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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发展农村教育的关键在于教师，通过提升教师的组织支持感，激励他们积极投身于教学工作，是加强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的一个重要选择。调查结果显示，当前农村中小学教师组织支持感为中等程度，性别、婚姻、学历对教师组织支持感没有显著影响，学校层次、教龄、年龄、职务对教师组织支持感有显著影响。为提升教师组织支持感，农村中小学需要采取若干相应的措施。
关键词 农村中小学教师 组织支持感 现状
一、问题提出
鉴于过去的研究过多关注了员工对组织的承诺，而忽视了组织对员工的承诺，Eisenberger等在1986年提出了组织支持感这个概念，并将之定义为员工对组织重视其贡献、关心其福祉所持有的总体信念[1]。他们认为，员工会基于这类信念来推断组织对其的承诺，而组织对员工的承诺则有助于员工对组织的承诺。进一步，George等提出，组织支持感还可被视为在员工需要有效工作和应对压力情境时能从组织中获得帮助的确信与保证[2]。Rhoades等指出，组织给予员工的支持会赢得员工的回报，组织对员工的关心与重视是导致员工愿意留在组织内，并为组织做出贡献的重要原因[3]。
笔者于2014年6月份向泰安地区六个县市区的8所农村初中、4所农村小学的共340名教师随机发放纸质问卷，收回339份，剔除无效问卷42份，保留有效问卷297份，问卷有效率为87%。样本结构如下：男性139人，女性155；30岁及以下49人，31～40岁130人，41～50岁86人，51岁及以上32人；未婚15人，已婚279人；5年及以下教龄41人，6～10年教龄25人，11～20年教龄135人，21～30年教龄73人，31年及以上教龄23人；专科及以下学历96人，本科及以上学历200人；任行政职务31人，无行政职务264人；小学教师74人，初中教师223人。因极少数问卷中存在个别的人口统计变量缺失，而笔者选择了对缺失个别人口变量的个案进行自动删除，所以会出现某个变量的人数加和与有效问卷总数不符的情况，这是正常现象。
2.测量工具
笔者从Eisenberger等于1986年开发的包含36个项目的组织支持感问卷中选取了8个因子载荷较高的项目对农村中小学教师进行测量。采用Likert 7点量表格式，从“完全不同意”（1）到“完全同意”（7）。对组织支持感的信度检验表明，其Cronbach’s α系数为0.86，鉴于第6个项目与总分的相关低于0.4，并且删除该项目后Cronbach’s α系数提高到0.92，因此决定删除该项目，保留7个项目。组织支持感模型的主要拟合指数为：χ2=41.68，df=14，χ2/df=2.98，NFI=0.98，CFI=0.99，SRMR=0.025，GFI=0.96，AGFI=0.92，RMSEA=0.08。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1.农村中小学教师组织支持感总体状况
表1显示，农村中小学教师组织支持感均值为4.26，标准差为1.36。题项1均值为3.79，标准差为1.76；题项2均值为3.71，标准差为1.71；题项3均值为4.29，标准差为1.66；题项4均值为4.37，标准差为1.66；题项5均值为4.26，标准差为1.72；题项7均值为4.66，标准差为1.58；题项8均值为4.74，标准差为1.57。因此，农村中小学教师组织支持感为中等程度，略高于理论均值（4）；在各题项中，题项1（学校重视我的看法）和题项2（学校真的很关心我的幸福）均值最低。
2.人口统计学变量在农村中小学教师组织支持感上的差异分析
对不同性别的农村中小学教师在组织支持感上的差异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后的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中小学男、女教师组织支持感均值分别为4.24、4.30，标准差分别为1.44、1.29，t=-0.37（p>0.05）。这表明，性别对农村中小学教师组织支持感的影响不显著，也就是说，当前农村中小学对教师的组织支持不存在明显的性别歧视。
对不同婚姻状况的农村中小学教师在组织支持感上的差异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后的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未婚和已婚教师组织支持感均值分别为4.42、4.26，标准差分别为1.25、1.37，t=0.45（p>0.05）。这表明，婚姻状况对农村中小学教师组织支持感的影响不显著。
对不同行政职务的农村中小学教师在组织支持感上的差异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后的结果如表4所示。由表4可知，任行政职务与无行政职务教师组织支持感均值分别为4.83、4.19，标准差分别为1.08、1.38，t=3.00（p<0.01）。这表明，职务对农村中小学教师组织支持感有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任行政职务中小学教师得分显著高于无行政职务教师。这一现象或许是因为当前我国农村中小学内部管理的行政化色彩仍然较为浓厚，与普通教师相比，担任行政职务的教师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学校管理，在学校的重要决策上享有更多的发言权，也有更多的机会外出学习与培训。此外，还可以用教师与学校主要领导的心理距离的大小来解释职务对教师组织支持感的影响。Salzmann等用心理距离来描述工作中领导与下属之间的关系，他们强调，个人的背景如知识水平、工作能力、地位等是影响个体在工作中与他人关系的基本因素，基于与他人情感关系的不同感知，个体会将他人划分成不同的圈子，圈子之间的距离就是心理距离[5]。在农村中小学，担任行政职务的教师与学校主要领导有更多的互动与交流，容易被主要领导视为属于其较近的圈子，被主要领导作为自己人看待，因此这些教师与主要领导的心理距离较小。而相关研究表明，心理距离是组织支持感的显著负向影响因素[6]。 对不同学历农村中小学教师在組织支持感上的差异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后的结果如表5所示。由表5可知，学历对农村中小学教师组织支持感的影响并不显著：专科及以下学历教师与本科及以上学历教师组织支持感均值分别为4.42、4.18，标准差分别为1.46、1.31，t=1.40（p>0.05）。当前，农村中小学对教师的评价主要考虑教学成绩而不是其学历，同时学历对教师的报酬和职称并没有太大影响，因此学历对教师组织支持感的影响不显著。
对不同学校层次的农村中小学教师在组织支持感上的差异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后的结果如表6所示。由表6可知，农村小学教师组织支持感显著高于初中教师：小学教师与中学教师组织支持感均值分别为4.89、4.05，标准差分别为1.20、1.35，t=4.75（p<0.001）。关于这一点或许可以用不同层次学校的规模大小来解释。一般来说，农村小学学校规模小于中学学校规模。在小规模学校中，普通教师与学校主要领导接触机会较多，更容易感受到主要领导的关心；而在规模较大的中学，普通教师与主要领导接触机会就少得多，感受到的主要领导的关心就会相对少一些。领导作为学校的代理人，他们如何对待教师会被视为学校是否支持教师的表征。而相关研究表明，上级支持感作为来自组织的友好对待的感知，会提高员工的组织支持感[3]。
对不同教龄农村中小学教师在组织支持感上的差异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后的结果如表7所示。由表7可知，F=7.13，P<0.001，表明不同教龄农村中小学教师在组织支持感上存在显著差异。因满足方差齐性要求，采用LSD法进行事后检验结果如表8所示。由表8可知，31年及以上教龄教师得分显著高于6～10年教龄教师（p<0.05），显著高于11～20年教龄教师（p<0.001），显著高于21～30年教龄教师（p<0.001）；5年及以下教龄教师得分显著高于11～20年教龄教师（p<0.01），显著高于21～30年教龄教师（p<0.05）；6-10年教龄教师得分显著高于11～20年教龄教师（p<0.05）。在各个教龄段中，31年及以上教师组织支持感水平最高，这很可能是因为这些教师由于在学校工作了多年，学校对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上较为照顾，这些教师的工作量相对较轻，也较能得到学校主要领导的尊重。11～20年教龄教师组织支持感最低，这很可能是由于这些教师工作负担很重，同时又面临着较大的家庭压力，而报酬与付出却不成正比，容易产生不公平感。5年及以下教龄与6～10年教龄的教师组织支持感较高，这可能是因为这些教师往往具有先进的教学理念与教学手段，承担着进行教育教学改革的重任，能够赢得学校的器重。
对不同年龄农村中小学教师在组织支持感上的差异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后结果如表9所示。由表9可知，F=5.19，P<0.01，表明不同年龄农村中小学教师在组织支持感上存在显著差异。因满足方差齐性要求，采用LSD法进行事后检验的结果如表10所示。由表10可知，50岁及以上教师得分显著高于31～40岁教师（p<0.01），显著高于41～50岁教师（p<0.05）；30岁及以下教师得分显著高于31～40岁教师（p<0.05），显著高于41～50岁教师（p<0.05）。因中小学教师的年龄与教龄具有高度一致性，所以出现了年龄对教师组织支持感的影响与教龄的影响相似的结果，即两头高中间低的趋势。
四、提升农村中小学教师组织支持感的建议
对农村中小学校来说，提升教师组织支持感是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途径。首先，农村中小学应切实践行民主管理。当前，部分农村中小学校长的家长制作风较为浓厚，“校长负责制”变成了“校长说了算”，广大教师在学校重大决策上没有发言权，这极大地挫伤了教师参与学校管理的积极性。为改变这种局面，农村中小学必须改革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建立由教师参加的治理委员会，赋予教师真正的管理权。其次，农村中小学应从情感和专业发展两个方面给予中年教师更多的关心和支持。在情感上，学校主要领导应学会移情和倾听，设身处地地考虑中年教师的困惑与需求，为他们排忧解难，做他们的知心朋友。在专业发展上，学校应该尽可能多地为他们提供外出学习与培训的机会，以避免这些教师形成职业高原期。最后，农村中小学校长应践行服务型领导。农村中小学校长只有把自己视为服务者，把教师的成长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才能极大地提升教师组织支持感，从而激励教师为学校发展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参考文献
[1] Eisenberger，R.，Huntington，R.，Hutchison，S.，
关键词 农村中小学教师 组织支持感 现状
一、问题提出
鉴于过去的研究过多关注了员工对组织的承诺，而忽视了组织对员工的承诺，Eisenberger等在1986年提出了组织支持感这个概念，并将之定义为员工对组织重视其贡献、关心其福祉所持有的总体信念[1]。他们认为，员工会基于这类信念来推断组织对其的承诺，而组织对员工的承诺则有助于员工对组织的承诺。进一步，George等提出，组织支持感还可被视为在员工需要有效工作和应对压力情境时能从组织中获得帮助的确信与保证[2]。Rhoades等指出，组织给予员工的支持会赢得员工的回报，组织对员工的关心与重视是导致员工愿意留在组织内，并为组织做出贡献的重要原因[3]。
笔者于2014年6月份向泰安地区六个县市区的8所农村初中、4所农村小学的共340名教师随机发放纸质问卷，收回339份，剔除无效问卷42份，保留有效问卷297份，问卷有效率为87%。样本结构如下：男性139人，女性155；30岁及以下49人，31～40岁130人，41～50岁86人，51岁及以上32人；未婚15人，已婚279人；5年及以下教龄41人，6～10年教龄25人，11～20年教龄135人，21～30年教龄73人，31年及以上教龄23人；专科及以下学历96人，本科及以上学历200人；任行政职务31人，无行政职务264人；小学教师74人，初中教师223人。因极少数问卷中存在个别的人口统计变量缺失，而笔者选择了对缺失个别人口变量的个案进行自动删除，所以会出现某个变量的人数加和与有效问卷总数不符的情况，这是正常现象。
2.测量工具
笔者从Eisenberger等于1986年开发的包含36个项目的组织支持感问卷中选取了8个因子载荷较高的项目对农村中小学教师进行测量。采用Likert 7点量表格式，从“完全不同意”（1）到“完全同意”（7）。对组织支持感的信度检验表明，其Cronbach’s α系数为0.86，鉴于第6个项目与总分的相关低于0.4，并且删除该项目后Cronbach’s α系数提高到0.92，因此决定删除该项目，保留7个项目。组织支持感模型的主要拟合指数为：χ2=41.68，df=14，χ2/df=2.98，NFI=0.98，CFI=0.99，SRMR=0.025，GFI=0.96，AGFI=0.92，RMSEA=0.08。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1.农村中小学教师组织支持感总体状况
表1显示，农村中小学教师组织支持感均值为4.26，标准差为1.36。题项1均值为3.79，标准差为1.76；题项2均值为3.71，标准差为1.71；题项3均值为4.29，标准差为1.66；题项4均值为4.37，标准差为1.66；题项5均值为4.26，标准差为1.72；题项7均值为4.66，标准差为1.58；题项8均值为4.74，标准差为1.57。因此，农村中小学教师组织支持感为中等程度，略高于理论均值（4）；在各题项中，题项1（学校重视我的看法）和题项2（学校真的很关心我的幸福）均值最低。
2.人口统计学变量在农村中小学教师组织支持感上的差异分析
对不同性别的农村中小学教师在组织支持感上的差异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后的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中小学男、女教师组织支持感均值分别为4.24、4.30，标准差分别为1.44、1.29，t=-0.37（p>0.05）。这表明，性别对农村中小学教师组织支持感的影响不显著，也就是说，当前农村中小学对教师的组织支持不存在明显的性别歧视。
对不同婚姻状况的农村中小学教师在组织支持感上的差异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后的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未婚和已婚教师组织支持感均值分别为4.42、4.26，标准差分别为1.25、1.37，t=0.45（p>0.05）。这表明，婚姻状况对农村中小学教师组织支持感的影响不显著。
对不同行政职务的农村中小学教师在组织支持感上的差异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后的结果如表4所示。由表4可知，任行政职务与无行政职务教师组织支持感均值分别为4.83、4.19，标准差分别为1.08、1.38，t=3.00（p<0.01）。这表明，职务对农村中小学教师组织支持感有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任行政职务中小学教师得分显著高于无行政职务教师。这一现象或许是因为当前我国农村中小学内部管理的行政化色彩仍然较为浓厚，与普通教师相比，担任行政职务的教师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学校管理，在学校的重要决策上享有更多的发言权，也有更多的机会外出学习与培训。此外，还可以用教师与学校主要领导的心理距离的大小来解释职务对教师组织支持感的影响。Salzmann等用心理距离来描述工作中领导与下属之间的关系，他们强调，个人的背景如知识水平、工作能力、地位等是影响个体在工作中与他人关系的基本因素，基于与他人情感关系的不同感知，个体会将他人划分成不同的圈子，圈子之间的距离就是心理距离[5]。在农村中小学，担任行政职务的教师与学校主要领导有更多的互动与交流，容易被主要领导视为属于其较近的圈子，被主要领导作为自己人看待，因此这些教师与主要领导的心理距离较小。而相关研究表明，心理距离是组织支持感的显著负向影响因素[6]。 对不同学历农村中小学教师在組织支持感上的差异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后的结果如表5所示。由表5可知，学历对农村中小学教师组织支持感的影响并不显著：专科及以下学历教师与本科及以上学历教师组织支持感均值分别为4.42、4.18，标准差分别为1.46、1.31，t=1.40（p>0.05）。当前，农村中小学对教师的评价主要考虑教学成绩而不是其学历，同时学历对教师的报酬和职称并没有太大影响，因此学历对教师组织支持感的影响不显著。
对不同学校层次的农村中小学教师在组织支持感上的差异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后的结果如表6所示。由表6可知，农村小学教师组织支持感显著高于初中教师：小学教师与中学教师组织支持感均值分别为4.89、4.05，标准差分别为1.20、1.35，t=4.75（p<0.001）。关于这一点或许可以用不同层次学校的规模大小来解释。一般来说，农村小学学校规模小于中学学校规模。在小规模学校中，普通教师与学校主要领导接触机会较多，更容易感受到主要领导的关心；而在规模较大的中学，普通教师与主要领导接触机会就少得多，感受到的主要领导的关心就会相对少一些。领导作为学校的代理人，他们如何对待教师会被视为学校是否支持教师的表征。而相关研究表明，上级支持感作为来自组织的友好对待的感知，会提高员工的组织支持感[3]。
对不同教龄农村中小学教师在组织支持感上的差异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后的结果如表7所示。由表7可知，F=7.13，P<0.001，表明不同教龄农村中小学教师在组织支持感上存在显著差异。因满足方差齐性要求，采用LSD法进行事后检验结果如表8所示。由表8可知，31年及以上教龄教师得分显著高于6～10年教龄教师（p<0.05），显著高于11～20年教龄教师（p<0.001），显著高于21～30年教龄教师（p<0.001）；5年及以下教龄教师得分显著高于11～20年教龄教师（p<0.01），显著高于21～30年教龄教师（p<0.05）；6-10年教龄教师得分显著高于11～20年教龄教师（p<0.05）。在各个教龄段中，31年及以上教师组织支持感水平最高，这很可能是因为这些教师由于在学校工作了多年，学校对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上较为照顾，这些教师的工作量相对较轻，也较能得到学校主要领导的尊重。11～20年教龄教师组织支持感最低，这很可能是由于这些教师工作负担很重，同时又面临着较大的家庭压力，而报酬与付出却不成正比，容易产生不公平感。5年及以下教龄与6～10年教龄的教师组织支持感较高，这可能是因为这些教师往往具有先进的教学理念与教学手段，承担着进行教育教学改革的重任，能够赢得学校的器重。
对不同年龄农村中小学教师在组织支持感上的差异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后结果如表9所示。由表9可知，F=5.19，P<0.01，表明不同年龄农村中小学教师在组织支持感上存在显著差异。因满足方差齐性要求，采用LSD法进行事后检验的结果如表10所示。由表10可知，50岁及以上教师得分显著高于31～40岁教师（p<0.01），显著高于41～50岁教师（p<0.05）；30岁及以下教师得分显著高于31～40岁教师（p<0.05），显著高于41～50岁教师（p<0.05）。因中小学教师的年龄与教龄具有高度一致性，所以出现了年龄对教师组织支持感的影响与教龄的影响相似的结果，即两头高中间低的趋势。
四、提升农村中小学教师组织支持感的建议
对农村中小学校来说，提升教师组织支持感是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途径。首先，农村中小学应切实践行民主管理。当前，部分农村中小学校长的家长制作风较为浓厚，“校长负责制”变成了“校长说了算”，广大教师在学校重大决策上没有发言权，这极大地挫伤了教师参与学校管理的积极性。为改变这种局面，农村中小学必须改革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建立由教师参加的治理委员会，赋予教师真正的管理权。其次，农村中小学应从情感和专业发展两个方面给予中年教师更多的关心和支持。在情感上，学校主要领导应学会移情和倾听，设身处地地考虑中年教师的困惑与需求，为他们排忧解难，做他们的知心朋友。在专业发展上，学校应该尽可能多地为他们提供外出学习与培训的机会，以避免这些教师形成职业高原期。最后，农村中小学校长应践行服务型领导。农村中小学校长只有把自己视为服务者，把教师的成长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才能极大地提升教师组织支持感，从而激励教师为学校发展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参考文献
[1] Eisenberger，R.，Huntington，R.，Hutchis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