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发的前一天是大年初五，去售票厅排不上票，托站上的一个亲戚买初六的火车票。妈妈说买晚一些，十五十六才好——年还未跑，人倒跑了——我们去旅行。
　　早上五点钟的火车，照例四点钟就要起床往车站赶。天只挂着蒙蒙的亮光，马路上寂静空旷，临街地店铺和这城市一样都在睡着，在半黑暗中，只有高高的水泥杆上悬着一盏昏黄路灯，像隔绝了的一个小温暖世界，怎么看都是昏昏欲睡。
　　车站里面穿酱紫大衣的检票员来回走动，一张困倦的脸被灯光照着，似乎显得苍老。到检票的时候，排在最前面的两个女人因为持过期票被售票员扣了下来。有一个女人是乡下装扮，头上围着绿麻手巾，挎了一个花绿方格的包袱，脸上惊慌错愕的表情有些狡黠，张嘴喊着：“我的老天爷呀。”又和同行的另一个女人商量给站上哪一个认识的人物打电话，看能不能通融过去。
　　这火车是发到很远的地方，似乎本地只是一个小站，旅客们不敢耽搁，进了站台拼命提着箱子往火车奔，人人像难民逃命。接站的列车员挨着白铁壳子火车站，看不清脸，只有手里握着的绿光手电筒不停摇晃，就像乡下跳大神的神婆祷舞，看着有些诡异地骇然。临上车的时候左顾右盼，出发的喜悦心情已经像去购物。
　　旅客们一上完，火车就在晓雾里嘶啸着开出城市，车窗外面亮了很多，城市和人群是方才醒来的无神，一些灰黑的房子里朦胧亮着灯火。因为早起，坐了三站，也盹了三站，后来一下子涌上许多人，火车上热闹起来，方便面地气味在车厢里晃来晃去。
　　张爱玲女士说，中国人的出行似乎带有野餐性质。西方旅客就不同，他们素来不太担心旅途中的食物，乐观的仿佛路上哪一处都可以买到——难道是某种暗示性质地传承？从前三宝太监下西洋到古里，只是“刻石于兹，永昭万世”，访问了一番又回去。过了许久，却有个叫达伽马地葡萄牙人也到了古里，在人家的土地上插了标注，意思以后这里是殖民地了，仿佛在抢注专利。又有个南非的政治家讲：西方人来到我们面前时，手中拿着圣经，我们手中有黄金，后来时间久了，就变成他们手中有黄金，我们手中拿着圣经……中国人大抵有民以食为天的传统，观念甚深。
　　因为是野餐性质，每到一地都有一地的特产，煎饼、花生、大枣……停站的时候，挎着篮子的女人会上车叫卖。有一种山东的特产德州扒鸡是火车上售货员推着铁皮小车叫卖，从第一节车厢走到最后一节车厢，一张肥嘟嘟地烧饼大脸上油气光亮，仿佛是扒鸡熏染过的。这火车厢人很多，然而她总有法子变魔术一样从人群中反复穿过，像个泥鳅一样，腻着人走。
　　火车走了一路，除了城市，外面大都是青黄的土地和一些高高的山丘，河流很少，几近干涸，终究看到一条大河，可能是冰封住了，落日的余辉下，散发出阵阵雾气，萦萦绕绕，茫茫的无边。几艘木头小船横七竖八放在岸边。远处是一个个青黛色的小山，山腰上一片片干枯的树林，有几间灰白低矮的房子星星点点散布其间，颇有一些油画的感觉，给这寒冷的增添了些诗情画意。
　　有一个天津女人，不知是哪站上来，查票的时候没有车票，她大抵有过许多经验，跟查票的先尾尾诉苦。那查票的是东北人，戴着六角边框眼镜，看起来就是一幅“悍然不可动”的样子，等她讲完了，只说如果不补票，下一站到站就要赶她下去。天津女人跟他磨了半天，终究还是补了一张站票。
　　下一站是个转站的地方，下的人多，她就找了座位坐好，但仍然悻悻地对旁边人讲，她上一年春运如何靠一张站台票混到家里：“喏，从西安到天津，好几千里都没事嘛。”她笑着讲，是那种偷到果子的开心。
　　坐火车，时间会充分显示它的冷峻和孤傲，它把本来疯跑的岁月，细细辗碎，像夜晚的风一样拂到你的面前。它让你不得不细数这些日子以来，你的孤独，你的忧虑，你的高兴，你的悲伤，还有你的未来。就像里尔克在《孤寂》里那样写道：“孤寂的雨下个不停/在深巷里/昏暗的黎明/当一无所获的身躯分离开来/失望的悲哀/各奔东西/当彼此仇恨的人们/不得不睡在一起/这时孤寂如同江河/铺盖大地。”
　　火车上的时间，是我们期待答案的过程，是拂晓的天光到来之前的黑暗，我们可以听到很多不同的声音，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各个阶层。他们有农民工、学生、白领、小商人、画家、作家、军人、自由职业者、身怀绝技的手艺人等等。他们中有的走南闯北，见识广博，还有的天资聪赋，料事如神，他们是生活中的某些代表。他们谈政治，谈时局的变化，谈中国和外国，谈文化和艺术，谈生意和职业，谈奇闻和经历，谈战争和犯罪。有时候你会听得哈哈一笑，有时候你竟觉得他们谈论的事情是你从未知道的，不由得生出民间果然藏龙卧虎之感。
　　突然想起鲁迅先生的话，人立起来之后，“沙聚之邦，转为人国”。人不立，国家再有钱、再强大，也是没用的，这个国很快就会覆灭。当我们去认真思考中国传统教育的精华、毛泽东教育思想的精华，以及当前欧美、东亚等其他国家教育的精华时，会发现其间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这个一致性就是：“学以致用，学以成人”。
　　是啊，现在想起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的结尾所发出的一声最为沉痛愤懑的呼喊“救救孩子”似乎是惊醒了一个时代，开启了一个有关启蒙与教育的重大话题。
　　王安忆在她的小说《忧伤的年代》里写道：“我们经受着怎样的折磨啊！生长的尖锐的激素咬噬着我们，痛苦是无可明状的，不确定的，不明所以的。寻找突破口，也是盲目的。
　　在半睡半醒间想了许多，火车在一处站台停了很久，又到了吃饭时间，卖盒饭的推着铁皮小车叫卖，价格却贵得离谱。好在大多数人都带了食物，因为知道火车上太贵——这仿佛成了他们特权，理所应当比街上店铺里贵两倍的价钱。等到带的食物吃了七七八八，也到了下车时间——野餐结束了。