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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正值“二战”中期,17岁的玛格丽特想要报考牛津大学化学系。
牛津大学校长看过她的简历后,皱着眉说:“你连一节拉丁语课都没上过,怎么可能考取呢?(1960年前,考生报考牛津大学需要懂拉丁语)”玛格丽特说:“拉丁语我可以突击学习!”校长摇摇头,又说:“你高中还差一年毕业,必须等到明年才能报考!”玛格丽特信心十足地说:“我可以申请跳级呀!”在她的坚持之下,校长勉强答应让她试试。回家后,玛格丽特起早贪黑地学习拉丁语和化学。3个月后,她通过了跳级考试,接着又有惊无险地通过了牛津大学的入学考试。
玛格丽特的全名叫玛格丽特·希尔达·罗伯茨,后改从夫姓撒切尔。毕业后,她成为了一名律师,随后当选为保守党下院议员,1970年开始担任教育和科学大臣。1975年,撒切尔夫人当选为保守党领袖,成为该政党的第一位女领袖。
1976年,她关于苏联威胁的一系列大胆发言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其中最著名的一段是:“当我们把一切放在大炮前面时,他们却把大炮放在黄油前面。”作为回应,苏联《红星报》称她为“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反而对这个称呼很满意。她曾这样形容自己:我不会回头,也不会拐弯。
正是由于这些鲜明的个性,1979年大选获胜后,撒切尔夫人出任首相,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后来她又两次连任,成为英国19世纪初以来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
初入牛津
1943年10月上旬,就在18岁生日即将到来时,玛格丽特·罗伯茨小姐来到了牛津大学,攻读化学专业。当时正值战争时期,停电、空袭、警戒、食物定额配给、排队以及缺少糖块的茶饮,这一切都司空见惯。
玛格丽特·罗伯茨所在的萨默维尔学院被公认为女政治家的摇篮,其中包括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议员雪莉·萨姆斯基尔以及后来曾任工党领袖的雪莉·威廉斯夫人。
罗伯茨小姐起初就发现了牛津的“冷酷和严峻”,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来到了牛津,非常思乡和忧愁……”尽管如此,她还是加入了牛津大学的巴赫唱诗班、卫理公会教徒研习小组以及牛津大学保守党联谊会。在唱诗班她唱第一女低音,巧合的是唱诗班负责人是20世纪80年代玛格丽特·撒切尔内阁秘书罗伯特·阿姆斯特朗爵士的父亲托马斯·阿姆斯特朗。
直到玛格丽特·撒切尔对首相工作驾轻就熟后,多萝西·玛丽·克罗福特·霍奇金才被列入萨默维尔学院的校友与教师名人录。1943年霍奇金33岁,20多年后的1964年,她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向其颁发诺贝尔奖的理由是“她运用X射线技术测定了重要生化组织的结构”。后来,英国邮政当局发行了她的肖像邮票以资荣耀。
在撒切尔夫人的回忆录中,霍奇金被描写为“一直给予帮助的老师”,她为撒切尔提供适当的助学金,使其顺利完成学业。撒切尔补充道,霍奇金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和天才老师”。
一名撒切尔夫人的传记作者约翰·坎贝尔记述了霍奇金对她的评价:“我会把她列入好学生行列。她在写作上完全值得信赖,文章流畅而富有见地。当然,有些东西是别人有而她没有的……她当然不会致力于专业(化学)。”但正如坎贝尔反问的那样:“她为什么要学习化学专业呢?这只是权宜之计!她从来都没打算成为一名化学家。”
政治天赋
著名的辩论社团牛津联合会(Oxford Union)是众多政治家磨牙砺齿的地方,但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一直不允许女生参加;而罗伯茨小姐可作为一名听众参与,在柱廊里观察他们的活动并牢记于心。由于在联合会满足了自己辩论的渴望,她将自己全力投入到保守党联谊会的活动中,并在大学的最后一年(1946-1947年)成为该会有史以来的第二位女主席。她使保守党联谊会焕发了活力,1946年秋,会员就超过了1000人,是20年来的第一次。
玛格丽特·罗伯茨发现,尽管比20世纪30年代稍显温和,但牛津仍是左翼占主导地位,战争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政党活动。对于庞大的集权政府来说,处于压倒性地位的正统势力无疑是关键角色。有意思的是,虽然她从来不遮掩自己的政治观点,并乐意随时向人讨教;但在教堂和唱诗班里,她也只在内心坚持以上观点,并未广泛分享。当然,她作为保守党成员为人所知,是因为她是从牛津大学保守党联谊会中走出来的。
牛津对于玛格丽特·罗伯茨的重要性是多方面的。事实上,有25位英国首相出自牛津。而自1945年普选以来,担任首相的艾德礼、艾登、麦克米伦、道格拉斯·霍姆、威尔逊、希斯、撒切尔和布莱尔全部都是牛津人。也就是说,英国首相一职只有14年是由非牛津人担任的。
正是在牛津,她结识了很多在政治道路上将与自己交织相伴的人,其中包括后来的议员兼教育大臣爱德华·博伊尔,《泰晤士报》编辑、上院议员,也是那个时代最聪明、最有思想的威廉·里斯﹑莫格,以及撒切尔法律室成员、创办了形式真实而激烈的电视采访节目的自由主义者罗宾·戴。其他同时代的著名人物还有托尼·贝恩,那时叫作安东尼·韦奇伍德·本阁下,是斯坦斯盖特勋爵的儿子,同时,也是后来任劳动大臣希拉里·本的父亲;肯尼思·哈里斯,后来成为杰出的政治新闻记者,并为撒切尔撰写传记,书名为《简约的撒切尔》;还有安东尼·克罗斯兰,他撰写了《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书,倡导工党的现代化,后来于1965-1967年间担任教育大臣。
作为牛津大学保守党联谊会主席,撒切尔接触了许多保守党的领导人,也因此在1943年(上大学)到1953年(孩子出生)期间结识了众多青年才俊,以至于到了20世纪70年代,她在晚上看电视新闻时,所见的都是“老伙伴”的消息。
谁影响了未来的“铁娘子”?
在牛津,罗伯茨小姐博览群书,其中包括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1944)、柯姆·布罗根的《人民是谁》(1943)、阿瑟·凯斯特勒的《正午的黑暗》(1940)以及卡尔·波珀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45)等。其中,著名经济学家﹑新自由主义思想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冯·哈耶克所著的《通往奴役之路》对她政治思想的形成是极为重要的。
新自由主义产生于“二战”后的西欧和北美,它是国家干预主义和福利国家思想在理论上的反动。哈耶克认为,国家对市场机制自由运转的一切限制应被废止,因为它们对经济自由同时也对政治自由构成了一种致命威胁。在他看来,英国温和的社会民主主义尽管出自善意,但其政策势必会导致与德国纳粹相同的灾难:现代奴役制。
在牛津四年的求学时光度过一半时,英国迎来了1945年的大选,结果领导战争取得胜利的温斯顿·丘吉尔被社会主义者克莱姆·艾德礼击败。大选期间,罗伯茨小姐在牛津大学内积极开展政治活动,那时,她将年轻作为优势予以充分利用,因为正像她所宣称的那样,她那一代人将要承受众多变革带来的冲击。
在牛津度过的那些年里,对罗伯茨小姐来说,有两个日子是刻骨铭心的:1945年8月6日和1946年3月5日。
作为科学家,尽管还在学习之中,对于1945年8月6日投掷在广岛的原子弹的相关科学背景她还是相当了解的。她花了一年多的时间翻遍了所有有关原子弹轰炸影响的报刊书籍,结果完全赞同美国的解释,那就是原子弹轰炸将战争带至终结。
就在七个月之后的1946年3月,温斯顿·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顿市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开启“冷战”时代的“铁幕”演讲,让她精神为之一振。这正是她渴望听到的讯息。
“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落下。在这条线的后面,坐落着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都城。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等,所有这些名城及其居民无不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不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屈服于苏联的势力影响,而且还受到莫斯科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
演讲的第二个用意是阐述美国和英国之间牢固的“特殊关系”所赖以形成的历史渊源和特殊纽带:“如果在美国的人口之外加上英语联邦国家的人口,再加上这种合作关系所涉及的在空中、海上、全球、科学和工业及道德力量上的合作,那就不会出现颤巍不稳的力量均衡,也就不会给野心和冒险以可乘之机。相反,对安全的确保就具有了压倒性优势。”
在关注“窗外”事务的同时,玛格丽特·罗伯茨小姐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学位,她已经着手步入社会并开启自己的职业生涯。或许,过往的经历预示着她注定将成为一个极具争议的历史人物。
牛津大学校长看过她的简历后,皱着眉说:“你连一节拉丁语课都没上过,怎么可能考取呢?(1960年前,考生报考牛津大学需要懂拉丁语)”玛格丽特说:“拉丁语我可以突击学习!”校长摇摇头,又说:“你高中还差一年毕业,必须等到明年才能报考!”玛格丽特信心十足地说:“我可以申请跳级呀!”在她的坚持之下,校长勉强答应让她试试。回家后,玛格丽特起早贪黑地学习拉丁语和化学。3个月后,她通过了跳级考试,接着又有惊无险地通过了牛津大学的入学考试。
玛格丽特的全名叫玛格丽特·希尔达·罗伯茨,后改从夫姓撒切尔。毕业后,她成为了一名律师,随后当选为保守党下院议员,1970年开始担任教育和科学大臣。1975年,撒切尔夫人当选为保守党领袖,成为该政党的第一位女领袖。
1976年,她关于苏联威胁的一系列大胆发言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其中最著名的一段是:“当我们把一切放在大炮前面时,他们却把大炮放在黄油前面。”作为回应,苏联《红星报》称她为“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反而对这个称呼很满意。她曾这样形容自己:我不会回头,也不会拐弯。
正是由于这些鲜明的个性,1979年大选获胜后,撒切尔夫人出任首相,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后来她又两次连任,成为英国19世纪初以来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
初入牛津
1943年10月上旬,就在18岁生日即将到来时,玛格丽特·罗伯茨小姐来到了牛津大学,攻读化学专业。当时正值战争时期,停电、空袭、警戒、食物定额配给、排队以及缺少糖块的茶饮,这一切都司空见惯。
玛格丽特·罗伯茨所在的萨默维尔学院被公认为女政治家的摇篮,其中包括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议员雪莉·萨姆斯基尔以及后来曾任工党领袖的雪莉·威廉斯夫人。
罗伯茨小姐起初就发现了牛津的“冷酷和严峻”,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来到了牛津,非常思乡和忧愁……”尽管如此,她还是加入了牛津大学的巴赫唱诗班、卫理公会教徒研习小组以及牛津大学保守党联谊会。在唱诗班她唱第一女低音,巧合的是唱诗班负责人是20世纪80年代玛格丽特·撒切尔内阁秘书罗伯特·阿姆斯特朗爵士的父亲托马斯·阿姆斯特朗。
直到玛格丽特·撒切尔对首相工作驾轻就熟后,多萝西·玛丽·克罗福特·霍奇金才被列入萨默维尔学院的校友与教师名人录。1943年霍奇金33岁,20多年后的1964年,她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向其颁发诺贝尔奖的理由是“她运用X射线技术测定了重要生化组织的结构”。后来,英国邮政当局发行了她的肖像邮票以资荣耀。
在撒切尔夫人的回忆录中,霍奇金被描写为“一直给予帮助的老师”,她为撒切尔提供适当的助学金,使其顺利完成学业。撒切尔补充道,霍奇金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和天才老师”。
一名撒切尔夫人的传记作者约翰·坎贝尔记述了霍奇金对她的评价:“我会把她列入好学生行列。她在写作上完全值得信赖,文章流畅而富有见地。当然,有些东西是别人有而她没有的……她当然不会致力于专业(化学)。”但正如坎贝尔反问的那样:“她为什么要学习化学专业呢?这只是权宜之计!她从来都没打算成为一名化学家。”
政治天赋
著名的辩论社团牛津联合会(Oxford Union)是众多政治家磨牙砺齿的地方,但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一直不允许女生参加;而罗伯茨小姐可作为一名听众参与,在柱廊里观察他们的活动并牢记于心。由于在联合会满足了自己辩论的渴望,她将自己全力投入到保守党联谊会的活动中,并在大学的最后一年(1946-1947年)成为该会有史以来的第二位女主席。她使保守党联谊会焕发了活力,1946年秋,会员就超过了1000人,是20年来的第一次。
玛格丽特·罗伯茨发现,尽管比20世纪30年代稍显温和,但牛津仍是左翼占主导地位,战争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政党活动。对于庞大的集权政府来说,处于压倒性地位的正统势力无疑是关键角色。有意思的是,虽然她从来不遮掩自己的政治观点,并乐意随时向人讨教;但在教堂和唱诗班里,她也只在内心坚持以上观点,并未广泛分享。当然,她作为保守党成员为人所知,是因为她是从牛津大学保守党联谊会中走出来的。
牛津对于玛格丽特·罗伯茨的重要性是多方面的。事实上,有25位英国首相出自牛津。而自1945年普选以来,担任首相的艾德礼、艾登、麦克米伦、道格拉斯·霍姆、威尔逊、希斯、撒切尔和布莱尔全部都是牛津人。也就是说,英国首相一职只有14年是由非牛津人担任的。
正是在牛津,她结识了很多在政治道路上将与自己交织相伴的人,其中包括后来的议员兼教育大臣爱德华·博伊尔,《泰晤士报》编辑、上院议员,也是那个时代最聪明、最有思想的威廉·里斯﹑莫格,以及撒切尔法律室成员、创办了形式真实而激烈的电视采访节目的自由主义者罗宾·戴。其他同时代的著名人物还有托尼·贝恩,那时叫作安东尼·韦奇伍德·本阁下,是斯坦斯盖特勋爵的儿子,同时,也是后来任劳动大臣希拉里·本的父亲;肯尼思·哈里斯,后来成为杰出的政治新闻记者,并为撒切尔撰写传记,书名为《简约的撒切尔》;还有安东尼·克罗斯兰,他撰写了《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书,倡导工党的现代化,后来于1965-1967年间担任教育大臣。
作为牛津大学保守党联谊会主席,撒切尔接触了许多保守党的领导人,也因此在1943年(上大学)到1953年(孩子出生)期间结识了众多青年才俊,以至于到了20世纪70年代,她在晚上看电视新闻时,所见的都是“老伙伴”的消息。
谁影响了未来的“铁娘子”?
在牛津,罗伯茨小姐博览群书,其中包括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1944)、柯姆·布罗根的《人民是谁》(1943)、阿瑟·凯斯特勒的《正午的黑暗》(1940)以及卡尔·波珀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45)等。其中,著名经济学家﹑新自由主义思想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冯·哈耶克所著的《通往奴役之路》对她政治思想的形成是极为重要的。
新自由主义产生于“二战”后的西欧和北美,它是国家干预主义和福利国家思想在理论上的反动。哈耶克认为,国家对市场机制自由运转的一切限制应被废止,因为它们对经济自由同时也对政治自由构成了一种致命威胁。在他看来,英国温和的社会民主主义尽管出自善意,但其政策势必会导致与德国纳粹相同的灾难:现代奴役制。
在牛津四年的求学时光度过一半时,英国迎来了1945年的大选,结果领导战争取得胜利的温斯顿·丘吉尔被社会主义者克莱姆·艾德礼击败。大选期间,罗伯茨小姐在牛津大学内积极开展政治活动,那时,她将年轻作为优势予以充分利用,因为正像她所宣称的那样,她那一代人将要承受众多变革带来的冲击。
在牛津度过的那些年里,对罗伯茨小姐来说,有两个日子是刻骨铭心的:1945年8月6日和1946年3月5日。
作为科学家,尽管还在学习之中,对于1945年8月6日投掷在广岛的原子弹的相关科学背景她还是相当了解的。她花了一年多的时间翻遍了所有有关原子弹轰炸影响的报刊书籍,结果完全赞同美国的解释,那就是原子弹轰炸将战争带至终结。
就在七个月之后的1946年3月,温斯顿·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顿市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开启“冷战”时代的“铁幕”演讲,让她精神为之一振。这正是她渴望听到的讯息。
“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落下。在这条线的后面,坐落着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都城。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等,所有这些名城及其居民无不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不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屈服于苏联的势力影响,而且还受到莫斯科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
演讲的第二个用意是阐述美国和英国之间牢固的“特殊关系”所赖以形成的历史渊源和特殊纽带:“如果在美国的人口之外加上英语联邦国家的人口,再加上这种合作关系所涉及的在空中、海上、全球、科学和工业及道德力量上的合作,那就不会出现颤巍不稳的力量均衡,也就不会给野心和冒险以可乘之机。相反,对安全的确保就具有了压倒性优势。”
在关注“窗外”事务的同时,玛格丽特·罗伯茨小姐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学位,她已经着手步入社会并开启自己的职业生涯。或许,过往的经历预示着她注定将成为一个极具争议的历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