这个故事所营造的吸引力中,那么您会看到小说推开了历史的一扇小窗,窗外上演的是一个告密者是是非非的一段历史真相。故事的吸引力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在故事背后,小说向我们提供了一种历史价值观:对历史的回眸与审视将是无法终结的课题,历史没有对与错,历史只有偶然和必然,在偶然和必然之间,是清澈的小溪与雄浑的河流之间的交汇处,那里混沌不清,那里泥沙俱下,那里漩涡阵阵……如鸿琳所说的,一个告密者的“崇高与卑劣,伟大与渺小并不是那么的泾渭分明”。
鸿琳的“梨城系列”还有之四之五吗?不管有没有,总之,小镇梨城的抗日史宛如一座写作金矿,被鸿琳一锹一铲地开掘着。因为他独特的视野和传神的表达,赋予了并不新鲜的抗战题材以新鲜的魅力。鸿琳的小说思维力很强,他知道哪些地方是小说施展“拳脚”的空间,就“梨城系列”来说,他搭建了小说的两个空间:一个是将一个普通小城的普通小人物与一场民族间的大战联系起来,“小”与“大”之间构成想象张力;一个是对历史事件中的边缘人物的剖析引向人性深处,模糊了对与错、好与坏的道德评价,写出人物复杂的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这是一个小说家为我们提供的历史真相。
经由人物内心进入人性的模糊地带,是小说写作的正道之一,《告密者》走在这样的正道上,鸿琳的写作越来越成熟。
如果要给鸿琳的“梨城系列”冠以一个名称的话,可以归类于“新历史小说”范畴。中国的历史小说大致走过了四个阶段:古典历史小说——以《三国演义》《李自成》等为代表;革命历史小说——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红岩》《林海雪原》等为代表;新历史小说——以《红高粱》《妻妾成群》等为代表;颠覆历史小说——以今日正走红的网络小说《寻秦记》《新宋》等为代表。新历史小说产生于1990年代,“新”表现在打量和审视历史的眼光上的“新”,胡适先生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审视历史的眼光的多角度决定了“历史小姑娘”形象的多样性,新历史小说避开宏大叙事、避开二元对立论调,一般以民间视野、个人视野的方式,来叙写叛徒、土匪、地主、罪犯、妓女等历史边缘人物、小人物,构成小说故事的材料往往不是正史书籍所提供,而是来自地方志、野史,从而达到还原真实的个人、反思历史、挖掘人性的目的。
从本质上来说,鸿琳的“梨城系列”依然承续着1990年代新历史小说的表达传统,并没有进一步突破和开掘新历史小说的叙述空间和精神空间,可以看出鸿琳深受莫言、苏童、余华等那一批开辟了新历史小说新版图的小说家们的影响。但是,鸿琳的新历史小说在经历过1990年代新历史小说的先锋性和新世纪以来“谍战小说”的大众性的双重洗礼之后,又呈现出了自身的鲜明特征,这特征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说明。
第一个关键词:现场感。历史是过去的人和事,但历史并不是沉睡在史书上的文字,它依然和今天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血肉”联系,鸿琳的“梨城系列”就是在发现和放大这种联系。那些亲历过抗战历史的地方性人物——被日军秘密逮捕的我二叔李牧(《梨城叛徒》)、梨城城工部我的父亲肖飞(《寻找慈恩塔》)、出卖地下党员的告密者朱满仓(《告密者》),因种种原因他们的事迹在《地方志》的表述中,要么只有只言片语,要么漏洞百出,要么与史实冲突,为了历史的真实与准确,方志办的“我”不得不重新去调查、访问当事人或者与当事人相关人员,一些真相被重新挖掘出来,历史再次被书写。小说基本采用“寻找真相、遇到障碍、克服障碍、再寻找真相”的结构来叙述,小说的现场感十足,将读者带入现实与历史交错的氛围当中,小说的时空关系变得很丰富,这样,小说便具有了很强的吸引力。
第二个关键词:方志办。方志办在“梨城系列”小说中是一个巧妙的设置,地方志是方志办人员对地方史的一种表述,方志的随意性和缺损性时常可见,所以在方志办工作的“我”去调查历史真相理所当然,方志办成为了小说叙述的一个动力,有了叙述动力,小说的逻辑关系就成立了。另外,方志办的“我”,是一个知识分子的代表,有人文情怀,有将历史的认识上升到人性高度的可能,这样就有了小说的第三个关键词:人性。很显然,小说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揭开一段地方历史的真相,而是为了借纠正历史的机会来还原历史中的人——比如,我二叔李牧并不是叛徒、我父亲违抗组织命令是为了梨城百姓、朱满仓告密是不得已——历史很复杂,历史中的人更复杂,而处于模糊地带的人性更难以说清。
不管怎么说,鸿琳的“梨城系列”为新历史小说带来了新的活力,他能用巨大的吸引力写出历史的现场感,写出历史的复杂和人的复杂,已经是一种很成功的写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