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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承父职任太史令，后为李陵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出狱后任中书令，为汉武帝近臣。友人任安被判极刑，写信给司马迁，求其援救，即所谓以“推贤进士为务”（语出司马迁《报任安书》，下同）。司马迁左右为难，许久没有回信。在任安受刑前，司马迁写就一封长信，即《报任安书》，以坦陈不能推贤进士的苦衷。司马迁为什么拒绝任安推贤进士的请求？他到底有什么苦衷呢？
一、对于世俗：唯伤心
遭遇世俗的歧视。司马迁本为太史令，“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地位不高，被世人看轻;受宫刑出狱后任中书令，此职位高于太史令，但常为宦官担任。这令己蒙羞，令人耻笑。任太史令与曾受宫刑都是事实，且互相联系。“最下腐刑极矣！”对司马迁而言，受宫刑是万劫不复的心灵灾难，更被人不齿。“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重为乡党所笑”，这是司马迁的感受，也是不可避免的现实。
遭遇世俗的偏见。既有歧视，又有偏见。如果司马迁入狱后选择死，世人不会以他“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这是司马迁没有选择死的理由，也是他与世人渐行渐远的原因。
难与世俗沟通。司马迁自觉“难为俗人言”，无法以常态与世融合。“从俗浮沉，与时俯仰”，却拉远了他与世俗之间的心理距离。
得到的唯有伤心，而要伤心者积极入世，以推贤进士为要务，未免是对司马迁的苛求。
二、对于政治：失信心
担心重蹈李陵之祸的覆辙。司马迁与少卿李陵并无情谊，为他辩解，主因是“激于义理”。太史令司马迁既有正义，又具热情和信心。但是他不谙世故与政治，“以口语遇遭此祸”，从此跌入苦难的深渊。而后少卿任安提出相救的请求。司马迁与他情谊深厚，于情于理都应当及时援助。但是，中书令司马迁虽有正义，却无热情和信心。李陵之祸是前车之鉴，时时刻刻警醒司马迁，让他寸步难行。
担心污秽之躯连累他人。司马迁自觉因口祸受刑，侮辱了自己的名声，侮辱了先人，“累百世，垢弥甚”，也会侮辱他人。因而他“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身直为闺阁之臣，宁得自引深藏于岩穴”。他不想也无法在政治上再有所作为，也不想以自己的污秽之躯连累他人。
担心自取其辱。虽身为中书令，内心却因受刑之辱而煎熬。“今虽欲自雕琢，曼辞以自饰，无益，于俗不信，适足耻辱耳。”所谓“于俗不信”，其实是于上不信。既失信于上，若推贤进士，又自取其辱。
司马迁的担心是他在政治上终失信心的表现，从而又表现在不肯推贤进士的行为上。
三、对于生命：求小心
毅然不死节。太史令司马迁临刑即面临生死抉择：可选择引节而死，可选择隐忍而生。“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死之价值重轻在于死因。司马迁自以为选择死，引决自裁，其死轻于鸿毛;而选择生，完成《史记》撰写使命，其生重于泰山。他言“勇者不必死节”，因为对肩负使命的太史令而言，选择不死节的勇气远远甚于选择死节的勇气。不仅如此，他还认识到就算选择死节，既不为人敬重，也为时已晚。“夫人不能早自裁绳墨之外，以稍陵迟，至于鞭箠之间，及欲引节，斯不亦远乎！”既然为时已晚，何不勇敢地以不死节的方式来追求生命更大的意义呢？
毅然隐忍苟活。隐忍是受刑后的司马迁选择的生活态度，非隐忍无以生存;苟活不是目的，是为实现目的不得不选择的生存方式。“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所谓私心，实为不张扬于世地完成《史记》之志;文采表于后，即为传《史记》于千秋。司马迁再三表达自己的内心，“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成一家之言是他隐忍苟活的原因与目的;不仅如此，还要“偿前辱之责”。前辱之责，是巨大的心理负担，司马迁决意要以《史记》偿还。同时，司马迁还以“倜傥非常之人”勉励自己，周文王、孔子、左丘明、孙子、吕不韦、韩非子，都是在政治上遭遇挫折或身体上遭遇不幸之时，成就大事的;而自己的遭遇，既有挫折，又有不幸，也要像他们一样“述往事，思来者”，“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司马迁对待自己的生命，小心翼翼，原因自明。身为中书令，依然谨小慎微，其原因也是一样的。这也是他不肯推贤进士的原因。
四、对于使命：恐分心
时间最为宝贵。《史记》“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极其繁杂艰难;“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为鸿篇巨制。完成使命，亟须时间的保证。若事务缠身，极易分心。
精力最为宝贵。任安之请，正值《史记》将成。当初，“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如今，惜其将成，不堪再遭此类灾祸而不成。
种种原因，令司马迁拒绝推贤进士这一本是宽仁厚德之为。“今少卿乃教以推贤进士，无乃与仆之私心剌谬乎？”身败名辱，勇于不死节，以图完成使命并“偿前辱之责”;也暗示任安，即使谏言其为贤士，也不能转危为安，不如选择勇于死节。
（作者單位：南京市第五高级中学）
（栏目编辑：陈梦琪）
一、对于世俗：唯伤心
遭遇世俗的歧视。司马迁本为太史令，“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地位不高，被世人看轻;受宫刑出狱后任中书令，此职位高于太史令，但常为宦官担任。这令己蒙羞，令人耻笑。任太史令与曾受宫刑都是事实，且互相联系。“最下腐刑极矣！”对司马迁而言，受宫刑是万劫不复的心灵灾难，更被人不齿。“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重为乡党所笑”，这是司马迁的感受，也是不可避免的现实。
遭遇世俗的偏见。既有歧视，又有偏见。如果司马迁入狱后选择死，世人不会以他“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这是司马迁没有选择死的理由，也是他与世人渐行渐远的原因。
难与世俗沟通。司马迁自觉“难为俗人言”，无法以常态与世融合。“从俗浮沉，与时俯仰”，却拉远了他与世俗之间的心理距离。
得到的唯有伤心，而要伤心者积极入世，以推贤进士为要务，未免是对司马迁的苛求。
二、对于政治：失信心
担心重蹈李陵之祸的覆辙。司马迁与少卿李陵并无情谊，为他辩解，主因是“激于义理”。太史令司马迁既有正义，又具热情和信心。但是他不谙世故与政治，“以口语遇遭此祸”，从此跌入苦难的深渊。而后少卿任安提出相救的请求。司马迁与他情谊深厚，于情于理都应当及时援助。但是，中书令司马迁虽有正义，却无热情和信心。李陵之祸是前车之鉴，时时刻刻警醒司马迁，让他寸步难行。
担心污秽之躯连累他人。司马迁自觉因口祸受刑，侮辱了自己的名声，侮辱了先人，“累百世，垢弥甚”，也会侮辱他人。因而他“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身直为闺阁之臣，宁得自引深藏于岩穴”。他不想也无法在政治上再有所作为，也不想以自己的污秽之躯连累他人。
担心自取其辱。虽身为中书令，内心却因受刑之辱而煎熬。“今虽欲自雕琢，曼辞以自饰，无益，于俗不信，适足耻辱耳。”所谓“于俗不信”，其实是于上不信。既失信于上，若推贤进士，又自取其辱。
司马迁的担心是他在政治上终失信心的表现，从而又表现在不肯推贤进士的行为上。
三、对于生命：求小心
毅然不死节。太史令司马迁临刑即面临生死抉择：可选择引节而死，可选择隐忍而生。“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死之价值重轻在于死因。司马迁自以为选择死，引决自裁，其死轻于鸿毛;而选择生，完成《史记》撰写使命，其生重于泰山。他言“勇者不必死节”，因为对肩负使命的太史令而言，选择不死节的勇气远远甚于选择死节的勇气。不仅如此，他还认识到就算选择死节，既不为人敬重，也为时已晚。“夫人不能早自裁绳墨之外，以稍陵迟，至于鞭箠之间，及欲引节，斯不亦远乎！”既然为时已晚，何不勇敢地以不死节的方式来追求生命更大的意义呢？
毅然隐忍苟活。隐忍是受刑后的司马迁选择的生活态度，非隐忍无以生存;苟活不是目的，是为实现目的不得不选择的生存方式。“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所谓私心，实为不张扬于世地完成《史记》之志;文采表于后，即为传《史记》于千秋。司马迁再三表达自己的内心，“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成一家之言是他隐忍苟活的原因与目的;不仅如此，还要“偿前辱之责”。前辱之责，是巨大的心理负担，司马迁决意要以《史记》偿还。同时，司马迁还以“倜傥非常之人”勉励自己，周文王、孔子、左丘明、孙子、吕不韦、韩非子，都是在政治上遭遇挫折或身体上遭遇不幸之时，成就大事的;而自己的遭遇，既有挫折，又有不幸，也要像他们一样“述往事，思来者”，“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司马迁对待自己的生命，小心翼翼，原因自明。身为中书令，依然谨小慎微，其原因也是一样的。这也是他不肯推贤进士的原因。
四、对于使命：恐分心
时间最为宝贵。《史记》“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极其繁杂艰难;“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为鸿篇巨制。完成使命，亟须时间的保证。若事务缠身，极易分心。
精力最为宝贵。任安之请，正值《史记》将成。当初，“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如今，惜其将成，不堪再遭此类灾祸而不成。
种种原因，令司马迁拒绝推贤进士这一本是宽仁厚德之为。“今少卿乃教以推贤进士，无乃与仆之私心剌谬乎？”身败名辱，勇于不死节，以图完成使命并“偿前辱之责”;也暗示任安，即使谏言其为贤士，也不能转危为安，不如选择勇于死节。
（作者單位：南京市第五高级中学）
（栏目编辑：陈梦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