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江赴战场

　　1949年的春天，西吉县白崖乡旧堡村村民马彦龙参军了，成为第4军第11师第32团的一名“新兵蛋子”。
　　在奔赴朝鲜的路上，马彦龙所在的队伍曾短暂驻扎在辽宁省和吉林省，被敌方飞机投弹炸毁的大楼和空无一人的街道，刺痛了每一名志愿军战士的心。“毛主席说得对，抗美援朝的真正意义是保家卫国。”马彦龙和战友们下定了保家卫国的决心。
　　1950年10月19日晚，马彦龙穿着一双黄胶鞋，扛着一把汉阳造七九步枪，背着铺盖卷和不多的干粮，跟随部队跨过鸭绿江，成为第一批奔赴朝鲜战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
　　新生的中国，战斗装备相对落后，战士们没有好枪，更沒有多余的子弹。马彦龙的“老七九”，每次只能上5发子弹。“供给够的时候，每个人能发20多发，物资紧缺的时候，三四发也给。”马彦龙格外省着用，不敢浪费一发子弹。
　　当时的朝鲜正是天寒地冻的季节。严冬伴着暴风雪横扫朝鲜大地，夜间最低气温可骤降至零下三四十摄氏度。为了不被敌人发现，马彦龙和战友们常常在茫茫雪野中匍匐前进，单薄的棉衣不足以抵御寒冷，志愿军战士们被冻得四肢都失去知觉。马彦龙的双腿因此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一辈子疼痛难忍。

　　为了不暴露目标，躲避敌人轰炸机密集投下的燃烧弹，部队昼伏夜出，更不敢生火做饭。饿了，就抓一把炒面嚼几口，渴了就吃雪。当主要交通线被炸毁、物资无法及时供应的时候，雪也是充饥的主要“粮食”。
　　马彦龙总共参加过3次大的战斗，每次都会失去一些战友。温井战斗的时候，他失去了像大哥一样照顾自己的甘肃籍战友芦雄。提起这些，92岁的马彦龙还是红了眼眶：“志愿军都跟亲兄弟一样，彼此帮助，相互照顾，失去他们的时候，我什么也做不了，只能一边流眼泪一边继续战斗。”
　　1950年12月31日～1951年1月8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对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其指挥的南朝鲜军发起进攻。也是在这次战役中，马彦龙右腿被炮弹炸伤。当时他已经被冻得毫无知觉，根本没有察觉到自己受伤，直到大半个身体被血水浸透、濡湿的触感传来、脑袋也因失血过多发晕时才发现自己受伤了。
　　“我很幸运，经过医疗队全力抢救，活了下来，而有些人，却长眠于异国他乡，再也回不了祖国和家乡。”马彦龙长叹道。伤治好后，马彦龙再次回到了战场。“我当时想的是，就算把命留在那里，仗一定要打。”由于寒气侵袭，再加上受了伤，马彦龙的腿疼到难以行军，被派到俘管处看俘虏。
　　俘虏来自联合国军的16个国家，大都是个头高大的欧美人，且人数众多，马彦龙得一动不动盯着，“他们的军靴里很可能藏着一些小刀什么的，会找准一切机会反攻，稍不留意，可能就会逃跑。”
　　1953年7月，美军签署了协议撤离朝鲜，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部分志愿军也随之撤离，马彦龙便是其中一员。“我是带病回乡的，那时候眼睛被炮弹的余波冲花了，腿一直疼，是在兰州治疗了一段时间才回来的。”
　　回乡后的马彦龙因为腿部受伤、受寒，断断续续卧床1年。1956年他成了旧堡村村会计，之后又当选副支书，在基层奋斗了整整30年。

勋章是战友们用生命换来的

　　王栋臣，于1951年10月奔赴朝鲜战场。先后参与了五圣山、上甘岭、金城等5次战役，主要负责后勤供应、保卫以及通讯工作，很多重要消息都是经过王栋臣传递出去的。
　　1952年5月，王栋臣接到命令需将敌机将袭击杨德火车站的消息送出去。送信路途上唯一能过河的桥已被炸断。为了保证信纸完好无损，王栋臣把信放在帽子里，过河时用枪杆测探河水的深浅，就这样深深浅浅小心翼翼地渡过了河，冒着生命危险将信安全送抵杨德火车站，顺利完成了任务。
　　同年7月，王栋臣所在通讯班的驻地，因连日阴雨造成山体滑坡。事故发生时，王栋臣恰好在哨位换岗，躲过一劫。但11名战友永远地埋在了大山下，只有班长被王栋臣从泥里挖出，活了下来。
　　1957年4月，王栋臣复员回到彭阳县小岔乡榆树村。

　　“一九五三年一月立三等功一次、一九五三年六月立三等功一次、一九五四年四月立三等功一次、一九五五年二月立三等功一次”，泛黄的“中国志愿军立功证明书”上记载着王栋臣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功勋。“我的这些勋章都是战友们用生命换来的，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光荣……”说到此时，89岁的王栋臣突然吃力地从椅凳上站起来，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表达他对逝去战友的缅怀。

19岁走上战场

　　家住固原市原州区东海宋家巷的马瑞岐没有受过正规军事训练，是在战事吃紧的时候被临时编入志愿军队伍的。“大概是1951年的5月，志愿军来咱们固原动员招人，当时报名参加的人可多了，几辆大卡车拉着，浩浩荡荡出发了。”如今88岁的马瑞岐对参军的过程和时间已经模糊，却记得出发时那热烈的场面。

　　“当时的口号就是保家卫国，打倒美国野心狼。”怀揣着为祖国而战的一腔热血，马瑞岐参加了1个月的集训后便上了战场。当时的条件比战争初期好了许多，干粮虽然还是以炒面和饼干为主，但至少有吃的。身强力壮的马瑞岐，还分配到了一把转盘机枪。
　　“白天我们在山里或者防空洞里睡觉，晚上就行军，敌人武器装备比我们全，不能硬碰硬。”夜行40公里是常有的事儿，当然白天睡觉也得坐着睡，还得轮番换岗放哨。

　　在逼近仁川的一次战斗中，马瑞岐被敌机炸伤，嘴巴和左臂受傷，被送回吉林治疗修养。“在医院一躺就是好几个月，大夫给我缝合嘴上的伤口。”马瑞岐说着，摸了摸自己的上唇，那里还有一道明显的疤。
　　等马瑞岐准备重回战场的时候，三八线以南战事结束，准备签订停战协议，他可以复员回家了。倔强的马瑞岐拒绝了医疗队给他开具的残疾证明，于1953年回到家乡。
　　现在，马瑞岐每月都能领到国家补贴，逢年过节也会有政府的工作人员探望他。“去年，退役军人事务局还给我送来了3000元的慰问金和1枚抗美援朝70周年的纪念章。”
　　被炮火冲击过的双眼早已视力模糊，马瑞岐拿着那枚纪念章摸了又摸，许久不肯放下。

日记里的援朝建设

　　1957年，帮助朝鲜恢复建设的换防军队出发了。多年战火后朝鲜已是满目苍夷，中国人民志愿军帮助朝鲜人民修铁路、建房屋、恢复生产。
　　29岁的张铭芳就是这时来到的朝鲜。
　　没有了战火侵袭，但战争留下的残垣断壁触目惊心，“铁路两旁，战争留下的创伤随处可见……”1957年12月5日，一到朝鲜，张铭芳就在日记本上写下自己的所见所闻。
　　记日记是张铭芳上学时就养成的习惯，从用宣纸、水笔竖着写，到用笔记本、钢笔横着写，张铭芳自己都记不清写了多少本日记。支援朝鲜的4个月，也被他用笔记录了下来。“我所在的部队，主要是帮助朝鲜人民修理战争期间损毁的桥梁和公路，顺带着排雷。但是我很少参与，我主要是做文书工作，处理一些文件，做会议记录什么的。”大专毕业的张铭芳用笔记录下朝鲜重建的片断与时刻。
　　1958年3月，春天到来的时候，张铭芳所在的第二野战军第10军第28师第83团完成任务，即将离开朝鲜。当地人热情地举办了欢送晚会，志愿军无论到哪里都被群众围住欢送的场景被张铭芳写进了日记。“我很庆幸我认识字、会写字，才能把这些珍贵的历史时刻记录下来。”直到现在，已经91岁高龄的张铭芳依旧保持着记日记的习惯。
　　从朝鲜回国后，恰逢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张铭芳在甘肃稍作休整后，直接来到固原工作。从县委到县政府、从企业到地方，张铭芳就像一块砖，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最后到了当时的固原广播站，一直干到退休。”张铭芳笑着说。
　　每逢国家有难、社会遇困，张铭芳都要捐款。他还时常从事爱心活动，帮助一些贫困山区的孩子。2020年疫情期间，他一个人搭乘公共汽车到固原红十字会给武汉捐款，表达一名老党员内心坚守的责任与使命。

在朝鲜防病治病

　　固原人都说固原市人民医院的大夫医术高，却很少有人知道固原市人民医院的前身便是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中国人民志愿军531医院。
　　90岁的雷颖异曾任固原市人民医院医务科科长。“我们1957年去的时候，朝鲜处于停战状态。和平环境下，没有战争伤亡，我们主要收治各换防部队的传染病、内科病人。”雷颖异回忆道，由于战争时期美国曾在朝鲜搞过细菌战，中国医护人员到达后，主要任务是做好防病工作。
　　“我们从国内拉了一整车的大蒜，再把它们加工成蒜泥、大蒜汁，给患病人员灌肠，1星期1个疗程，1周以后，肠炎、痢疾都可以痊愈。”当时医院里有68名医护人员，接收各种各样的病人，医护人员整天待在医院里，护士12个小时轮换值班，工作忙的时候，就得连轴转。
　　1958年4月，531医院接到上级命令从朝鲜撤回。5月4日，全体医护人员到达兰州，稍作休息后，5月8日整建制集体转业到固原。
　　“当时的固原没有一家像样的医院，我们不仅带来了60多名医护人员，还带来了显微镜、手术器械包、从朝鲜战场缴获的美制匹克式30毫安X光机，还带来了固原历史上第一辆救护车。”在固原的62年里，山西籍大夫雷颖异见证了固原市人民医院的发展与变迁。“现在的固原市人民医院已经是宁南山区集医疗、教学、科研、急救、社区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医院，为周边地区200多万群众提供基本医疗服务。”说起医院的发展历程中，有自己的一份贡献，雷颖异就很自豪。
　　雷颖异退休后，又被返聘回医院，返聘结束后，才完全回归晚年生活。平时他会约上两三好友去古雁岭和东岳山爬爬山、散散步，用手机拍下美丽的景色，灵感来时，再写上几句诗。“我从退休后开始写诗，如今已经写了3000多首了。”说着，雷颖异拿起自己的智能手机，把他的作品展示给记者看，眼里充盈着愉快与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