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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武昌经心、黄州经古书院，追步杭州诂经精舍和广州学海堂，考课也以明理致用为务，是晚清著名的古学书院。今存《经心书院集》《经心书院续集》《黄州课士录》三种课艺总集，可见当日考课的大致情形。经史、经济和词章，这是两书院的学术定位。课艺命题注重融入时代意识和乡邦情结，不仅培植生徒的学问之基、经世之才，也激发生徒的责任感和荣誉感。学术、时代和乡邦，是两书院的“情怀”所在，而举业、励志和怡情，则是书院教育目标的实现路径。两书院的课艺总集，直观而典型地呈现了晚清古学书院的教学风貌。
关键词：武昌经心书院 黄州经古书院 考课 课艺
作者鲁小俊，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湖北 武汉 430072）。
清代书院特重考课，考课的试卷通称课艺，也叫课作、课卷。按考课内容分，清代书院主要有三种类型。大多数书院考课八股文（其中有的兼课试帖诗），可称为“时文书院”。自阮元在杭州创设诂经精舍（1801年），在广州创设学海堂（1820年），考课经史词章的书院蔚起，成为晚清教育和文化的新景观。“士人始知八股试帖之外，尚有朴学，非以时艺试帖取科名为学也。”“士人不复于举业中讨生活，皆力臻康、乾、嘉、道诸老之学，贱视烂墨卷如敝屣，光绪中叶以前之风气如此。”这类书院为“古学书院”。19世纪60年代以后，时务之学、泰西之学，成为部分书院考课的主要内容，这类书院属于“新学书院”。武昌经心书院和黄州经古书院，是晚清有代表性的古学书院。本文以两书院的课艺为中心，从学术定位、时代意识、乡邦情结、实现路径等方面，探究晚清古学书院的教学风貌。
一、三种课艺总集：经心、经古书院的考课成果 [见英文版第61页，下同]
武昌经心书院，同治八年（1869）创设，次年建成。初以经解、史论、诗赋、杂著课士，继分外政、天文、格致、制造四科（1897年），后又改为天文、舆地、兵法、算学四科（1899年）。经心书院的创设，得力于时任湖北学政张之洞的主导。其后，张任四川学政和两广总督，创设成都尊经书院和广州广雅书院。光绪十五年（1889）调任湖广总督，于次年在武昌创设两湖书院，又将黄州河东书院改为经古书院，并安排门生周锡恩掌教经古书院。
将考课成果选编成册，是清代中后期書院的风尚。湖北书院的课艺总集，现今所能见到的有六种。其中汉阳《晴川书院课艺》（1868年刊）、江夏《高观书院课艺》（1887年刊）、武昌《江汉书院课艺》（1891—1892年刊），皆为八股文总集，这三所书院也是传统的时文书院。武昌经心、黄州经古书院追步诂经精舍和学海堂，“读书期于明理，明理归于致用”，“读书求通材”，“学期有用”，其考课题目也以明理致用为务。两书院的考课成果，汇编为三种课艺总集：
（1）《经心书院集》，光绪十四年（1888）冬仲湖北官书处刊，左绍佐序。凡四卷：卷一、卷二“经解”10题49篇，卷三“论著”7题22篇，卷四“诗赋”16题46篇。作者及入选篇数情况：陈培庚13篇，张增12篇，周以存8篇，陈曾望7篇，杨介康、钱桂笙各6篇，王家凤、黄觐恩各5篇，李心地、石超、姚虞各4篇，陈之茂3篇，陈嗣贤、李文藻、刘景琳、王廷儒、高崇煦、娄正寅、朱筠声、舒福清各2篇，郭集琛、屈开埏、刘传镛、熊汝明、常兆璜、尹家楣、萧树声、严用彬、陈登庸、李文熙、夏良材、姚汝说、万綮、张极翔、石致中、杨昌萃、邱兆华、朱希文、张序宾、余培麟、徐第瀛、彭承骧、彭邦桢、陈略各1篇。
（2）《经心书院续集》，光绪二十一年（1895）冬仲湖北官书处刊，谭献序。凡十二卷：卷一、卷二“说经”29题44篇，卷三至卷五“考史”48题89篇，卷六至卷八“著述”34题70篇，卷九至卷十二“辞章”。入选篇数较多者：黄云魁21篇，郭拱辰19篇，钟龙瑞16篇，甘鹏云、贺汝珩各15篇，朱楙春14篇，刘铭勋13篇，陈伦、雷以震、刘培钧各11篇，甘葆真10篇，雷以成、周昌甲各8篇，王廷梓7篇，张正钧、许钟岳、徐荫松各6篇，陈鸿儒、丁彝、权量、陈则汪、黄炳琳各5篇，夏先鼎、赵增典、姚汝说、刘邦骏、郭定钧、卓从乾、黄廷燮、马文炳各4篇，张瑞国、周家藩、周之桢、陈鸿勋、范孟津、朱衣各3篇。其他作者一二篇不等：陈问巽、余长春、陈宧、刘匹熊、张琴、王传珍、关道倬、李文翰、覃寿彭、程文藻、陈庆萱、汪宝增、鲁秉周、周兆奎、周世傅、陈曾寿、陈礼、邱岳、周以蕃、闻谷、陈拔莘、孟晋祺、陈元珖、刘以忠、闻廷炬、周家弼、水祖培。
（3）《黄州课士录》（经古书院课艺集），光绪十七年（1891）刊于黄郡，山长周锡恩编定，钟鹏程校字，王葆周覆校，李方豫序、周锡恩序、杨寿昌跋。凡四卷：卷一“考订”13题15篇，卷二“性理”12题24篇，卷三“经济”13题21篇，卷四至卷八“词章”，其中赋13题41篇，杂文2题6篇，诗12题96篇。作者及入选篇数情况：夏仁寿19篇，童树棠18篇，王葆心15篇，钟鹏程、梅作芙各11篇，王懋官、曹集蓉各9篇，闻宗谷8篇，范曾绶6篇，叶启寿、胡浩、谢椿各5篇，鲁家璧、刘鹏各4篇，帅培寅、王葆周、李自英、霍凤喈各3篇，赵隽杭、涂廷桂、李林滋、张炳寿、王茂桓、张寿之、王树勋、黄子朂、洪席珍、程廷藻、黄巨源、毕自厚、陈庆萱、吴临翰、李鸿渚、闻廷炬各2篇，殷炳楠、陈正保、童德润、周绂藻、李焱龙、戴阿鲁、毕惠康、王楚乔、许堃、石相钦、王国桢、范毓璜、王葆龢、刘镜华、余仁恭、周锦森、毕自芬、范曾绪、许集奎、萧璟、胡有焕、毛声远、余嗣勋、何楚楠、王殿华、张朗、余锦琪、阙名各1篇，周锡恩拟作2篇。卷末又有王懋官等36家《题辞》。
《黄州课士录》周锡恩序云：“自庚寅（1890）夏迄辛卯（1891）春，诸生课作，千有余篇。兹择其尤雅，刊若干卷。”是集所收共203篇，用稿率约为20%。《经心书院集》和《经心书院续集》的用稿率无考，但择优刊登的原则是普遍性的。有文入选以上三种课艺总集的生徒，有一部分寂寂无名;也有一些人，后来在不同领域具有影响。如曾任湖北咨议局议员的陈培庚（进士）、著有《畏斋集》的陈曾望（举人）、协纂《湖北通志》的杨介康（进士）、掌教存古学堂的钱桂笙（解元）、著有《庚子避乱记》的尹家楣（进士）、曾主持湖北图书馆的姚汝说（举人）、主修《湖北文征》的甘鹏云（进士）、曾任交通部次长的权量（商科举人）、曾任北京师范大学等校教职的周之桢（进士）、曾主政四川的陈宧（拔贡）、著有《苍虬阁诗》的陈曾寿（进士）、方志学家王葆心（举人）、曾任湖北图书馆馆长的毕惠康（生员）、著有《万国史述要》的王楚乔（举人）等等。两所书院培育人才的成就，于此可见大概。 二、经史、经济和词章：经心、经古书院的学术定位 [62]
两书院的三种课艺总集，编选成书时分作“经解”“著述”“诗赋”，或“说经”“考史”“著述”“辞章”，或“考订”“性理”“经济”“辞章”等类。综合而言，考课命题涵盖三类学问：经史之学、经济之学和词章之学。
经史题如《郑君笺〈诗〉多以韩易毛说》《千乘之国解》《纳约自牖说》《读〈郑风·风雨〉篇》《孟子之学长于〈诗〉〈书〉说》《〈春秋〉阙文说》《释蜾蠃》《祝祭于祊解》《〈荀子〉引〈诗〉考》《禹河故道迁徙考》《老子与韩非同传论》《汉武帝纪赞不言武功说》《〈五代史志〉附〈隋书〉论》《〈通鉴〉不载文人论》《羊叔子论》《书〈宋史·虞允文传〉后》《〈宋史·儒学传〉原于〈后汉书·党锢〉论》《李广、程不识论》《阮籍、嵇康论》《明季东林复社论》等。左绍佐《序》有言：“治经为先，词章亦必由经学出，乃为有本。”谭献《序》亦云：“课士以经训文辞者，所以劝读书求通材也。夫学期有用，约先以博，古昔圣贤之道术，以《诗》《书》《易》《礼》《春秋》植之，以诸子百家史乘辅之，经纶润色，见知见仁，无空言也。”经史之学为治学之本，经心、经古书院之名正合此意。
经济题如《保甲源流利弊说》《收铜器以救钱法议》《变武科议》《黄州险要论》《长安应建陪都议》《湖北水利策》《食货民生之本说》《海防江防论》《铁路议》《拟保高丽以防俄患疏》《裁驿费以养电线议》《泰西以商耗中国，中国宜讲商税说》《长江水师参用兵轮议》《团练宜修寨堡说》等。这方面《黄州课士录》选文尤多。刘成禺《世载堂杂忆》有云：“黄州课士题目，有显微镜、千里镜、气球、蚊子船等咏;时务有拿破仑汉武帝合论、和林考、唐律与西律比较、倡论中国宜改用金本位策。张之洞见之，曰：‘予老门生，只汝一人提倡时务，举省官吏士大夫，对于中国时局，皆瞆瞆无所知，而汝何独醒也？’之洞益器重之，并嘱随带道员蔡锡勇（曾留学西洋，为之洞属下办理洋务要人），时与锡恩谈外国学问、政治、兵事、制造各种情形。”晚清时务、泰西之学昌盛，经古书院可谓得风气之先。
词章题如《拟宋玉〈钓赋〉》《宋玉悲秋賦》《刘向校书赋》《惟楚有材赋》《拟庾子山〈春赋〉》《拟谢惠莲〈雪赋〉》《拟鲍明远〈舞鹤赋〉》《短镫檠赋》《拟张文献公〈白羽扇赋〉》《寒溪寺老桂赋》《梅影赋》《拟苏子瞻〈前赤壁赋〉》《拟白居易〈动静相交养赋〉》《拟韩昌黎〈感春〉四首》《拟杜工部〈诸将〉五首》《拟左太冲〈招隐诗〉二首》《拟陶渊明〈读山海经〉诗》《拟谢康乐诗》《和陶〈饮酒〉诗》《拟鲍明远〈数诗〉》《大器晚成赋》《喜雨诗》《拟朱文公〈寿母生朝〉》《拟杜〈咏怀古迹〉》《拟放翁〈感愤〉诗》《拟苏子瞻〈武昌铜剑歌〉》《拟东坡〈和子由记园中草木〉诗》《拟韩孟〈斗鸡联句〉》《黄州古迹五咏》《夏日琴台游记》《叙楚国先贤》《湖北舆图山川颂》《汉上迎秋诗》《读张杨园先生全集书后》《拟韩退之〈五箴〉》《秋阴、秋雨、秋晴》《洋器四咏》等。词章题的主要特点，一是注重模拟前贤名作，二是多写日常题材、励志题材和地方风物，这也是书院文学训练的基本路数。
一般而言，清代书院的课艺总集，八股文多有批语、评点，经史词章之文少有批点。两书院的三种总集，唯有《黄州课士录》中的部分诗文，刊有眉批或总评。评语多简略，如“诂训摄契，文意晓然”“刊除枝碎，撮举宏义，得乾嘉诸经师一派”“文亦风回云浩，自然老成”“清深华妙”“气格清深”“清远有唐音”“深心独造”“文以辨洁为能”“雅赡”“典雅”云云。几乎都是正面评价，乃因入选总集之文，皆为优中选优，有批评性意见的课艺往往未能收入总集。
课士以经史、经济和词章，是对书院沦为科举附庸的纠偏。谭献在《经心书院续集·序》中指出：“国家沿明制，以四书五经义取士，而提学试有经古，春秋试有策对，钦定十三经、廿四史、九通，旁及群籍，著录四库，颁示天下学官，所以造士通圣贤微言大义之归、古今治乱兴衰之故，非不备也。而世俗之士，歆侥幸，径简易，帖括自封，房行徒究，甚至毕生未诵五经之全，里塾不睹史家之籍。人才升降，其以是乎？其以是乎？”谭献所言所忧，是晚清的普遍问题。刘成禺就谈到：“咸丰以至光绪中叶，人崇墨卷，士不读书。”薛福成《应诏陈言疏》（1875年）也说：“世之慕速化者，置经史实学于不问，竞取近科闱墨，摹拟剽窃以弋科第。”他还提到前岁中式举人徐景春，不知《公羊传》为何书，以至贻笑海内。经心、经古书院的课士方式，正是对这一风气的反拨。
放眼全国，杭州诂经精舍和广州学海堂之后，继起者有：长沙湘水校经堂（1831年）、江宁惜阴书院（1838年）、南昌经训书院（1840年）、广州菊坡精舍（1867年）、福州致用书院（1873年）、成都尊经书院（1875年）、上海求志书院（1876年）、上海格致书院（1876年）、宁乡沩水校经堂（1876年）、宁波辨志文会（1879年）、衡阳船山书院（1882年）、江阴南菁讲舍（1884年）、苏州学古堂（1888年）、沅州沅水校经堂（1888年）、广州广雅书院（1888年）、昆明经正书院（1891年）、衡山研经书院（1893年）等。这些书院在全国书院总数中的占比仍很小，但足以引人瞩目。湖北地区幸赖经心、经古书院，在晚清古学书院的区域版图上占有一席之地。
左绍佐序《经心书院集》有云：“学术难言也，文字之于为学又难言也。课试之作，不必有所感而生，有所积而后发也，其于文字又难言也。然而量才评力，非此不能得其勤惰明蔽之迹，是又不可以已也。寻其勤惰明蔽之迹，因而致之，而奋发磨砻之事随之以起，人材又往往出于其间，作兴之机，将于是乎在。”书院课艺是一种命题作文，与通常的“抒情”“言志”之作有别，其主要价值在于思想、学术、文学和举业的训练。不过，即便是“不必有所感而生，有所积而后发”的命题作文，其间也可以有“情怀”存焉。这“情怀”除了学术追求之外，还有两点：一是时代意识，二是乡邦情结。
三、“象牙塔”内外：经心、经古书院的时代意识 [64] 晚清社会，时局也是变局。以八股文训练为主要事务的时文书院，因为文体的特殊性，较难将时代意识融入考课命题。但经心、经古书院这类研习经史词章的古学书院，考课也可以贴近时代脉搏，其方式一为“显”，一为“隐”。
贴近时代脉搏之“显”者，吟咏新物，发表时评，建言献策。至于所吟、所议的内容，可以是具体事物，也可以是重大制度问题。
《黄州课士录》所收《洋器四咏》，分咏显微镜、时辰表、电灯、气球，收录曹集蓉、王葆心、王懋官等九位生徒之作。王葆心诗有云：“君不见泰西小学考索工，千百小儿争玩弄。”（《显微镜》）“西人重利兼好游，一声啸出山海秋。纪年一千八百数，纪月三十又一周。幻中出奇奇出幻，呜呼！璇玑玉衡至此皆可休。”（《时辰表》）这是西方器物文明给书院生徒带来的视觉和心理冲击。再如《拟保高丽以防俄患疏》，当是有鉴于国事日危，“俄情叵测”，山长周锡恩拟定该题，以考察生徒对国情的关注和思考。生徒王懋官先从北、东、南、西四个方向，陈述俄国的领土范围。四面之中，唯东向无所阻碍，直至黑龙江与太平洋交界之处，“较之中华，拓两倍焉，然其心究无厌也”。而俄国三面环海，因其为“寒冷之地”，“急需者，海口耳”。三个口岸中，其余兩处开拓难度极大，“舍高丽其谁”;再往前推进，高丽不支，唇亡齿寒，“俄人之窥伺中原，不得不先图高丽”，“高丽毗邻辽沈，逼近京师，一旦有事，则根本易摇”，故保高丽才能保中华。至于具体策略，一是戍兵全罗、庆尚二道，“故日本无所肆其毒”;二是设军于江华岛，“以杜其分师旁袭，又保高丽之奇兵也”;三是死守平壤，“则王京无西南之援”。王懋官的分析和对策，显示出非凡的战略视野。又如《广建育婴堂说》，乃有感于当时影响颇大的“丹阳教案”，加之“溺女乃楚中恶俗，伤生害理，君子痛心”，山长拟定这一题目，极具现实意义。生徒钟鹏程对建设育婴堂提出了详细策略，周锡恩赞赏有加，评点称其“意周法密，布施此文，胜于黄金买祈陀园也”。
科举制度发展到清代后期，弊端尤多。如何改革选士制度，也是书院考课的重要选题。《经心书院集》中的《科举论》，《经心书院续集》中的《九品中正得失论》《宋十科举士法议》《明代察典得失论》，《黄州课士录》中的《变武科议》等文，或考察历史流变，或针砭现实问题，对于科举制度何去何从，提出了一些有启发意义的看法。不过，生徒所作也不乏简单化的思路。如《经心书院续集》所收周昌甲《求志篇》称：“三代圣贤，设生今日，未尝不习科举，但不过本其所蕴，出其所素定，必不沾沾于得器之计。”在作者看来，科举的根本问题在于士子应试的心术不纯。他倡导“学圣贤之学，比志圣贤之志”，试图用道德建设拯救科举之弊，其不切于实用可知。
贴近时代脉搏之“隐”者，借拟古悲秋之幽情，寄托遭逢大变局之感怀。
其表现，一是多拟杜之作。学习杜诗，自与其典范价值相关;而另一层意义，当是晚清的社会状况，与杜诗的背景多有相似之处。《经心书院集》有《拟杜工部〈诸将〉五首》，《经心书院续集》有《拟杜〈咏怀古迹〉》组诗、《〈诸将〉拟杜》组诗。《诸将》作于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其时安史之乱虽已平息，边境之祸尚未根除，杜甫忧从中来，社稷安危，念兹在兹。书院师生模拟杜诗，既是训练写诗技能，个中亦有异代知音之感。如《〈诸将〉拟杜》第二组中的第一首：“十年戎马靖妖氛，海国新传警报闻。镇日惊惶思旧将，晨星零落几雄军。师连齐鲁窥边月，路入蓬瀛拥阵云。异类披猖终破灭，须收后效继前勋。”（黄震魁作）该诗结尾表达了肃清异敌、还我太平的信心。拟杜诸诗，内容和思想都接近原诗，这是一种跨越时空的响应。《经心书院续集》又有《拟放翁〈感愤诗〉》：“何时再下平戎诏，踏碎黄河夜夜冰。”（陈伦作）追步放翁，也与模拟老杜一脉相承。
二是多悲秋之作。悲秋本是中国文学的常见题材，“悲秋之祖”宋玉即湖北人，《经心书院集》中也收录《宋玉悲秋赋》一篇，借以致敬先贤。而书院师生的悲秋感怀，似乎又有一种特别的焦虑感。《经心书院续集》中，权量《汉上迎秋诗》其一云：“微凉初逗汉江头，回首乡关乐未休。竹几山明浑见画，糟床酒熟不知愁。霜寒粳稻肥黄蟹，水冷芙蓉净白鸥。随分耕渔堪自适，无端做客惹悲秋。”本是其乐融融的做客访友，稻香蟹肥，白鹭悠飞，可悲秋之感，依然无端生发。其三云：“丹心欲共灯花结，白发偏随漏水长。”周昌甲《汉上迎秋诗》：“慷慨曾几时，朝华夕就槁。”“毋待时日蹉，须鬓嗟潦倒。”水祖培《霜华赋》：“底事渐惊双鬓改，长安不见怅长江。”诸如此类，频现悲白发之叹。生徒多为青年人，山长却让他们写这种“老气横秋”的题目。这里也许有“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写作训练之意，同时也许还有学业未成的焦虑，以及遭逢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局促和不安。
四、“惟楚有材”：经心、经古书院的乡邦情结 [66]
课艺的乡邦情结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地方文化史的建构，二是地方风物的体验。经心书院在武昌，经古书院在黄州，书院师生对于两地的文化和风物多有留意。
书院考课通常多模拟之作，通过模拟来训练写作技能。而乡邦先贤，又往往成为重要的模仿对象。对于书院师生而言，乡邦先贤具有距离上的亲近感，从而可以产生更为直接的激励意义。《经心书院集》有《拟宋玉〈钓赋〉》，《黄州课士录》有《拟〈大言〉〈小言〉赋》，这是学习楚国文学家宋玉。《经心书院续集》有《拟庾子山〈春赋〉》，这是模拟曾任郢州别驾（治所在今武昌）的江陵人庾信。苏轼虽不是荆楚人士，但他贬谪黄州期间，留下了宝贵的文学遗产，也成为书院师生主要的致敬对象。《经心书院续集》有《拟苏子瞻〈前赤壁赋〉》，《黄州课士录》有《拟苏子瞻〈武昌铜剑歌〉》《拟东坡〈和子由记园中草木〉诗》等。
不仅模拟前贤，书院师生还尝试通过品评前贤，建构地方学术史、文学史。《经心书院续集》有《叙楚国先贤》（朱楙春作），模拟朱育《会稽对》，以主客问答的形式，追述楚地卓有成就的先贤。其叙考据之学，有铎椒、邓粲、欧阳元、崔遵之;义理之学，有周敦颐、朱震、赵复、周尧卿、冀元亨;词章之学，有屈原、宋玉、黄香、刘珍等。类似的还有《拟辑〈湖北诗征〉序例》（雷以震作），称屈原为“万世祖师”，认为“天下文章莫大是乎”;而后依次论述宋玉、景差、庾信、杜甫、孟浩然、潘大临、三袁、钟惺等作家的渊源关系，可谓“湖北诗史”。 《黄州课士录》中的《论黄州诗绝句》，共134首，涉及宋代、明代、清代的九十多位黄州诗人，其中又以本朝人居多。这组论诗绝句，首论宋代潘大临：
柯山葱倩画图开，风雨重阳句自裁。屈宋以来犹崛起，苏黄而外此奇才。（梅作芙作）
奇才久已重庭坚，风雨重阳思惘然。千载七言人脍炙，好诗原不在多传。（夏仁寿作）
南圃东湖次第开，江山点缀要奇才。催租偶败重阳兴，终得苏髯句法来。（黄子勗作）
三首绝句赞赏潘大临的奇才，遥想他与苏、黄的交集，特别称道名句“满城风雨近重阳”。论及的宋代诗人还有何颉之、林敏功、来敏修、夏倪等四人。所论明代诗人，有董朴、陈溱、田重器、何景明、王廷陈、王一鸣、王一翥、李文祥、吴良吉、陈仁近、张步云、邓楚望、王同道、寇学海、易之贞、瞿九思、汪美、汪勋、朱期至、周宏禴、梅国桢、石昆玉、瞿甲、杨大鳌、杨晋、袁希燮、吴亮嗣、邱齐云、梅之焕等四十三人。如论何景明云：“信阳复古振群英，当代谣哇尽废声。俊逸参军谁妙悟，一篇明月忆平生。”（王葆周作）论寇学海云：“一簏溪水绿鳞鳞，游子诗曾各惜春。藜杖湿扶花外雨，风情想见寇山人。”（梅作芙作）所论清代诗人，按顺治、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诸朝排列，有顾景星、刘子壮、李炳然、张希良、王材任、金德嘉、舒逢吉、潘焕龙、熊五纬、陈锦、范昌棣等近四十人。如论潘焕龙云：“三载校书居秘阁，十年相马遇燕台。何如老作闲伴去，四树梅花一笑开。”（范毓璜作）论熊五纬云：“一腔忠义寓于诗，抱负宏深欲济时。选句欲嫌方志略，寥寥只载刺猫诗。”（石相钦作）这组《论黄州诗绝句》，论及宋至清末九十多位诗人，可作“黄州诗史”来读。山长拟定、生徒写作这类题目，不仅可以拓展对地方文学的认知，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培植赓续文化命脉的使命感。
课艺的乡邦情结还体现在多写地方风物。这里有自然风物，如《经心书院集》中的《云梦赋》，以“楚有七泽，尝见其一”为韵，虽为想象之作，但以楚为荣的豪情溢于言表。又如《黄州课士录》中的《羊山草木诗》（山长周锡恩作），吟咏盆松、蕉、乌柏、柿子、月季、枯杨、竹、姜，可谓黄州的“羊山植物志”。《寒溪寺老桂赋》中，鲁家璧“秋到武昌，空山忽香”一句，为山长所激赏，评点有云：“‘秋到武昌’八字，涵盖他人千句万句。正如祖咏成‘林表明霁色’，便可投卷而出也。”更多的是人文风物，如《经心书院续集》中的《江城五月落梅花赋》《湖北舆图山川颂》《楚学祠碑》《卓刀泉铭》《洪山祭罗忠节公文》，《黄州课士录》中的《青云塔赋》《黄州古迹五咏》（王元之竹楼、韩魏公读书堂、苏子瞻乳母墓、秦少游海棠桥、杜子皇饥凤轩）等。《湖北舆图山川颂》中，陈则汪赞美湖北山川“宿应翼轸，富甲东南”，“险可御强，泽及无涘”，自有一种生于斯土的自豪。
《黄州课士录》附录《题辞》，作者有三十多人，包括王懋官、霍凤喈、钟鹏程、程廷藻、鲁家璧、王楚乔、余春凤、范曾绶等。这些人中有生徒，也有官员和乡绅。由此，书院山长、书院生徒和地方官绅，围绕课艺总集，构成了一个命题、答题、阅读、品评的体系。其中最能引起共鸣的，就是乡邦情结。如余锦琪题辞：“炳灵江汉英，蕲黄堪领袖。”闻宗谷题辞：“沅芷湘兰屈宋思，满腔忠爱郁离奇。二千年奉乡先辈，一卷嵚崟续楚辞。”毕惠康题辞：“自从茂叔讲筵开，铸就英英绝世才。一代鸿文今让楚，须知桃李赖人栽。”这种乡邦情结，最简明的表述就是“惟楚有材”，《經心书院集》中即有一篇《惟楚有材赋》（杨介康作）。前有乡邦名贤，今有书院师生，乡邦之兴，国家之兴，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五、举业、励志和怡情：两书院教育目标的实现路径 [67]
如果说学术定位、时代意识和乡邦情结，属于“情怀”的范畴，那么兼顾举业、励志劝学和张弛有度，可算是达成教育目标的实现路径。举业、励志和怡情，这三者在两书院的课艺中也有具体呈现。
其一，就文体而言，清代科举“名为三场并试，实则首场为重，首场又四书艺为重”。时文书院以举业训练为要务，八股文自是主要的考课文体。经心、经古书院力矫其弊，其考课文体也就与八股文无关，而涉及杂体文、赋和古今体诗等“古学”文体。三种课艺总集的题目数量，如下表所示：
三种总集的共同之处，是杂体文居多，然后是赋和古今体诗。其中杂体文包括考、原、释、解、辨、述、说、表、疏、论、议、序、跋、启、记、箴、铭、颂、赞等，既考察生徒的学术功底，也引导生徒关注社会现实问题。这些都是与考课八股文旨趣大异的。
不过，若以为杂文诗赋与科举无关，则又不然。且不论“博学鸿词”这种特科，以一赋一诗取士;即便常科考试中，“自童试及科岁试、乡会二试，以至各朝考、散馆、大考、考差皆有诗，小试间作赋，散馆、大考皆先作赋，则诗赋未尝废也。自科试至乡会试、殿试皆对策，自童试以至进士、朝考、大考及考军机、御史皆作论，则策论未尝废也”。“春秋两闱，经策与制艺兼试;殿廷试以策论;馆阁试以诗赋;至提学岁科两试，则经解古学别为一场：固未尝专重时文而以经学词章为可忽也”。因此经心、经古书院的考课文体，也是有益于举业的，只不过其成效更为长远而已，其期待在于“异日出而润色鸿业，高文典册，以鸣国家之盛者也”。
其二，无论纯粹的学术研究，还是兼顾举业训练，皆需正心诚意、勤勉治学方能有成。而词章之学的特殊性，在于它既可以“学术”，也可以“人生”。因此在词章命题中融入“修身”“劝学”的励志内容，也是应有之义。以《经心书院续集》为例，其中有《日长如小年赋》，收录刘培钧、雷以震、刘铭勋、刘邦骏、陈伦五人课艺，为集中同题之作较多者。题以“至于我辈当惜分阴”为韵，劝学之意甚为明显。再如《矫轻警堕论》，意在警示学子。王廷梓在文中指出：“君子为学之方，莫大于变化气质。”“气质之病，不可胜穷。而毗于阳者，每失之轻;毗于阴者，每失之堕。故轻与堕二端，足以括天下学人之病。”又如《读〈曲礼〉作四箴》，包括“傲箴”“欲箴”“志箴”“乐箴”四则;《读书箴》，包括“戒欺”“求慊”“矫轻”“警堕”四则。郭拱辰在《戒欺》中写道：“勿畏其难，而忽其易。力匪克任，勿曰能专。谊虽偶得，勿曰已安。学苟退也，勿谓孟晋。学苟疑也，勿谓笃信。” 又如《拟韩退之〈五箴〉》，包括“游箴”“言箴”“行箴”“好恶箴”“知名箴”五则，徐荫松在小序中有言：“少窥陈籍，则企向圣贤之域，而不知时之易逝也。荏苒及今，道不加修，而疚恶之生，与日俱积。欲不为下流之归也难矣，因作五箴以自讼云。”
诸如此类的修身、励志、劝学之言，由生徒在课艺中写出，比起由山长训示，更能有切肤之感。课艺刊刻流布，书院生徒观摩品鉴，也更容易感同身受。
值得注意的是，《经心书院续集》中有一篇《大器晚成赋》，作者是周昌甲。其文推崇“不急炫以求售”方为“大器”，有云：“大木之长千寻乃见工师之得，大鼎之锤百炼乃有太庙之饰。”“躁就者其精必无余也，浅投者其具必不美也。”“本千秋之在抱，期万有之毕罗。捷径不求，声价则璧珍自重;闭门而造，工夫与岁月俱多。想经营惨淡之年，盖曲成此器也。”书院出此题，不鼓励急于求成，不宣扬“赢在起跑线”，既可以激励生徒潜心问学，对于年龄较大、科名未就的生徒而言，也能有心理安慰作用。就更大范围来看，经心、经古这类古学书院，博习经史词章，不课八股试帖，所具有的也正是培植“大器”的长远眼光。
其三，在学术文章之外，两书院的课艺也写到日常生活。或咏物写景，或记游吟赏，如《经心书院续集》中的《待雪》《咏雪》《探梅》《酿雪》《销夏》《霜华》《秋褉诗》《冬怀诗》《喜雨诗》《踏青词》《夏日游琴台记》，《黄州课士录》中的《秋阴》《秋雨》《秋晴》《秋海棠》等。命题者有意引导生徒，将视野从典籍拓展到日常，书院生活也由此多了几份闲适和诗意。
即使是依赖文献的拟作、赋作，也有不少与时令、自然相关者。如《经心书院集》中的《拟韩昌黎〈感春〉四首》，《经心书院续集》中的《拟庾子山〈春赋〉》《拟谢惠莲〈雪赋〉》《拟〈冬子夜歌〉》《五月江深草阁寒赋》《竹醉日赋》《夜明祭月赋》《霜华赋》《露赋》《蝉赋》《湌菊赋》，《黄州课士录》中的《拟谢希逸〈月赋〉》《红叶赋》《秋鹰赋》《梅影赋》《寒溪寺老桂赋》等。近世文学的一个倾向即“日常化”，“也就是向实际生活的靠拢”，“日常生活与儒学人生价值的一体化”是一种境界。书院课艺是命题作文，它的“日常化”还有另外的意义：可观、可感、可亲的日常題材，不仅更容易入手以完成写作，从而培植信心和成就感，还可以在严肃的学术写作之外，获得较为轻松的调节。
能起到调节作用的，还有“以文为戏”。这类游戏性质的课艺，如《经心书院续集》中的《拟甘蕉自陈表》《荷花生日寿言》《拟鲍明远〈数诗〉》，《黄州课士录》中的《拟韩孟斗鸡联句》，数量不多但都以趣味见长。《拟甘蕉自陈表》，源自沈约的《修竹弹甘蕉文》，本即俳谐文，书院命题让甘蕉上表为自己辩护，翻出新意。《荷花生日寿言》，也是以拟人手法呈现雅趣。《拟鲍明远〈数诗〉》，将数字嵌入诗中，有奇妙之趣。《拟韩孟斗鸡联句》收录五位生徒作品，评语有“入后沉激动人，如观太史公《刺客》诸传”“刁斗森严，如程不识治军”云云，可见想象和描摹之奇巧。像这样的游戏文字，以及前述日常题材，都能起到怡情的效果。“一张一弛，文武之道”，考课命题中的张弛有度，也是写作之道、问学之道。
六、小结 [69]
因张之洞的主导和支持，武昌经心书院和黄州经古书院，追步杭州诂经精舍和广州学海堂，以明理致用为宗旨，不课八股试帖，专课经史词章。当日书院考课的成果，大多已经不存于世。幸赖《经心书院集》《经心书院续集》《黄州课士录》三种课艺总集，今人可略知当日考课之情形。两书院的考课内容，涵盖经史之学、经济之学和词章之学，这三者也是两书院的学术定位。课艺命题注重融入时代意识和乡邦情结，不仅培植生徒的学问之基、经世之才，也激发生徒的责任感和荣誉感。学术、时代和乡邦，是两书院的“情怀”所在，而举业、励志和怡情，则是书院教育目标的实现路径。在晚清多元化的书院格局中，两书院的课艺总集，直观而典型地呈现了古学书院的教学风貌。
（责任编辑：杨翌琳 责任校对：刘光炎）
关键词：武昌经心书院 黄州经古书院 考课 课艺
作者鲁小俊，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湖北 武汉 430072）。
清代书院特重考课，考课的试卷通称课艺，也叫课作、课卷。按考课内容分，清代书院主要有三种类型。大多数书院考课八股文（其中有的兼课试帖诗），可称为“时文书院”。自阮元在杭州创设诂经精舍（1801年），在广州创设学海堂（1820年），考课经史词章的书院蔚起，成为晚清教育和文化的新景观。“士人始知八股试帖之外，尚有朴学，非以时艺试帖取科名为学也。”“士人不复于举业中讨生活，皆力臻康、乾、嘉、道诸老之学，贱视烂墨卷如敝屣，光绪中叶以前之风气如此。”这类书院为“古学书院”。19世纪60年代以后，时务之学、泰西之学，成为部分书院考课的主要内容，这类书院属于“新学书院”。武昌经心书院和黄州经古书院，是晚清有代表性的古学书院。本文以两书院的课艺为中心，从学术定位、时代意识、乡邦情结、实现路径等方面，探究晚清古学书院的教学风貌。
一、三种课艺总集：经心、经古书院的考课成果 [见英文版第61页，下同]
武昌经心书院，同治八年（1869）创设，次年建成。初以经解、史论、诗赋、杂著课士，继分外政、天文、格致、制造四科（1897年），后又改为天文、舆地、兵法、算学四科（1899年）。经心书院的创设，得力于时任湖北学政张之洞的主导。其后，张任四川学政和两广总督，创设成都尊经书院和广州广雅书院。光绪十五年（1889）调任湖广总督，于次年在武昌创设两湖书院，又将黄州河东书院改为经古书院，并安排门生周锡恩掌教经古书院。
将考课成果选编成册，是清代中后期書院的风尚。湖北书院的课艺总集，现今所能见到的有六种。其中汉阳《晴川书院课艺》（1868年刊）、江夏《高观书院课艺》（1887年刊）、武昌《江汉书院课艺》（1891—1892年刊），皆为八股文总集，这三所书院也是传统的时文书院。武昌经心、黄州经古书院追步诂经精舍和学海堂，“读书期于明理，明理归于致用”，“读书求通材”，“学期有用”，其考课题目也以明理致用为务。两书院的考课成果，汇编为三种课艺总集：
（1）《经心书院集》，光绪十四年（1888）冬仲湖北官书处刊，左绍佐序。凡四卷：卷一、卷二“经解”10题49篇，卷三“论著”7题22篇，卷四“诗赋”16题46篇。作者及入选篇数情况：陈培庚13篇，张增12篇，周以存8篇，陈曾望7篇，杨介康、钱桂笙各6篇，王家凤、黄觐恩各5篇，李心地、石超、姚虞各4篇，陈之茂3篇，陈嗣贤、李文藻、刘景琳、王廷儒、高崇煦、娄正寅、朱筠声、舒福清各2篇，郭集琛、屈开埏、刘传镛、熊汝明、常兆璜、尹家楣、萧树声、严用彬、陈登庸、李文熙、夏良材、姚汝说、万綮、张极翔、石致中、杨昌萃、邱兆华、朱希文、张序宾、余培麟、徐第瀛、彭承骧、彭邦桢、陈略各1篇。
（2）《经心书院续集》，光绪二十一年（1895）冬仲湖北官书处刊，谭献序。凡十二卷：卷一、卷二“说经”29题44篇，卷三至卷五“考史”48题89篇，卷六至卷八“著述”34题70篇，卷九至卷十二“辞章”。入选篇数较多者：黄云魁21篇，郭拱辰19篇，钟龙瑞16篇，甘鹏云、贺汝珩各15篇，朱楙春14篇，刘铭勋13篇，陈伦、雷以震、刘培钧各11篇，甘葆真10篇，雷以成、周昌甲各8篇，王廷梓7篇，张正钧、许钟岳、徐荫松各6篇，陈鸿儒、丁彝、权量、陈则汪、黄炳琳各5篇，夏先鼎、赵增典、姚汝说、刘邦骏、郭定钧、卓从乾、黄廷燮、马文炳各4篇，张瑞国、周家藩、周之桢、陈鸿勋、范孟津、朱衣各3篇。其他作者一二篇不等：陈问巽、余长春、陈宧、刘匹熊、张琴、王传珍、关道倬、李文翰、覃寿彭、程文藻、陈庆萱、汪宝增、鲁秉周、周兆奎、周世傅、陈曾寿、陈礼、邱岳、周以蕃、闻谷、陈拔莘、孟晋祺、陈元珖、刘以忠、闻廷炬、周家弼、水祖培。
（3）《黄州课士录》（经古书院课艺集），光绪十七年（1891）刊于黄郡，山长周锡恩编定，钟鹏程校字，王葆周覆校，李方豫序、周锡恩序、杨寿昌跋。凡四卷：卷一“考订”13题15篇，卷二“性理”12题24篇，卷三“经济”13题21篇，卷四至卷八“词章”，其中赋13题41篇，杂文2题6篇，诗12题96篇。作者及入选篇数情况：夏仁寿19篇，童树棠18篇，王葆心15篇，钟鹏程、梅作芙各11篇，王懋官、曹集蓉各9篇，闻宗谷8篇，范曾绶6篇，叶启寿、胡浩、谢椿各5篇，鲁家璧、刘鹏各4篇，帅培寅、王葆周、李自英、霍凤喈各3篇，赵隽杭、涂廷桂、李林滋、张炳寿、王茂桓、张寿之、王树勋、黄子朂、洪席珍、程廷藻、黄巨源、毕自厚、陈庆萱、吴临翰、李鸿渚、闻廷炬各2篇，殷炳楠、陈正保、童德润、周绂藻、李焱龙、戴阿鲁、毕惠康、王楚乔、许堃、石相钦、王国桢、范毓璜、王葆龢、刘镜华、余仁恭、周锦森、毕自芬、范曾绪、许集奎、萧璟、胡有焕、毛声远、余嗣勋、何楚楠、王殿华、张朗、余锦琪、阙名各1篇，周锡恩拟作2篇。卷末又有王懋官等36家《题辞》。
《黄州课士录》周锡恩序云：“自庚寅（1890）夏迄辛卯（1891）春，诸生课作，千有余篇。兹择其尤雅，刊若干卷。”是集所收共203篇，用稿率约为20%。《经心书院集》和《经心书院续集》的用稿率无考，但择优刊登的原则是普遍性的。有文入选以上三种课艺总集的生徒，有一部分寂寂无名;也有一些人，后来在不同领域具有影响。如曾任湖北咨议局议员的陈培庚（进士）、著有《畏斋集》的陈曾望（举人）、协纂《湖北通志》的杨介康（进士）、掌教存古学堂的钱桂笙（解元）、著有《庚子避乱记》的尹家楣（进士）、曾主持湖北图书馆的姚汝说（举人）、主修《湖北文征》的甘鹏云（进士）、曾任交通部次长的权量（商科举人）、曾任北京师范大学等校教职的周之桢（进士）、曾主政四川的陈宧（拔贡）、著有《苍虬阁诗》的陈曾寿（进士）、方志学家王葆心（举人）、曾任湖北图书馆馆长的毕惠康（生员）、著有《万国史述要》的王楚乔（举人）等等。两所书院培育人才的成就，于此可见大概。 二、经史、经济和词章：经心、经古书院的学术定位 [62]
两书院的三种课艺总集，编选成书时分作“经解”“著述”“诗赋”，或“说经”“考史”“著述”“辞章”，或“考订”“性理”“经济”“辞章”等类。综合而言，考课命题涵盖三类学问：经史之学、经济之学和词章之学。
经史题如《郑君笺〈诗〉多以韩易毛说》《千乘之国解》《纳约自牖说》《读〈郑风·风雨〉篇》《孟子之学长于〈诗〉〈书〉说》《〈春秋〉阙文说》《释蜾蠃》《祝祭于祊解》《〈荀子〉引〈诗〉考》《禹河故道迁徙考》《老子与韩非同传论》《汉武帝纪赞不言武功说》《〈五代史志〉附〈隋书〉论》《〈通鉴〉不载文人论》《羊叔子论》《书〈宋史·虞允文传〉后》《〈宋史·儒学传〉原于〈后汉书·党锢〉论》《李广、程不识论》《阮籍、嵇康论》《明季东林复社论》等。左绍佐《序》有言：“治经为先，词章亦必由经学出，乃为有本。”谭献《序》亦云：“课士以经训文辞者，所以劝读书求通材也。夫学期有用，约先以博，古昔圣贤之道术，以《诗》《书》《易》《礼》《春秋》植之，以诸子百家史乘辅之，经纶润色，见知见仁，无空言也。”经史之学为治学之本，经心、经古书院之名正合此意。
经济题如《保甲源流利弊说》《收铜器以救钱法议》《变武科议》《黄州险要论》《长安应建陪都议》《湖北水利策》《食货民生之本说》《海防江防论》《铁路议》《拟保高丽以防俄患疏》《裁驿费以养电线议》《泰西以商耗中国，中国宜讲商税说》《长江水师参用兵轮议》《团练宜修寨堡说》等。这方面《黄州课士录》选文尤多。刘成禺《世载堂杂忆》有云：“黄州课士题目，有显微镜、千里镜、气球、蚊子船等咏;时务有拿破仑汉武帝合论、和林考、唐律与西律比较、倡论中国宜改用金本位策。张之洞见之，曰：‘予老门生，只汝一人提倡时务，举省官吏士大夫，对于中国时局，皆瞆瞆无所知，而汝何独醒也？’之洞益器重之，并嘱随带道员蔡锡勇（曾留学西洋，为之洞属下办理洋务要人），时与锡恩谈外国学问、政治、兵事、制造各种情形。”晚清时务、泰西之学昌盛，经古书院可谓得风气之先。
词章题如《拟宋玉〈钓赋〉》《宋玉悲秋賦》《刘向校书赋》《惟楚有材赋》《拟庾子山〈春赋〉》《拟谢惠莲〈雪赋〉》《拟鲍明远〈舞鹤赋〉》《短镫檠赋》《拟张文献公〈白羽扇赋〉》《寒溪寺老桂赋》《梅影赋》《拟苏子瞻〈前赤壁赋〉》《拟白居易〈动静相交养赋〉》《拟韩昌黎〈感春〉四首》《拟杜工部〈诸将〉五首》《拟左太冲〈招隐诗〉二首》《拟陶渊明〈读山海经〉诗》《拟谢康乐诗》《和陶〈饮酒〉诗》《拟鲍明远〈数诗〉》《大器晚成赋》《喜雨诗》《拟朱文公〈寿母生朝〉》《拟杜〈咏怀古迹〉》《拟放翁〈感愤〉诗》《拟苏子瞻〈武昌铜剑歌〉》《拟东坡〈和子由记园中草木〉诗》《拟韩孟〈斗鸡联句〉》《黄州古迹五咏》《夏日琴台游记》《叙楚国先贤》《湖北舆图山川颂》《汉上迎秋诗》《读张杨园先生全集书后》《拟韩退之〈五箴〉》《秋阴、秋雨、秋晴》《洋器四咏》等。词章题的主要特点，一是注重模拟前贤名作，二是多写日常题材、励志题材和地方风物，这也是书院文学训练的基本路数。
一般而言，清代书院的课艺总集，八股文多有批语、评点，经史词章之文少有批点。两书院的三种总集，唯有《黄州课士录》中的部分诗文，刊有眉批或总评。评语多简略，如“诂训摄契，文意晓然”“刊除枝碎，撮举宏义，得乾嘉诸经师一派”“文亦风回云浩，自然老成”“清深华妙”“气格清深”“清远有唐音”“深心独造”“文以辨洁为能”“雅赡”“典雅”云云。几乎都是正面评价，乃因入选总集之文，皆为优中选优，有批评性意见的课艺往往未能收入总集。
课士以经史、经济和词章，是对书院沦为科举附庸的纠偏。谭献在《经心书院续集·序》中指出：“国家沿明制，以四书五经义取士，而提学试有经古，春秋试有策对，钦定十三经、廿四史、九通，旁及群籍，著录四库，颁示天下学官，所以造士通圣贤微言大义之归、古今治乱兴衰之故，非不备也。而世俗之士，歆侥幸，径简易，帖括自封，房行徒究，甚至毕生未诵五经之全，里塾不睹史家之籍。人才升降，其以是乎？其以是乎？”谭献所言所忧，是晚清的普遍问题。刘成禺就谈到：“咸丰以至光绪中叶，人崇墨卷，士不读书。”薛福成《应诏陈言疏》（1875年）也说：“世之慕速化者，置经史实学于不问，竞取近科闱墨，摹拟剽窃以弋科第。”他还提到前岁中式举人徐景春，不知《公羊传》为何书，以至贻笑海内。经心、经古书院的课士方式，正是对这一风气的反拨。
放眼全国，杭州诂经精舍和广州学海堂之后，继起者有：长沙湘水校经堂（1831年）、江宁惜阴书院（1838年）、南昌经训书院（1840年）、广州菊坡精舍（1867年）、福州致用书院（1873年）、成都尊经书院（1875年）、上海求志书院（1876年）、上海格致书院（1876年）、宁乡沩水校经堂（1876年）、宁波辨志文会（1879年）、衡阳船山书院（1882年）、江阴南菁讲舍（1884年）、苏州学古堂（1888年）、沅州沅水校经堂（1888年）、广州广雅书院（1888年）、昆明经正书院（1891年）、衡山研经书院（1893年）等。这些书院在全国书院总数中的占比仍很小，但足以引人瞩目。湖北地区幸赖经心、经古书院，在晚清古学书院的区域版图上占有一席之地。
左绍佐序《经心书院集》有云：“学术难言也，文字之于为学又难言也。课试之作，不必有所感而生，有所积而后发也，其于文字又难言也。然而量才评力，非此不能得其勤惰明蔽之迹，是又不可以已也。寻其勤惰明蔽之迹，因而致之，而奋发磨砻之事随之以起，人材又往往出于其间，作兴之机，将于是乎在。”书院课艺是一种命题作文，与通常的“抒情”“言志”之作有别，其主要价值在于思想、学术、文学和举业的训练。不过，即便是“不必有所感而生，有所积而后发”的命题作文，其间也可以有“情怀”存焉。这“情怀”除了学术追求之外，还有两点：一是时代意识，二是乡邦情结。
三、“象牙塔”内外：经心、经古书院的时代意识 [64] 晚清社会，时局也是变局。以八股文训练为主要事务的时文书院，因为文体的特殊性，较难将时代意识融入考课命题。但经心、经古书院这类研习经史词章的古学书院，考课也可以贴近时代脉搏，其方式一为“显”，一为“隐”。
贴近时代脉搏之“显”者，吟咏新物，发表时评，建言献策。至于所吟、所议的内容，可以是具体事物，也可以是重大制度问题。
《黄州课士录》所收《洋器四咏》，分咏显微镜、时辰表、电灯、气球，收录曹集蓉、王葆心、王懋官等九位生徒之作。王葆心诗有云：“君不见泰西小学考索工，千百小儿争玩弄。”（《显微镜》）“西人重利兼好游，一声啸出山海秋。纪年一千八百数，纪月三十又一周。幻中出奇奇出幻，呜呼！璇玑玉衡至此皆可休。”（《时辰表》）这是西方器物文明给书院生徒带来的视觉和心理冲击。再如《拟保高丽以防俄患疏》，当是有鉴于国事日危，“俄情叵测”，山长周锡恩拟定该题，以考察生徒对国情的关注和思考。生徒王懋官先从北、东、南、西四个方向，陈述俄国的领土范围。四面之中，唯东向无所阻碍，直至黑龙江与太平洋交界之处，“较之中华，拓两倍焉，然其心究无厌也”。而俄国三面环海，因其为“寒冷之地”，“急需者，海口耳”。三个口岸中，其余兩处开拓难度极大，“舍高丽其谁”;再往前推进，高丽不支，唇亡齿寒，“俄人之窥伺中原，不得不先图高丽”，“高丽毗邻辽沈，逼近京师，一旦有事，则根本易摇”，故保高丽才能保中华。至于具体策略，一是戍兵全罗、庆尚二道，“故日本无所肆其毒”;二是设军于江华岛，“以杜其分师旁袭，又保高丽之奇兵也”;三是死守平壤，“则王京无西南之援”。王懋官的分析和对策，显示出非凡的战略视野。又如《广建育婴堂说》，乃有感于当时影响颇大的“丹阳教案”，加之“溺女乃楚中恶俗，伤生害理，君子痛心”，山长拟定这一题目，极具现实意义。生徒钟鹏程对建设育婴堂提出了详细策略，周锡恩赞赏有加，评点称其“意周法密，布施此文，胜于黄金买祈陀园也”。
科举制度发展到清代后期，弊端尤多。如何改革选士制度，也是书院考课的重要选题。《经心书院集》中的《科举论》，《经心书院续集》中的《九品中正得失论》《宋十科举士法议》《明代察典得失论》，《黄州课士录》中的《变武科议》等文，或考察历史流变，或针砭现实问题，对于科举制度何去何从，提出了一些有启发意义的看法。不过，生徒所作也不乏简单化的思路。如《经心书院续集》所收周昌甲《求志篇》称：“三代圣贤，设生今日，未尝不习科举，但不过本其所蕴，出其所素定，必不沾沾于得器之计。”在作者看来，科举的根本问题在于士子应试的心术不纯。他倡导“学圣贤之学，比志圣贤之志”，试图用道德建设拯救科举之弊，其不切于实用可知。
贴近时代脉搏之“隐”者，借拟古悲秋之幽情，寄托遭逢大变局之感怀。
其表现，一是多拟杜之作。学习杜诗，自与其典范价值相关;而另一层意义，当是晚清的社会状况，与杜诗的背景多有相似之处。《经心书院集》有《拟杜工部〈诸将〉五首》，《经心书院续集》有《拟杜〈咏怀古迹〉》组诗、《〈诸将〉拟杜》组诗。《诸将》作于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其时安史之乱虽已平息，边境之祸尚未根除，杜甫忧从中来，社稷安危，念兹在兹。书院师生模拟杜诗，既是训练写诗技能，个中亦有异代知音之感。如《〈诸将〉拟杜》第二组中的第一首：“十年戎马靖妖氛，海国新传警报闻。镇日惊惶思旧将，晨星零落几雄军。师连齐鲁窥边月，路入蓬瀛拥阵云。异类披猖终破灭，须收后效继前勋。”（黄震魁作）该诗结尾表达了肃清异敌、还我太平的信心。拟杜诸诗，内容和思想都接近原诗，这是一种跨越时空的响应。《经心书院续集》又有《拟放翁〈感愤诗〉》：“何时再下平戎诏，踏碎黄河夜夜冰。”（陈伦作）追步放翁，也与模拟老杜一脉相承。
二是多悲秋之作。悲秋本是中国文学的常见题材，“悲秋之祖”宋玉即湖北人，《经心书院集》中也收录《宋玉悲秋赋》一篇，借以致敬先贤。而书院师生的悲秋感怀，似乎又有一种特别的焦虑感。《经心书院续集》中，权量《汉上迎秋诗》其一云：“微凉初逗汉江头，回首乡关乐未休。竹几山明浑见画，糟床酒熟不知愁。霜寒粳稻肥黄蟹，水冷芙蓉净白鸥。随分耕渔堪自适，无端做客惹悲秋。”本是其乐融融的做客访友，稻香蟹肥，白鹭悠飞，可悲秋之感，依然无端生发。其三云：“丹心欲共灯花结，白发偏随漏水长。”周昌甲《汉上迎秋诗》：“慷慨曾几时，朝华夕就槁。”“毋待时日蹉，须鬓嗟潦倒。”水祖培《霜华赋》：“底事渐惊双鬓改，长安不见怅长江。”诸如此类，频现悲白发之叹。生徒多为青年人，山长却让他们写这种“老气横秋”的题目。这里也许有“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写作训练之意，同时也许还有学业未成的焦虑，以及遭逢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局促和不安。
四、“惟楚有材”：经心、经古书院的乡邦情结 [66]
课艺的乡邦情结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地方文化史的建构，二是地方风物的体验。经心书院在武昌，经古书院在黄州，书院师生对于两地的文化和风物多有留意。
书院考课通常多模拟之作，通过模拟来训练写作技能。而乡邦先贤，又往往成为重要的模仿对象。对于书院师生而言，乡邦先贤具有距离上的亲近感，从而可以产生更为直接的激励意义。《经心书院集》有《拟宋玉〈钓赋〉》，《黄州课士录》有《拟〈大言〉〈小言〉赋》，这是学习楚国文学家宋玉。《经心书院续集》有《拟庾子山〈春赋〉》，这是模拟曾任郢州别驾（治所在今武昌）的江陵人庾信。苏轼虽不是荆楚人士，但他贬谪黄州期间，留下了宝贵的文学遗产，也成为书院师生主要的致敬对象。《经心书院续集》有《拟苏子瞻〈前赤壁赋〉》，《黄州课士录》有《拟苏子瞻〈武昌铜剑歌〉》《拟东坡〈和子由记园中草木〉诗》等。
不仅模拟前贤，书院师生还尝试通过品评前贤，建构地方学术史、文学史。《经心书院续集》有《叙楚国先贤》（朱楙春作），模拟朱育《会稽对》，以主客问答的形式，追述楚地卓有成就的先贤。其叙考据之学，有铎椒、邓粲、欧阳元、崔遵之;义理之学，有周敦颐、朱震、赵复、周尧卿、冀元亨;词章之学，有屈原、宋玉、黄香、刘珍等。类似的还有《拟辑〈湖北诗征〉序例》（雷以震作），称屈原为“万世祖师”，认为“天下文章莫大是乎”;而后依次论述宋玉、景差、庾信、杜甫、孟浩然、潘大临、三袁、钟惺等作家的渊源关系，可谓“湖北诗史”。 《黄州课士录》中的《论黄州诗绝句》，共134首，涉及宋代、明代、清代的九十多位黄州诗人，其中又以本朝人居多。这组论诗绝句，首论宋代潘大临：
柯山葱倩画图开，风雨重阳句自裁。屈宋以来犹崛起，苏黄而外此奇才。（梅作芙作）
奇才久已重庭坚，风雨重阳思惘然。千载七言人脍炙，好诗原不在多传。（夏仁寿作）
南圃东湖次第开，江山点缀要奇才。催租偶败重阳兴，终得苏髯句法来。（黄子勗作）
三首绝句赞赏潘大临的奇才，遥想他与苏、黄的交集，特别称道名句“满城风雨近重阳”。论及的宋代诗人还有何颉之、林敏功、来敏修、夏倪等四人。所论明代诗人，有董朴、陈溱、田重器、何景明、王廷陈、王一鸣、王一翥、李文祥、吴良吉、陈仁近、张步云、邓楚望、王同道、寇学海、易之贞、瞿九思、汪美、汪勋、朱期至、周宏禴、梅国桢、石昆玉、瞿甲、杨大鳌、杨晋、袁希燮、吴亮嗣、邱齐云、梅之焕等四十三人。如论何景明云：“信阳复古振群英，当代谣哇尽废声。俊逸参军谁妙悟，一篇明月忆平生。”（王葆周作）论寇学海云：“一簏溪水绿鳞鳞，游子诗曾各惜春。藜杖湿扶花外雨，风情想见寇山人。”（梅作芙作）所论清代诗人，按顺治、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诸朝排列，有顾景星、刘子壮、李炳然、张希良、王材任、金德嘉、舒逢吉、潘焕龙、熊五纬、陈锦、范昌棣等近四十人。如论潘焕龙云：“三载校书居秘阁，十年相马遇燕台。何如老作闲伴去，四树梅花一笑开。”（范毓璜作）论熊五纬云：“一腔忠义寓于诗，抱负宏深欲济时。选句欲嫌方志略，寥寥只载刺猫诗。”（石相钦作）这组《论黄州诗绝句》，论及宋至清末九十多位诗人，可作“黄州诗史”来读。山长拟定、生徒写作这类题目，不仅可以拓展对地方文学的认知，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培植赓续文化命脉的使命感。
课艺的乡邦情结还体现在多写地方风物。这里有自然风物，如《经心书院集》中的《云梦赋》，以“楚有七泽，尝见其一”为韵，虽为想象之作，但以楚为荣的豪情溢于言表。又如《黄州课士录》中的《羊山草木诗》（山长周锡恩作），吟咏盆松、蕉、乌柏、柿子、月季、枯杨、竹、姜，可谓黄州的“羊山植物志”。《寒溪寺老桂赋》中，鲁家璧“秋到武昌，空山忽香”一句，为山长所激赏，评点有云：“‘秋到武昌’八字，涵盖他人千句万句。正如祖咏成‘林表明霁色’，便可投卷而出也。”更多的是人文风物，如《经心书院续集》中的《江城五月落梅花赋》《湖北舆图山川颂》《楚学祠碑》《卓刀泉铭》《洪山祭罗忠节公文》，《黄州课士录》中的《青云塔赋》《黄州古迹五咏》（王元之竹楼、韩魏公读书堂、苏子瞻乳母墓、秦少游海棠桥、杜子皇饥凤轩）等。《湖北舆图山川颂》中，陈则汪赞美湖北山川“宿应翼轸，富甲东南”，“险可御强，泽及无涘”，自有一种生于斯土的自豪。
《黄州课士录》附录《题辞》，作者有三十多人，包括王懋官、霍凤喈、钟鹏程、程廷藻、鲁家璧、王楚乔、余春凤、范曾绶等。这些人中有生徒，也有官员和乡绅。由此，书院山长、书院生徒和地方官绅，围绕课艺总集，构成了一个命题、答题、阅读、品评的体系。其中最能引起共鸣的，就是乡邦情结。如余锦琪题辞：“炳灵江汉英，蕲黄堪领袖。”闻宗谷题辞：“沅芷湘兰屈宋思，满腔忠爱郁离奇。二千年奉乡先辈，一卷嵚崟续楚辞。”毕惠康题辞：“自从茂叔讲筵开，铸就英英绝世才。一代鸿文今让楚，须知桃李赖人栽。”这种乡邦情结，最简明的表述就是“惟楚有材”，《經心书院集》中即有一篇《惟楚有材赋》（杨介康作）。前有乡邦名贤，今有书院师生，乡邦之兴，国家之兴，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五、举业、励志和怡情：两书院教育目标的实现路径 [67]
如果说学术定位、时代意识和乡邦情结，属于“情怀”的范畴，那么兼顾举业、励志劝学和张弛有度，可算是达成教育目标的实现路径。举业、励志和怡情，这三者在两书院的课艺中也有具体呈现。
其一，就文体而言，清代科举“名为三场并试，实则首场为重，首场又四书艺为重”。时文书院以举业训练为要务，八股文自是主要的考课文体。经心、经古书院力矫其弊，其考课文体也就与八股文无关，而涉及杂体文、赋和古今体诗等“古学”文体。三种课艺总集的题目数量，如下表所示：
三种总集的共同之处，是杂体文居多，然后是赋和古今体诗。其中杂体文包括考、原、释、解、辨、述、说、表、疏、论、议、序、跋、启、记、箴、铭、颂、赞等，既考察生徒的学术功底，也引导生徒关注社会现实问题。这些都是与考课八股文旨趣大异的。
不过，若以为杂文诗赋与科举无关，则又不然。且不论“博学鸿词”这种特科，以一赋一诗取士;即便常科考试中，“自童试及科岁试、乡会二试，以至各朝考、散馆、大考、考差皆有诗，小试间作赋，散馆、大考皆先作赋，则诗赋未尝废也。自科试至乡会试、殿试皆对策，自童试以至进士、朝考、大考及考军机、御史皆作论，则策论未尝废也”。“春秋两闱，经策与制艺兼试;殿廷试以策论;馆阁试以诗赋;至提学岁科两试，则经解古学别为一场：固未尝专重时文而以经学词章为可忽也”。因此经心、经古书院的考课文体，也是有益于举业的，只不过其成效更为长远而已，其期待在于“异日出而润色鸿业，高文典册，以鸣国家之盛者也”。
其二，无论纯粹的学术研究，还是兼顾举业训练，皆需正心诚意、勤勉治学方能有成。而词章之学的特殊性，在于它既可以“学术”，也可以“人生”。因此在词章命题中融入“修身”“劝学”的励志内容，也是应有之义。以《经心书院续集》为例，其中有《日长如小年赋》，收录刘培钧、雷以震、刘铭勋、刘邦骏、陈伦五人课艺，为集中同题之作较多者。题以“至于我辈当惜分阴”为韵，劝学之意甚为明显。再如《矫轻警堕论》，意在警示学子。王廷梓在文中指出：“君子为学之方，莫大于变化气质。”“气质之病，不可胜穷。而毗于阳者，每失之轻;毗于阴者，每失之堕。故轻与堕二端，足以括天下学人之病。”又如《读〈曲礼〉作四箴》，包括“傲箴”“欲箴”“志箴”“乐箴”四则;《读书箴》，包括“戒欺”“求慊”“矫轻”“警堕”四则。郭拱辰在《戒欺》中写道：“勿畏其难，而忽其易。力匪克任，勿曰能专。谊虽偶得，勿曰已安。学苟退也，勿谓孟晋。学苟疑也，勿谓笃信。” 又如《拟韩退之〈五箴〉》，包括“游箴”“言箴”“行箴”“好恶箴”“知名箴”五则，徐荫松在小序中有言：“少窥陈籍，则企向圣贤之域，而不知时之易逝也。荏苒及今，道不加修，而疚恶之生，与日俱积。欲不为下流之归也难矣，因作五箴以自讼云。”
诸如此类的修身、励志、劝学之言，由生徒在课艺中写出，比起由山长训示，更能有切肤之感。课艺刊刻流布，书院生徒观摩品鉴，也更容易感同身受。
值得注意的是，《经心书院续集》中有一篇《大器晚成赋》，作者是周昌甲。其文推崇“不急炫以求售”方为“大器”，有云：“大木之长千寻乃见工师之得，大鼎之锤百炼乃有太庙之饰。”“躁就者其精必无余也，浅投者其具必不美也。”“本千秋之在抱，期万有之毕罗。捷径不求，声价则璧珍自重;闭门而造，工夫与岁月俱多。想经营惨淡之年，盖曲成此器也。”书院出此题，不鼓励急于求成，不宣扬“赢在起跑线”，既可以激励生徒潜心问学，对于年龄较大、科名未就的生徒而言，也能有心理安慰作用。就更大范围来看，经心、经古这类古学书院，博习经史词章，不课八股试帖，所具有的也正是培植“大器”的长远眼光。
其三，在学术文章之外，两书院的课艺也写到日常生活。或咏物写景，或记游吟赏，如《经心书院续集》中的《待雪》《咏雪》《探梅》《酿雪》《销夏》《霜华》《秋褉诗》《冬怀诗》《喜雨诗》《踏青词》《夏日游琴台记》，《黄州课士录》中的《秋阴》《秋雨》《秋晴》《秋海棠》等。命题者有意引导生徒，将视野从典籍拓展到日常，书院生活也由此多了几份闲适和诗意。
即使是依赖文献的拟作、赋作，也有不少与时令、自然相关者。如《经心书院集》中的《拟韩昌黎〈感春〉四首》，《经心书院续集》中的《拟庾子山〈春赋〉》《拟谢惠莲〈雪赋〉》《拟〈冬子夜歌〉》《五月江深草阁寒赋》《竹醉日赋》《夜明祭月赋》《霜华赋》《露赋》《蝉赋》《湌菊赋》，《黄州课士录》中的《拟谢希逸〈月赋〉》《红叶赋》《秋鹰赋》《梅影赋》《寒溪寺老桂赋》等。近世文学的一个倾向即“日常化”，“也就是向实际生活的靠拢”，“日常生活与儒学人生价值的一体化”是一种境界。书院课艺是命题作文，它的“日常化”还有另外的意义：可观、可感、可亲的日常題材，不仅更容易入手以完成写作，从而培植信心和成就感，还可以在严肃的学术写作之外，获得较为轻松的调节。
能起到调节作用的，还有“以文为戏”。这类游戏性质的课艺，如《经心书院续集》中的《拟甘蕉自陈表》《荷花生日寿言》《拟鲍明远〈数诗〉》，《黄州课士录》中的《拟韩孟斗鸡联句》，数量不多但都以趣味见长。《拟甘蕉自陈表》，源自沈约的《修竹弹甘蕉文》，本即俳谐文，书院命题让甘蕉上表为自己辩护，翻出新意。《荷花生日寿言》，也是以拟人手法呈现雅趣。《拟鲍明远〈数诗〉》，将数字嵌入诗中，有奇妙之趣。《拟韩孟斗鸡联句》收录五位生徒作品，评语有“入后沉激动人，如观太史公《刺客》诸传”“刁斗森严，如程不识治军”云云，可见想象和描摹之奇巧。像这样的游戏文字，以及前述日常题材，都能起到怡情的效果。“一张一弛，文武之道”，考课命题中的张弛有度，也是写作之道、问学之道。
六、小结 [69]
因张之洞的主导和支持，武昌经心书院和黄州经古书院，追步杭州诂经精舍和广州学海堂，以明理致用为宗旨，不课八股试帖，专课经史词章。当日书院考课的成果，大多已经不存于世。幸赖《经心书院集》《经心书院续集》《黄州课士录》三种课艺总集，今人可略知当日考课之情形。两书院的考课内容，涵盖经史之学、经济之学和词章之学，这三者也是两书院的学术定位。课艺命题注重融入时代意识和乡邦情结，不仅培植生徒的学问之基、经世之才，也激发生徒的责任感和荣誉感。学术、时代和乡邦，是两书院的“情怀”所在，而举业、励志和怡情，则是书院教育目标的实现路径。在晚清多元化的书院格局中，两书院的课艺总集，直观而典型地呈现了古学书院的教学风貌。
（责任编辑：杨翌琳 责任校对：刘光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