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开始的时候，我上高二。那时候总觉得自己很忙，要忙着应付功课，忙着在学校里胡闹，偶尔，也想想万一考不上大学该怎么办。不过我生性乐观，总觉得不会考不上的，对未来灿烂的想象总是让人激动。2008年，看顾长卫导演的电影《立春》，主人公王彩玲希望自己能在巴黎，至少是在北京的大剧院里唱《托斯卡》——但是这并不是她理想的全部，巴黎、歌剧、意大利语等等，这些符号不过是花丛，她真正想要的，是在这些美丽的花丛里尽情地绽放自己，绽放了，生命才够绚烂，才能清晰地感觉到那种“自己”终究成为了“自己”的过程。我也一样，那时候我甚至都没找到一个具体的符号来充当我的花丛，可我满脑子都是关于绽放的幻想。
　　高考考得并不好，倒是没有落榜，可是没能如我所愿，让我离开家乡。那个时候，有种叫做“留学中介公司”的事物已经渐渐被人熟知。某个夏天闷热的夜晚，老爸问我，想不想出国去上学。我头脑有点发懵，但是很坚决地说：“想。”那时候我18岁，在18年的生命里，小学6年，出了小区的大门，要往左转；中学6年，出了大门，要往右转；也就是说，我从没有离开过那条从我出生到长大的街道。“外国”，实在是个太遥远的所在，已经超越了我，这个生长在内陆小城的灰姑娘的想象边界。
　　出国的头几年我住在法国卢瓦尔河谷的一个小城里，我居住过的第一个房间，位于城边的公路旁。旁边的加油站很新，但是不知为什么就是觉得萧条；身边的长棍面包已经干瘪，静悄悄地死掉了，我还浑然不觉。这时候隔壁房间的朋友来敲我的门，小型的聚会永远在某个人的房间开始，大家穿着牛仔裤席地而坐，最便宜的红酒入了年轻的愁肠，流出来的眼泪都是滚烫的，梦想或者关于梦想的错觉在体内燃烧着，一群人孩子气地互相鼓励着对方：不会永远喝最便宜的红酒的，只要我们肯奋斗。
　　可是到底要怎么奋斗呢？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倒是试过在念书之余给房东带小孩，按小时计费。就这样做了一个学期，攒出来一笔去西班牙旅行的钱。打工，攒点钱，旅行，这是所有的留学生都会做的事。但是我其实想要完成的，是那种看着自己一点点变得更强大，更丰富，也更充盈的感觉。事实上我也真的体验到了——我发现自己渐渐在熟悉法文这种陌生的语言，我慢慢学会了做饭，我带着那个漂亮的小婴儿去摘樱桃，看着她纯净的笑脸……这美丽宁静的小城太小太安逸，所以无数次地让我产生了那种自己很强大的错觉。只不过，那种刻骨的孤寂从没有被治愈过，无论是我静静地一个人待着，还是和一群人在一起笑闹，它都能够在一个我看不见的角落，像月光那样猝不及防地抚摸我。
　　再后来，我到了巴黎，一待就是4年。在这里，我认识了来自五大洲超过30个国家的人，我遇到过非常好的人，也遇到过非常坏的人，我经历过人和人之间不需要语言就能分享的温暖瞬间。
　　岁月是短暂的，很快就过去了。可是人生，的确漫长，不然我偶尔回头的时候，为什么会不记得自己是怎么一路变成今天这样的呢？眺望一下当年那个关于“绽放自己”的理想，才发现，“理想”和海市蜃楼差不多，不是用来握在手里的。就像高等数学里讲的那个极限，你最多只能接近它，无限接近，却永远不能抵达。我的数学从初二起就没有及格过，可是我依然觉得，当我第一次听到老师讲关于极限的那些事情，心里好像真的被感动了。
　　是的，我神化了自己的理想，是因为我把自己看得太大了。我以为完成自己是最神圣的事情，我以为当我克服了困难，做到了一些事情，我这个人就可以随之完整起来，但是我忘了问问自己，所谓的“理想”里到底含有多少功利的成分，所谓的“绽放”中到底有多少是为了这个缤纷世界的诱惑。
　　你用尽了力气，最终改变的只是生活的外套，比如你在哪里工作，在什么地方住，穿什么衣服开什么车，和什么人来往……就算这些全都被你改变了，你也只是为“生活”换了件光鲜些的衣裳而已，里面的千疮百孔是你永远没法更换的。某天黄昏，坐在乘客稀少的公共汽车上，晃晃悠悠地穿越了夕阳下面的协和广场——我终于想明白了这个，在那一瞬间，醍醐灌顶一般地，想明白了这个。
　　编辑/王一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