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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是傅聪的爸爸,傅聪是傅雷的儿子。”刘抗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他又说:“没有傅雷,自然没有傅聪,这不只是生物学上的理由,也是精神教育的问题,傅聪会有今日的造诣,一部分是他本身刻苦自励的成果,一部分是受傅雷人格的感化和学养的灌输,傅雷引领他进入音乐的世界,也教导他东西方的知识,开启了他关切人文艺术方面的智慧……”
在这段文字中,刘抗先生很精辟地写出了傅雷、傅聪父子二人在精神上的联系,以及傅雷对傅聪的教育、培养和对他的影响。
傅雷教子甚严,在傅聪兄弟小的时候,常常领受到他的体罚。但是,等傅聪离开他,到北京,后来到波兰去之后,傅雷醒悟到自己教育方法的不对,便请求孩子原谅他。从此之后,一封封家书往来于海内外,他谆谆教导孩子做人的原则,并对孩子的音乐事业及生活各个方面进行了指导。
◎傅聪的成长与傅雷的教育
傅雷是一个严父,傅聪、傅敏小的时候他管教得十分严厉,有时甚至还会打他们,这方面的事例有很多,不少人都提到过,傅雷先生自己后来也意识到自己对孩子们太严厉了,于是他在给孩子们写的信中不住地向孩子们道歉,请求原谅,可以说傅雷的“父性的觉醒”是很晚的。
杨绛先生在《记傅雷》一文中,介绍了傅雷对孩子过分严格的一件事。
那时候傅聪、傅敏还小,想赖在客厅里听大人说话,可是傅雷严格禁止他们旁听。“有一次,客厅里谈得热闹,阵阵笑声,傅雷自己也正笑得高兴。忽然他灵机一动,蹑足走到通往楼梯的门旁,把门一开。只见门后哥哥弟弟背着脸并坐在门槛后面的台阶上,正缩着脖子笑呢。傅雷一声呵斥,两孩子在噔噔咚咚一阵凌乱的脚步声里逃跑上楼。梅馥忙赶了上去。在傅雷前,她是抢先去责骂儿子;在儿子前,她却是挡了爸爸的盛怒,自己温言告诫。等他们俩回来,客厅里渐渐回复了当初的气氛,但过了一会,在笑声中,傅雷又突然走过去开那扇门,阿聪、阿敏依然鬼头鬼脑并坐在原处偷听。这回傅雷可冒火了,梅馥也起不了中和作用,只听得傅雷厉声呵斥,中间还夹杂着梅馥的调解和责怪,一个孩子想是哭了,另一个还想为自己辩白……”
杨绛先生从傅雷的严厉中写出了“趣”来,自然是其文笔高妙之处,但在当事人来说,则未免惊心动魄。傅聪在后来回忆时还说:“我真不懂为什么小时候经常挨打,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念书特别笨?”又说:“爸爸打得我真痛啊!”但是傅雷这样严格教育的结果,却也使傅聪受益良多,他说:“我只知道一点,我小时候念的东西,到外国这么多年,还根深蒂固,他在我小时候播的种子,居然在我心中扎得这么深……”
而且后来傅雷对自己的教育方法也有反省,在编入《傅雷家书》的第一封信中,傅雷就说:“……我良心上的责备简直消释不了。孩子,我虐待了你,我永远对不起你,我永远补赎不了这种罪过!这些念头整整一天没离开过我的头脑,只是不敢向妈妈说。人生做错了一件事,良心就永久不得安宁。”
在第二封信中,傅雷又说:“跟着你痛苦的童年一起过去的,是我不懂做爸爸的艺术的壮年。幸亏你得天独厚,任凭如何打击都摧毁不了你,因而减少了我一部分罪过。可是结果是一回事,当年的事实又是一回事:尽管我埋葬了自己的过去,却始终埋葬不了自己的错误。孩子,孩子,孩子!我要怎样地拥抱你才能表示我的悔恨与热爱呢!”
在接下来的信中,傅雷仍然不断谈到对自己曾经虐待孩子的忏悔,我们从他语气的急迫、道歉的频繁,可以看出这件事始终令他耿耿于怀,使他的良心受到了很大的折磨。所幸的是,从此之后,傅雷以前对孩子的那种封建家长式的专制不见了,取而代之以亲切、友好、温和的探讨艺术的朋友形象,这也就是我们从《傅雷家书》中所感知的傅雷的形象——一个细心周到的父亲,一个共同探讨艺术的朋友。
1956年,傅雷为《新观察》写了一篇《傅聪的成长》,介绍傅聪学习音乐的经过。他说傅聪三四岁的时候,就爱听古典音乐,“不论是声乐还是器乐,也不论是哪一乐派的作品,他都安安静静地听着,时间久了也不会吵闹或是打瞌睡”。傅雷说他当时并没有想到让孩子专门去学音乐,而只是觉得不论将来学哪一样,有些艺术修养一生都会受用不尽,于是在他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让他同时开始学钢琴。
傅雷的好友周煦良教授在谈到傅聪学琴的缘起时,说“傅雷本人并不搞音乐,怎么想到要儿子学钢琴呢?原来是这样,他和林俊卿等(大约在打桥牌之余)谈到音乐时,谈及儿童中绝对音感之难得(即在钢琴上随便挑一只键子,亦即不靠音与音的比较就能知道是哪个音),碰巧傅聪在侧,时不过五岁左右,就以他实验。使在座人吃惊的是,傅聪竟具有这种绝对音感,而且屡试不爽。于是林俊卿等懂音乐的朋友都怂恿傅雷培养他为钢琴家。”
下面的事便是傅雷请了自己的朋友、著名音乐家雷垣做傅聪的钢琴启蒙教师。为了傅聪学钢琴,傅雷夫人卖掉了陪嫁的首饰,买了一架钢琴,而傅雷亲自为傅聪抄录了厚厚的五线谱。
傅聪学习钢琴的进度很快,为了减轻他的负担,傅雷把他从小学里“撤”了回来,亲自为他教语文等学科,而英文、代数、几何却另外请了教师。傅雷特意解释说,当时他并没有决定让傅聪去学音乐,只是觉得音乐与其他课程在家学会结合得更好,而傅聪学习别的学科的时间比练琴的时间要多。
傅雷尤其注重培养傅聪的文化、艺术、道德观念,“本国语文的教学主要由我自己掌握,从孔、孟、先秦诸子、国策、左传、晏子春秋、史记、汉书、世说新语等等上选材料,以富有伦理观念与哲理气息兼有趣味性的故事、寓言、史实为主,以古典诗歌与纯文艺的散文为辅。用意是要把语文知识、道德观念和文艺熏陶结合在一起……”
傅雷先生将傅聪从学校里“撤了回来”,一方面如他所说是为了音乐和文化课结合得更好,但我们也能看出他对学校教育制度的不满,这是从托尔斯泰经由罗曼·罗兰所传达的精神影响,又加上了傅雷对自己所受的教育的反省。
在傅雷先生亲自为傅聪所教的课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傅雷先生对传统文化、道德观念的重视。其实,傅雷先生所欣赏并认同的是古典主义文化,并且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古典主义精神的融会贯通,而对现代派艺术的兴趣则明显不比前者。九岁半的时候,傅聪跟随上海交响乐队的创办人兼指挥、意大利钢琴家梅·百器先生学习。梅·百器先生是十九世纪钢琴家李斯特的再传弟子,其学费十分昂贵,是按小时计算的,傅雷毫不顾惜,他说:“傅聪在国内所受的唯一严格的钢琴训练,就是在梅·百器先生门下的三年。”
1946年8月,梅·百器去世,由于找不到合适的教师,1948年傅雷先生让傅聪改受正规教育,让他以同等学力考入了高中,随后傅聪又考入了云南大学外文系。这一段时间,傅聪的钢琴学习完全停止。后来,傅聪回忆他在昆明上高中、大学的经历时说:“那段荒唐的日子对我还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像我这样搞音乐艺术的人,总要有点成熟,对很多东西的感受总要敏感一些。那么在十四到十六岁之间,我是少有的成熟。”他认为在昆明的生活对他的一生有决定性的作用。可是他学音乐的念头并没有放弃,直到1951年初夏,他在几个朋友的帮助下,开了个募捐音乐会,积攒了路费,回到上海,跟苏联籍的钢琴家勃隆斯丹夫人学了一年之后,傅雷先生才肯定傅聪可以专攻音乐,因为他见到傅聪能够刻苦用功,“在琴上每天工作七八小时,就是酷暑天气,衣裤尽湿,也不稍休。而他对音乐的理解也显出有独到之处”。
傅雷先生决定让傅聪专攻音乐,但是勃隆斯丹夫人1952年夏天去加拿大了,傅聪又没有教师了。正在这个时候,一个难得的机会来了。1953年夏,经过选拔,政府派傅聪到罗马尼亚去参加“第四届国际青年与学生和平友好联欢节”的钢琴比赛,接着又随我国的艺术代表团去民主德国与波兰访问演出。
在波兰,他表演的肖邦乐曲受到了肖邦专家的重视,于是波兰政府向我国政府提出,邀请傅聪参加1955年2月至3月举行的“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1954年8月,傅聪由政府正式派往波兰,由波兰的老教授杰维埃亲自指导,准备比赛的节目。在这次比赛前,他弹的肖邦的乐曲已被认为“赋有肖邦的灵魂”,甚至说他是“一个中国籍的波兰人”。而比赛期间,很多评委都对傅聪的演奏技巧给予了高度评价,其中巴西的女钢琴家、七十岁高龄的塔里番罗夫人的话最有代表性,她对傅聪说:“你有很大的才具,真正的音乐才具。除了非常敏感之外,你还有热烈的、慷慨激昂的气质,还有最难得的一点,就是少有的细腻与高雅的意境,特别像你在玛祖卡中表现的。我历任第二、三、四届的评判员,从未听到这样天才式的玛祖卡,这是有历史意义的:一个中国人创造了真正的玛祖卡的表达风格。”
在这次比赛中,傅聪获得了第二名,还荣获了比赛唯一的玛祖卡最优奖,成为第一个在国际性钢琴大赛中获奖的新中国的音乐家。比赛结束之后,为了进一步培养他,政府让他留在波兰继续学习。
◎封封家书寄深情
在傅聪长大成才的道路上,我们看到作为父亲的傅雷所灌注的心血。傅聪在他身边的时候是这样,在他们身处两地,形同隔世的情势下也还是这样。《傅雷家书》便是后来编辑成书的傅雷写给傅聪和傅敏的书信,在这些看似平常的书信中,隐藏着一个父亲、一个艺术家深厚的感情。
1955年4月,傅雷在写给傅聪的信中说:“我自问:长篇累牍地给你写信,不是空唠叨,不是莫名其妙的gossip(闲谈、扯淡),而是有好几种作用的。第一,我的确把你当做一个讨论艺术、讨论音乐的对手;第二,极想激出你一些青年人的感想,让我做父亲的得些新鲜养料,同时也可以间接传布给别的青年;第三,借通信训练你的——不但是文笔,而尤其是你的思想;第四,我想时时刻刻,随处给你做个警钟,做面‘忠实的镜子’,不论在做人方面,在生活细节方面,在艺术修养方面,还是在演奏姿态方面。”这一段话可以清楚地说明傅雷写这些书信的目的。因而,《傅雷家书》也可以说是“傅雷谈艺录”。父子二人不仅志趣相投,而且秉性相近,在家书中互相切磋。
1955年3月20日,傅雷得知傅聪在第一届国际肖邦钢琴大赛中获奖,他首先想到的是为祖国高兴:“东方升起了一颗星,这么光明,这么纯净,这么深邃;替新中国创造了一个辉煌的世界纪录!”又说:“在艺术成长的重要关头,遇到全国解放、政府重视文艺、大力培养人才的伟大时候,不能不说是傅聪的莫大的幸运。”
1957年整风反右时,傅雷和傅聪同时受到批判,在一位中央领导的保护下,傅聪又回到了波兰,但对傅雷的批判却越来越严重了,直到后来他被扣上了右派的帽子。在这种情况下,傅聪于1958年毕业后没有回到中国,而是到了英国。后来,傅聪回忆这段往事说:“1957年整风反右时,我和父亲几乎同时挨整,他在上海,我在北京,我是从波兰被召回来参加整风反右的。我写了个检查,后来仍被允许回波兰继续学习。我走后,对父亲的批判越来越扩大了。我在波兰听到很多关于他的传说。1958年12月,我留学毕业,如果我回来,势必是‘父亲揭发儿子,儿子揭发父亲’,可是我和父亲都不会这样做。当时我是被逼上梁山的。当然,对我的走我永远是内疚的。”
在《傅雷别传》一书中,傅聪又对上述说法有所修正,他认为正是由于他的出走才使傅雷先生多活了八年,否则以他的性格或许当时就走了绝路。而另一方面,以傅聪在国际音乐界、文化界的影响,当时的中国官员也有所顾忌,没有对傅雷进行更深一层的批判。
尽管如此说,傅聪的出走却使傅雷受到了心灵的伤害。
在重重的压力下,傅雷好不容易获准了与傅聪继续通信的权利。在那么凄冷的境遇下,他却怀着一颗赤诚的心,谆谆教诲傅聪勿忘祖国,永远维护祖国的尊严。
“孩子,十个月来我的心绪你该想象得到,我也不想千言万语多说,以免增加你的负担。你既然没有忘怀祖国,祖国也没有忘了你,始终给你留着余地,等着醒悟。我相信:祖国的大门是永远向你开着的。”
“你如今每次登台都与国家面子有关:个人的荣辱得失事小,国家的荣誉得失事大!你既热爱祖国,这一点尤其不能忘了。”
傅聪出走之后,当时曾向记者公开自己制定的“三原则”:
一、不入英国籍;
二、不去台湾;
三、不说不利祖国的话,不做不利祖国的事。
但是由于傅聪长年在世界各地演出,不入英国籍在签领出国护照时颇多不便,万不得已,傅聪于1964年加入英国籍。傅聪把此事告知了傅雷。傅雷得知消息后,几个月没有给傅聪回信。直到后来傅聪的长子凌霄出世,给傅雷拍来电报报喜,傅雷才于1964年10月31日回信。他说:“几次三番动笔写给你的信都没有写成,而几个月的保持沉默也使我魂不守舍,坐立不安,我们从8月到今的心境简直无法形容。你的处境,你的为难,你的迫不得已的苦衷,我们都深深体会得到,怎么能责怪你呢?可是再彻底的谅解也减除不了我们沉重的心情。民族自尊心受了伤害,非短时期内所能平复;不知你是否理解我们接连几个月沉默的原因,能否想象我们这一回痛苦的深度?不论工作的时候或是休息的时候,精神上老罩着一道阴影,心坎里老压着一块石头,左一个譬解,右一个譬解,总是丢不下,放不开。我们比什么时候都更想念你,可是我和妈妈都不敢谈到你;大家都怕碰到双方的伤口,从而加剧自己的伤口……”
从信中我们可以看出傅雷的民族感情是多么深厚,而傅聪加入英国国籍又使他处于多么矛盾而痛苦的心境之中。面对孩子的这一选择,傅雷努力去理解,可是理性上尽管理解了,感情上却无法接受——其爱国之心,溢于言表,读之令人感慨不已。
在谈到艺术的时候,傅雷谈到了艺德的重要性,他曾经不止一次对傅聪说过,要“先为人,其次为艺术家,再次为音乐家,最终为钢琴家”。他说:“艺术家一定要比别人更真诚、更敏感、更虚心、更勇敢、更坚忍。”在1954年9月4日的信中,傅雷在信中提醒傅聪:“你别忘了,你从小到现在的家庭背景,不但在中国独一无二,便是在世界上也很少很少。哪个人教育一个年轻的艺术学生,除了艺术以外,再加上这么多的道德的?我完全信任你,我多少年来播的种子,必有一日在你身上开花结果——我指的是一个德艺俱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
叶永烈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详尽地总结了《傅雷家书》所谈艺术道德的主要内容:
第一,淡于名利——“希望你能目光远大,胸襟开朗。身外之名,只是为社会上一般人所追求,对个人本身的渺小与伟大都没有相干。孔子说的‘富贵于我如浮云’,现代的‘名’也属于精神上的‘富贵’之列。”(1956年7月29日)
第二,真诚——“真诚是第一把艺术的钥匙。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真诚的‘不懂’,比不真诚的‘懂’还叫人好受些。”(1956年2月29日夜)
第三,自我批评——“有自信同时又能保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的确如你所说,是一切艺术家必须具备的重要条件。”(1960年12月2日)
第四,谦逊——“遇到极盛的事,必定要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格外郑重、危惧、戒备的感觉。”(1955年3月20日上午)
第五,融会贯通。
第六,认真。
第七,要有耐心。
第八,要有赤子之心,等等。
傅雷以上的这些论述,是一个艺术学徒的基本道德修养,也是傅雷对傅聪的基本要求。这不过是傅雷在大的方面的要求。此外,在生活的一些小节上,傅雷也有严格而细微的要求。比如邮票贴在哪里,信封上该写多大的字,应该怎样签名,又比如“围巾必须和大衣一同脱在衣帽间”,“出台行礼或谢幕,面部表情要温和”,直至“坚持真理的时候必须注意讲话的方式、态度、语气、声调,等等”。傅雷曾说:“无论如何细小不足道的事,都反映出一个人的意识与性情。修改小习惯,就等于修改自己的意识与性情。”所以即使在最细小的事情上,也十分注意,并希望傅聪也能注意。
(选自《听傅雷讲艺术》,李云雷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7月出版,略有删节。)
(责 编 辛 欣)
在这段文字中,刘抗先生很精辟地写出了傅雷、傅聪父子二人在精神上的联系,以及傅雷对傅聪的教育、培养和对他的影响。
傅雷教子甚严,在傅聪兄弟小的时候,常常领受到他的体罚。但是,等傅聪离开他,到北京,后来到波兰去之后,傅雷醒悟到自己教育方法的不对,便请求孩子原谅他。从此之后,一封封家书往来于海内外,他谆谆教导孩子做人的原则,并对孩子的音乐事业及生活各个方面进行了指导。
◎傅聪的成长与傅雷的教育
傅雷是一个严父,傅聪、傅敏小的时候他管教得十分严厉,有时甚至还会打他们,这方面的事例有很多,不少人都提到过,傅雷先生自己后来也意识到自己对孩子们太严厉了,于是他在给孩子们写的信中不住地向孩子们道歉,请求原谅,可以说傅雷的“父性的觉醒”是很晚的。
杨绛先生在《记傅雷》一文中,介绍了傅雷对孩子过分严格的一件事。
那时候傅聪、傅敏还小,想赖在客厅里听大人说话,可是傅雷严格禁止他们旁听。“有一次,客厅里谈得热闹,阵阵笑声,傅雷自己也正笑得高兴。忽然他灵机一动,蹑足走到通往楼梯的门旁,把门一开。只见门后哥哥弟弟背着脸并坐在门槛后面的台阶上,正缩着脖子笑呢。傅雷一声呵斥,两孩子在噔噔咚咚一阵凌乱的脚步声里逃跑上楼。梅馥忙赶了上去。在傅雷前,她是抢先去责骂儿子;在儿子前,她却是挡了爸爸的盛怒,自己温言告诫。等他们俩回来,客厅里渐渐回复了当初的气氛,但过了一会,在笑声中,傅雷又突然走过去开那扇门,阿聪、阿敏依然鬼头鬼脑并坐在原处偷听。这回傅雷可冒火了,梅馥也起不了中和作用,只听得傅雷厉声呵斥,中间还夹杂着梅馥的调解和责怪,一个孩子想是哭了,另一个还想为自己辩白……”
杨绛先生从傅雷的严厉中写出了“趣”来,自然是其文笔高妙之处,但在当事人来说,则未免惊心动魄。傅聪在后来回忆时还说:“我真不懂为什么小时候经常挨打,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念书特别笨?”又说:“爸爸打得我真痛啊!”但是傅雷这样严格教育的结果,却也使傅聪受益良多,他说:“我只知道一点,我小时候念的东西,到外国这么多年,还根深蒂固,他在我小时候播的种子,居然在我心中扎得这么深……”
而且后来傅雷对自己的教育方法也有反省,在编入《傅雷家书》的第一封信中,傅雷就说:“……我良心上的责备简直消释不了。孩子,我虐待了你,我永远对不起你,我永远补赎不了这种罪过!这些念头整整一天没离开过我的头脑,只是不敢向妈妈说。人生做错了一件事,良心就永久不得安宁。”
在第二封信中,傅雷又说:“跟着你痛苦的童年一起过去的,是我不懂做爸爸的艺术的壮年。幸亏你得天独厚,任凭如何打击都摧毁不了你,因而减少了我一部分罪过。可是结果是一回事,当年的事实又是一回事:尽管我埋葬了自己的过去,却始终埋葬不了自己的错误。孩子,孩子,孩子!我要怎样地拥抱你才能表示我的悔恨与热爱呢!”
在接下来的信中,傅雷仍然不断谈到对自己曾经虐待孩子的忏悔,我们从他语气的急迫、道歉的频繁,可以看出这件事始终令他耿耿于怀,使他的良心受到了很大的折磨。所幸的是,从此之后,傅雷以前对孩子的那种封建家长式的专制不见了,取而代之以亲切、友好、温和的探讨艺术的朋友形象,这也就是我们从《傅雷家书》中所感知的傅雷的形象——一个细心周到的父亲,一个共同探讨艺术的朋友。
1956年,傅雷为《新观察》写了一篇《傅聪的成长》,介绍傅聪学习音乐的经过。他说傅聪三四岁的时候,就爱听古典音乐,“不论是声乐还是器乐,也不论是哪一乐派的作品,他都安安静静地听着,时间久了也不会吵闹或是打瞌睡”。傅雷说他当时并没有想到让孩子专门去学音乐,而只是觉得不论将来学哪一样,有些艺术修养一生都会受用不尽,于是在他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让他同时开始学钢琴。
傅雷的好友周煦良教授在谈到傅聪学琴的缘起时,说“傅雷本人并不搞音乐,怎么想到要儿子学钢琴呢?原来是这样,他和林俊卿等(大约在打桥牌之余)谈到音乐时,谈及儿童中绝对音感之难得(即在钢琴上随便挑一只键子,亦即不靠音与音的比较就能知道是哪个音),碰巧傅聪在侧,时不过五岁左右,就以他实验。使在座人吃惊的是,傅聪竟具有这种绝对音感,而且屡试不爽。于是林俊卿等懂音乐的朋友都怂恿傅雷培养他为钢琴家。”
下面的事便是傅雷请了自己的朋友、著名音乐家雷垣做傅聪的钢琴启蒙教师。为了傅聪学钢琴,傅雷夫人卖掉了陪嫁的首饰,买了一架钢琴,而傅雷亲自为傅聪抄录了厚厚的五线谱。
傅聪学习钢琴的进度很快,为了减轻他的负担,傅雷把他从小学里“撤”了回来,亲自为他教语文等学科,而英文、代数、几何却另外请了教师。傅雷特意解释说,当时他并没有决定让傅聪去学音乐,只是觉得音乐与其他课程在家学会结合得更好,而傅聪学习别的学科的时间比练琴的时间要多。
傅雷尤其注重培养傅聪的文化、艺术、道德观念,“本国语文的教学主要由我自己掌握,从孔、孟、先秦诸子、国策、左传、晏子春秋、史记、汉书、世说新语等等上选材料,以富有伦理观念与哲理气息兼有趣味性的故事、寓言、史实为主,以古典诗歌与纯文艺的散文为辅。用意是要把语文知识、道德观念和文艺熏陶结合在一起……”
傅雷先生将傅聪从学校里“撤了回来”,一方面如他所说是为了音乐和文化课结合得更好,但我们也能看出他对学校教育制度的不满,这是从托尔斯泰经由罗曼·罗兰所传达的精神影响,又加上了傅雷对自己所受的教育的反省。
在傅雷先生亲自为傅聪所教的课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傅雷先生对传统文化、道德观念的重视。其实,傅雷先生所欣赏并认同的是古典主义文化,并且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古典主义精神的融会贯通,而对现代派艺术的兴趣则明显不比前者。九岁半的时候,傅聪跟随上海交响乐队的创办人兼指挥、意大利钢琴家梅·百器先生学习。梅·百器先生是十九世纪钢琴家李斯特的再传弟子,其学费十分昂贵,是按小时计算的,傅雷毫不顾惜,他说:“傅聪在国内所受的唯一严格的钢琴训练,就是在梅·百器先生门下的三年。”
1946年8月,梅·百器去世,由于找不到合适的教师,1948年傅雷先生让傅聪改受正规教育,让他以同等学力考入了高中,随后傅聪又考入了云南大学外文系。这一段时间,傅聪的钢琴学习完全停止。后来,傅聪回忆他在昆明上高中、大学的经历时说:“那段荒唐的日子对我还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像我这样搞音乐艺术的人,总要有点成熟,对很多东西的感受总要敏感一些。那么在十四到十六岁之间,我是少有的成熟。”他认为在昆明的生活对他的一生有决定性的作用。可是他学音乐的念头并没有放弃,直到1951年初夏,他在几个朋友的帮助下,开了个募捐音乐会,积攒了路费,回到上海,跟苏联籍的钢琴家勃隆斯丹夫人学了一年之后,傅雷先生才肯定傅聪可以专攻音乐,因为他见到傅聪能够刻苦用功,“在琴上每天工作七八小时,就是酷暑天气,衣裤尽湿,也不稍休。而他对音乐的理解也显出有独到之处”。
傅雷先生决定让傅聪专攻音乐,但是勃隆斯丹夫人1952年夏天去加拿大了,傅聪又没有教师了。正在这个时候,一个难得的机会来了。1953年夏,经过选拔,政府派傅聪到罗马尼亚去参加“第四届国际青年与学生和平友好联欢节”的钢琴比赛,接着又随我国的艺术代表团去民主德国与波兰访问演出。
在波兰,他表演的肖邦乐曲受到了肖邦专家的重视,于是波兰政府向我国政府提出,邀请傅聪参加1955年2月至3月举行的“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1954年8月,傅聪由政府正式派往波兰,由波兰的老教授杰维埃亲自指导,准备比赛的节目。在这次比赛前,他弹的肖邦的乐曲已被认为“赋有肖邦的灵魂”,甚至说他是“一个中国籍的波兰人”。而比赛期间,很多评委都对傅聪的演奏技巧给予了高度评价,其中巴西的女钢琴家、七十岁高龄的塔里番罗夫人的话最有代表性,她对傅聪说:“你有很大的才具,真正的音乐才具。除了非常敏感之外,你还有热烈的、慷慨激昂的气质,还有最难得的一点,就是少有的细腻与高雅的意境,特别像你在玛祖卡中表现的。我历任第二、三、四届的评判员,从未听到这样天才式的玛祖卡,这是有历史意义的:一个中国人创造了真正的玛祖卡的表达风格。”
在这次比赛中,傅聪获得了第二名,还荣获了比赛唯一的玛祖卡最优奖,成为第一个在国际性钢琴大赛中获奖的新中国的音乐家。比赛结束之后,为了进一步培养他,政府让他留在波兰继续学习。
◎封封家书寄深情
在傅聪长大成才的道路上,我们看到作为父亲的傅雷所灌注的心血。傅聪在他身边的时候是这样,在他们身处两地,形同隔世的情势下也还是这样。《傅雷家书》便是后来编辑成书的傅雷写给傅聪和傅敏的书信,在这些看似平常的书信中,隐藏着一个父亲、一个艺术家深厚的感情。
1955年4月,傅雷在写给傅聪的信中说:“我自问:长篇累牍地给你写信,不是空唠叨,不是莫名其妙的gossip(闲谈、扯淡),而是有好几种作用的。第一,我的确把你当做一个讨论艺术、讨论音乐的对手;第二,极想激出你一些青年人的感想,让我做父亲的得些新鲜养料,同时也可以间接传布给别的青年;第三,借通信训练你的——不但是文笔,而尤其是你的思想;第四,我想时时刻刻,随处给你做个警钟,做面‘忠实的镜子’,不论在做人方面,在生活细节方面,在艺术修养方面,还是在演奏姿态方面。”这一段话可以清楚地说明傅雷写这些书信的目的。因而,《傅雷家书》也可以说是“傅雷谈艺录”。父子二人不仅志趣相投,而且秉性相近,在家书中互相切磋。
1955年3月20日,傅雷得知傅聪在第一届国际肖邦钢琴大赛中获奖,他首先想到的是为祖国高兴:“东方升起了一颗星,这么光明,这么纯净,这么深邃;替新中国创造了一个辉煌的世界纪录!”又说:“在艺术成长的重要关头,遇到全国解放、政府重视文艺、大力培养人才的伟大时候,不能不说是傅聪的莫大的幸运。”
1957年整风反右时,傅雷和傅聪同时受到批判,在一位中央领导的保护下,傅聪又回到了波兰,但对傅雷的批判却越来越严重了,直到后来他被扣上了右派的帽子。在这种情况下,傅聪于1958年毕业后没有回到中国,而是到了英国。后来,傅聪回忆这段往事说:“1957年整风反右时,我和父亲几乎同时挨整,他在上海,我在北京,我是从波兰被召回来参加整风反右的。我写了个检查,后来仍被允许回波兰继续学习。我走后,对父亲的批判越来越扩大了。我在波兰听到很多关于他的传说。1958年12月,我留学毕业,如果我回来,势必是‘父亲揭发儿子,儿子揭发父亲’,可是我和父亲都不会这样做。当时我是被逼上梁山的。当然,对我的走我永远是内疚的。”
在《傅雷别传》一书中,傅聪又对上述说法有所修正,他认为正是由于他的出走才使傅雷先生多活了八年,否则以他的性格或许当时就走了绝路。而另一方面,以傅聪在国际音乐界、文化界的影响,当时的中国官员也有所顾忌,没有对傅雷进行更深一层的批判。
尽管如此说,傅聪的出走却使傅雷受到了心灵的伤害。
在重重的压力下,傅雷好不容易获准了与傅聪继续通信的权利。在那么凄冷的境遇下,他却怀着一颗赤诚的心,谆谆教诲傅聪勿忘祖国,永远维护祖国的尊严。
“孩子,十个月来我的心绪你该想象得到,我也不想千言万语多说,以免增加你的负担。你既然没有忘怀祖国,祖国也没有忘了你,始终给你留着余地,等着醒悟。我相信:祖国的大门是永远向你开着的。”
“你如今每次登台都与国家面子有关:个人的荣辱得失事小,国家的荣誉得失事大!你既热爱祖国,这一点尤其不能忘了。”
傅聪出走之后,当时曾向记者公开自己制定的“三原则”:
一、不入英国籍;
二、不去台湾;
三、不说不利祖国的话,不做不利祖国的事。
但是由于傅聪长年在世界各地演出,不入英国籍在签领出国护照时颇多不便,万不得已,傅聪于1964年加入英国籍。傅聪把此事告知了傅雷。傅雷得知消息后,几个月没有给傅聪回信。直到后来傅聪的长子凌霄出世,给傅雷拍来电报报喜,傅雷才于1964年10月31日回信。他说:“几次三番动笔写给你的信都没有写成,而几个月的保持沉默也使我魂不守舍,坐立不安,我们从8月到今的心境简直无法形容。你的处境,你的为难,你的迫不得已的苦衷,我们都深深体会得到,怎么能责怪你呢?可是再彻底的谅解也减除不了我们沉重的心情。民族自尊心受了伤害,非短时期内所能平复;不知你是否理解我们接连几个月沉默的原因,能否想象我们这一回痛苦的深度?不论工作的时候或是休息的时候,精神上老罩着一道阴影,心坎里老压着一块石头,左一个譬解,右一个譬解,总是丢不下,放不开。我们比什么时候都更想念你,可是我和妈妈都不敢谈到你;大家都怕碰到双方的伤口,从而加剧自己的伤口……”
从信中我们可以看出傅雷的民族感情是多么深厚,而傅聪加入英国国籍又使他处于多么矛盾而痛苦的心境之中。面对孩子的这一选择,傅雷努力去理解,可是理性上尽管理解了,感情上却无法接受——其爱国之心,溢于言表,读之令人感慨不已。
在谈到艺术的时候,傅雷谈到了艺德的重要性,他曾经不止一次对傅聪说过,要“先为人,其次为艺术家,再次为音乐家,最终为钢琴家”。他说:“艺术家一定要比别人更真诚、更敏感、更虚心、更勇敢、更坚忍。”在1954年9月4日的信中,傅雷在信中提醒傅聪:“你别忘了,你从小到现在的家庭背景,不但在中国独一无二,便是在世界上也很少很少。哪个人教育一个年轻的艺术学生,除了艺术以外,再加上这么多的道德的?我完全信任你,我多少年来播的种子,必有一日在你身上开花结果——我指的是一个德艺俱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
叶永烈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详尽地总结了《傅雷家书》所谈艺术道德的主要内容:
第一,淡于名利——“希望你能目光远大,胸襟开朗。身外之名,只是为社会上一般人所追求,对个人本身的渺小与伟大都没有相干。孔子说的‘富贵于我如浮云’,现代的‘名’也属于精神上的‘富贵’之列。”(1956年7月29日)
第二,真诚——“真诚是第一把艺术的钥匙。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真诚的‘不懂’,比不真诚的‘懂’还叫人好受些。”(1956年2月29日夜)
第三,自我批评——“有自信同时又能保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的确如你所说,是一切艺术家必须具备的重要条件。”(1960年12月2日)
第四,谦逊——“遇到极盛的事,必定要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格外郑重、危惧、戒备的感觉。”(1955年3月20日上午)
第五,融会贯通。
第六,认真。
第七,要有耐心。
第八,要有赤子之心,等等。
傅雷以上的这些论述,是一个艺术学徒的基本道德修养,也是傅雷对傅聪的基本要求。这不过是傅雷在大的方面的要求。此外,在生活的一些小节上,傅雷也有严格而细微的要求。比如邮票贴在哪里,信封上该写多大的字,应该怎样签名,又比如“围巾必须和大衣一同脱在衣帽间”,“出台行礼或谢幕,面部表情要温和”,直至“坚持真理的时候必须注意讲话的方式、态度、语气、声调,等等”。傅雷曾说:“无论如何细小不足道的事,都反映出一个人的意识与性情。修改小习惯,就等于修改自己的意识与性情。”所以即使在最细小的事情上,也十分注意,并希望傅聪也能注意。
(选自《听傅雷讲艺术》,李云雷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7月出版,略有删节。)
(责 编 辛 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