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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美国生活的日侨和日裔美国公民几乎全部被逐出家园，经临时集合中心的短暂安置，后被送往西部沙漠和南部沼泽地区的十个拘留营。为应对安置过程中的传染病流行，美国战时民事控制局对全体日裔民众展开检疫隔离和疫苗接种。在拘留营中，美国战时安置局建起陆军式医院，为日裔民众提供必要的卫生和医疗服务。美国政府的集体拘禁政策严重侵犯了日裔的权利，但其采取的疾病防治与医疗照顾措施，避免了更为严重的人道危机，有利于日裔民众在战后比较顺利地回归美国社会。
关键词美国政府，日裔民众，拘留营，医疗卫生
中图分类号K1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8）18-0027-09
关于二战期间日裔美国人被集体拘禁的不幸遭遇，美国学术界已有大量的讨论。以罗杰·丹尼尔为代表的主流观点认为，美国政府将日裔民众关进“集中营”，是种族主义与战争报复的结果。①但米歇尔·马尔金在《为拘禁事件辩护》中援引大量军事情报，从军事上论证了罗斯福政府颁布9066号行政命令和集中拘禁在美的日裔民众是必要的。②此后，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开始关注拘留营中的医疗卫生问题。菲斯特·路易斯考察了临时集合中心和拘留营的医疗卫生状况，认为美国政府克服战时的重重困难，确保日裔的健康，堪称“英雄式的壮举”。③延森·格温则对36位日裔的口述史料加以研究，提出不同的看法，强调拘留营中的医疗卫生系统非常失败，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政府的筹划与管理不当。④苏珊·史密斯以女性卫生工作者为中心，认为种族主义是拘留营中医疗体系的最大缺陷，联邦政府给予二代日裔女性和白人女性更多工作机会，却给一代日裔女性和非裔女性设置了种种障碍。⑤本文在梳理、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相关档案材料，从医疗卫生的视角入手，重新考察美国对日裔的强制迁徙和拘禁。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政府较为成功地应对了传染病的流行，也为日裔民众免费提供了必要的医疗照顾。这一努力虽然称不上是“英雄式的壮举”，但避免了更为严重的人道危机灾难，有利于日裔民众回归美国社会。
珍珠港事件后，很多美国人认为，夏威夷的某些日裔充当了“第五纵队”的角色，⑥帮助日本成功偷袭了美军珍珠港基地。尽管联邦调查局在事发数小时内就对“可疑的”和“危险的”日裔进行逮捕，但这远未打消公众对日裔民众是否“忠诚”的疑虑。1941年末，《赫斯特报》专栏作家亨利·麦克莱摩主张，“把这些日本鬼赶得远远的，在内地恶劣地区给他们一块地方。……让他们在那里吃苦、受罪、挨饿、送命。对于敌人，血管里流动着敌人血液的任何人，我们切莫好心容忍”。①就连那些被视作民权维护者的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加利福尼亚州首席检察官厄尔·沃伦以及著名新闻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等人也致信总统，要求驱逐美国西部的日裔公民。②这种歇斯底里的反日裔种族主义言论，折射出美国公众对日本的认知转向。长期以来，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日本民族是“一个听话而不凡的摹仿者”，但珍珠港事件后不久，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取得的一系列胜利，改变了美国人民对日本的看法，尤其是对国内日裔的态度。③要而言之，同仇敌忾的美国各州政府和人民要求，对来自敌国的日本移民及其在美国出生的子女进行驱逐或监管。
事实上，从法国沦陷开始，罗斯福总统就对美国国内是否存在“第五纵队”保持高度警惕。1941年秋至1942年春，他先后指派约翰·富兰克林·卡特④、最高法院大法官欧文·罗伯特、陆军部长助理约翰·麦克罗伊对日裔民众与美国西海岸之间的安全问题进行调查。1941年秋，约翰·富兰克林·卡特在接到指示后，委托芝加哥富商柯蒂斯·芒森对美国西海岸和夏威夷的日裔民众展开秘密调查。芒森在呈递卡特的报告中称，日裔群体看似忠诚，但一旦战事爆发，那些隐藏的不忠分子必然成为美国西海岸安全的严重威胁。由此，他建议，应逮捕一切可疑的日裔，无论他们是否具有美国公民身份。⑤此外，罗斯福还指派最高法院法官欧文·罗伯特调查美军为什么会在遭遇偷袭时毫无准备。罗伯特在调查报告中表示，倘若夏威夷的反间谍工作更为严密完备，那么至少可以降低美军的损失程度，因此，西海岸必须加强反间谍工作。⑥1942年1月底，罗斯福授权陆军部长助理约翰·麦克罗伊，全面评估西海岸的安全局势。麦克罗伊在调查后向罗斯福报告，日本在美国的间谍网络既包括第一代日裔也包括第二代日裔，威胁到了美国西海岸的安全。⑦
三次调查结果使罗斯福意识到，就算98%的日裔民众忠于美国，而2%的不忠诚者亦是巨大的安全隐患，这一安全威胁必须消除。⑧1942年1月23日，美国破译了东京发往利马的一封“魔法”情报，⑨上面写道：“我们在珍珠港的卓越表现，主要是基于当地情报人员提供的信息。……我们没有把握对英美实施决定性重创，但我们的努力能否成功完全取决于情报部门能提供多少信息。”⑩越来越多的美方情报显示，如若不能立即彻底摧毁日本在美国的间谍体系，西海岸的安全不可能得到保障。
此外，日本在偷袭珍珠港后虽未对美国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攻势，但却频繁骚扰美国西海岸，几乎每一艘离港的美國船只都遭到了日本的袭击。①这种袭扰一方面加剧了美国民众对战争随时迫近的恐慌，另一方面也坚定了美国陆军部严厉对待潜在敌人和排除一切安全隐患的决心。与此同时，轴心国在欧洲战场长驱直入，盟国在太平洋战场频频受挫。美国政府认为，必须采取更有力的措施，以加强军事安全和争取民众支持。罗斯福向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发出指示：“只要你认为是最佳选择，那就去做。”②在公共舆论的压力和军方的要求下，1942年2月19日，罗斯福签署第9066号行政命令，以战时需要和国家安全为名，迫使日侨及日裔美国公民全部迁离美国西海岸。
1942年3月2日，经美国陆军部授权，西部防区总司令约翰·德威特（John DeWitt）中将发布一级军事公告，划定加利福尼亚州、华盛顿州、俄勒冈州西部以及亚利桑那州南部1/3的地区为军事区，同时驱逐军事区内所有日裔。③据此，日裔民众可自行迁离，移入非军事区。然而，并非所有的日裔都立即理解了局势的严峻性。部分日裔民众在观望中期待局势发生逆转，或是找不到合适的新居，或是对自己的公民身份抱有幻想，认为自己不在撤离行列中。④因此，最初日裔自行迁离的进展非常缓慢。另外，他们在迁离时更多地选择靠近西海岸的内陆数州作为目的地，如爱荷华州、内华达州等。然而，这些州的白人对即将迁入的日裔人口同样十分排斥。内华达州律师协会通过决议，一致表示，“如果日裔人口在加利福尼亚是危险的话，那么对于拥有大量战略性产业的内陆州来说，威胁也是显而易见的”。⑤堪萨斯州州长佩恩·拉奈特下令，禁止任何载有日裔的车辆驶入本州。⑥鉴于自行迁离的收效甚微，以及迁离过程中迁入地的抵制，德威特中将于3月27日发布第4号军事公告，禁止军事区内的任何日裔民众擅自离开现居地，由军方统一负责将其转移到临时集合中心。⑦ 然而，对11余万名日裔民众进行集体迁移与管理，是一项庞大且复杂的工程。如果完全由军方负责，势必分散陆军的人力和物力资源，甚至影响前线作战。因此，1942年3月18日，罗斯福总统签署第9102号行政命令，宣布成立战时安置局（War Relocation Authority），任命弥尔顿·艾森豪威尔（Milton Eisenhower）为局长。⑧4月7日，为了确定撤离日裔的最终去向，西部防区司令部和战时安置局召集西部各州代表在盐湖城召开会议，希望各州能接纳日裔。在会议中弥尔顿意识到，与会州代表们非但不关心日裔的权利，反而更致力于将其排斥在本州之外。⑨于是，战时安置局当即决定，先行兴建安置中心（War Relocation Center）。不久，弥尔顿被调往战争情报处任职，农业部的狄龙·迈尔（Dillion S. Myer）接任局长一职，继续开展对日裔的安置工作。
日裔的安置去向逐渐明晰后，11余万人在集体迁徙中所潜藏的传染病危机，随即引起美国军方和战时安置局的关注，制定公共卫生应对预案迫在眉睫。正如著名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所言，大多数疾病的存在依赖于潜在宿主的庞大数量，传染病只有在上千人的社会里才能延续。我们所谓的“文明”社会的中心，毫无例外都是规模巨大、组织复杂、人口密集的城市，在欣欣向荣的城市里，频繁的交往可以使病原体不间断地从一人传染到另一人。直接在人类之间传播而无需通过中介宿主的细菌和病毒性疫病，首先是文明社会的疾病，包括麻疹、腮腺炎、百日咳、天花等，也就是现代人所熟悉的常见儿童病。①对于大部分传染病的病原体，城市居民因已接触而具有免疫力，细菌和病毒与人类宿主的免疫系统实现了一种平衡。可是一旦城市人口和乡村人口聚集达到一定规模，感染就会重现，强壮的农民子弟几乎和幼小的儿童一样，比那些来自城市贫民窟的营养不良者，死亡率更高。②在被驱逐的日裔民众中，农村人口占45%，20岁以下者占41%。③因此，美国政府十分担忧，在集体迁徙的过程中，传染性疾病将会在城乡混杂的日裔人群中爆发。显而易见，对日裔民众进行检疫和疫苗接种是必不可少的，把他们从临时集合中心分配至安置中心亦是刻不容缓。
在时局动荡、居住环境逼仄与卫生保障缺乏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关押日裔的临时集合中心势必成为一个个天然的“病菌库”。为应对疫病的爆发，美国西部防区陆军中将约翰·德威特决定向联邦政府公共卫生服务局（the U.S. Public Health Service）寻求帮助。1942年3月28日，德威特致信公共卫生服务局的W.T.哈里森（W. T. Harrison），请哈里森为日裔的迁移和安置调配所需的医护人员，购买医疗与手术设备，并为日裔患者提供必要的门诊和医院治疗。④公共卫生服务局对此予以积极的回应，号召各州、市、县的公共卫生服务部门、医疗协会、公立和私立医院，尽可能抽调医护人员，协助完成日裔民众的转移与安置。
在日裔的撤离过程中，最令人担忧的是呼吸道疾病和性病等极易被隐匿的传染病。这些疾病携带的病原体传染性极强，细菌与病毒一旦扩散，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对日裔的初步检疫必须在正式撤离开始前完成。此时，美国军方已把日裔聚居地划分为108个区，并在每个区设立民用控制站，強制所有日裔在规定时间内前来办理撤离登记手续。在军方的要求下，公共卫生服务局调配了14位白人医生和20位护士，轮流前往各个控制站，对前来登记的日裔进行体检。⑤体检项目包括身体整体状况评估，以及对手、肘、胳膊、上前胸、脖子、脸部、下结膜、眼、耳、喉、颊粘膜和宫颈腺体等具体部位检查，并要求护士在私密场所对12岁以上的女性做脱衣检查。⑥另外，生病住院以及在家养病的患者，与其主治医生确认后可不接受集体检查。最后，对于其他无法参与检疫的日裔民众，在他们到达临时集合中心，办理入住手续之前进行了体检。在所有的检测中，日裔人口一旦被诊断为疑似携带传染病，便会被送往附近医院隔离。⑦
对美国军方而言，尽快撤离和拘留包含潜在威胁分子的日裔民众确实是当务之急。然而，一旦爆发传染病，危及的不仅仅是日裔，还有西部四州的其他民众。此外，这也会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对美国战俘和滞留在日占区的美国公民实施报复的借口。⑧因此，战时民事控制局（Wartime Civil Control Administration）坚持对所有日裔进行全面的检查，其中包括X光和血样分析。但对公共卫生服务局来说，医护人员普遍性短缺的问题日益突出，而X光和血样分析的医疗检测往往事倍功半，并不是非做不可。另外，医生们也不愿卷入“拘留还是隔离”的分外之事中。此外，日裔人口中的患者则认为，被送进医院意味着被完全隔离。出于对隔离后与家人团聚无望的恐惧，患者及家人往往千方百计一同“溜进”集合中心。所以，战时民事控制局在这一阶段对日裔的卫生检疫存在较多漏洞。
按照军方和战时安置局在盐湖城会议上的决议，完成登记注册的日裔民众须即刻离开原住址，并由军方将其撤离到指定的临时集合中心。在接到下一次转移命令之前，临时集合中心不过是在日裔聚居处附近匆忙搭建起的一些兵营式房舍。战时民事控制局在选定场地的四周架起铁丝网，并沿四角建起哨楼，安排持步枪的士兵日夜站岗瞭望。对于临时集合中心内的医疗卫生问题，美国政府表示，将遵循1929年《日内瓦公约》的规定，①在任何情况下，战俘以及可视为战俘的部分公民都应得到他们所需的医疗照顾。如有可能，应由与他们属同一国籍的人进行治疗。②军方据此向公共卫生服务局提议，应尽可能充分利用日裔医生与护士。③在日裔撤离者中，共有87位是注册内科、外科医生，他们中90%是在美国接受的医学专业教育。另外，日裔人群中还有137位熟练护士、105位牙医、133位药剂师、35位验光师和92位实验室技师及助理。④于是，公共卫生服务局根据就近分配、抽多补少的原则决定，每个临时集合中心由经验丰富的一代日裔医生负责卫生检验，白人医生为其提供必要的专业指导。在意识到遭遇强制驱离的命运无法避免后，部分日裔医生开始配合美国军方的工作。⑤ 从1942年4月起，美国军方陆续为临时集合中心提供联邦政府配给的疫苗。随着医护人员和疫苗的到位，战时民事控制局于4月17日下令，正式对全体日裔民众和白人工作人员免费接种伤寒与天花疫苗。此外，在公共卫生服务局的争取下，6个月到5岁的日裔儿童全部注射了百日咳和白喉的疫苗。3月22日至6月30日，仅曼赞那中心就接种了28923例伤寒疫苗和11475例天花疫苗。⑥
在疫苗接种工作基本完成后，医护人员转而投身于解决其他公共卫生问题，如因饮食不卫生而导致的食物中毒和腹泻。在临时集合中心运转的初期，食堂环境和卫生标准不合格，是威胁日裔民众健康的首个病源。这些临时集合中心，之前大多是展览中心、赛马场，卫生环境很差，战时民事控制局在简单清理后便将日裔民众安置进来。临时集合中心内公共食堂的厨师，均从撤离者中招募，此前没有受过职业技术训练，难以胜任如此大规模的烹制工作。此外，由于临时集合中心的食堂缺乏充足的清洗工具、冷藏设备，故食物中毒频发。1942年5月9日，在弗雷斯诺集合中心（Fresno Assembly Center），295人因食用变质通心粉而出现呕吐、腹瀉、虚脱等症状。有位病人说：“上床后，我开始觉得腹部难受，公共卫生间距离营房虽然不远，但是路灯很差，道路昏暗。我拿起手电筒朝公厕走去。走近时，我才发现一大堆人在那里排队等待。不时有人打着手电筒过来，那点亮光像极了暗夜里飘动的萤火虫。”⑦急救站内药物缺乏，医护人员不得不紧急赶往附近的小镇，购买数量有限的静脉注射液等药品。⑧这类事故时有发生。直到战时民事控制局为各个临时集合中心装配了更充分的医疗设备和药品，以及对厨师等餐饮工作者进行食品卫生与安全的培训后，食物中毒的事故方才逐渐减少。
同时，战时民事控制局为满足日裔的一般性医疗需求，在15个临时集合中心都设立了以急救为主兼顾其他健康服务的救助医院。但在医疗物资普遍短缺的情况下，临时集合中心医院的药品和医疗设备不足也是难以避免的。因而，公共卫生服务局要求附近的公立医院，接收有医疗需要的日裔患者，往返路费及医疗费用由政府负担。在临时集合中心的医院中，产科和儿科是最繁忙的两个科室。日裔医生和护士基本上可以满足中心内所需的新生儿医疗照顾，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医生还会对新生儿进行家访。①但医院手术室医用物资短缺的情况时有发生，部分临时集合中心的医院甚至没有医用纱布和高压消毒灭菌的手术包。预产期的孕妇只能被送到附近的县医院，生产康复后再返回临时集合中心。
尽管临时集合中心的医疗条件有限，但没有一位日裔因得不到医疗照顾而身亡。在紧急情况下，临时集合中心的医生会叫救护车把病人送到“特殊的地方”。②然而，临时集合中心只是日裔迁徙的第一站，等待他们的是正在建设的多个拘留营。③只要拘留营达到基本的生活条件，美国军方便会以每日转移500名日裔的速度，把他们送进拘留营，同时把管辖权一并移交战时安置局。
1942年10月27日，美国军方最终将11余万日裔人口从临时集合中心转移至拘留营。临时集合中心医护人员所做的检疫与疫苗接种工作，避免了恶性传染病的爆发。加之临时集合中心的选址靠近市镇，医护人员在紧急情况下，可将患者送往附近公立医院进行医疗救治。因此，临时集合中心所提供的医疗照顾尚能满足日裔民众的基本需要。然而，在更封闭隔绝的拘留营中，美国政府能否提供符合1929年《日内瓦公约》中规定的医疗照顾，取决于他们能否构建起较为完善的医疗卫生应对机制。尽管拘留营的选址是战时安置局委派专家考察后审慎决定的，④但是10个拘留营分别建在西部州的荒漠和阿肯色州的沼泽地区，这些区域内严酷的自然环境极易诱发地方性疾病的流行。在防治流行病的过程中，战时安置局致力于完善医院救治体系，加强环境卫生管理与宣传教育，由此逐步确立了以拘留营的医院为中心的公共卫生和医疗照顾制度。
截至1942年11月，10个拘留营的日裔接收工作基本完成，但至少半数拘留营的医院仍在建设中。在这些医院投入使用之前，战时安置局要求军方建立临时诊所。在医疗设备严重短缺的临时诊所，日裔医生和护士不得不借来食堂的炉灶和应急锅炉，通过煮沸饮用水等办法，防止伤寒、副伤寒、痢疾等肠道疾病流行。⑤1942年末，以美国陆军医院为模型的10个拘留营的医院全部运营起来。这些医院均配置150至200张床位，设立的科室有普通内科、普通外科、儿科、妇产科、手术室、实验室、普通病房、隔离病房、药房、康复科、牙科、验光科，医院另设有专门的厨房等。⑥拘留营的医院院长和护士长全部由白人担任，在他们的领导下，以日裔医生和护士为主体的医疗卫生团队开始了流行病防治工作。
1942年秋末冬初，位于亚利桑那州南部沙漠中的希拉河拘留营内，近1/4的日裔人口突发高烧，身体疼痛，甚至不能下床，病情持续数周甚至数月。该拘留营的医生怀疑营内出现了溪谷热（valley fever），经斯坦福的一所球孢子菌病研究室的样本化验后，这一推断得到证实。溪谷热病是由球孢子菌引发的真菌感染，是春冬风沙季流行于亚利桑那州南部的一种地方性疾病。①此后，希拉河拘留营的医院加强了对公共环境与食堂卫生条例的落实，并组成卫生小队，定期对营地内的公共场所进行卫生检查。卫生小队每天对公共浴室和食堂进行卫生检查，给最佳者颁发流动红旗，对未达标的予以通告整改，达标后才能运营。②
1943年2月底，科罗拉多河拘留营和格拉纳达拘留营内出现了小儿麻痹症。3月初，战时安置局与全美小儿麻痹症组织协会、联邦公共卫生服务局、加州公共卫生服务处磋商后，委派流行病学家威廉姆·哈蒙（Willian Hemmon）前往科罗拉多河营地进行调查。不久，哈蒙博士提交了一份详细报告。该报告认为，小儿麻痹症是一种由脊髓灰质炎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婴幼儿比成年人的感染率更高，尚无针对性疫苗。该拘留营已出现6例小儿麻痹症，其中3例确诊患者接受治疗后出现明显好转，其他疑似病例和食堂工作人员被送往旧金山进行全面检查。此间，亚利桑那州公共卫生服务局还派遣注册护士前往西北大学接受相关的医护培训。培训结束后，这些护士便即刻前往科罗拉多河拘留营，展开防疫工作。③此外，各拘留营中的医院多次开展系列卫生讲座并放映防疫宣传片，在日裔民众中普及疾病预防和医疗急救知识。④这些教育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民众主动改变卫生习惯，推动了医院防疫工作的落实。1946年战时安置局的最终报告显示，所有拘留营总共只发生了19起小儿麻痹症病例，并未引起严重的社会恐慌。⑤ 拘留营出现的流行病中，肺结核病的预防和医治是最大的难题。1945年链霉素发现前，肺结核被称为“白色瘟疫”，被视为绝症。拘留营中的日裔民众普遍认为，肺结核是“穷人病”，会祸及子孙婚姻。由于患病者总是被污名化，所以拘留营中肺结核病患隐匿现象十分严重。⑥为有效管控疾病，各拘留营都采取了以下对策：首先，战时安置局反复宣讲肺结核防治知识，劝诫患者杜绝隐匿。其次，为尽可能找出隐匿的患者，医生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疾病史问卷调查，要求疑似肺结核患者接受检查。再次，医院配置了X光检测仪和医用实验室，医生们使用新的医学技术对带有结核病体征的病人进行诊断。最后，医院设立了专门的肺结核病房区，隔离确诊患者。⑦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结核病的传染。但隔离患者的死亡率一直很高，肺结核（206例）仍是拘留营中次于癌症（407例）和心脏病（293例）的第三大病死因素。⑧
由于临时集合中心的疫苗接种以及拘留营中的有效预防，日裔人口中没有爆发天花等致命性传染病。在医院的防治并举下，即便个别拘留营爆发了小规模流行病，其发病率和死亡率也并不高，几乎与同等人口规模的普通美国社区相当。⑨然而，防治流行病要求更多的医护人员，这一要求使得拘留营内医护人员不足的问题暴露无遗。一方面，拘留营中的医疗任务日渐繁重；⑩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日裔医生和护士通过重置项目{11}走出了拘留营。1943年底，拘留营中的日裔注册护士减少至11人，日裔实习护士只剩3人。尽管公共卫生服务局指派了一些白人与非裔护士，但也只是杯水车薪，远不足以解决护士匮乏的问题。拘留营中的护士与患者比率仅为1：32，远低于安全标准的1：21。①护士数量的缺乏，不仅限制了医院可提供的医疗服务种类，也使得医疗照顾效果大打折扣。针对这种情况，各拘留营中的医院多次开设护士助理培训班。参与培训课程的日裔女孩在注册护士的指导下，初步学习细菌学、解剖学、生理学、营养学等课程。②课程考核合格者，即可开始护理工作。据统计，至1943年末，科罗拉多河拘留营、托帕斯拘留营与希拉河拘留营的医院，其助理护士人数分别为75位、85位与95位。③
此外，医疗设施不足是各拘留营中的医院所面临的另一大难题。1942年7月，图乐湖拘留营中的病人为获得治疗向医院提议，以患者自愿集资的方式购买一台戴维森牌或麦克森牌的人工气胸仪。④1942年9月20日，希拉河拘留营的医院院长杰克·斯利思（Jack C. Sleath）承認，医院虽然建有X光检测室，但是X光检测仪迟迟不到，已严重影响了对肺结核患者的诊疗。⑤1942年11月，在怀俄明州心脏山拘留营中，医院手术室由于医用床单和消毒设备的短缺，导致一般的小手术都无法进行。⑥战时安置局对医疗设备匮乏问题颇为重视，积极为各所医院争取了更多的医疗设备。⑦此后，各拘留营医院的医治能力得到明显提升，1943年共收治了7997位住院病人和156908位门诊患者。⑧其中，口腔护理和对弱势群体的医疗照顾，在实践中逐渐发展为营地医院的“特色项目”。
首先，在口腔护理方面，拘留营中的医院平均每月接待的患者为1600例左右。⑨1943年4月，托帕斯拘留营医院医治的牙科病患者达到了1899人次。同年7月，该医院还参加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为确定蛀牙原因发起的儿童流行病调查。对近1400名学生检查后，专家们认为，该拘留营的学校儿童的口腔健康合格率为75%。⑩长期以来，美国日裔的平均收入远低于白人，享受到的牙科护理极其有限。因此，对众多来自乡村的日裔民众来说，在拘留营中的医院接受口腔检查和护理，是前所未有的医疗体验。
其次，战时安置局为拘留营内的孕妇和新生婴儿提供了较好的医疗照顾。与战前西海岸日裔社区25%以上的产妇选择助产士{11}在家里接生相比，拘留营内基本实现了更为安全的医院分娩。{12}医院的产科和儿科紧密配合，产科负责孕妇产前护理、医师接生和两周的产后恢复，儿科负责提供新生儿的称重、健康检查、饮食配方等服务。{13}1942年5月到1946年3月，共有5981个日裔婴儿在拘留营内安全出生，仅有18例死产。而在1942年之前的4年中，仅加利福尼亚州的日裔社区就有27例死产。相比之下，拘留营中的死产比例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14}
另外，拘留营内的日裔老弱病人也得到了相应的专业护理。1943年，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曼赞那拘留营率先建立了护理老弱病人的医疗机构。此后，各拘留营的医院相继相仿，纷纷建立起可容纳20至30人的“疗养区”“看护营”或“康复中心”。这些机构均位于各拘留营的医院附近，医生定期前往检查病人的健康状况，平时则由护士照料病人的饮食起居，保持机构内卫生清洁。①
二战期间，如何解决拘留营中11余万名日裔民众的健康问题，对美国政府而言是史无前例的挑战。尽管最初遭遇了流行病袭击、医护人员不足、医疗设施未能及时配置到位等困难，但在战时安置局的支持下，以及以日裔医生和护士为主的医护人员的努力下，拘留营内逐步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医疗卫生应对机制，大多数日裔民众得到了以医院治疗为中心的基本医疗照顾。在存在了近4年的拘留营中，日裔民众的游行示威活动时有发生，但没有一次是因为医疗照顾这一问题。战时安置局所采取的防疫与医疗照顾措施，在帮助构建拘留营内的安全和稳定的同时，也比较成功地避免了更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
长期以来，历史学家大多从种族政治和国家安全着眼，分析日裔民众被集体拘禁一事，并对美国政府的种族歧视政策进行批判。不过，若将目光转向医疗卫生实践，则可以看到不同的景象。为了应对日裔人口被强制迁移和集体拘禁中的卫生与疾病问题，作为“日裔唯一的朋友”，②美国战时安置局根据1929年《日内瓦公约》的规定，为日裔民众提供了必要的医疗照顾。在正式撤离开始前，美国军方与公共卫生服务局进行了严密的检疫排查，将确诊以及疑似传染病患者隔离，守住了健康与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在临时集合中心，疫苗接种和防疫工作为日裔民众在日后拘留营的“健康生活”提供了重要保障。最后，在拘留营内，战时安置局建立起的陆军式医院，为日裔民众免费提供必要的门诊和住院治疗。
二战期间，面对医护人员严重不足和医疗设施比较简陋等问题，战时安置局与公共卫生服务局防治并重，以确保拘留营中日裔的生命健康。在有限的条件下，白人与日裔医护工作者通力合作，防范传染病流行。在拘留营的医院里，许多来自农村的日裔人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口腔护理。此外，日裔弱势群体的特殊需求也受到战时安置局的重视，日裔产妇和新生儿得到了充分的母婴服务，老弱病人接受了专业护理。从这个意义上说，拘留营中对日裔的疾病预防和医疗照顾，较为成功地避免了进一步的人道危机，也有利于战后日裔民众回归美国社会。
【作者简介】谢国荣，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种族政治史。
王少红，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种族政治史。
【责任编辑：王湉湉】
关键词美国政府，日裔民众，拘留营，医疗卫生
中图分类号K1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8）18-0027-09
关于二战期间日裔美国人被集体拘禁的不幸遭遇，美国学术界已有大量的讨论。以罗杰·丹尼尔为代表的主流观点认为，美国政府将日裔民众关进“集中营”，是种族主义与战争报复的结果。①但米歇尔·马尔金在《为拘禁事件辩护》中援引大量军事情报，从军事上论证了罗斯福政府颁布9066号行政命令和集中拘禁在美的日裔民众是必要的。②此后，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开始关注拘留营中的医疗卫生问题。菲斯特·路易斯考察了临时集合中心和拘留营的医疗卫生状况，认为美国政府克服战时的重重困难，确保日裔的健康，堪称“英雄式的壮举”。③延森·格温则对36位日裔的口述史料加以研究，提出不同的看法，强调拘留营中的医疗卫生系统非常失败，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政府的筹划与管理不当。④苏珊·史密斯以女性卫生工作者为中心，认为种族主义是拘留营中医疗体系的最大缺陷，联邦政府给予二代日裔女性和白人女性更多工作机会，却给一代日裔女性和非裔女性设置了种种障碍。⑤本文在梳理、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相关档案材料，从医疗卫生的视角入手，重新考察美国对日裔的强制迁徙和拘禁。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政府较为成功地应对了传染病的流行，也为日裔民众免费提供了必要的医疗照顾。这一努力虽然称不上是“英雄式的壮举”，但避免了更为严重的人道危机灾难，有利于日裔民众回归美国社会。
珍珠港事件后，很多美国人认为，夏威夷的某些日裔充当了“第五纵队”的角色，⑥帮助日本成功偷袭了美军珍珠港基地。尽管联邦调查局在事发数小时内就对“可疑的”和“危险的”日裔进行逮捕，但这远未打消公众对日裔民众是否“忠诚”的疑虑。1941年末，《赫斯特报》专栏作家亨利·麦克莱摩主张，“把这些日本鬼赶得远远的，在内地恶劣地区给他们一块地方。……让他们在那里吃苦、受罪、挨饿、送命。对于敌人，血管里流动着敌人血液的任何人，我们切莫好心容忍”。①就连那些被视作民权维护者的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加利福尼亚州首席检察官厄尔·沃伦以及著名新闻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等人也致信总统，要求驱逐美国西部的日裔公民。②这种歇斯底里的反日裔种族主义言论，折射出美国公众对日本的认知转向。长期以来，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日本民族是“一个听话而不凡的摹仿者”，但珍珠港事件后不久，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取得的一系列胜利，改变了美国人民对日本的看法，尤其是对国内日裔的态度。③要而言之，同仇敌忾的美国各州政府和人民要求，对来自敌国的日本移民及其在美国出生的子女进行驱逐或监管。
事实上，从法国沦陷开始，罗斯福总统就对美国国内是否存在“第五纵队”保持高度警惕。1941年秋至1942年春，他先后指派约翰·富兰克林·卡特④、最高法院大法官欧文·罗伯特、陆军部长助理约翰·麦克罗伊对日裔民众与美国西海岸之间的安全问题进行调查。1941年秋，约翰·富兰克林·卡特在接到指示后，委托芝加哥富商柯蒂斯·芒森对美国西海岸和夏威夷的日裔民众展开秘密调查。芒森在呈递卡特的报告中称，日裔群体看似忠诚，但一旦战事爆发，那些隐藏的不忠分子必然成为美国西海岸安全的严重威胁。由此，他建议，应逮捕一切可疑的日裔，无论他们是否具有美国公民身份。⑤此外，罗斯福还指派最高法院法官欧文·罗伯特调查美军为什么会在遭遇偷袭时毫无准备。罗伯特在调查报告中表示，倘若夏威夷的反间谍工作更为严密完备，那么至少可以降低美军的损失程度，因此，西海岸必须加强反间谍工作。⑥1942年1月底，罗斯福授权陆军部长助理约翰·麦克罗伊，全面评估西海岸的安全局势。麦克罗伊在调查后向罗斯福报告，日本在美国的间谍网络既包括第一代日裔也包括第二代日裔，威胁到了美国西海岸的安全。⑦
三次调查结果使罗斯福意识到，就算98%的日裔民众忠于美国，而2%的不忠诚者亦是巨大的安全隐患，这一安全威胁必须消除。⑧1942年1月23日，美国破译了东京发往利马的一封“魔法”情报，⑨上面写道：“我们在珍珠港的卓越表现，主要是基于当地情报人员提供的信息。……我们没有把握对英美实施决定性重创，但我们的努力能否成功完全取决于情报部门能提供多少信息。”⑩越来越多的美方情报显示，如若不能立即彻底摧毁日本在美国的间谍体系，西海岸的安全不可能得到保障。
此外，日本在偷袭珍珠港后虽未对美国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攻势，但却频繁骚扰美国西海岸，几乎每一艘离港的美國船只都遭到了日本的袭击。①这种袭扰一方面加剧了美国民众对战争随时迫近的恐慌，另一方面也坚定了美国陆军部严厉对待潜在敌人和排除一切安全隐患的决心。与此同时，轴心国在欧洲战场长驱直入，盟国在太平洋战场频频受挫。美国政府认为，必须采取更有力的措施，以加强军事安全和争取民众支持。罗斯福向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发出指示：“只要你认为是最佳选择，那就去做。”②在公共舆论的压力和军方的要求下，1942年2月19日，罗斯福签署第9066号行政命令，以战时需要和国家安全为名，迫使日侨及日裔美国公民全部迁离美国西海岸。
1942年3月2日，经美国陆军部授权，西部防区总司令约翰·德威特（John DeWitt）中将发布一级军事公告，划定加利福尼亚州、华盛顿州、俄勒冈州西部以及亚利桑那州南部1/3的地区为军事区，同时驱逐军事区内所有日裔。③据此，日裔民众可自行迁离，移入非军事区。然而，并非所有的日裔都立即理解了局势的严峻性。部分日裔民众在观望中期待局势发生逆转，或是找不到合适的新居，或是对自己的公民身份抱有幻想，认为自己不在撤离行列中。④因此，最初日裔自行迁离的进展非常缓慢。另外，他们在迁离时更多地选择靠近西海岸的内陆数州作为目的地，如爱荷华州、内华达州等。然而，这些州的白人对即将迁入的日裔人口同样十分排斥。内华达州律师协会通过决议，一致表示，“如果日裔人口在加利福尼亚是危险的话，那么对于拥有大量战略性产业的内陆州来说，威胁也是显而易见的”。⑤堪萨斯州州长佩恩·拉奈特下令，禁止任何载有日裔的车辆驶入本州。⑥鉴于自行迁离的收效甚微，以及迁离过程中迁入地的抵制，德威特中将于3月27日发布第4号军事公告，禁止军事区内的任何日裔民众擅自离开现居地，由军方统一负责将其转移到临时集合中心。⑦ 然而，对11余万名日裔民众进行集体迁移与管理，是一项庞大且复杂的工程。如果完全由军方负责，势必分散陆军的人力和物力资源，甚至影响前线作战。因此，1942年3月18日，罗斯福总统签署第9102号行政命令，宣布成立战时安置局（War Relocation Authority），任命弥尔顿·艾森豪威尔（Milton Eisenhower）为局长。⑧4月7日，为了确定撤离日裔的最终去向，西部防区司令部和战时安置局召集西部各州代表在盐湖城召开会议，希望各州能接纳日裔。在会议中弥尔顿意识到，与会州代表们非但不关心日裔的权利，反而更致力于将其排斥在本州之外。⑨于是，战时安置局当即决定，先行兴建安置中心（War Relocation Center）。不久，弥尔顿被调往战争情报处任职，农业部的狄龙·迈尔（Dillion S. Myer）接任局长一职，继续开展对日裔的安置工作。
日裔的安置去向逐渐明晰后，11余万人在集体迁徙中所潜藏的传染病危机，随即引起美国军方和战时安置局的关注，制定公共卫生应对预案迫在眉睫。正如著名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所言，大多数疾病的存在依赖于潜在宿主的庞大数量，传染病只有在上千人的社会里才能延续。我们所谓的“文明”社会的中心，毫无例外都是规模巨大、组织复杂、人口密集的城市，在欣欣向荣的城市里，频繁的交往可以使病原体不间断地从一人传染到另一人。直接在人类之间传播而无需通过中介宿主的细菌和病毒性疫病，首先是文明社会的疾病，包括麻疹、腮腺炎、百日咳、天花等，也就是现代人所熟悉的常见儿童病。①对于大部分传染病的病原体，城市居民因已接触而具有免疫力，细菌和病毒与人类宿主的免疫系统实现了一种平衡。可是一旦城市人口和乡村人口聚集达到一定规模，感染就会重现，强壮的农民子弟几乎和幼小的儿童一样，比那些来自城市贫民窟的营养不良者，死亡率更高。②在被驱逐的日裔民众中，农村人口占45%，20岁以下者占41%。③因此，美国政府十分担忧，在集体迁徙的过程中，传染性疾病将会在城乡混杂的日裔人群中爆发。显而易见，对日裔民众进行检疫和疫苗接种是必不可少的，把他们从临时集合中心分配至安置中心亦是刻不容缓。
在时局动荡、居住环境逼仄与卫生保障缺乏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关押日裔的临时集合中心势必成为一个个天然的“病菌库”。为应对疫病的爆发，美国西部防区陆军中将约翰·德威特决定向联邦政府公共卫生服务局（the U.S. Public Health Service）寻求帮助。1942年3月28日，德威特致信公共卫生服务局的W.T.哈里森（W. T. Harrison），请哈里森为日裔的迁移和安置调配所需的医护人员，购买医疗与手术设备，并为日裔患者提供必要的门诊和医院治疗。④公共卫生服务局对此予以积极的回应，号召各州、市、县的公共卫生服务部门、医疗协会、公立和私立医院，尽可能抽调医护人员，协助完成日裔民众的转移与安置。
在日裔的撤离过程中，最令人担忧的是呼吸道疾病和性病等极易被隐匿的传染病。这些疾病携带的病原体传染性极强，细菌与病毒一旦扩散，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对日裔的初步检疫必须在正式撤离开始前完成。此时，美国军方已把日裔聚居地划分为108个区，并在每个区设立民用控制站，強制所有日裔在规定时间内前来办理撤离登记手续。在军方的要求下，公共卫生服务局调配了14位白人医生和20位护士，轮流前往各个控制站，对前来登记的日裔进行体检。⑤体检项目包括身体整体状况评估，以及对手、肘、胳膊、上前胸、脖子、脸部、下结膜、眼、耳、喉、颊粘膜和宫颈腺体等具体部位检查，并要求护士在私密场所对12岁以上的女性做脱衣检查。⑥另外，生病住院以及在家养病的患者，与其主治医生确认后可不接受集体检查。最后，对于其他无法参与检疫的日裔民众，在他们到达临时集合中心，办理入住手续之前进行了体检。在所有的检测中，日裔人口一旦被诊断为疑似携带传染病，便会被送往附近医院隔离。⑦
对美国军方而言，尽快撤离和拘留包含潜在威胁分子的日裔民众确实是当务之急。然而，一旦爆发传染病，危及的不仅仅是日裔，还有西部四州的其他民众。此外，这也会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对美国战俘和滞留在日占区的美国公民实施报复的借口。⑧因此，战时民事控制局（Wartime Civil Control Administration）坚持对所有日裔进行全面的检查，其中包括X光和血样分析。但对公共卫生服务局来说，医护人员普遍性短缺的问题日益突出，而X光和血样分析的医疗检测往往事倍功半，并不是非做不可。另外，医生们也不愿卷入“拘留还是隔离”的分外之事中。此外，日裔人口中的患者则认为，被送进医院意味着被完全隔离。出于对隔离后与家人团聚无望的恐惧，患者及家人往往千方百计一同“溜进”集合中心。所以，战时民事控制局在这一阶段对日裔的卫生检疫存在较多漏洞。
按照军方和战时安置局在盐湖城会议上的决议，完成登记注册的日裔民众须即刻离开原住址，并由军方将其撤离到指定的临时集合中心。在接到下一次转移命令之前，临时集合中心不过是在日裔聚居处附近匆忙搭建起的一些兵营式房舍。战时民事控制局在选定场地的四周架起铁丝网，并沿四角建起哨楼，安排持步枪的士兵日夜站岗瞭望。对于临时集合中心内的医疗卫生问题，美国政府表示，将遵循1929年《日内瓦公约》的规定，①在任何情况下，战俘以及可视为战俘的部分公民都应得到他们所需的医疗照顾。如有可能，应由与他们属同一国籍的人进行治疗。②军方据此向公共卫生服务局提议，应尽可能充分利用日裔医生与护士。③在日裔撤离者中，共有87位是注册内科、外科医生，他们中90%是在美国接受的医学专业教育。另外，日裔人群中还有137位熟练护士、105位牙医、133位药剂师、35位验光师和92位实验室技师及助理。④于是，公共卫生服务局根据就近分配、抽多补少的原则决定，每个临时集合中心由经验丰富的一代日裔医生负责卫生检验，白人医生为其提供必要的专业指导。在意识到遭遇强制驱离的命运无法避免后，部分日裔医生开始配合美国军方的工作。⑤ 从1942年4月起，美国军方陆续为临时集合中心提供联邦政府配给的疫苗。随着医护人员和疫苗的到位，战时民事控制局于4月17日下令，正式对全体日裔民众和白人工作人员免费接种伤寒与天花疫苗。此外，在公共卫生服务局的争取下，6个月到5岁的日裔儿童全部注射了百日咳和白喉的疫苗。3月22日至6月30日，仅曼赞那中心就接种了28923例伤寒疫苗和11475例天花疫苗。⑥
在疫苗接种工作基本完成后，医护人员转而投身于解决其他公共卫生问题，如因饮食不卫生而导致的食物中毒和腹泻。在临时集合中心运转的初期，食堂环境和卫生标准不合格，是威胁日裔民众健康的首个病源。这些临时集合中心，之前大多是展览中心、赛马场，卫生环境很差，战时民事控制局在简单清理后便将日裔民众安置进来。临时集合中心内公共食堂的厨师，均从撤离者中招募，此前没有受过职业技术训练，难以胜任如此大规模的烹制工作。此外，由于临时集合中心的食堂缺乏充足的清洗工具、冷藏设备，故食物中毒频发。1942年5月9日，在弗雷斯诺集合中心（Fresno Assembly Center），295人因食用变质通心粉而出现呕吐、腹瀉、虚脱等症状。有位病人说：“上床后，我开始觉得腹部难受，公共卫生间距离营房虽然不远，但是路灯很差，道路昏暗。我拿起手电筒朝公厕走去。走近时，我才发现一大堆人在那里排队等待。不时有人打着手电筒过来，那点亮光像极了暗夜里飘动的萤火虫。”⑦急救站内药物缺乏，医护人员不得不紧急赶往附近的小镇，购买数量有限的静脉注射液等药品。⑧这类事故时有发生。直到战时民事控制局为各个临时集合中心装配了更充分的医疗设备和药品，以及对厨师等餐饮工作者进行食品卫生与安全的培训后，食物中毒的事故方才逐渐减少。
同时，战时民事控制局为满足日裔的一般性医疗需求，在15个临时集合中心都设立了以急救为主兼顾其他健康服务的救助医院。但在医疗物资普遍短缺的情况下，临时集合中心医院的药品和医疗设备不足也是难以避免的。因而，公共卫生服务局要求附近的公立医院，接收有医疗需要的日裔患者，往返路费及医疗费用由政府负担。在临时集合中心的医院中，产科和儿科是最繁忙的两个科室。日裔医生和护士基本上可以满足中心内所需的新生儿医疗照顾，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医生还会对新生儿进行家访。①但医院手术室医用物资短缺的情况时有发生，部分临时集合中心的医院甚至没有医用纱布和高压消毒灭菌的手术包。预产期的孕妇只能被送到附近的县医院，生产康复后再返回临时集合中心。
尽管临时集合中心的医疗条件有限，但没有一位日裔因得不到医疗照顾而身亡。在紧急情况下，临时集合中心的医生会叫救护车把病人送到“特殊的地方”。②然而，临时集合中心只是日裔迁徙的第一站，等待他们的是正在建设的多个拘留营。③只要拘留营达到基本的生活条件，美国军方便会以每日转移500名日裔的速度，把他们送进拘留营，同时把管辖权一并移交战时安置局。
1942年10月27日，美国军方最终将11余万日裔人口从临时集合中心转移至拘留营。临时集合中心医护人员所做的检疫与疫苗接种工作，避免了恶性传染病的爆发。加之临时集合中心的选址靠近市镇，医护人员在紧急情况下，可将患者送往附近公立医院进行医疗救治。因此，临时集合中心所提供的医疗照顾尚能满足日裔民众的基本需要。然而，在更封闭隔绝的拘留营中，美国政府能否提供符合1929年《日内瓦公约》中规定的医疗照顾，取决于他们能否构建起较为完善的医疗卫生应对机制。尽管拘留营的选址是战时安置局委派专家考察后审慎决定的，④但是10个拘留营分别建在西部州的荒漠和阿肯色州的沼泽地区，这些区域内严酷的自然环境极易诱发地方性疾病的流行。在防治流行病的过程中，战时安置局致力于完善医院救治体系，加强环境卫生管理与宣传教育，由此逐步确立了以拘留营的医院为中心的公共卫生和医疗照顾制度。
截至1942年11月，10个拘留营的日裔接收工作基本完成，但至少半数拘留营的医院仍在建设中。在这些医院投入使用之前，战时安置局要求军方建立临时诊所。在医疗设备严重短缺的临时诊所，日裔医生和护士不得不借来食堂的炉灶和应急锅炉，通过煮沸饮用水等办法，防止伤寒、副伤寒、痢疾等肠道疾病流行。⑤1942年末，以美国陆军医院为模型的10个拘留营的医院全部运营起来。这些医院均配置150至200张床位，设立的科室有普通内科、普通外科、儿科、妇产科、手术室、实验室、普通病房、隔离病房、药房、康复科、牙科、验光科，医院另设有专门的厨房等。⑥拘留营的医院院长和护士长全部由白人担任，在他们的领导下，以日裔医生和护士为主体的医疗卫生团队开始了流行病防治工作。
1942年秋末冬初，位于亚利桑那州南部沙漠中的希拉河拘留营内，近1/4的日裔人口突发高烧，身体疼痛，甚至不能下床，病情持续数周甚至数月。该拘留营的医生怀疑营内出现了溪谷热（valley fever），经斯坦福的一所球孢子菌病研究室的样本化验后，这一推断得到证实。溪谷热病是由球孢子菌引发的真菌感染，是春冬风沙季流行于亚利桑那州南部的一种地方性疾病。①此后，希拉河拘留营的医院加强了对公共环境与食堂卫生条例的落实，并组成卫生小队，定期对营地内的公共场所进行卫生检查。卫生小队每天对公共浴室和食堂进行卫生检查，给最佳者颁发流动红旗，对未达标的予以通告整改，达标后才能运营。②
1943年2月底，科罗拉多河拘留营和格拉纳达拘留营内出现了小儿麻痹症。3月初，战时安置局与全美小儿麻痹症组织协会、联邦公共卫生服务局、加州公共卫生服务处磋商后，委派流行病学家威廉姆·哈蒙（Willian Hemmon）前往科罗拉多河营地进行调查。不久，哈蒙博士提交了一份详细报告。该报告认为，小儿麻痹症是一种由脊髓灰质炎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婴幼儿比成年人的感染率更高，尚无针对性疫苗。该拘留营已出现6例小儿麻痹症，其中3例确诊患者接受治疗后出现明显好转，其他疑似病例和食堂工作人员被送往旧金山进行全面检查。此间，亚利桑那州公共卫生服务局还派遣注册护士前往西北大学接受相关的医护培训。培训结束后，这些护士便即刻前往科罗拉多河拘留营，展开防疫工作。③此外，各拘留营中的医院多次开展系列卫生讲座并放映防疫宣传片，在日裔民众中普及疾病预防和医疗急救知识。④这些教育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民众主动改变卫生习惯，推动了医院防疫工作的落实。1946年战时安置局的最终报告显示，所有拘留营总共只发生了19起小儿麻痹症病例，并未引起严重的社会恐慌。⑤ 拘留营出现的流行病中，肺结核病的预防和医治是最大的难题。1945年链霉素发现前，肺结核被称为“白色瘟疫”，被视为绝症。拘留营中的日裔民众普遍认为，肺结核是“穷人病”，会祸及子孙婚姻。由于患病者总是被污名化，所以拘留营中肺结核病患隐匿现象十分严重。⑥为有效管控疾病，各拘留营都采取了以下对策：首先，战时安置局反复宣讲肺结核防治知识，劝诫患者杜绝隐匿。其次，为尽可能找出隐匿的患者，医生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疾病史问卷调查，要求疑似肺结核患者接受检查。再次，医院配置了X光检测仪和医用实验室，医生们使用新的医学技术对带有结核病体征的病人进行诊断。最后，医院设立了专门的肺结核病房区，隔离确诊患者。⑦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结核病的传染。但隔离患者的死亡率一直很高，肺结核（206例）仍是拘留营中次于癌症（407例）和心脏病（293例）的第三大病死因素。⑧
由于临时集合中心的疫苗接种以及拘留营中的有效预防，日裔人口中没有爆发天花等致命性传染病。在医院的防治并举下，即便个别拘留营爆发了小规模流行病，其发病率和死亡率也并不高，几乎与同等人口规模的普通美国社区相当。⑨然而，防治流行病要求更多的医护人员，这一要求使得拘留营内医护人员不足的问题暴露无遗。一方面，拘留营中的医疗任务日渐繁重；⑩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日裔医生和护士通过重置项目{11}走出了拘留营。1943年底，拘留营中的日裔注册护士减少至11人，日裔实习护士只剩3人。尽管公共卫生服务局指派了一些白人与非裔护士，但也只是杯水车薪，远不足以解决护士匮乏的问题。拘留营中的护士与患者比率仅为1：32，远低于安全标准的1：21。①护士数量的缺乏，不仅限制了医院可提供的医疗服务种类，也使得医疗照顾效果大打折扣。针对这种情况，各拘留营中的医院多次开设护士助理培训班。参与培训课程的日裔女孩在注册护士的指导下，初步学习细菌学、解剖学、生理学、营养学等课程。②课程考核合格者，即可开始护理工作。据统计，至1943年末，科罗拉多河拘留营、托帕斯拘留营与希拉河拘留营的医院，其助理护士人数分别为75位、85位与95位。③
此外，医疗设施不足是各拘留营中的医院所面临的另一大难题。1942年7月，图乐湖拘留营中的病人为获得治疗向医院提议，以患者自愿集资的方式购买一台戴维森牌或麦克森牌的人工气胸仪。④1942年9月20日，希拉河拘留营的医院院长杰克·斯利思（Jack C. Sleath）承認，医院虽然建有X光检测室，但是X光检测仪迟迟不到，已严重影响了对肺结核患者的诊疗。⑤1942年11月，在怀俄明州心脏山拘留营中，医院手术室由于医用床单和消毒设备的短缺，导致一般的小手术都无法进行。⑥战时安置局对医疗设备匮乏问题颇为重视，积极为各所医院争取了更多的医疗设备。⑦此后，各拘留营医院的医治能力得到明显提升，1943年共收治了7997位住院病人和156908位门诊患者。⑧其中，口腔护理和对弱势群体的医疗照顾，在实践中逐渐发展为营地医院的“特色项目”。
首先，在口腔护理方面，拘留营中的医院平均每月接待的患者为1600例左右。⑨1943年4月，托帕斯拘留营医院医治的牙科病患者达到了1899人次。同年7月，该医院还参加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为确定蛀牙原因发起的儿童流行病调查。对近1400名学生检查后，专家们认为，该拘留营的学校儿童的口腔健康合格率为75%。⑩长期以来，美国日裔的平均收入远低于白人，享受到的牙科护理极其有限。因此，对众多来自乡村的日裔民众来说，在拘留营中的医院接受口腔检查和护理，是前所未有的医疗体验。
其次，战时安置局为拘留营内的孕妇和新生婴儿提供了较好的医疗照顾。与战前西海岸日裔社区25%以上的产妇选择助产士{11}在家里接生相比，拘留营内基本实现了更为安全的医院分娩。{12}医院的产科和儿科紧密配合，产科负责孕妇产前护理、医师接生和两周的产后恢复，儿科负责提供新生儿的称重、健康检查、饮食配方等服务。{13}1942年5月到1946年3月，共有5981个日裔婴儿在拘留营内安全出生，仅有18例死产。而在1942年之前的4年中，仅加利福尼亚州的日裔社区就有27例死产。相比之下，拘留营中的死产比例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14}
另外，拘留营内的日裔老弱病人也得到了相应的专业护理。1943年，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曼赞那拘留营率先建立了护理老弱病人的医疗机构。此后，各拘留营的医院相继相仿，纷纷建立起可容纳20至30人的“疗养区”“看护营”或“康复中心”。这些机构均位于各拘留营的医院附近，医生定期前往检查病人的健康状况，平时则由护士照料病人的饮食起居，保持机构内卫生清洁。①
二战期间，如何解决拘留营中11余万名日裔民众的健康问题，对美国政府而言是史无前例的挑战。尽管最初遭遇了流行病袭击、医护人员不足、医疗设施未能及时配置到位等困难，但在战时安置局的支持下，以及以日裔医生和护士为主的医护人员的努力下，拘留营内逐步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医疗卫生应对机制，大多数日裔民众得到了以医院治疗为中心的基本医疗照顾。在存在了近4年的拘留营中，日裔民众的游行示威活动时有发生，但没有一次是因为医疗照顾这一问题。战时安置局所采取的防疫与医疗照顾措施，在帮助构建拘留营内的安全和稳定的同时，也比较成功地避免了更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
长期以来，历史学家大多从种族政治和国家安全着眼，分析日裔民众被集体拘禁一事，并对美国政府的种族歧视政策进行批判。不过，若将目光转向医疗卫生实践，则可以看到不同的景象。为了应对日裔人口被强制迁移和集体拘禁中的卫生与疾病问题，作为“日裔唯一的朋友”，②美国战时安置局根据1929年《日内瓦公约》的规定，为日裔民众提供了必要的医疗照顾。在正式撤离开始前，美国军方与公共卫生服务局进行了严密的检疫排查，将确诊以及疑似传染病患者隔离，守住了健康与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在临时集合中心，疫苗接种和防疫工作为日裔民众在日后拘留营的“健康生活”提供了重要保障。最后，在拘留营内，战时安置局建立起的陆军式医院，为日裔民众免费提供必要的门诊和住院治疗。
二战期间，面对医护人员严重不足和医疗设施比较简陋等问题，战时安置局与公共卫生服务局防治并重，以确保拘留营中日裔的生命健康。在有限的条件下，白人与日裔医护工作者通力合作，防范传染病流行。在拘留营的医院里，许多来自农村的日裔人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口腔护理。此外，日裔弱势群体的特殊需求也受到战时安置局的重视，日裔产妇和新生儿得到了充分的母婴服务，老弱病人接受了专业护理。从这个意义上说，拘留营中对日裔的疾病预防和医疗照顾，较为成功地避免了进一步的人道危机，也有利于战后日裔民众回归美国社会。
【作者简介】谢国荣，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种族政治史。
王少红，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种族政治史。
【责任编辑：王湉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