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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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贵刊2015年第1期发表的《批判怎样集中转向了〈武训传〉》，是一篇很吸引人的文章，披露了新发现的袁水拍笔记中的重要史料。遗憾的是，文中将蒋天佐的名字都写成了“蒋天佑”。这大概与袁水拍的字写得小因而不易辨别有关。但蒋天佐是一位很著名的文化战士，曾长期在我们上海工作，写错他的名字是不应该的。 蒋天佐（1913—1987），江苏靖江人。作家，翻译家。中共党员。笔名史笃、贺依。1932年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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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贵刊2015年第1期发表的《批判怎样集中转向了〈武训传〉》，是一篇很吸引人的文章，披露了新发现的袁水拍笔记中的重要史料。遗憾的是，文中将蒋天佐的名字都写成了“蒋天佑”。这大概与袁水拍的字写得小因而不易辨别有关。但蒋天佐是一位很著名的文化战士，曾长期在我们上海工作，写错他的名字是不应该的。
蒋天佐（1913—1987），江苏靖江人。作家，翻译家。中共党员。笔名史笃、贺依。1932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曾任《文艺新闻》特约通讯员。后任文化界救亡协会上海分会理事、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总会副书记。抗战时期任新四军政治部编审委员，鲁艺华中学院教授。抗战胜利后，为郑振铎主编的《民主》周刊任执行编辑。建国后，历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文化部办公厅副主任，江西省文联、中国作协江西分会副主席等。著有评论集《海沫文谈》《低眉集》《海沫文谈偶集》等，译有《匹克威克外传》《奥列佛尔》《荒野的呼唤》《雪虎》等。
陈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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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任领导锐意改革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上海《解放日报》在王维和陈念云两任党委书记兼总编辑的领导下，对“文革”十年给新闻媒体造成的破坏，进行大力拨乱反正，不断推进新闻宣传报道的改革，在全国新闻界创造了许多个历史新时期的“第一”或“最早之一”。 王维一上任，1978年11月就在《解放日报》头版开辟“短新闻”专栏，以力倡短新闻，来改革“文革”中形成的长而空、主题先行、头版只登“老三篇
本刊讯（记者楊之立）为了借助新媒体扩大“世纪”品牌的读者群，本刊自2016年开始搭建新媒体综合传播平台：创建《世纪杂志》微信阅读公众号，节选本期和往期杂志中的精华内容刊登，以飨读者；与文汇App、《国家人文历史》公众号、《澎湃新闻》等知名媒体平台合作，推出优质文章。经过一年多的运营，上述尝试都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 《世纪杂志》微信公众号成立于2015年12月，2016年1月28日发布了首篇文章
蒋介石下野，改组后的国民政府 内政外交陷困局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党当局奉行不抵抗、不直接交涉和诉诸国际联盟的政策，其结果是日本很快占领了东三省，国难日甚一日。在朝野一片指责声中，当年12月15日蒋介石不得不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和行政院长等本兼各职，一周后参加了標志国民党内宁、粤、沪三派“统一”的四届一中全会开幕式后，便仓促往赴浙江奉化故里。继蒋介石之后，行政院副院长
在上海书法界，翁闿运也是个资历甚深的著名书法家了。在我年轻的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使我有幸与他有次交流，聆听他谈书法。 1974年秋，我正借调《辞海》编辑室参加《辞海》文学条目的修订。尽管《辞海》有文学分册和艺术分册，但当时的文学编辑和艺术编辑却在一个办公室办公，合称文艺室。文学编辑有聂文辉、汤高才，艺术编辑有郭术、陈炳等。艺术的门类较多，只记得郭术分管电影等，陈炳分管美术、书法等。戏曲之类的条
人一生的际遇常常是意想不到的。初中毕业的时候，两部电影决定了我人生的第一次选择。一部是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一部是中国电影《祖国的花朵》，都是讲教师生活的。两部电影使我觉得教师这个职业非常崇高，何况我的父母也都是教师。所以，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保送北京师范学校。进校后进行“专业思想教育”，才知道还有什么“家有二斗粮，不当小孩王”一类看不起小学教师的俗语。 师范学校是“吃饭学校”，不收学杂费还管饭，
2017年2月，我旧地重游，再次来到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崖门镇南合村参观考察，这是辛亥革命志士、孙中山挚友、旅居越南爱国华侨钟念祖的家乡。我的到来受到一班钟姓村民的热烈欢迎。他们一边热情接待我，一边兴奋地告诉我：“自从你来我们这里采访并且撰写史学论文，考证出我村乡贤、旅居越南爱国侨领钟念祖与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之间有着深厚的生死友谊，并且经过严谨论证，提出新观点：钟念祖多次保护和救助孙中山先生的确
王晓智是我的大学校友，我在南京大学历史系读研时，他是气象系学生。上世纪60年代末，我们先后分配到新华日报社评论组工作，成了同事。从此，他从关注大气层转而关注人间世；我从注视古代，转而注视现世。 王晓智在南大曾主编过一份小报，他约我写过一篇文章。这是我们之间长达几十年的友谊的开端。 一、曾为林彪“驸马”候选人 “文革”前期，一些人为向林彪夫妇献媚，曾假借组织名义，在全国范围内为其子林立果选“妃
2013年6月16日， “同济附中五十周年（1963—2013）庆祝会”在同济大学举行。会后，与会的三百余名原同济附中师生怀着崇敬的心情，来到“师魂苑”瞻仰并献上花篮，表达对叶懋英校长永远的怀念。 叶懋英是我的姨母，曾任同济附中校长，1967年6月3日含冤逝世，终年55岁。姨母一生未婚，没有子女。由于我上世纪六十年代已在同济大学工作，她生前与我关系最为密切，她被迫害离世的后事也是我一手处理的，我
《世纪》2013年第4期刊载张英华同志写的《参加罗瑞卿专案组（以下简称“罗案组”）屡遭批判审查》一文，读后感慨极深。我与张英华同志既是戰友又是难友。我俩同是经组织委派，于1966年12月30日去三座门军委办公厅会议室报到，参加“罗案组”工作，又同于1968年10月在“罗案组”与许心荣同志，被“捆”在一起遭“反右倾”批判了一个月。（详情见张英华文章，不再重述）我要补充的是我们三个被批判者中，我当时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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