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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三论》出版至今，已有八个年头了，读者反映还不错，有的先生还写了热情洋溢的书评，在此深表感谢。为了适应不同读者的需要，现将其改为两本小册子分别出版。改正了几十处印刷上的或原稿就有的文字上的错误，个别地方有所增删，基本内容没有什么改动。
《汉语三论》之所以值得改版重印，是由于书中的主要内容、基本观点，不仅没有过时，而且仍然有自己的理论价值、实用价值。八年中也没有出现可以取而代之的类似著作。
个人认为：在整个全球化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汉语意识”将始终是一个具有挑战性质的重大的尖锐的话题。“语文转向”也是语言决策者、语文教育工作者以及一切文字工作者共同关心的文化大业，白话文的发展离不开正确的方向和健全的理论指导。至于普通话的历史研究，还很不全面，个别问题的看法也是见仁见智。个人的研究如能起促进作用就心满意足了。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今后五百年、千年之内，汉语的生存状态将会如何？预测的结论是：机遇与危机并存。
所谓“危机”，不是指存亡问题，而是能否保持强劲的竞争能力和无可替代的国际地位以及永远旺盛的语言自信心。我们有足够的语言自信心吗？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对汉语缺乏信心的大有人在。
2013年10月《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一书出版。该书第一章在讨论“中国实施民族复兴的主要障碍是什么”时，李先生认为：
从内部看，主要挑战是文化、语言以及不能吸引、同化他国人才，今后还会面临治理方面的挑战。
我不知道中国在雇用外国人才时能否克服语言障碍及由此带来的困难，除非让英语成为主导语言，就像新加坡一样。但新加坡在过去40年间努力把英语确立为第一语言，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我们这么做是为了向世界开放自己，使我们自己接触并利用那些促进发现、发明与创造力的主要力量，这些力量不仅存在于英语这门语言中，还存在于英语的思维方式中。
在新加坡这样的小型国家，我们可以运用强势的领导力做到这一点，虽然我曾经建议一位中国领导人把英语作为中国的第一语言，但对于一个自信的大国和文化而言，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但语言的确是一个严重的障碍。[1]
我相信李先生的这些意见、“建议”完全是友好的，是善意的。2013年11月8日下午，我在给古汉语研究生讲《21世纪的汉语史研究——促进汉语史学科发展的一些想法》时，对李先生的上述观点有所回应。
李先生是我们尊敬的长者，他对中国“主导语言”的看法、建议，属于顶层设计的国策范围，在中外读者群中一定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研究汉语的人不能漠不关心。
其实，我个人的看法很简单也很明确：李先生所谓的“主导语言”问题，对汉语而言是百分之百的危机，是无法估量的灾难性的危机。
在中国，不论任何一项顶层设计，都要考虑三个数字：一是5千年，二是13亿5千万，三是56个民族。如何对待语言问题，这三个数字尤为重要。
五千年文明史，留下了海量的文献资料，这笔财富是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所没有的。这批代代相传的文献资料主要是用汉语汉字构建起来的，其中包含着丰富的智慧、经验和人类如何共同生存的哲思以及追求真善美的伟大进程。中国人如果改为以英语为“主导语言”，就等于自己割断自己的历史命脉，自己抛弃自己的核心价值观，自己毁灭自己的团结纽带，从而沦为失去民族特色的、仰人鼻息的只会赚钱、只会追求物质利益的高等技术动物。有哪个中国人希望看到这样的社会愿景呢！
“主导语言”，对于一个伟大民族来说，她就是该民族的标志，包含着该民族的全部记忆、经验、智慧，是该民族生存发展的根据地，是千百万年发展演变的结晶。她的语音、词汇、语法结构、书写形式，都有着长期的、深厚的文化积淀。汉语、汉字和汉民族已经是骨肉关系，是不可分离割裂的。
从现实社会实际而言，一个有着13亿5千万人口的头等大国，靠什么力量凝聚在一起？中央政府用什么工具号令全体人民群众？我们有56个民族，有众多的民族语言，各民族之间以什么作为交际工具？在历史上中华民族出现多次社会大分裂，靠什么纽带维持了形分而神不分的文化局面？一言以蔽之，靠的是汉语、汉字、汉文化。
汉语作为“主导语言”，功在千秋，利在当今。如果改为以英语为“主导语言”，社会混乱、分裂，立马可见。
所谓“主导语言”，起码应在以下七个方面起主导作用：学校教育，法律语言，政府公文，媒体用语，外交用语，学术用语，以及国内各民族的共同用语。在这些领域若均以英语为第一语言，以英语为“主导语言”，这就意味着，从幼儿园到高等学校一律用英语，全国“两会”要用英语，新闻联播要用英语，接见外宾要用英语，秋菊打官司要用英语，研究“中国学”一律用英语，这是典型的自我殖民化，中华民族真的就要遭殃了。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现代化的最大障碍，既不是语言，也不是文化。是什么？首先是帝国主义的野蛮入侵，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它给中国人民所造成的灾难，罄竹难书。只要世界上还存在霸权主义，还存在战争狂人，还存在侵略者，中国的现代化就潜藏着危机，汉语就存在危机。从国内而言，以往的军阀混战，经济凋敝，民不聊生，也是现代化的最大障碍。
汉语和汉字从来就不是社会发展的障碍。赵元任说：“汉语就其普遍性而言，跟世界各种语言相比，得分是很高的，它可以和西方古代的拉丁语的地位相比，甚至高出拉丁语。”“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人讲汉语，因此历来有人主张把汉语作为世界语言的可能的候选者。”[2]又说：“汉语的文字系统，即使把简化字考虑在内，当然是很不简单的，可是它在优美性尺度上的等级是高的。”[3]“汉语的文字系统，外族人固然感到困难，本族儿童也不容易学会……另一方面，一旦学会了汉语的文字系统，它的丰富的花样就有助于辨认，这比多次复现同一些少量的要素来得优越。”[4]又说：“人们学会了一千个字之后就能猜测新字的读音而且有时能猜对。开头的一千个字是难的。”[5]
赵元任是语言大师，长期生活在美国，精通多种语言，他对自己的母语充满信心，充满赞美之情，这种信心、赞美不只是情感的流露，而是以科学比较、客观分析为基础的。热衷于自我殖民化的人，比赵元任还更了解汉语和英语吗？
我以为世界上各种语言文字，都是了不起的伟大创造，都有自己的优缺点，对他者而言都会构成一定的障碍，这是上帝造成的。只要巴别塔还不能通天，我们就要正视障碍，可以超越，而不是拆除。至于谁是“主导”，谁该排“第一”，谁该排“第二”，基本上不取决于语言自身，而是取决于权力，在权力的躯壳中又隐藏着一整套不同的核心价值。也就是说：语言—权力—价值，三位一体。语言的失落，也就是权力的失落，价值的失落，这已为古今中外无数历史事实所证实。远的不说，苏联解体，东欧转向，俄语的命运立即随之改变，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以英语作为工具和以英语作为“主导”，无论是性质还是后果，都是迥然不同的。作为工具，英语无疑要受到高度重视。让英语君临汉语之上，使汉语边缘化，性质就变了，后果也就严重了。
语言问题从来就与民族兴亡相关，这么浅显的道理都不懂，或者不敢正视，尊严、独立、自主、自信，从何谈起！
尊敬的读者（包括未来千百年内的读者），请记住我的话：只要地球村还没有进入永久的和平时代，汉语的生存状态就只能是机遇与危机并存。
人类还很年轻，还会犯很多错误，战争仍然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和平时代的到来，战争的永远结束，不知道要经过多少代人才能实现。因此，以汉语为母语的人们，抓住机遇，化解危机，既是当代人的责任，也是子孙后代的责任！
参考文献
[1]李光耀.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10，13.
[2][3][4][5]赵元任.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888，879，881，886.
《汉语三论》之所以值得改版重印，是由于书中的主要内容、基本观点，不仅没有过时，而且仍然有自己的理论价值、实用价值。八年中也没有出现可以取而代之的类似著作。
个人认为：在整个全球化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汉语意识”将始终是一个具有挑战性质的重大的尖锐的话题。“语文转向”也是语言决策者、语文教育工作者以及一切文字工作者共同关心的文化大业，白话文的发展离不开正确的方向和健全的理论指导。至于普通话的历史研究，还很不全面，个别问题的看法也是见仁见智。个人的研究如能起促进作用就心满意足了。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今后五百年、千年之内，汉语的生存状态将会如何？预测的结论是：机遇与危机并存。
所谓“危机”，不是指存亡问题，而是能否保持强劲的竞争能力和无可替代的国际地位以及永远旺盛的语言自信心。我们有足够的语言自信心吗？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对汉语缺乏信心的大有人在。
2013年10月《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一书出版。该书第一章在讨论“中国实施民族复兴的主要障碍是什么”时，李先生认为：
从内部看，主要挑战是文化、语言以及不能吸引、同化他国人才，今后还会面临治理方面的挑战。
我不知道中国在雇用外国人才时能否克服语言障碍及由此带来的困难，除非让英语成为主导语言，就像新加坡一样。但新加坡在过去40年间努力把英语确立为第一语言，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我们这么做是为了向世界开放自己，使我们自己接触并利用那些促进发现、发明与创造力的主要力量，这些力量不仅存在于英语这门语言中，还存在于英语的思维方式中。
在新加坡这样的小型国家，我们可以运用强势的领导力做到这一点，虽然我曾经建议一位中国领导人把英语作为中国的第一语言，但对于一个自信的大国和文化而言，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但语言的确是一个严重的障碍。[1]
我相信李先生的这些意见、“建议”完全是友好的，是善意的。2013年11月8日下午，我在给古汉语研究生讲《21世纪的汉语史研究——促进汉语史学科发展的一些想法》时，对李先生的上述观点有所回应。
李先生是我们尊敬的长者，他对中国“主导语言”的看法、建议，属于顶层设计的国策范围，在中外读者群中一定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研究汉语的人不能漠不关心。
其实，我个人的看法很简单也很明确：李先生所谓的“主导语言”问题，对汉语而言是百分之百的危机，是无法估量的灾难性的危机。
在中国，不论任何一项顶层设计，都要考虑三个数字：一是5千年，二是13亿5千万，三是56个民族。如何对待语言问题，这三个数字尤为重要。
五千年文明史，留下了海量的文献资料，这笔财富是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所没有的。这批代代相传的文献资料主要是用汉语汉字构建起来的，其中包含着丰富的智慧、经验和人类如何共同生存的哲思以及追求真善美的伟大进程。中国人如果改为以英语为“主导语言”，就等于自己割断自己的历史命脉，自己抛弃自己的核心价值观，自己毁灭自己的团结纽带，从而沦为失去民族特色的、仰人鼻息的只会赚钱、只会追求物质利益的高等技术动物。有哪个中国人希望看到这样的社会愿景呢！
“主导语言”，对于一个伟大民族来说，她就是该民族的标志，包含着该民族的全部记忆、经验、智慧，是该民族生存发展的根据地，是千百万年发展演变的结晶。她的语音、词汇、语法结构、书写形式，都有着长期的、深厚的文化积淀。汉语、汉字和汉民族已经是骨肉关系，是不可分离割裂的。
从现实社会实际而言，一个有着13亿5千万人口的头等大国，靠什么力量凝聚在一起？中央政府用什么工具号令全体人民群众？我们有56个民族，有众多的民族语言，各民族之间以什么作为交际工具？在历史上中华民族出现多次社会大分裂，靠什么纽带维持了形分而神不分的文化局面？一言以蔽之，靠的是汉语、汉字、汉文化。
汉语作为“主导语言”，功在千秋，利在当今。如果改为以英语为“主导语言”，社会混乱、分裂，立马可见。
所谓“主导语言”，起码应在以下七个方面起主导作用：学校教育，法律语言，政府公文，媒体用语，外交用语，学术用语，以及国内各民族的共同用语。在这些领域若均以英语为第一语言，以英语为“主导语言”，这就意味着，从幼儿园到高等学校一律用英语，全国“两会”要用英语，新闻联播要用英语，接见外宾要用英语，秋菊打官司要用英语，研究“中国学”一律用英语，这是典型的自我殖民化，中华民族真的就要遭殃了。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现代化的最大障碍，既不是语言，也不是文化。是什么？首先是帝国主义的野蛮入侵，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它给中国人民所造成的灾难，罄竹难书。只要世界上还存在霸权主义，还存在战争狂人，还存在侵略者，中国的现代化就潜藏着危机，汉语就存在危机。从国内而言，以往的军阀混战，经济凋敝，民不聊生，也是现代化的最大障碍。
汉语和汉字从来就不是社会发展的障碍。赵元任说：“汉语就其普遍性而言，跟世界各种语言相比，得分是很高的，它可以和西方古代的拉丁语的地位相比，甚至高出拉丁语。”“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人讲汉语，因此历来有人主张把汉语作为世界语言的可能的候选者。”[2]又说：“汉语的文字系统，即使把简化字考虑在内，当然是很不简单的，可是它在优美性尺度上的等级是高的。”[3]“汉语的文字系统，外族人固然感到困难，本族儿童也不容易学会……另一方面，一旦学会了汉语的文字系统，它的丰富的花样就有助于辨认，这比多次复现同一些少量的要素来得优越。”[4]又说：“人们学会了一千个字之后就能猜测新字的读音而且有时能猜对。开头的一千个字是难的。”[5]
赵元任是语言大师，长期生活在美国，精通多种语言，他对自己的母语充满信心，充满赞美之情，这种信心、赞美不只是情感的流露，而是以科学比较、客观分析为基础的。热衷于自我殖民化的人，比赵元任还更了解汉语和英语吗？
我以为世界上各种语言文字，都是了不起的伟大创造，都有自己的优缺点，对他者而言都会构成一定的障碍，这是上帝造成的。只要巴别塔还不能通天，我们就要正视障碍，可以超越，而不是拆除。至于谁是“主导”，谁该排“第一”，谁该排“第二”，基本上不取决于语言自身，而是取决于权力，在权力的躯壳中又隐藏着一整套不同的核心价值。也就是说：语言—权力—价值，三位一体。语言的失落，也就是权力的失落，价值的失落，这已为古今中外无数历史事实所证实。远的不说，苏联解体，东欧转向，俄语的命运立即随之改变，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以英语作为工具和以英语作为“主导”，无论是性质还是后果，都是迥然不同的。作为工具，英语无疑要受到高度重视。让英语君临汉语之上，使汉语边缘化，性质就变了，后果也就严重了。
语言问题从来就与民族兴亡相关，这么浅显的道理都不懂，或者不敢正视，尊严、独立、自主、自信，从何谈起！
尊敬的读者（包括未来千百年内的读者），请记住我的话：只要地球村还没有进入永久的和平时代，汉语的生存状态就只能是机遇与危机并存。
人类还很年轻，还会犯很多错误，战争仍然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和平时代的到来，战争的永远结束，不知道要经过多少代人才能实现。因此，以汉语为母语的人们，抓住机遇，化解危机，既是当代人的责任，也是子孙后代的责任！
参考文献
[1]李光耀.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10，13.
[2][3][4][5]赵元任.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888，879，881，8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