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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本地历史最悠久的幼儿园——星洲幼儿园（以下简称星幼），2021年庆祝创校100周年纪念。这家幼儿园由中华教会长老会属下的禧年堂创办，礼拜堂兴学办校百年，引人注目。而禧年堂早在19世纪末建堂以来，就关注本土的文化教育，致力于提高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为新加坡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巨大贡献。
创立星洲幼儿园
1920年，从中国湖北南来新加坡当教师的徐东藩，发现这里并不重视幼儿园教育，于是极力游说教会创立幼儿园，结果获得教会认同，随后禧年堂投入了兴校的忙碌工作中。
创校期间，徐东藩负责起草宣言，连同郑聘廷牧师、陈令典牧师等人，四处寻找赞助人筹募款项，1921年星幼成立。环顾当时，新加坡还未有任何幼儿园，星幼因此顺理成章成为新加坡的第一所幼儿园。
禧年堂成立幼儿园的最大意义，是后来也带动其他学府纷纷设立幼儿园，包括崇福女校幼儿园（1932）、南洋幼儿园（1934）与建国幼儿园（1938年），使得新加坡打开幼儿教育的风气，拥有完整的教育体系。
幼儿园深受家长欢迎，星幼原有的一个平房已经不能满足需求，使得礼拜堂决定扩建校舍。后来经费与场地不足，多亏阁约翰牧师呈函给当时的政府，最终不但获得政府拨地，还承担一半的建造费让礼拜堂顺利建成，新校舍在1925年落成，就位于礼拜堂邻近的道拉实街（Tras St）。
由于新校舍场地宽敞，促使禧年堂又增设小学部，让在幼儿园修读的毕业生，可以直接升上小学。
根据1949年的统计，星幼总校的学生数目多达1600多人，连同设在欧南路新盖的礼拜堂分校则有2000多人，是当时规模宏大的学校。不过，小学部在20世纪70年代末，因招收人数日渐较少而关闭了，但是幼儿园仍然保留。
星幼目前仍附属在禧年堂内，而禧年堂则坐落在欧南路。
开创星洲书报社
1897年，新加坡长老会改聘郑聘廷牧师前来新加坡主持教会，他初来时住進翠兰亭的礼拜堂内，天天目睹东方学校的学生进出，了解民众具有高度的求知欲望。他也发现，当地民众基本上都是文盲，因此想方设法，要为民众提供学习与进修的机会。
1902年，他在克罗士街38号物色到地点，开创了一家书报社——星洲书报社。它类似今天的图书馆，提供大量的书报杂志给民众阅读，从中学习新知、了解时事，打开民智。
1905年初，长老会在丹戎巴葛路扩建的礼拜堂落成，礼拜堂楼高两层，楼下是崇拜大殿，楼上是按照教会传统保留为牧师的起居处。不过，郑牧师把大部分的场地腾出来作为书报社新址，以便有更大的空间来收置书报刊物，容纳更多人前来学习，或者用作其他文化交流学习活动，例如开办讲座等等。
孙中山参观星洲书报社
郑牧师果然高瞻远瞩，他结识的一班好友——同盟会的会员，后来就借这个场地聚会办讲座，吸引许多市民前来听讲，了解时事进展，特别是当时正值中国政治风云变幻，人民陆续起义，筹谋推翻腐朽的清政府，因此吸引广大市民前来听讲。
郑牧师夫人黄碧玉在1955年禧年堂庆祝建堂50周年出版的纪念刊中，就有一篇《50年来话沧桑》的文章，回忆当时讲座的情景：
每礼拜一，同盟会在书报社开会，请社会名流演讲，赴会的人有两三百，挤得楼梯口都是。我与孩子们倒茶倒水，忙得不亦乐乎……
郑牧师育有七男二女，他在1944年辞世，享年72岁。郑师母则在1957年安息，高寿90岁。
1905年秋，这个书报社更迎来一名特别贵客——同盟会最高领袖孙中山，当时，他在张永福、林义顺、陈楚楠等新加坡同盟会领袖的陪同下到访。孙中山参观后，对这样书报社的概念十分赏识，并叮嘱新加坡的领导善用这样的组织，培养革命领袖，同时也协助传播革命思想。
礼拜堂长老杨惠平在纪念刊中的《本会史略》一文中，也记载书报社受欢迎的情景：
“此后，中国国内的革命领袖如胡展堂、张继、居正、田桐等，南来鼓励革命，必莅会演讲，冠盖往来，一时称盛。”
书报社的概念很快也传开，除了新加坡的同德、公益和开明等书报社外，印度尼西亚、马来亚、缅甸各大城市，都纷纷仿效成立，数目一共有150家之多。它最终演变成中国海外的革命势力，对后来孙中山成功推翻清朝政府，起着极大的功用。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名义，对星洲书报社颁发“优等旌义状”，以表扬郑牧师的贡献。
孙中山多次入境停留新加坡时，观察到新加坡女子普遍缺乏接受教育的机会，于是倡议建设女校。之后，作为孙中山的忠诚追随者，郑牧师与另一名牧师陈令典等人积极参与创校工作，最终创立本地第一所女校——中华女校，时为1911年9月15日。学校成立后不到一个月，中国也传来好消息，辛亥革命在武昌起义成功，清朝最终覆灭。
创立星洲幼儿园
1920年，从中国湖北南来新加坡当教师的徐东藩，发现这里并不重视幼儿园教育，于是极力游说教会创立幼儿园，结果获得教会认同，随后禧年堂投入了兴校的忙碌工作中。
创校期间，徐东藩负责起草宣言，连同郑聘廷牧师、陈令典牧师等人，四处寻找赞助人筹募款项，1921年星幼成立。环顾当时，新加坡还未有任何幼儿园，星幼因此顺理成章成为新加坡的第一所幼儿园。
禧年堂成立幼儿园的最大意义，是后来也带动其他学府纷纷设立幼儿园，包括崇福女校幼儿园（1932）、南洋幼儿园（1934）与建国幼儿园（1938年），使得新加坡打开幼儿教育的风气，拥有完整的教育体系。
幼儿园深受家长欢迎，星幼原有的一个平房已经不能满足需求，使得礼拜堂决定扩建校舍。后来经费与场地不足，多亏阁约翰牧师呈函给当时的政府，最终不但获得政府拨地，还承担一半的建造费让礼拜堂顺利建成，新校舍在1925年落成，就位于礼拜堂邻近的道拉实街（Tras St）。
由于新校舍场地宽敞，促使禧年堂又增设小学部，让在幼儿园修读的毕业生，可以直接升上小学。
根据1949年的统计，星幼总校的学生数目多达1600多人，连同设在欧南路新盖的礼拜堂分校则有2000多人，是当时规模宏大的学校。不过，小学部在20世纪70年代末，因招收人数日渐较少而关闭了，但是幼儿园仍然保留。
星幼目前仍附属在禧年堂内，而禧年堂则坐落在欧南路。
开创星洲书报社
1897年，新加坡长老会改聘郑聘廷牧师前来新加坡主持教会，他初来时住進翠兰亭的礼拜堂内，天天目睹东方学校的学生进出，了解民众具有高度的求知欲望。他也发现，当地民众基本上都是文盲，因此想方设法，要为民众提供学习与进修的机会。
1902年，他在克罗士街38号物色到地点，开创了一家书报社——星洲书报社。它类似今天的图书馆，提供大量的书报杂志给民众阅读，从中学习新知、了解时事，打开民智。
1905年初，长老会在丹戎巴葛路扩建的礼拜堂落成，礼拜堂楼高两层，楼下是崇拜大殿，楼上是按照教会传统保留为牧师的起居处。不过，郑牧师把大部分的场地腾出来作为书报社新址，以便有更大的空间来收置书报刊物，容纳更多人前来学习，或者用作其他文化交流学习活动，例如开办讲座等等。
孙中山参观星洲书报社
郑牧师果然高瞻远瞩，他结识的一班好友——同盟会的会员，后来就借这个场地聚会办讲座，吸引许多市民前来听讲，了解时事进展，特别是当时正值中国政治风云变幻，人民陆续起义，筹谋推翻腐朽的清政府，因此吸引广大市民前来听讲。
郑牧师夫人黄碧玉在1955年禧年堂庆祝建堂50周年出版的纪念刊中，就有一篇《50年来话沧桑》的文章，回忆当时讲座的情景：
每礼拜一，同盟会在书报社开会，请社会名流演讲，赴会的人有两三百，挤得楼梯口都是。我与孩子们倒茶倒水，忙得不亦乐乎……
郑牧师育有七男二女，他在1944年辞世，享年72岁。郑师母则在1957年安息，高寿90岁。
1905年秋，这个书报社更迎来一名特别贵客——同盟会最高领袖孙中山，当时，他在张永福、林义顺、陈楚楠等新加坡同盟会领袖的陪同下到访。孙中山参观后，对这样书报社的概念十分赏识，并叮嘱新加坡的领导善用这样的组织，培养革命领袖，同时也协助传播革命思想。
礼拜堂长老杨惠平在纪念刊中的《本会史略》一文中，也记载书报社受欢迎的情景：
“此后，中国国内的革命领袖如胡展堂、张继、居正、田桐等，南来鼓励革命，必莅会演讲，冠盖往来，一时称盛。”
书报社的概念很快也传开，除了新加坡的同德、公益和开明等书报社外，印度尼西亚、马来亚、缅甸各大城市，都纷纷仿效成立，数目一共有150家之多。它最终演变成中国海外的革命势力，对后来孙中山成功推翻清朝政府，起着极大的功用。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名义，对星洲书报社颁发“优等旌义状”，以表扬郑牧师的贡献。
孙中山多次入境停留新加坡时，观察到新加坡女子普遍缺乏接受教育的机会，于是倡议建设女校。之后，作为孙中山的忠诚追随者，郑牧师与另一名牧师陈令典等人积极参与创校工作，最终创立本地第一所女校——中华女校，时为1911年9月15日。学校成立后不到一个月，中国也传来好消息，辛亥革命在武昌起义成功，清朝最终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