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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鲁迅笔下生成了许多的人物类别，病态人物是特殊的一类。疗救意识的生成机制，与鲁迅的个人体验紧密相联。小说中被赋予特殊内涵、显露出独具一格审美风貌的疾病书写，是鲁迅借以表现个人精神主张的文学符号，其象征意义和隐喻的所指是更切近鲁迅写作根本旨归的文学表达。
关键词：鲁迅小说；疾病；人物；隐喻
在鲁迅小说中，不论是身处荒原、茫然无措的知识分子，还是精神麻木、亟待启蒙的农民，他们通常以身体的疾病或者精神意志的混乱作为存在的表象。通过对鲁迅小说中的疾病书写进行整体观照，剖析疾病在鲁迅小说中的隐喻意义，有助于窥见鲁迅作品中的丰富内涵，从而拓展出鲁迅小说阐释的另一种维度和可能。
一、疗救意识的生成机制
鲁迅是弃医从文的，他曾寄希望于用医学救治人们肉体上的病痛，更确切地说，是用习得的医术解救像父亲一样被误诊的人，这是生理层面的疗救，而幼时常替久病的父亲抓药，往来于“质铺”与“药铺”之间的经历，却是鲁迅最早且最深的和疾病、医治打交道的记忆。在《父亲的病》中，鲁迅用颇具讽刺意味的笔调对中医和中药的“治病”过程展开叙述，恰如李欧梵所说：“鲁迅用这个插曲来表明一种心理的‘诅咒’，并把它和后来去日本学西医的动机联系起来。”[1]原初的影响在无意识中成为鲁迅塑造病态人物的动力源和人物内涵生发的起点。鲁迅在创作中始终以精神界启蒙者的姿态出现，特别是在抽离了进行身体疗救的医科学生身份之后，鲁迅致力于对病态社会中的“沉睡者”进行精神疗救。
伽达默尔认为：“如果某个东西不仅被经历过，而且它的经历存在还获得一种使自身具有继续存在意义的特征，那么这东西就属于体验，以这种方式成为体验的东西，在艺术表现里就完全获得一种新的存在状态。”[2]一个人的早期经历，特别是童年体验常会隐匿在意识之下。鲁迅家庭的败落虽和其父的久病难愈构不成直接关系，但鲁迅从小康坠入困顿却和父亲的病有着时间上的同构。“疾病”与鲁迅若即若离，使鲁迅将其置入自己的作品中，并将自己的人生理想由关注个体生理的健全转向关注精神乃至灵魂的健全，再到以身体的残损和衰弱来隐喻精神的孱弱，这就形成了一个极有趣味的、呈闭合状态的循环结构。
除却年少时的生命体验，鲁迅自己与疾病的博弈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一个坚毅的抗争者，却不能不时常向疾病作无奈的妥协。病痛侵扰着鲁迅的生命，也损耗了他的许多精力。在致友人、母亲的多封书信里，鲁迅都提到了自己的病况，如果将它们集结起来看，即可见一个病着的鲁迅。正如冯雪峰回忆鲁迅：“暗暗地他在感觉到只有一个敌人能够压服他，能够夺去他的工作，这就是病以及由病而来的死的预感。”[3]不论鲁迅有着怎样的“硬骨头”，面对病痛，他也不得不作出让步。
疾病摧毁了鲁迅少年时期的家庭，国民千百年来的旧疾刺痛了鲁迅敏感的神经。他以小说的形式来唤醒沉睡的国民，以病态社会现实的呈现引起疗救的注意，创生了以疾病为突破口的文学性表达。
二、疾病的文学书写
病态是受疾病影响产生的一种萎靡、孱弱的非正常状态，不论是疾病被治愈，还是难以治愈最后归于生命的完结，都是鲁迅借以传达其思考与痛楚的小说人物的典型特征。
“对人的精神状态、人的灵魂的关注，这首先是一种灵魂的关注，是抓住了文学的本质的；而对精神病态的特别关注，则是显示了鲁迅‘精神界之战士’的特点。”[4]在《狂人日记》中，患上受迫害妄想症的狂人始终认为自己身处吃人的环境中：赵贵翁、佃户、大哥、小孩子们，甚至连同赵家的狗……他们异样的目光使“狂人”时时刻刻面临着被“吃”的威胁，而他自己是否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吃了肉？这肉还是死去的妹子的肉。在他人看来，狂人发了狂，精神不正常，是人群中的异类，对周围的一切都持有一种疑惧，但鲁迅却让狂人十分清醒地思考、判断、分辨，甚至最后寄希望于下一代：救救孩子。同样，陈士成，这个《白光》里的人物也疯了。再次落榜后，在陈士成看来连鸡也在笑他。这笑无形中加速了陈士成的颓败，与《狂人日记》中“吃人”的众人一样，一种符合“病”的环境被制造出来。连从地里掘出的下巴骨，竟也在重复着：“这回又完了！”如果说狂人是在疑惧中时刻遭受“被吃”的威胁，那么陈士成则是在布满嘲笑的声音中追索缥缈的“白光”，最终走向自身的毁灭。他们同样患有精神方面的病症，在病态的呈现上也大致相似，但最后的结局迥异：一个病愈了，回到曾经与之对抗的环境中去，顺遂了大哥在内的多数人的心愿，成为一个“正常人”，陷入吃与被吃的无限循环；一个死了，抵挡不了一次又一次希望的落空，随白光而去，如烟消散。
论及鲁迅小说中对精神病患的书写，《孤独者》中的主人公魏连殳不可被忽略。魏连殳被认为是“异类”，总是令人“出乎意料”地行事。他受过新式教育、爱发无忌惮的言论，仅这些就足以令魏连殳遭到联合“绞杀”。充斥这整篇小说的“冷”，正是备受压抑的灵魂映射出的幽冷和孤独。“送殓”时让“看客”无戏可看，在结束了封建愚昧的丧葬仪式后才痛哭祖母，開始的抗争与最后的嘲弄现实。魏连殳不是死于“病”，而是死于“清醒”之后的自弃，他走入了鲁迅所说的“无物”之阵，死于自我对自我的疯狂折磨。精神弃绝理论对肉体的救治，转而加速了躯体的灭亡，从这一意义上讲，魏连殳死于生的无望，死于现世的孤独，他是精神上的孤独症患者。
除了在精神方面的病症，鲁迅小说中还呈现了身体上的疾病。“只有小栓坐在里排的桌前吃饭，大粒的汗，从额上滚下，夹袄也帖住了脊心，两块肩胛骨高高凸出，印成一个陽文的‘八’字。”[5]在《药》中，鲁迅只是通过叙述小栓的咳嗽来证明人物的在场。在华小栓为数不多的几次出场中，鲁迅用近乎冷漠的笔调直接而简洁地刻写了一个普通的病人，与日渐温情的环境描写相对的是华小栓日渐加重的病情，浸着烈士鲜血的馒头最终没有留住小栓的命。《明天》中的单四嫂子从未放弃宝儿，身边的人也看似十分关心宝儿的病情，但宝儿微弱的生命体征都在暗示行将死去。围绕着宝儿的死，鲁迅继续用平缓的书写病象，表现生的艰难。通过对肌体的疾病的观照，鲁迅表露出浓重的生命意识。生命的陨落悄然無声，而喧哗之后的虚空则更为沉重。 三、病态人物群像的厚重内涵
对疾病的多重书写，潜在地构成了鲁迅笔下别样的文学景观，病态人物的内涵深刻而宏阔。
（一）鲁迅式的象征——绝望的反抗
在绝望中反抗是鲁迅独异的抗争姿态，鲁迅塑造的人物或多或少地间接传达了鲁迅本人的精神内核。病态的人物不仅仅需要引起疗救的注意、是被疗救的对象，在一定意义上，这一人物未必是真的病了，而是黑暗世界里的踽踽独行者。他洞悉一切真相，却也因为对真相的知晓而莫名地成为“疯子”。
在《狂人日记》中，人人都吃人，人人也都被吃。在这个循环往复里，参透了“吃”的本质的狂人也只是吃人链条中的一个环节。狂人发出的呼喊：救救孩子，莫不是鲁迅受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将希望寄寓于下一代的的呐喊和近乎绝望的呼告。可以说，鲁迅笔下的狂人形象正是另一个“鲁迅”。狂人是疑惧的，同时也是绝望的，这个狂人暗合了鲁迅灵魂中绝望的反抗。鲁迅的精神高度，不仅仅在于他独立的人格，更在于他在审视他者的同时，从未忽略对自己的审视。林贤治评价鲁迅：“他反叛社会，反叛所在的阶级，反叛集体，直至反叛自己。”[6]这样看来，狂人在拒斥“吃人”行径的同时，不忘自问是否自己也在无意间吃了自己妹子的几片肉，是否不让别人“吃人”的自己也曾“吃”过别人，就有了合理性。鲁迅也罢，狂人也好，亦或是六顺，他们在一片混沌的世界中，却保持着异常的清醒。这种不被世人接受的所谓“疯癫”是旁人强加给他们的，正是因为“疯子们”破坏了，或试图破坏现有的、延续了千百年的古老秩序。清醒的“狂人们”被众人排斥、阻拒、压制、囚禁。“偏要为不愿意他活下去的人们而活下去”的魏连殳既是失败的，然而又是胜利的，这种悖论式的自白恰是鲁迅的生命之哲学。鲁迅偏要向“黑暗”与“虚无”作绝望的抗战。这种抗战的姿态是明知不可为仍为之的悲壮。鲁迅的绝望与抗战，在纠缠中如大蛇，既缠住了他自己，也缠住了他笔下的人物。
（二）国民性的隐喻——艰难的启蒙
“国民性”是鲁迅作品中的重要语词。批判“国民性”是鲁迅的创作特征，也是鲁迅对中国社会进行“疗救”的方式。鲁迅站在民族整体性的视角上，试图叫醒那些在“铁屋子”里沉睡的人们。
“疾病”是国民劣根性的生动隐喻。机体已然失去往日蓬勃的生机，呈现积重难返之势，疗救深藏在国民精神上的痼疾成为第一要务。“疾病”是鲁迅小说中惯常涉及的内容，但就整体看来，病的要紧之处并不是身体，而是精神。民族精神中的弊病是阻碍中国社会前进的最大障碍，《药》中的“人血馒头”，这救命的“药”，是鲁迅含泪的嘲讽。启蒙民众、反抗专制的先行者被愚昧、粗暴的庸众二次扼杀。在小说《药》和《明天》中，鲁迅没有着意叙述病人的具体形象，而是将病人的病作为叙述的原点，全面、系统地描摹出围绕在病人周边的其他人物的行动以及行动的环境。鲁迅用简洁的文风和爽利的笔致勾勒出由“病”引发的群体效应，从而揭示出国民的劣根性。病患的离世并不是因为周围人的冷漠无情，而是因为周围的人以自以为是的方法去解救病人，试图通过“人血馒头”、“求签”来使病人痊愈，却加速了死亡的来临。
疾病，对于鲁迅而言有着特殊的个人化的情结。当文学被附上改良社会的功能标签时，鲁迅小说中的疾病书写也就不仅仅是简单的生理表象。疾病书写不是目的，或许通过对疾病的书写，揭开国民不以为意的伤疤，刺痛麻木的灵魂，展开对健全、健康生命的期待，才是鲁迅的根本旨归。
参考文獻：
[1]李欧梵著，尹慧珉译.铁屋中的呐喊[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7.
[2][德]汉斯一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著，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上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78.
[3]冯雪峰.雪峰文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243—244.
[4]钱理群.与鲁迅相遇—北大演讲录之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3：121.
[5]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65.
[6]林贤治.鲁迅的最后十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學出版社，2003：5.
关键词：鲁迅小说；疾病；人物；隐喻
在鲁迅小说中，不论是身处荒原、茫然无措的知识分子，还是精神麻木、亟待启蒙的农民，他们通常以身体的疾病或者精神意志的混乱作为存在的表象。通过对鲁迅小说中的疾病书写进行整体观照，剖析疾病在鲁迅小说中的隐喻意义，有助于窥见鲁迅作品中的丰富内涵，从而拓展出鲁迅小说阐释的另一种维度和可能。
一、疗救意识的生成机制
鲁迅是弃医从文的，他曾寄希望于用医学救治人们肉体上的病痛，更确切地说，是用习得的医术解救像父亲一样被误诊的人，这是生理层面的疗救，而幼时常替久病的父亲抓药，往来于“质铺”与“药铺”之间的经历，却是鲁迅最早且最深的和疾病、医治打交道的记忆。在《父亲的病》中，鲁迅用颇具讽刺意味的笔调对中医和中药的“治病”过程展开叙述，恰如李欧梵所说：“鲁迅用这个插曲来表明一种心理的‘诅咒’，并把它和后来去日本学西医的动机联系起来。”[1]原初的影响在无意识中成为鲁迅塑造病态人物的动力源和人物内涵生发的起点。鲁迅在创作中始终以精神界启蒙者的姿态出现，特别是在抽离了进行身体疗救的医科学生身份之后，鲁迅致力于对病态社会中的“沉睡者”进行精神疗救。
伽达默尔认为：“如果某个东西不仅被经历过，而且它的经历存在还获得一种使自身具有继续存在意义的特征，那么这东西就属于体验，以这种方式成为体验的东西，在艺术表现里就完全获得一种新的存在状态。”[2]一个人的早期经历，特别是童年体验常会隐匿在意识之下。鲁迅家庭的败落虽和其父的久病难愈构不成直接关系，但鲁迅从小康坠入困顿却和父亲的病有着时间上的同构。“疾病”与鲁迅若即若离，使鲁迅将其置入自己的作品中，并将自己的人生理想由关注个体生理的健全转向关注精神乃至灵魂的健全，再到以身体的残损和衰弱来隐喻精神的孱弱，这就形成了一个极有趣味的、呈闭合状态的循环结构。
除却年少时的生命体验，鲁迅自己与疾病的博弈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一个坚毅的抗争者，却不能不时常向疾病作无奈的妥协。病痛侵扰着鲁迅的生命，也损耗了他的许多精力。在致友人、母亲的多封书信里，鲁迅都提到了自己的病况，如果将它们集结起来看，即可见一个病着的鲁迅。正如冯雪峰回忆鲁迅：“暗暗地他在感觉到只有一个敌人能够压服他，能够夺去他的工作，这就是病以及由病而来的死的预感。”[3]不论鲁迅有着怎样的“硬骨头”，面对病痛，他也不得不作出让步。
疾病摧毁了鲁迅少年时期的家庭，国民千百年来的旧疾刺痛了鲁迅敏感的神经。他以小说的形式来唤醒沉睡的国民，以病态社会现实的呈现引起疗救的注意，创生了以疾病为突破口的文学性表达。
二、疾病的文学书写
病态是受疾病影响产生的一种萎靡、孱弱的非正常状态，不论是疾病被治愈，还是难以治愈最后归于生命的完结，都是鲁迅借以传达其思考与痛楚的小说人物的典型特征。
“对人的精神状态、人的灵魂的关注，这首先是一种灵魂的关注，是抓住了文学的本质的；而对精神病态的特别关注，则是显示了鲁迅‘精神界之战士’的特点。”[4]在《狂人日记》中，患上受迫害妄想症的狂人始终认为自己身处吃人的环境中：赵贵翁、佃户、大哥、小孩子们，甚至连同赵家的狗……他们异样的目光使“狂人”时时刻刻面临着被“吃”的威胁，而他自己是否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吃了肉？这肉还是死去的妹子的肉。在他人看来，狂人发了狂，精神不正常，是人群中的异类，对周围的一切都持有一种疑惧，但鲁迅却让狂人十分清醒地思考、判断、分辨，甚至最后寄希望于下一代：救救孩子。同样，陈士成，这个《白光》里的人物也疯了。再次落榜后，在陈士成看来连鸡也在笑他。这笑无形中加速了陈士成的颓败，与《狂人日记》中“吃人”的众人一样，一种符合“病”的环境被制造出来。连从地里掘出的下巴骨，竟也在重复着：“这回又完了！”如果说狂人是在疑惧中时刻遭受“被吃”的威胁，那么陈士成则是在布满嘲笑的声音中追索缥缈的“白光”，最终走向自身的毁灭。他们同样患有精神方面的病症，在病态的呈现上也大致相似，但最后的结局迥异：一个病愈了，回到曾经与之对抗的环境中去，顺遂了大哥在内的多数人的心愿，成为一个“正常人”，陷入吃与被吃的无限循环；一个死了，抵挡不了一次又一次希望的落空，随白光而去，如烟消散。
论及鲁迅小说中对精神病患的书写，《孤独者》中的主人公魏连殳不可被忽略。魏连殳被认为是“异类”，总是令人“出乎意料”地行事。他受过新式教育、爱发无忌惮的言论，仅这些就足以令魏连殳遭到联合“绞杀”。充斥这整篇小说的“冷”，正是备受压抑的灵魂映射出的幽冷和孤独。“送殓”时让“看客”无戏可看，在结束了封建愚昧的丧葬仪式后才痛哭祖母，開始的抗争与最后的嘲弄现实。魏连殳不是死于“病”，而是死于“清醒”之后的自弃，他走入了鲁迅所说的“无物”之阵，死于自我对自我的疯狂折磨。精神弃绝理论对肉体的救治，转而加速了躯体的灭亡，从这一意义上讲，魏连殳死于生的无望，死于现世的孤独，他是精神上的孤独症患者。
除了在精神方面的病症，鲁迅小说中还呈现了身体上的疾病。“只有小栓坐在里排的桌前吃饭，大粒的汗，从额上滚下，夹袄也帖住了脊心，两块肩胛骨高高凸出，印成一个陽文的‘八’字。”[5]在《药》中，鲁迅只是通过叙述小栓的咳嗽来证明人物的在场。在华小栓为数不多的几次出场中，鲁迅用近乎冷漠的笔调直接而简洁地刻写了一个普通的病人，与日渐温情的环境描写相对的是华小栓日渐加重的病情，浸着烈士鲜血的馒头最终没有留住小栓的命。《明天》中的单四嫂子从未放弃宝儿，身边的人也看似十分关心宝儿的病情，但宝儿微弱的生命体征都在暗示行将死去。围绕着宝儿的死，鲁迅继续用平缓的书写病象，表现生的艰难。通过对肌体的疾病的观照，鲁迅表露出浓重的生命意识。生命的陨落悄然無声，而喧哗之后的虚空则更为沉重。 三、病态人物群像的厚重内涵
对疾病的多重书写，潜在地构成了鲁迅笔下别样的文学景观，病态人物的内涵深刻而宏阔。
（一）鲁迅式的象征——绝望的反抗
在绝望中反抗是鲁迅独异的抗争姿态，鲁迅塑造的人物或多或少地间接传达了鲁迅本人的精神内核。病态的人物不仅仅需要引起疗救的注意、是被疗救的对象，在一定意义上，这一人物未必是真的病了，而是黑暗世界里的踽踽独行者。他洞悉一切真相，却也因为对真相的知晓而莫名地成为“疯子”。
在《狂人日记》中，人人都吃人，人人也都被吃。在这个循环往复里，参透了“吃”的本质的狂人也只是吃人链条中的一个环节。狂人发出的呼喊：救救孩子，莫不是鲁迅受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将希望寄寓于下一代的的呐喊和近乎绝望的呼告。可以说，鲁迅笔下的狂人形象正是另一个“鲁迅”。狂人是疑惧的，同时也是绝望的，这个狂人暗合了鲁迅灵魂中绝望的反抗。鲁迅的精神高度，不仅仅在于他独立的人格，更在于他在审视他者的同时，从未忽略对自己的审视。林贤治评价鲁迅：“他反叛社会，反叛所在的阶级，反叛集体，直至反叛自己。”[6]这样看来，狂人在拒斥“吃人”行径的同时，不忘自问是否自己也在无意间吃了自己妹子的几片肉，是否不让别人“吃人”的自己也曾“吃”过别人，就有了合理性。鲁迅也罢，狂人也好，亦或是六顺，他们在一片混沌的世界中，却保持着异常的清醒。这种不被世人接受的所谓“疯癫”是旁人强加给他们的，正是因为“疯子们”破坏了，或试图破坏现有的、延续了千百年的古老秩序。清醒的“狂人们”被众人排斥、阻拒、压制、囚禁。“偏要为不愿意他活下去的人们而活下去”的魏连殳既是失败的，然而又是胜利的，这种悖论式的自白恰是鲁迅的生命之哲学。鲁迅偏要向“黑暗”与“虚无”作绝望的抗战。这种抗战的姿态是明知不可为仍为之的悲壮。鲁迅的绝望与抗战，在纠缠中如大蛇，既缠住了他自己，也缠住了他笔下的人物。
（二）国民性的隐喻——艰难的启蒙
“国民性”是鲁迅作品中的重要语词。批判“国民性”是鲁迅的创作特征，也是鲁迅对中国社会进行“疗救”的方式。鲁迅站在民族整体性的视角上，试图叫醒那些在“铁屋子”里沉睡的人们。
“疾病”是国民劣根性的生动隐喻。机体已然失去往日蓬勃的生机，呈现积重难返之势，疗救深藏在国民精神上的痼疾成为第一要务。“疾病”是鲁迅小说中惯常涉及的内容，但就整体看来，病的要紧之处并不是身体，而是精神。民族精神中的弊病是阻碍中国社会前进的最大障碍，《药》中的“人血馒头”，这救命的“药”，是鲁迅含泪的嘲讽。启蒙民众、反抗专制的先行者被愚昧、粗暴的庸众二次扼杀。在小说《药》和《明天》中，鲁迅没有着意叙述病人的具体形象，而是将病人的病作为叙述的原点，全面、系统地描摹出围绕在病人周边的其他人物的行动以及行动的环境。鲁迅用简洁的文风和爽利的笔致勾勒出由“病”引发的群体效应，从而揭示出国民的劣根性。病患的离世并不是因为周围人的冷漠无情，而是因为周围的人以自以为是的方法去解救病人，试图通过“人血馒头”、“求签”来使病人痊愈，却加速了死亡的来临。
疾病，对于鲁迅而言有着特殊的个人化的情结。当文学被附上改良社会的功能标签时，鲁迅小说中的疾病书写也就不仅仅是简单的生理表象。疾病书写不是目的，或许通过对疾病的书写，揭开国民不以为意的伤疤，刺痛麻木的灵魂，展开对健全、健康生命的期待，才是鲁迅的根本旨归。
参考文獻：
[1]李欧梵著，尹慧珉译.铁屋中的呐喊[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7.
[2][德]汉斯一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著，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上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78.
[3]冯雪峰.雪峰文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243—244.
[4]钱理群.与鲁迅相遇—北大演讲录之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3：121.
[5]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65.
[6]林贤治.鲁迅的最后十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學出版社，20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