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改革开放30年来发生的文化事件，无论从哪个角度审视，《百家讲坛》都算得上是一个热门话题。它创立于2001年，在2006年火爆一时，不但培养了一部分如易中天，于丹王立群那样的“学术明星”，也开创了中国学术大众化的先河，由此衍生而出的既有“女孔子”的赞誉，又有被“掌掴”的耻辱。然而，巅峰之后的《百家讲坛》被挤出央视收视率的前10名，甚至到2008年末悲壮地进入“休克”状态。
　　有论者认为，《百家讲坛》被观众冷落，主因是从“精英路线”转到了“学术娱乐”(按易中天的说法，这可以称作“学术选秀”)，从学者的包装到利益的延续，在一个“娱乐致死”的年代，不可避免地庸俗化。
　　其实，早期的《百家讲坛》极富有感召力，它解读了霍金、杨振宁、童庆炳、叶嘉莹等名家的成功之道，客观地把他们的创新思维呈现在中国人眼前，因此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但匪夷所思的是，这些优秀学者的思想经常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压制，与此同时，曲解历史的易中天和于丹却逐渐走红，这一现象令人错愕，用台湾教授傅佩荣的的话说“是干丹把我挤出了《百家讲坛》”。
　　傅佩荣自然是虚晃一枪，他未必不知道于丹没有“驱逐”自己的能力，他不认同于丹等人的口才和学识，更看不上那种迎合俗流，摒弃思想，追求娱乐效应的伪学术。但是，于丹和易中天的走红却使庸俗学术成了既定的套路，自此后刘心武揭秘秦可卿的风流史，王立群称刘邦双性恋，纪连海谈大禹婚外情，阎崇年滥读清宫花边秘闻，诸如此类，导致了《百家讲坛》越来越像“三无”(无学术、无学理、无学者)产品。
　　把高深的学术通俗化，并不背离学术研究原理，如《梁祝》、《天仙配》等传说，都是家喻户晓的故事，搞这样的学术没有曲高和寡之虞。但是，当主讲人把祝英台扮男装讲解为“读书权作为古代女子人权的一部分”，就因“太专业”而剪掉。“人权”，顾名思义是“人的基本权力”的简称，这是中国社会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却不知道为什么偏偏让一些人敏感，既然学者不能进行专业解读，就只能去阐述祝英台的春心如何荡漾……
　　客观地说，作为一种特定阶段的社会文化现象，《百家讲坛》几年的“讲解历史”带动了中国的“国学热”，成就了大批有见识的学者。南京大学的傅元峰，西北大学的李浩、“武大名嘴”赵林等，都是经过《百家讲坛》走进大众视野的。这倒不是他们也具有“超级学者”不同凡响的声望，而是他们站在了反对学术庸俗化的立场，对学术媚俗痛心疾首，尖锐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由此得到了网民的支持。
　　当然，这同样也不意味着于丹等人就必须背负恶名，单从学术自由方面看，他们有鞫明自己观点的权力，至于能不能登上讲坛，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众所周知，《百家讲坛》的定位是“一座让专家通向百姓的桥梁，从而达到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这样的宗旨很堂皇，就像若干年来流行的“听证”，“质检”一样，表面上绝对无可挑剔。只是如此强势的媒体歪曲历史，造成的后果十分可怕，不仅导致了腐朽文化愈演愈烈，而且连公祭拜祖，修庙建宇也挂上了改革的杏黄大旗。如果这样的复古也算改革，那就只能让人们回到“克己复礼”的老路，最终使任何文化创新都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被儒家誉为圣人的孔丘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就是这样顽固主张恢复奴隶礼制的人也知道，社会变革在任何时候都是伟大的，谓其伟大，是因为不管有多少艰难困苦都注定要跋涉。人类社会就是在一次次变革中从愚昧走向文明的。既然昨天的辉煌已成为今天的精神积淀，今天创造的文明也必将会成为明天的遗产。《百家讲坛》的兴衰充分证明，不发展经济固然是死路一条，没有文化创新同样也是死路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